劉伯堅，祖籍江西，1895年1月9日出生於四川巴中市龍崗寺（今屬平昌縣）一個小商販家庭，1918年秋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堂學習，1920年6月前往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冬他同周恩來等創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春被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中共旅比利時支部書記，中共旅歐總支部委員。1923年11月，劉伯堅進入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後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馮玉祥到蘇聯後，共產國際派劉伯堅以《前進報》記者的身份，做爭取馮玉祥的工作。在相處的3個多月裡劉伯堅和馮玉祥彼此信任，肝膽相照。因此，馮玉祥要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劉伯堅等人與他一道回國。劉伯堅回國後，任馮玉祥國民聯軍政治部副部長。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致信劉伯堅，要求黨在軍隊中“側重政治宣傳工作”。劉伯堅利用一切機會向士兵講解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與十月革命史等。他口才很好，講話從不用稿子，很有號召力和說服力。士兵們說“聽過劉部長一次演講，當得了三個月餉”。大革命失敗後，劉伯堅被馮玉祥“禮送離隊”。只有極少數沒有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潛伏下來，以待時機。1927年7月，劉伯堅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省暴動行動委員會委員；1928年再度赴蘇聯學習。
1930年8月，劉伯堅再次從蘇聯回國。同年秋接受黨組織安排，攜妻帶子進入中央蘇區，被分配在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工作。
1930年10月，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混戰失敗。蔣介石高價收買孫連仲當總指揮，蒐羅馮玉祥殘部拼湊起一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
1931年2月，第二十六路軍進入江西“圍剿”紅軍，隱蔽在該部的中共秘密黨員，根據中革軍委的安排和指示，在該部秘密建立中共地下特支，發展總指揮部參謀長趙博生等人入黨，積極開展活動，策劃兵暴起義。不料在1931年11月底，第二十六路軍中共地下特支的秘密被國民黨南昌行營獲悉。南昌行營分別拍來密電和派飛機在寧都城空投指令，命令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速將該部中共黨員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3人捉拿解送南昌行營懲處，情況十分危急。中共地下特支和趙博生、董振堂等人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提前率部起義。為取得中革軍委的領導和支持，決定12月5日派袁漢澄前往瑞金，與中革軍委領導商定起義大計。袁漢澄抵達瑞金後，很快見到了朱德，並問道：“總司令，你知道劉部長嗎？”朱德答道：“你問的是劉伯堅同志嗎？他在西北軍當過總政治部部長。你認得他嗎？明天他會來參加軍委會，到時候你就看到他了。”12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軍委會。到會的有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總參謀長葉劍英、總參謀處處長左權、軍委秘書長劉伯堅、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等。會上，中革軍委確定了支持起義的7點指示。
會後，劉伯堅、王稼祥、左權把袁漢澄領到毛澤東住處聽取意見。毛澤東指示：“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這全靠我們黨做了過細的組織工作，行動要堅決，要注意保密，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局部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插上一刀也是好的。”
劉伯堅在第二十六路軍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趙博生、董振堂等人對他非常信任。在地下特支派袁漢澄赴瑞金彙報請示的同時，趙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也共同派中共地下黨員郭如嶽前往瑞金尋找劉伯堅，希望獲得支持和指示。郭如嶽抵達瑞金後見到了劉伯堅，得到了同袁漢澄一樣的答覆。12月7日，劉伯堅代表中革軍委給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我代表紅軍以十萬分熱烈誠懇的敬禮，歡迎在中國革命中奮鬥多年的諸位同志，來同紅軍共謀勞苦工農的解放，同時把將要被帝國主義瓜分的中國奪回來，交給全國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群眾手中，這是何等光榮何等偉大的歷史際會啊！”
