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的存在究竟是利還是弊?唐朝平定安史之亂後為什麼不撤除“藩鎮”?

小小嬴政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徵。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

《木蘭辭》是北朝民歌,宋朝郭茂倩在編纂《樂府詩集》時歸入《橫吹曲辭·梁鼓角橫吹曲》中,是一首長篇敘事詩。

以史實考據,木蘭辭的創作年代在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前後。這一時期北魏國力鼎盛,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力度強,所以“可汗”才可以點選兵將。木蘭從軍後的軍資還需要自己購置,從馬匹、馬鞍、盔甲等等,都要自己買。這可能讓現代人覺得有點奇怪,豁出去性命為皇帝打仗,皇帝連武器裝備都不配給?木蘭家更大可能是遷入了關內的鮮卑人家庭,是軍戶出身,有為皇帝打仗的義務。當然,皇帝也不會白白讓軍戶們打仗,在稅收和職位晉升上都會向這些軍戶傾斜,所謂“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木蘭辭》的時代背景:府兵制)

當時華夏版圖內諸國並立,戰事頻興,因此整個社會都形成了尚武的風氣,軍人的社會地位比較高——可能遊牧民族都是這樣的“戰士文化”,後世的忽必烈在看到南朝的士兵都要在臉上刻字以防止他們逃跑,大感困惑,立刻就廢除了宋朝執行的苛待士兵的“黥刑”。忽必烈體會不到中原王朝自公元542年至961年,長達4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探索歷程,自然也不會理解宋朝實行的一系列制度了。

公元542年,是西魏大統八年,權臣宇文泰把流入關中地區的六鎮軍人和原在關中的鮮卑諸部人編為六軍,首創府兵制。公元749年,唐玄宗天寶天寶八年,折衝府無兵可交,遂停上下魚書,府兵制廢止。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舉措失當,以至於唐朝中央再難形成中央集權。此後唐朝首都長安凡有九陷,唐朝中央政府威信已失,實際上成了春秋戰國時的“周天子”一樣的存在。直到公元961年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右文抑武行政軍事經濟體系全盤改革為止,中華帝國在新一輪的治亂交替中摸索了400多年,天下才重新底定。因此,唐朝雖然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但如果從經濟、政治制度等方向去看待,唐朝300年的歷史可以分為兩段:618年-755年的後隋朝與755年-960年的前宋朝。

(隋朝是在政治制度頗有作為的王朝)

隋朝是一個在政治制度方面頗有建樹的一個王朝,隋文帝楊堅對中華帝國的貢獻及影響之大,可能僅在秦始皇之後。隋朝的兵役制度直接繼承自西魏-北周,而西魏-北周的政治制度直接繼承自北魏。

北魏末年,六鎮鮮卑民眾起義,連綿數年,終於導致北魏政權的崩潰。北魏時的軍鎮,原是“坊”,同“防”,是建立邊境地帶拱衛國都的軍事重鎮。隨著北魏帝國漢化改革,將國都遷往洛陽,民眾多南遷。可是這些軍鎮為了要防範柔然、高句麗,還必須要維持。因此中央政府設置了很多限制當地軍鎮人口南遷的政策,逐漸形成了軍戶制度。隨著帝國漢化改革的持續深入,北方邊鎮的軍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多逃胡鄉。乃竣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者,皆聽流兵捉之,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由此造成士眾離心,繼而兵變。爾朱榮本是契胡(雜胡)酋長,卻乘機而起,竊據中央,建立霸府後卻又在北魏孝莊帝的絕地反擊中被殺。爾朱氏兵眾雖多,卻再無牛人掌控全局。自此,北朝大亂。高歡、宇文泰分別瓜分了六鎮之兵,建立起東魏、西魏,常年互相攻打。

然而,高歡的起點要比宇文泰高的多,六鎮之民跟隨高歡的有20萬之眾,跟隨宇文泰的僅有萬餘。因此,高歡與宇文泰這對絕代雙驕的實力,其實是很不平衡的。宇文泰雖然開基立朝,但是畢竟兵微將寡,因此宇文泰相比高歡更需要漢族地主的支持。因此西魏-北周的軍制繼續發展了北魏末年的坊鎮制度,除了鮮卑人之外,漢族武裝也被編組入伍,只是都被賜了鮮卑名,看起來都成了部落武裝。宇文泰和蘇綽改革了鮮卑舊法,兵民合一,這才在與高歡的對決中生存了下來,並且在梁朝內亂中趁亂奪取了荊州、益州,實力變得更為強大,最終北周滅亡了北齊,一統北方。

(北周滅亡北齊統一北方)

隋文帝楊堅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南征,滅亡了陳朝,海內再次一統。在這個過程中,府兵制功不可沒。“軍人悉屬州縣,墾田籍賬一與民同。"隋朝又進行整理工作,把府兵制度的根本條件,重新訂定,在中央設置軍府,府中的士官從老百姓中挑選而來,他們平時耕種,戰時召集到一起。府兵制最大的好處是節省了國家的軍費開支,還保障了農業經濟建設。

