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唐代的魏徵以敢於直言聞名。其實，魏徵說話不僅直，而且真。細細分析他“數十萬言”的諍諫不難發現，這些話句句都是大實話。
以魏徵的聰明，不可能不知道說真話可能會掉腦袋。即使知道為何還要對皇帝直言真話？晚年，魏徵說出了原因：“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由此可見，他之所以敢說真話，是因為李世民的“導臣使言”。
一個“導”字，道出了讓部屬說真話的訣竅。很少有人不願意聽真話，但為什麼有時候聽不到真話？毛澤東同志說：“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怪自己什麼？怪自己不會“導”。
如何“導”出真話，各人有各人的招。比如，宋真宗的招就是通過重用說真話的人來引導。
晏殊14歲參加殿試時，見考題是自己剛做過的題目，這要是遇到別人，可能會心中樂開了花。可晏殊卻請考官“乞別命題”。主持殿試的宋真宗知道後，“極愛其不隱”。殿試結束後，便命其在史館任職。沒過多久，朝廷下令允許官員們課餘時間外出聚會宴飲。可晏殊從不聚會喝酒，有空就在家苦讀。選太子傅時，宋真宗以“唯殊閉門與兄弟讀，謹厚”為由，決定選晏殊給太子當老師。可晏殊聽了這個理由後卻對皇帝說，我不是不愛吃喝玩樂，只是“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更重用他了。
通過重用誠臣引導官員說真話，使宋真宗在位初期瞭解到大量實情，出臺不少實策。著名宋史研究專家劉子健對宋真宗在位25年的執政評價是，“在位前期創造的‘鹹平之治’，在於其重用了大量誠臣、賢臣。而其在位後期王朝的漸衰式微，與其重用王欽若、丁所等佞臣有很大關係。”
與宋真宗不同，齊威王“導”出真言的招是通過嚴懲說假話的人來督導。比如，他在發現“譽言日至”的阿城大夫給他說的話是假話虛言後，便“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群臣們見齊威王對說假話者如此痛恨，在彙報工作時都“莫敢飾詐，務盡其情”。
真話難免逆耳，敢說不易，肯聽亦難。如果聽到不中意的真話就“晴轉多雲”，或者做出更極端的事來，那隻會使滿嘴虛言者上位，敢於直言者噤聲，甚至“導”出假話來，“導”出災難來。
《呂氏春秋·壅塞》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宋王聽說齊國要進攻宋國，便立即派人去偵察。結果，宋王都以“虛軍情，禍民心”為由，砍了前三個說真話的偵察兵的腦袋。第四個偵察兵見狀，出去逛了一圈回來後對宋王說：“連齊軍的影子也看不見，百姓十分安定。”宋王聽了非常高興，賞賜了他很多金銀。結果沒過幾天，齊軍便攻進城來，宋王也成了喪家之犬。
“上好紫則下皆女服，上好劍則士皆曼胡。”歷史與現實都告訴我們，說真話的“指揮棒”握在聽真話者手中。想聽真話、樂聽真話、善待真話，就肯定有“導”出真話的真招。周恩來同志到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研時，對敢說真話的農民張二廷動情地說：“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好！咱倆交個朋友吧。”結果，鄉親們都對總理掏起了心窩子。彭德懷視察連隊時，坐在馬紮上跟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說：“彭老總是自己人，咋能不說心裡話呢？”
曾有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參與者認為“說真話有一定風險”。不少人在想說真話，尤其是說逆耳的真話前，心裡都會打鼓：是否會讓人不快？是否會產生誤會？在擔心和疑慮中，真話往往還來不及說出口，就已經被吞入了肚中。
由此可見，破解“真話困境”，首先要讓講真話者“免於恐懼”。“即使一些意見和批評有偏差，甚至不正確，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寬容，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如此對待真話，說話者才會直抒胸臆，才會“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
（作者單位：武警甘肅省總隊）
閱讀更多 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