12月8日，中革軍委派劉伯堅、王稼祥、左權等人攜電臺來到寧都固村，負責與第二十六路軍聯繫，組織起義。此時，季振同認為原定將寧都起義部隊改編為紅軍第十六軍的番號過小，想親自和劉伯堅直接商談。於是，12月上旬末，趙博生提出再次聯名寫信給劉伯堅，徵求他的意見，季、董均表示同意。董振堂派郭如嶽，季振同派盧壽椿帶信去找劉伯堅晤商。他們在蘇區見到了劉伯堅、王稼祥、左權等人，把趙、董、季、黃等人的願望和打算進行了詳細彙報。經過研究，劉伯堅代表中革軍委就起義時間、辦法、起義後部隊番號以及幹部的任命等問題，給季振同、董振堂、趙博生等人又寫了第二封覆信。此信是劉伯堅等人經過精心策劃為奪取寧都起義完全勝利的具體方案。這個方案准備委任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74旅旅長季振同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進一步堅定了季振同等人起義的決心，消除了他們對起義後軍隊的編制、番號和個人前途的顧慮。劉伯堅的第二次回信促使全軍起義的時機很快成熟了。
12月14日晚，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獲得成功，全軍1.7萬餘人全體起義加入紅軍。15日，起義部隊走了整整一天，黃昏時抵達寧都固厚。突然前面傳來聲音：“我們的劉部長接我們來了！”大家只見劉伯堅緊緊握著季振同、黃中嶽等人的手，激動地說：“昨晚我一夜沒有睡覺，以為你們幾個犧牲了。誰曉得你們搞這樣大的規模！列寧講過，暴動時機成熟了，一分鐘都不能遲延的。我真替你們擔心哪！”
16日清晨，在固厚河灘的一處打穀場上，劉伯堅和趙博生站在一張大方桌上，給寧都起義部隊講話。劉伯堅大聲講道：“我代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熱烈歡迎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光榮起義參加紅軍。你們的起義是在國民黨對共產黨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之際，在艱難的時刻站到共產黨和人民方面來，這是難能可貴的！你們的行動是向全國人民宣告，我們共產黨要抗日，這是人民的願望，同時也是為國民黨中有血性、有正義感的愛國軍隊指出了一條正確而光榮的道路，因此你們起義的這一壯舉將流芳百世！我相信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中，將永遠記載著你們光輝的一頁。”接著，劉伯堅在會上宣佈中革軍委授予起義部隊番號的命令，同時宣佈中革軍委對季振同、趙博生、董振堂、黃中嶽等軍團及各軍領導人的委任命令。命令宣佈以後，劉伯堅又莊嚴宣讀了自己起草的《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於寧都起義後加入工農紅軍宣言》（又稱《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最後他強調說：“紅五軍團要緊密團結，高舉革命的紅旗，為解放全中國幾萬萬被壓迫的工農群眾，為中國的真正獨立與統一而英勇戰鬥！”當晚，在固厚通過電臺向全國播發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
寧都起義後不久，季振同對紅五軍團政委蕭勁光講：“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
隨後，劉伯堅調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他為整頓、改造這支起義部隊嘔心瀝血。在他的領導下，紅五軍團的政治工作迅速運轉起來，紅軍政治工作的強大威力在這支部隊中得到充分發揮。他以軍團政治部名義創辦了《猛進》報、猛進劇團，舉辦訓練班培養文化娛樂骨幹，在連隊建立軍人俱樂部、列寧室，組織官兵學習革命理論，提高官兵政治思想覺悟。經過教育、整編、訓練，紅五軍團迅速成長為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支勁旅。
1934年9月上旬，劉伯堅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10月，紅軍長征後，劉伯堅留在贛南軍區領導遊擊戰爭。1935年3月4日，劉伯堅在戰鬥中左腿負重傷，不幸落入敵人魔掌。在獄中，劉伯堅滿懷豪情地寫下了《帶鐐行》。臨刑前，他又用戴鐵銬的手寫了兩封動人心魄的家書，留下“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的豪言壯語。3月21日，劉伯堅在大餘金蓮山壯烈就義，年僅40歲。2009年9月10日，劉伯堅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閱讀更多 贛鄱老幹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