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佈《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係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在外交領域，軍人與外交官有著截然不同的話語體系與行事風格。但當一個人必須身兼兩職時，如何完美駕馭兩種身份、在與世界最強的軍事力量交往時增信釋疑，可謂高超的藝術。楊毅，就是這樣一位特殊的軍人外交官。
“我喜歡同美國人打交道。”楊毅說，“我們既能以真誠坦蕩直面衝突，也能以執著勇氣收穫尊重。”作為外交官，楊毅見證了中美軍事關係從蜜月期跌至谷底，又在脆弱中緩慢恢復。20世紀90 年代，他曾在華盛頓親歷了“臺海危機”與“炸館事件”之後的外交風雲。他認為，中美軍事關係應該是兩國關係的“助推器”，而非“抵押品”； 目前兩國關係已進入相對較成熟和穩定的階段，兩軍交流渠道的通暢對於兩國關係的整體平穩發展意義重大。
在華盛頓親歷臺海危機
澎湃新聞：中美關係在過去40年可謂波瀾起伏，軍事關係尤其如此。您作為一位軍人外交官，初次接觸美國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和美國軍人打交道時，他們的形象和表現，與您想象當中有什麼不一樣？
楊毅：我從1980年至1994年年底，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工作，先後任外事參謀、外事處長、司令辦公室主管外事工作的副主任，一直在海軍對外交往部門。其中，跟美國打交道是重頭戲。1995年到2000年，我到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任海軍武官，工作在軍事外交第一線，同美國軍政各界打交道。可以說，我經歷了中美關係，尤其是中美軍事關係的酸甜苦辣。說到美國軍人，他們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們那一代人的原先的認知中，美國軍人都是以青面獠牙的“美國鬼子”形象出現的。但是1979 年中美建交後，我開始有機會與美國軍人直接接觸，我發現相比於英法等西歐國家的軍人，美國軍人更具有明顯的軍人特質。他們非常強勢、自信，具有非常突出的軍事專業素養，他們性格爽快，很少拐彎抹角，不同意的可以爭吵，但爭吵完後也不影響彼此之間的尊重。
我印象深刻的是臺海危機期間，有次我應邀到美國國防大學演講。互動中有一個美國上校問，“中國大陸準備對臺灣使用軍事力量，你們是否考慮到美國軍事介入這個因素？你們是否進行過風險評估？”其言外之意是，美國一旦介入臺海，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實力與美國對抗嗎？我回答說，“如果就‘中國是否要跟美國打仗’的議題由全民投票決定，我不會投贊同票。
因為美國軍事上很強大，我們與美國打仗會損失很大。”聽到這裡，他很高興。“但是”，我接著說，“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如果在臺灣問題上，你們把我們逼入牆角，讓中國沒有別的選擇，那我會第一個上前線跟美國拼命！”
話音落下後全場鼓掌。中午吃工作餐時我問他，“我剛剛說跟你打仗，跟你拼命，你還鼓掌，你們美國人是不是瘋了？”他說，“作為軍人，我們佩服你敢於為民族、為國家犧牲的血性；作為外交官，我們佩服你的智慧。”
楊毅與老布什。
澎湃新聞：您到美國任武官不久，就發生了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作為親歷者，您與美方進行了哪些溝通？
楊毅：1995年2月我到美國後不久，有一天在美國五角大樓談完工作後，正好碰見時任國防部長辦公室中臺港矇事務科科長的艾江山。當時他憂心忡忡地跟我說有一個不幸的消息：克林頓總統已經同意給李登輝頒發簽證，允許他“以私人身份”訪美。當時美國國務院還沒正式向中國大使館通報這件事，所以我是使館比較早了解到這個信息的人員。我當場表示堅決反對，並表明：此前商定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之行肯定會受到影響。
後來，李登輝訪美一事成為歷時近兩年的臺海危機的開端。1995年和199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包括導彈試射、登陸演習等。其中1996年的一次導彈試射演習的預定彈著點在基隆和高雄以東附近海域，彈道飛越臺灣本島，給美國造成很大震動。當時，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的劉華秋正在美國訪問，美國人急切地想從他那裡得知中國的意圖。美國擔心我們假借演習真攻擊。於是美國國防部長佩裡、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東尼.雷克把劉華秋請到華盛頓郊區交談。佩裡是學者型的國防部長，性格比較溫和，但他當時也非常強硬地說“請不要忘記，美國擁有世界上裝備最好和訓練有素的海軍”，並稱美國已作出決定，要派兩艘航空母艦通過臺灣海峽，向中國示威。
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裡和楊毅合影。