李淵父子起兵時,隋末戰亂已經把一個號稱海內富庶的隋朝折騰的七零八落,貞觀初年全國人口不過2000多萬。國家財力薄弱,地方反唐勢力時有反覆,還同時勾連北方突厥帝國,以至於李世民傾府庫以求和,初唐幾乎因此而亡國。國家財力如此薄弱,因此李世民在隋朝府兵制的基礎繼續發展和完善了兵役制度。通常情況下,府兵到長安宿衛,由十二衛將軍分領。出兵徵防則由朝廷命將統率,調遣時必須持兵部所下魚符,經州刺史和折衝府將領勘合後,才得發兵。戰爭結束則兵散於府,將歸於朝。這樣,將帥就不能擁兵自重了。在貞觀初年,還曾進行過府兵制和募兵制的廷議。最終,初生的唐帝國堅持了隋朝府兵制的全部制度,力行中央集權。為了將府兵制度坐實,唐朝還對府兵在租庸調製度上做了傾斜,並且執行了“狹鄉遷寬鄉”的移民政策,其主旨則是要滿足府兵制的經濟條件。

唐初人口銳減,土地大片荒蕪,唐王朝為了恢復農業生產,對每一男丁授田百畝,其中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在這基礎上實施了租庸調稅法: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 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6尺),為庸 。若因事增加派役 ,則以所增日數抵除租調,"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並限定所增日數與正役合計不得超過50日。

(唐太宗時期唐朝疆域圖)

貞觀元年,李世民為了施行繼承隋代的二級地方行政制度,鞏固統治,將天下按照山川形勢、交通便利分為十個“道”,按需要設監察性的官吏協助中央監管州級行政區。唐朝前期,由於君主能力很強,因此國家性格也相當自信,與元朝設置行省制度時將全國地理拆的亂七八糟,以利於各地互相掣肘不同,唐朝的“道”完全是因勢利導,方便管理和征伐所設置的。這些道的最高首領,稱“總管”或“都督”,由朝廷臨時委派出徵大將充任,便於就地協調物資、兵力,進行征戰。

其時的唐朝疆域面積不大,僅限於漢地,府兵徵調輪戍基本能夠在3個月內完成。府兵返鄉還不誤農時,因此可算是打仗種地兩不誤,而且還不易形成將領擁兵自重,發生司馬懿高平陵政變的事情。這樣一來,初唐時的中央集權政府建立的過程就相當平穩,中央政府調集全國資源的能力就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起來。這才有了“渭水之盟”後僅過了4年,李世民就能夠一雪前恥,派遣李靖雪夜襲陰山,一戰而亡之前的霸主國家——東突厥帝國。

東突厥帝國亡國後,唐朝的北部邊境出陰山向北600裡。後來隨著唐朝不斷向西北用兵,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等相繼建立,唐王朝的疆域快速擴大。唐王朝的府兵制度受到了極大挑戰。內地的府兵被派往極西之地,看起來恢弘壯闊,卻因為戰事頻興,往往數年不能返鄉。府兵家庭常年缺少勞動力,經濟基礎遭到破壞,已經完成不了《木蘭辭》所描述的購置武器裝備的事了。府兵變窮了,很多人不願意被徵發當兵,紛紛逃避兵役,即使政府強行徵發,府兵的戰鬥力也是聊勝於無。

(武周時期邊疆戰事敗多勝少)

同時,因為普遍的經濟規律,隋代開始普及定製的均田制在正常發展中逐漸衰落,富二代、官二代們開始置辦物業、田莊,唐帝國土地兼併盛行,均田制受到破壞。府兵既無經濟基礎,又再無土地。由此,唐帝國向外擴張機制受阻,由攻轉守。這段時間發生在武則天稱制時期,因為唐朝的疆域在公元662年達到最大,向西擴張到了鹹海以西,也正是在這時,府兵制也已經走向沒落。因此武則天時期的外戰,輸多勝少。以後突厥帝國復國為標誌,唐朝的單于都護府、松漠都督府形同虛設。邊疆少數民族紛紛襲擾唐朝邊境,突厥勾連契丹,曾攻打至於河北中部,唐朝中央震動。

為了應對越來越多的軍事挑戰,唐睿宗景雲年間,開始了節度使制度,在邊境地方軍鎮設置全權軍政長官,並且改府兵制為募兵制,由國家提供軍資配給。隨著唐朝強盛的國力,唐朝在執行募兵制的初期,獲得了戰鬥力的飛速上升。唐玄宗時,唐朝四面開戰,多處報捷,國威大漲。唐玄宗也被唐人稱之為“漢武”一樣的皇帝,“武皇開邊意未已”。

職業化的士兵,帶來了戰鬥力的提升;節度使的設置,又激勵了邊疆武將的求戰慾望。節度一詞出現甚早,意為節制調度。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而得名。唐代節度使淵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北周及隋改稱總管。唐代稱都督。貞觀以後,內地都督府並多省罷,唯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尚存,以統州、縣、鎮戍。鎮戍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比較分散,兵力單弱,故每遇戰事發生,必須由朝廷派遣行軍總管統率出征或備禦。規模較大的戰役,又設置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