面對美國這種干預中國主權的霸權主義行為，中國國內的反應也很激烈。時任海軍榆林基地司令員高元法少將對媒體稱，“如果誰膽敢進入臺灣海峽，我們就把他們打個稀巴爛！”當時局勢很緊張，美國人也摸不著門道。美國的海軍部長助理賴特將軍把我“召到”五角大樓，他對我說：“中國海軍在臺灣海峽進行大規模演習，是魯莽的、危險的、不負責任的，希望你們立即停止演習。”我立即回擊說，臺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自己的家門口進行軍事演習天經地義。是誰給美國權利到中國家門口耀武揚威？他說美國航母的行動計劃不會完全照報紙所說的那樣（穿越臺灣海峽）。但他又回到實質性問題，問“中國大陸是不是真的要打臺灣？”我說，臺灣人民是我們的同胞，我們怎麼會打他們？我們震懾的是“臺獨”份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次溝通使雙方都摸到對方的底線。首先，我們沒有攻擊臺灣的意圖。其次，美國航母如果真要通過臺灣海峽，對我們進行挑釁，那中國也不客氣。
用軍人聽得懂的語言闡釋外交政策
澎湃新聞：在中美交往中，軍人特殊的語言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鮮明的軍人氣質，又會對中美之間的交流產生怎樣的影響？
楊毅：2003年我率領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代表團第一次去美國進行戰略對話，對方代表來自美國白宮、國務院和國防大學。當時，陳水扁已經背離了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時的承諾，表現出更強烈的“臺獨”傾向，鼓吹“一邊一國”“公投”“制憲”，要“急獨”。所以在對話中，美國問中國會怎麼做？我跟美方講，中國人民解放軍維護國家主權的意志和決心非常非常大，美國不要低估，也不要有僥倖心理。然後我問“美國對‘臺獨’勢力有多大的影響力”？美國國務院官員柯慶生用外交辭令回答，說美國堅持“一箇中國”政策，會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也會參考“與臺灣關係法”。
我回應道，“你不要跟我講政治或外交上的官方套話。我曾經是外交官，但今天我是軍人，我用軍人的方式向你提問，希望你給我直接的回答。你們究竟有多大的把握，管住‘臺獨’，不讓他冒險脫軌，40%？50%？還是60%？我只要一個數字。”他回答說“我們非常、非常、非常有信心（we are very very very confident）”，一連用了三個very。這樣我心裡就比較明白了，因為三個very意味著起碼五成以上的把握，這也讓我們瞭解到美國對臺灣局勢的影響力達到什麼程度。
楊毅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2007年，我再次到美國進行戰略對話，見到了小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韋德寧。當時，陳水扁要搞“入聯公投”所以這次的對話也是雙方互相摸底。我說中美在反對“臺獨”，穩定臺海局勢方面應該有共同利益，美國如何對臺灣施加影響？如何表明反對“臺獨”的立場？韋德寧說，“如果臺灣通過了‘入聯公投’，美國會發表一個譴責聲明。你覺得中國怎麼看？”
我說，美國發表譴責聲明，表明你們反對這種“臺獨”行徑；但關鍵是，這個譴責聲明能起什麼效果？如果能表明美國不承認這種公投結果，或者還能產生其他的效應，那中美皆大歡喜。韋德寧坦率地說，美國沒有讓聲明起到作用的把握。我說，如果起不到一點作用，那不行。韋德寧就問，那中國將做什麼反應？我說當天晚上我們的導彈會飛向臺北。他點頭說“明白了”。這種話，一般的外交官不會這麼講，但所謂的軍事外交，就得用軍人的語言來闡述外交政策。當然，這也分場合，公開場合，特別有媒體在場的情況下，注意不要讓他們得到斷章取義的機會，但與參與決策的人閉門交談時可以非常直接坦率。
所以，軍事外交是國家總體外交中一種非常重要的途徑。和美國打交道，得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基於我的切身經歷，我認為中美兩國軍人之間應該進行坦誠的溝通，這樣也更能贏得對方的尊重。隨著中國力量增長越來越快，美國焦慮感越來越強，中美之間就更需要這樣直接坦誠的溝通。
維持軍事對話渠道暢通是共同需求
澎湃新聞：回顧歷史，您如何評價中美兩軍關係在兩國關係中的作用和影響？
楊毅：中美軍事關係在中美兩國整體關係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冷戰時期，安全需求是中美建交的主要動力。所以，兩國建交後，軍事裝備和人員培訓是中美合作的一個重要領域。隨著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美國中斷了與中國的安全合作，轉而對中國進行軍事上的壓制。90年代，中國不但沒有垮下去，反而加速發展起來，整體國力也進一步增強，美國對中國的防範與警惕又重新提升，逐漸加大了對中國的壓力。