唐玄宗在其父的基礎上設置著名的天寶十節度,加上虛職最高級道,道下有大小節度軍鎮,大節度使轄數州,小防禦使﹑團練使轄個別州。真正的州(郡)縣二級地方行政結構鬆懈,開始演變成虛三級地方行政,最後地方權力集中在節度軍鎮上,藩鎮節度使再經安史之亂突破朝廷輪流更換屬地﹑不得兼任、不可在原籍任職的控制傳統。

(天寶十節度:唐廷有清醒的認識)

可見,唐朝中央政府對節度使和募兵制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設立藩鎮,節度一方軍務,快速高效的處理戰爭的需要,如同軍分區。唐玄宗和他的朝臣們對這些是勢力計算的非常精確,唐朝政府在各個藩鎮中摻沙子、使絆子,使得各個節度之間的山頭互有矛盾,不可能產生勾連。同時,唐玄宗也擔心他的宰相們專權,他施展權謀之術,拉一派、打一派,甚至唐玄宗擔心東宮的太子權勢過大而影響了他的權威,哪怕唐玄宗本人已近古稀了。

至於唐玄宗時的節度使,他也計算過他們的勢力,以最大的節度使安祿山為例,所掌握的兵將最多時也只有唐朝的1/3,而且唐朝中央能夠動用的財富、盟友非常多。唐玄宗禮遇安祿山,朝堂上各方勢力對安祿山也多有掣肘。所以,如果以一個理智的人的心智,安祿山不至於要反。因為反了,安祿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唐玄宗過於精明的算計,卻偏偏沒有算到安祿山敢於鋌而走險。至於安祿山為什麼會反,有很多種說法,在此不一一列舉。然而,唐玄宗卻在關鍵時刻舉措失當,終於導致局面崩毀不可收拾,最後唐朝不得不借回紇之兵平叛。安史之亂綿延8年之久,唐帝國一片廢墟。由於邊疆軍鎮士兵內調平叛,眾多邊疆地區都淪入吐蕃、回紇之手。唐朝中央最大的損失是“天可汗”威信的損失,唐朝從此失去了徵發周邊各個部族打仗的權力。

(睢陽之戰:最慘烈的保衛戰之一)

安史之亂還有更大的後遺症,即叛亂並沒有被徹底平息,唐朝封了安史亂兵的4個節度使在河北,形同國中之國。唐朝已經無力平叛,因此與之妥協。在安史之亂中,為了應對越來越不利的戰事,唐朝不斷在內地也設置節度使,軍鎮節度使制度由邊緣滲透到內地普及。到唐朝被朱溫滅掉,這期間有四十多個藩鎮或互毆攻擊混戰,或聯合對抗唐廷。藩鎮自京畿長安洛陽,自內而外有唐廷直屬控制藩鎮,親近唐廷藩鎮,外交中立藩鎮,死敵對抗藩鎮(河北三鎮)。唐朝開始由大一統集權體制被迫發展成權力下放:朝廷下放給地方,地方再下放給下級地方個人。權力一級級下放,集權逆行,體制大亂。

東西方對權力下放的觀點截然不同。對於西方來說,社會公平與正義來自於國家之間的制衡,而對於東方來說,社會大一統則體現的是民眾“畏亂”的心理訴求。所以,當唐朝由於戰爭需要不得不將權力下放時,類似於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的情形就再次上演了。

為了監視那些意圖不軌的藩鎮,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扶植一些親藩,樹立對立藩鎮關係來玩平衡蹺蹺板。這一方面是為了維持內外兵力的平衡,另一方面是不能解決平亂後大量散兵遊勇不能安置。地主所有制的不穩定性和分散性,封建莊園與社會經濟的廣泛聯繫和依賴,農民人身依附關係一定程度上的減弱等原因,使得藩鎮軍隊根深蒂固,成為了藩鎮立身的社會基礎——大唐天下徹底被藩鎮分割了。

(唐朝被藩鎮徹底分割了)

後來的唐朝皇帝也曾中興過,出現過幾次能解決藩鎮的問題的機會,然而唐王朝的天下已經逐漸形成了宦官-朝臣-藩鎮三方制衡的機制。皇權處於微妙的地位,任何一方勢力的漲跌,都會造成其他勢力的反彈。所以,當唐憲宗收拾完藩鎮,準備清理家奴時反而被宦官給害死;唐文宗欲借文官集團剷除宦官時,宦官們又發動甘露政變,殺死了朝臣1000多人。此後,宦官掌握了禁衛軍,朝政大事皆出北司。而藩鎮們互相牽制,彼此爭鬥,誰也沒有絕對優勢,也紛紛在唐朝中央尋找內援。唐朝皇帝則還控制著關中、江南等幾個親藩,相對擁有一些實力。因此,雖然朝廷闇弱,但是恰在此時形成了勢力平衡。

唐朝中央政府與藩鎮們達成了共治天下的默契。曾有幾個皇帝,熱衷於大一統,厲行削藩,結果都是瞎折騰一通。每次削藩之後的反彈,都讓唐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和實力都下降了。唐朝後期的幾個皇帝的心志其實都不算小,哪怕是唐昭宗,也曾經試圖振作,編練新軍,試圖攻滅關中和中原的藩鎮,再次強化中央集權。只是此時藩鎮已徹底坐大,他們不會容許皇帝的勢力重新崛起,所以唐昭宗折騰完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最後一點實力。朱溫毀掉了長安,殺盡了宦官,遷都洛陽。唐王朝後期的統治支柱,宦官、文官、藩鎮相互牽制、制衡的局面,一朝盡失,唐王朝隨即壽終正寢。

晚唐時,由於中央政府勢力羸弱,唐朝很少再發動對外戰爭,基本都是各地的藩鎮為了保境安民發動的自衛反擊作戰。如此,當地的參戰熱情相對高漲,在中唐、晚唐時也取得了很多大捷,雖然與初唐時經常以少勝多,一戰滅國的戰例不能相比,但是唐王朝也因此實現了邊疆清靖。這在王朝勢力走向衰弱時取得的成績,殊為不易。直到唐朝滅亡,河套一帶依然掌握在唐朝手中,而當初與唐朝為敵的吐蕃、回紇等政權,都紛紛滅亡了。

唐朝滅亡後並沒有立刻進入治世,因為還沒有出現一個擁有絕對實力的藩鎮來掌控局面,所以接下來的五代十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行最為混亂的時期。連續200多年的戰亂,使得道德滑坡,以至於出現了與封建士大夫精神截然不同的馮道這樣的官場不老翁。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背後,即是這200多年不斷上演的“黃袍加身”的戲碼如此深入人心。同時,宋朝幾乎在借鑑了唐朝藩鎮之禍的經驗和教訓之後執行了一整套新的政治制度,這以宋太祖留給後代的“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祖訓中可以一窺端倪:以科舉制度為基礎的文官政治終於登上了歷史舞臺,大一統集權的政治風向開始變得保守了起來。這都與盛唐之後200多年藩鎮之禍形成的民眾整體性的“畏亂”心理有關,其影響至今。


而知而行


藩鎮的存在對大唐確實有利也有弊,說句實在話,甚至是利大於弊。

將地方的治理區,軍事,財政和人事提拔都歸集於節度使一人手中掌控,節度使無形當中就是區域內的最高長官,換句話說就幾乎等同於歐洲的小王國的國王。

眾多國王頂上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但還是有所區別的,至少藩鎮與朝廷還存在著顯而易見的中央和地方的隸屬關係,朝廷可以派員取代任何一個藩鎮的節度使職位。

地方獲得較大權限的自治,對必須一切俯首聽命朝堂的制度要寬鬆許多,在制定發展、行政效能方面比較容易實行和靈活應用,沒有那種鞭長莫及的乏力感。

遺憾的是雖然地方是不錯,奈何朝堂卻是一成不變,只要皇帝英明,這些節度使自然不敢起野心,若是遇上糟糕的皇帝,各方勢力就蠢蠢欲動,但還是會相互制約。

譬如安史之亂,真正叛亂的藩鎮也就少數幾個,而且鎮壓的力量仍然是各路藩鎮。

所以安史之亂後,唐朝皇帝並不認為是藩鎮之禍,確實如此,安祿山之類的也是被收購的藩鎮,還沒真正融入正式的藩鎮,純屬沒教化好的緣故。

但所有的根源仍然在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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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藩鎮的利弊問題。

藩鎮,光從字面意思看就是鎮守四方、藩衛國家的意思。唐朝的藩鎮,起自唐玄宗時期的十大節度使,要深入瞭解這個問題,必須對唐朝的軍事制度、官制有所瞭解。

唐朝初年,大家都認為是從西魏、北周時代流傳下來的府兵制,以六百多個折衝府為基層單位,最後到十多個衛的大將軍,按理說這些府兵應該是兵農一體,農時生產,戰時上陣的。但當時的唐朝有沒有常備兵?星火辰認為,應該是有的,隨同李淵奪取天下那些士兵,應該有一部分被精揀出來,成為唐朝的常備兵。

說起來,同為府兵,西魏、北周的府兵,應該與唐朝的府兵還是有比較大的不同的。因為他們有同一個名字,反倒讓大家容易混淆。在星火辰看來,西魏、北周的府兵具有很強的部落組織形式,他們更像是八柱國和十二大將軍的家兵(連姓都得跟主帥姓),而經過隋文帝的復漢改革,這種情形顯然是不同。十二衛逐漸成為具有禁軍性質的中央軍,那麼既然有中央軍,必然還有地方軍,所以說,光說唐前期是府兵制,其實有點問題。

後來,李靖出擊匈奴,實際應該是多兵種來源,不但士兵來源不同,民族也有很大差別,唐朝總其力而用之,因此能建立大功。

這扯得有點遠,但不說這麼多好像又扯不清楚。

府兵的一大好處是節約國家支出,因為他們可以自耕自足,免除一些勞役後,這些人連有些小裝備都是自備,但論靈活性、專業性顯然比不過常備軍。

到唐玄宗時期,隨著唐朝疆域不斷擴大,府兵顯然難以應付常年鎮守邊疆的任務,因此,玄宗設立的十大節度使,其中范陽、河東、河西、隴右幾個尤為兵力強大。

所以說,唐朝最初設立節度使(藩鎮),不存在什麼利大於弊或弊大於利,而是現實的需要,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來說,剛設立時肯定是利大於弊的,但後來藩鎮越發強大起來,不可控制,終於爆發安史之亂,好像又弊大於利。

節度使這個官職,聽他的名字就知道,本來是個臨時的差使,結果後來成了常備官,隨著節度使的愈發強大,到後來節度使成為了一鎮的全權首腦,把唐朝最初縣、州、朝廷的三級體制都給帶變了,變成了縣、州、鎮、朝廷四級,這是需要知道的。元和四十八鎮,實際上相當於承認了節度使幾乎具有諸侯的地位。

二、為什麼不撤銷藩鎮

這個原因比較複雜,簡單說三點。

一是不能撤。唐玄宗設立十大節度使的目的是為了捍衛邊疆,你將藩鎮都撤了,讓誰去捍衛?這是有實證的,安史之亂,唐朝為了平叛,從河西、隴右以及安西、北庭調集軍隊入援京師。這時候河西等藩鎮都沒有撤,只是兵被大量抽回,力量大大減弱了,吐蕃馬上就全部佔領了河西隴右之地,西域後來也全部淪陷。可見節度使不能撤,不能因為安祿山造反,就認為藩鎮都是壞的。

二是撤不了。安史之亂後,無論唐肅宗、代宗還是以後的德宗等皇帝,基本上都是與藩鎮達成妥協的,因為藩鎮的力量強大,你要換帥都不容易,哪裡那麼容易撤。這也是有實證的,史思明曾經短暫投降唐朝,但因為唐朝想向他開刀,結果再次造反,這才有洛陽第二度陷落的事情,否則安史之亂就只叫安祿山之亂了。其實不光藩鎮的主帥不接受,藩鎮的士兵也不接受,為什麼?因為藩鎮的士兵有點類似於地方軍,依附於主帥,要靠當兵來吃飯。

三是不但撤不了,還得增加新藩鎮。

為什麼?為了維護唐朝的統治。這不是笑話嗎?唐朝差點被藩鎮搞垮了,怎麼增加藩鎮還是為了維護唐朝的統治?這就是奇妙的辯證法了。有一種說法是河北三鎮本來是唐朝不穩定的心腹大患,但河北三鎮不存,唐朝也就滅亡了。事實也確實是這樣。其中的原因很微妙,也不是一句話能說清,星火辰在這裡就不細說了。說點為什麼還要增加藩鎮。因為要對抗強大的半獨立的藩鎮啊,這個道理還不明白嗎?還有一點原因,就是要保護唐朝的漕運生命線。因為,新的藩鎮被不斷弄出來,到最後全唐都是藩鎮了。

好了,就說這些吧。


星火辰


唐代藩鎮或稱方鎮始於唐玄宗年間。

其時代背景是唐帝國西部及西南部受到吐蕃的軍事壓力,北部邊境突厥人又重新崛起,東北部的契丹、奚、室韋、靺鞨等部族也開始經常襲擾邊境。而隨著唐帝國疆土的擴大,邊防線和戰線也越來越長。比如著名的怛羅斯之戰,高仙芝的安西都護府軍隊,都遠征到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西了。

因此為了對外作戰軍隊部署和後勤補給的便利,唐帝國就在邊疆設立一些常駐軍區,駐紮大量軍隊,這就是藩鎮的緣起。而為了方便指揮這些軍隊,就需要有將領長期統帥這些部隊,這就是節度使的緣起。

藩鎮與節度使是相輔相成的。節度使是藩鎮的統帥,而藩鎮是節度使所轄的地區與軍隊。

應該說,藩鎮與節度使制度一開始是有好處的,將領和士兵相互熟悉,軍隊也不需要來回調動和奔波,遇到戰事,軍隊的反應也快。這些都有利於唐帝國的對外作戰,比如與吐蕃的多年鏖戰,對安西的收復,征討小勃律,唐帝國的兵鋒都遠至克什米爾地區。

然而,軍事指揮是一個追求高效的事情。為了追求藩鎮軍事行動的高效,權力必然會向藩鎮統帥,也就是節度使集中。這其中不光包括軍事指揮權,還有司法權、民政權、人事權、財政權還有監察權等等。比如開元二十年(732年),幽州節度使開始兼領河北採訪處置使。之後,節度使兼任兼任其所轄藩鎮利的經略、支度、營田、轉運、監牧諸使。

沒有監督和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滋生腐敗。

在唐玄宗早期,節度使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窮兵黷武和妄開邊釁,因為節度使主要靠軍功升遷與獲得賞賜。當然這個是上行下效的事情,史載,“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這些不必要的對外作戰,消耗了唐帝國的國力。

另一個主要問題是,藩鎮軍隊慢慢的變成了節度使的私兵。比如歐陽修就曾說,“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

以上問題發展到最後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亂了。

至於為什麼,安史之亂後,唐帝國不撤除“藩鎮”?這就是有心無力的問題了。權力放下去,想收回就難了!

當然,問題的關鍵在於,安史之亂平定的不徹底。寶應二年(763年)春天,安史叛軍的最後一任首領史朝義,被唐軍擊敗,於林中自縊死。但唐軍已經無力徹底消滅安史叛軍的玉不了。因為,由於河西、隴右等軍被大量抽調,西北邊防空虛,吐蕃、党項趁機入侵。於是唐帝國只能承認現狀:“東都河北應受賊脅從署偽官並偽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問。”

於是,安史叛軍的餘黨李懷仙、田承嗣、薛嵩、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等人,得以“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此後,唐帝國只能予以承認,於廣德元年(763年)正式下詔分割河北諸州,並先後以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河朔故事”。

河朔既然強大又桀驁不馴,為了防備新的安史之亂。於是唐帝國又不得在河朔周邊設立防線,設置藩鎮,“盡宿厚兵,以塞虜衝”。結果後建立的藩鎮逐漸也開始桀驁不馴起來。可以說,唐帝國後一百年的一直想削藩,但一直沒有真正徹底成功。最後經過一百年的博弈,唐帝國的中央和藩鎮形成了一種均勢關係,“夫弱唐者,諸候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直到最後,黃巢大起義打破了這種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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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的存在弊大於利,是一種自取滅亡的錯誤國策;唐朝安史之亂後一直試圖消除藩鎮,但未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藩鎮設立是李隆基犯下的最大錯誤。

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年間,在靠近異族的邊境區域,設立了八大節度使,負責地區軍務,這是唐朝藩鎮的正式出現。

安史之亂後,節度使保留下來。原來州郡的最高地方長官是刺史,如果刺史本身是武將,且負責管理當地的軍隊,就可以加節度使的頭銜,管理多個州郡的軍務。

天寶中,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郡。奉辭之日,賜雙旌雙節,如後魏、北齊故事。名目雖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舊唐書》志第二十四職官三

唐朝初期採用府兵制,地方上和邊境有一些鎮守軍隊和屯戍部隊,戰鬥力比較低,只能起到防禦和預警作用。如果需要作戰,則從朝廷直屬的十六衛中派遣精銳部隊,同時任命朝中高官作為總司令(總管)統兵。如李靖、狄仁傑等都曾經統兵出征,只能按命令行事,一旦有其他想法,士兵們和其他將領都不會服從。

這種方式是最徹底的強幹弱枝,出征時元帥是臨時任命的,軍隊只忠於皇帝和直屬將軍,士兵平時在關中或者某地務農為生,軍隊叛亂可能性極小。即使十六衛中某支軍隊叛亂,也有其他十五衛來平叛;地方上軍隊戰鬥力低下,出現叛亂很容易平息。

開元天寶年間形勢發生了變化,土地兼併造成府兵制被破壞,朝廷直屬禁軍十六衛已經名存實亡。李隆基把府兵制改為募兵制是個進步,相當於義務兵改成志願兵。但並沒有採用統一募兵、統一訓練、統一後勤補給、統一分配士兵的方法,而是由節度使自行募兵,且賦予節度使地方財政大權。

如果節度使能夠定期輪崗,或者調回朝中為官,藩鎮還可以得到控制。但李林甫擔心邊將立功後回到京城威脅自己的地位,就建議李隆基任命安祿山等胡將作為節度使。胡將一般沒文化,輕易不會被任命為京城官員,對李林甫沒有威脅。


於是,唐朝的武將節度使長期掌管地方軍權、行政權、財政權,又可以自行募兵,這和春秋戰國時的諸侯國沒什麼區別了。對於唐王朝和皇帝的忠誠,只能靠個人品德和皇帝的威嚴來保證。而歷史證明,這種保證是毫無意義的。

安祿山在河北深耕了十餘年,兵是他的兵,將是他的將,軍隊只認發餉的安祿山而不認皇帝,其中還有大批胡將和異族士兵。因此,安祿山起兵造反阻礙很少。

周朝分封制和唐朝藩鎮設立的目的都是為了開發邊疆,是符合當時交通、通訊條件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一種無奈措施。如果中央保持一支強大的軍隊,並始終保持對諸侯(藩鎮)的控制,叛亂髮生的可能還是較小的。因此,藩鎮有利有弊,弊大於利。

安史之亂後,歷代唐朝皇帝都把削除藩鎮作為主要目標。

安史之亂剛剛結束時,是個削除藩鎮的好時機,但吐蕃大舉入侵,唐朝只能保持原有節度使制度,甚至連安史叛軍餘孽都沒有清算;

之後兩任皇帝,唐代宗擋住了吐蕃的進攻,國力有所恢復;唐德宗開始著手解決藩鎮問題,但削藩激起藩鎮大舉反抗,只好下罪己詔向藩鎮認錯。唐德宗後期一直在削弱吐蕃,但又增加了宦官掌軍的問題;

到了唐憲宗時期,利用宦官掌軍,建立了一支較為強大的神策軍,中央權威再次恢復。而地方藩鎮的節度使和軍隊士兵都換了一茬,戰鬥力和對朝廷的戒備有所降低。唐憲宗經過數年的軍事政治雙重攻勢,打了幾場硬仗,基本解決了藩鎮問題,回到了李隆基天寶初期的階段。雖然藩鎮存在,但對於皇帝命令的服從還是比較徹底的,唐王朝算是中興了。但唐憲宗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藩鎮問題,只是數量從十個變成了四十多個,並利用中央權威壓制住了藩鎮。如果從制度上廢除節度使制度,才是真正的解決這個問題;

之後進入晚唐,晚唐初期藩鎮基本上不算是個問題,那時是文官黨爭和宦官專權。直到王仙芝、黃巢起義,只好再次放開對藩鎮的束縛。起義被鎮壓了,但唐朝中央權威已經掃地,新興起的藩鎮發現神策軍是個樣子貨,這才真正進入了藩鎮亂政的時代;

到了唐昭宗的時候,解決藩鎮問題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藩鎮把唐朝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直到朱溫篡唐。

總之,唐憲宗時期是解決藩鎮問題的最好時期,但沒有解決徹底;唐武宗、唐宣宗時期也可以解決,但他們還是缺乏魄力去廢除這個已經延續百年的制度;到了最後的唐昭宗時期,可能性雖然小,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對皇帝的能力要求太高了,李世民來了都會覺得難度很大。

當然,最好是李隆基根本就不設節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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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聊一下唐朝藩鎮的由來。在唐朝建立的初期,一直沿用府兵制度。府兵有點西方騎士的味道,府兵們擁有自己的耕地,而且不需要繳納賦稅。在爆發戰爭之後,府兵們集結開赴戰場。在唐朝的初期,現在規模比較小,而且時間短,府兵制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隨著唐朝的崛起,疆域空前的擴大,面對的強敵則越來越多,例如契丹、突厥、吐蕃等等。

由於強敵環繞,唐朝必須在邊境上駐紮大量的軍隊。久而久之,府兵家鄉的耕地基本上荒廢了。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府兵的傷亡嚴重,唐朝需要補充府兵的缺口。面對強敵入侵,一個州府的兵力根本就不夠,唐朝需要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在唐玄宗時期,唐朝開始採用募兵制,同時設立了10位節度使。為了方便節度使管理,唐朝把財政使用權和地方人事任免權都交給了節度使。節度使控制了一個地區的軍政大權,這就成了藩鎮。

對於唐朝中央來說,不是不知道節度使的威脅。但是,在那個時候,節度使是抵禦各地強敵的唯一辦法。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考慮削弱節度使的權力,但沒有選擇撤銷節度使。節度使對中央有威脅,同時也拱衛了中央的安全。在唐朝的後期,為了抗力吐蕃軍隊的進攻,唐朝皇帝命令各個地區的節度使派兵。當時,就連一直和朝廷對抗的河北三鎮也派遣了兩萬軍隊。所以說,藩鎮對唐朝的統治有害,但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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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蕃鎮被稱為節度使,節度使在設立初期對唐朝的意義是巨大的,唐朝初期採用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更像是一種義務兵役制度,和平時期在家耕地,戰時披掛上陣!這在唐朝初期作用是很大的,太宗時期北方的突厥興兵偷襲入侵,府兵制短期內就動員了遠超過入侵的突厥兵力的軍隊對突厥進行了包圍,使突厥入侵軍陷入重兵合圍的態勢,讓突厥將領大驚,倉皇帥軍逃回!



但是府兵制有一個極為不利的缺點,即和平時期越長,府兵制的士兵的作戰能力就越低,人數上可能會非常龐大,但戰鬥力卻因為長期的和平生活而降低,相應的訓練和配合與遊牧民族的士兵相比差距太大,在與北方遊牧民族作戰時往往處於被動,因此有了需要職業軍人的需求!



因此就有了職業軍人,這些軍人的統一管理和訓練,戰時負責指揮的人被稱為節度使,最初的節度使是由唐帝國中央指派的,但隨著戰爭的頻繁,這些節度使大多都是戰功赫赫的功臣,例如安史之亂後,很多節度使配合唐帝國中央鎮壓動亂的軍隊,而一些跟隨安祿山起兵的節度使也在中後期投誠唐帝國中央,當然也有一部分軍事將領,當唐帝國剿滅動亂後,整個帝國已是病入膏肓,正是百廢待興的時候,而財力的薄弱使得對這些剿滅動亂的有功之臣無法進行封賞,因此節度使被允許擁有地方財政大權,當然繼續發展就擁有世襲的制度!



至此節度使從唐朝的地方主管軍事大權的將帥演變成了擁有地方財政,官員任免的地方諸侯,而到唐朝末年時的黃巾起義時,黃巢起兵初期並沒有成氣候,臨近的節度使那個都可以輕鬆的將是消滅,但已經事實成為獨立諸侯的節度使,那個節度使都不願意主動攻擊,相反的,朝廷下達的消滅指令也會被以各種理由拒絕執行或者搪塞打折執行,就是不願意消耗自己的力量,而且還會進行觀望,若朝廷鎮壓起義處於優勢,就配合朝廷行動,實際上是擴大自己的地盤!當然也有大量的投誠軍人或者將軍會成為新的節度使!



例如唐朝末年的黃金餘孽朱溫,這位就曾經是黃巾軍的一個軍事將領,因配額唐軍剿滅黃巢起義,被封為節度使,最終唐帝國就是滅亡於其手下!



縱觀唐朝節度使從一個邊關將軍演變成割據一個地方的諸侯,唐帝國並不是不想削弱這些諸侯,實際上也多處於無奈!


涇水書生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是小七!

唐代軍事制度是在隋代府兵制的基礎上承襲而來的,但隨著唐朝版圖的擴大以及均田制的推廣,府兵有了自己的耕地,地位又高於普通農民,導致守衛邊境的府兵數量急劇下降。

二聖時期,以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政治集團敗給女皇,使得唐朝的軍事力量內地基本處於虛有其名,很多州郡沒有守備軍,而唐朝廣大疆域需要極強的軍事力量防守。

唐玄宗後期先後冊封了10位節度使,加之代替府兵制的募兵制,這是藩鎮崛起的前因。

在這時候,藩鎮軍的力量還是保衛京畿,驅除外患,鞏固邊疆的。

安史之亂,唐皇庭利用其它藩鎮勢力打敗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的大軍。這時候更不敢談削番,中央空虛的朝廷必須用藩鎮牽制藩鎮,若有藩鎮仿效安祿山,必須要其它藩鎮軍力去打壓抵抗。

還有一點原因,就是外強環視,內部叛亂迭起,唐朝廷需要用這些藩鎮軍力一面對抗外敵,一面掃除內亂。這無疑是飲鴆止渴,也是沒辦法的事。

而且此時唐朝廷募兵沒錢,藩鎮的財政權,人事權早就下放,藩鎮節度使對兵力有完全控制的實力。

有奶便是娘,當然誰給錢聽說的,當兵拿命換得就是幾吊錢。不是沒有明君,沒有自己掌控的軍隊,再英明也不敢撤藩。

一家之言,歡迎留言補充。我是修行千年的小七!


修行千年的楚小七


藩鎮,亦稱“方鎮”,為唐代節度使的通稱。三國時,邊地州刺史等地方長吏就已稱之為“藩鎮”。《三國志·蜀書·許靖傳》:“(張子云)亦國家之藩鎮。”

 

唐初於重要州府置都督,唐睿宗時置節度大使,唐玄宗時又於邊地置十節度使,各領幾州軍隊及土地、人民、財賦等大權。通稱為“藩鎮”“安史之亂”後,內地也遍置節度使,掌管一方軍政大權,形成割據勢力,通稱“藩鎮”。

 

藩鎮設立之初,旨在加強邊鎮之守備,有一定積極與意義。唐初,北有突厥,西有吐蕃,威脅唐朝邊境,設藩鎮加強邊防有重要意義,也是唐朝強盛的表現。

 

“安史之亂”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唐朝中央兵力少而弱,邊塞四周藩鎮割據,兵強馬壯。國家兵力分佈上“重外輕內”的格局。鑑於此,唐自中期以後,內地皆置節度使,這樣以來,藩鎮勢力從邊境擴展到內地。唐憲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統治區域內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鎮46處。他們擁兵自重,而中央則加以遷就,強者子孫世代相承,形成藩鎮割據局面,歷史上稱這種局面為藩鎮割據。

 

藩鎮與中央之間,為了爭奪人口和土地,不斷進行著戰爭。各個藩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嚴重地威脅著大唐的統一。這些藩鎮藩鎮割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直至宋初,太祖吸取唐末五代的教訓,削除藩鎮,把兵權收歸於中央。藩鎮割據的局面才徹底結束。

 

藩鎮從出現到消亡,有其發展歷程,初期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後期它的弊端愈加明顯,藩鎮勢力的擴大,削弱了中央王朝的統治力量。而造成這一局面出現的根本原因,是唐王朝中央的腐敗,欲借藩鎮維持統治,反而引火燒身。








冀城晨光


藩鎮的設立,是中央集權的放權。是給分裂國家的自我放任,埋下分裂的種子。

看似藩鎮是由中央統一管理,其實設藩伊始,大部權力以歸個人所有。一但各藩形成勢力,就會脫離中央集權。一但幾藩形成勢力,就容易聯合對抗中央,造成反叛,分裂國家。

這種放權的弊病,古以有之。唐、平定安、史之亂,為何還不收回權力,而依然設立藩鎮?這就是唐統治者政策實施的失誤,也可稱是極大的失敗。那就是對投降者,先寬大後製栽的反覆無常的做法,激起一些人的不滿。導至統治階層內心恐慌,怕再次激起兵變。在萬般無耐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違心的決定,用以平服掌握一定權力的人和降軍的不滿,以達到暫時的國家的安定。

剛剛平定的安、史之亂,以經讓唐統治者心力交瘁。如果再次發生兵變,統治者以再無回天之力了。那樣的話,只有改朝換代了。

當時的情況下,設立藩鎮,是唐統治者沒有辦法的辦法。也可以說是緩兵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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