所以，出現了這麼一種狀況：每當中美之間政治或外交上出現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時，中美的軍事交往就立即中斷；而兩國關係一改善，都是先改善經貿等其他關係，軍事關係改善得最慢。中美軍事關係從兩國建交的“發動機”，到後來成了兩國關係波動的“抵押品”和“犧牲品”。兩國關係一旦緊張，兩軍關係就會“最先中斷”；兩國關係一好起來，兩軍關係卻總是“最後恢復”。
隨著中美關係不斷成熟，近十來年雙方在保持兩國關係上有了一種新共識，即雙方都有需求來維持中美軍事對話渠道的暢通。儘管兩國之間發生一些磕磕碰碰，如在南海的博弈，但中美一直還保持軍事交往，美國也邀請我國參加“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而且兩國的軍人互訪、軍艦互訪並未中斷。這體現中美關係已經到了一個新層面：兩國之間雖然有矛盾、有爭議，但是兩國交往進入了一個相對比較成熟和穩定的階段。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積極現象。
楊毅與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洛夫特。
澎湃新聞：中美關係逐漸走向成熟的同時，美國的焦慮感也越來越強。中美兩軍關係如何延續這種良好態勢？
楊毅：當前中美兩國關係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雙邊範疇，已擴展至地區，甚至全球範圍。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軍事力量舉世無雙。美國要維持軍事霸權，不允許任何一個潛在的挑戰者具有挑戰他的能力和意圖。而中國的軍事力量發展很快，在奉行和平發展的同時，也必須要有相應的軍事力量作支撐，因為富國強軍是相統一的。
這種情況下，雙方對彼此的意圖就存在誤判的可能。因此，雙方首先需要加強相互溝通，特別是戰略層面的溝通。其次，雙方應該在具有共同安全關切的領域積極展開合作，比如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維護海上通道暢通等。
這裡可以分享一個有趣的事。2008年，時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海軍上將訪華期間邀請我進行私下的會談，以便進行更深入的交流。基廷問，聽說中國要發展航空母艦，你們準備發展多少艘？我對他說，“1艘以上，12艘以下”（12即美軍當時現役航母的數量）。他表示：美國可以幫助中國發展航空母艦。我對他說，“那非常感謝，但是你要清楚，中國發展航空母艦不是要與美國作對。你很清楚美國航母很先進，而且艦隊經驗豐富，你們其實不怕中國航母，何況中國也發展不了美國那麼多的航母。我們其實可以換個思路，不要對抗，要合作。我們可以共同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暢通，比如美國巡邏一段，中國巡邏一段，共同分擔責任。”我們談得挺不錯，但他回到美國國會作證，被媒體一炒作就變成了“中國一個海軍將軍建議中國與美國瓜分太平洋”，引起軒然大波。
再次，要妥善處理好安全熱點問題，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壞兩軍關係。中美軍事交往，往往總是涉及超越雙方軍事關係、會對中美總體關係產生影響的第三方要素，如臺灣問題、朝鮮問題、南海問題、日本問題，可能引發中美軍事上的對抗或合作。如“臺獨”勢力冒險觸犯了我國《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紅線，我們就必須採取措施。而美國一旦介入，就必然跟我們發生衝突。所以，中美之間如何妥善處理第三方要素，對於兩國關係的總體平穩非常重要。
中美之間還要對各種外部因素利用各種渠道來宣揚“中國威脅論”保持警惕。我跟美國打交道時反覆講，中國不會主動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中國也不想取代美國，中國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但是，美國對中國有一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心態。說到底，“中國威脅論”是“威脅中國論”，就是給中國戴上一個緊箍咒，不讓中國發展必需的軍事力量。
楊毅與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弗蘭那根。
未來中美應管控分歧，良性互動
澎湃新聞：在美國對華決策中，美國軍方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馬蒂斯領導的國防部已經將中國列為頭等的安全威脅，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定位？
楊毅：美國對華政策受很多因素影響。在不同的時期，美國軍方在對華政策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作用不可低估。美國軍方在70年代積極推動兩國建交，現在對中國則非常警惕。但也應注意到，美國軍方儘管把“中國軍事威脅”的論調喊得響，其重要目的之一卻是給自己爭取預算。真正到了可能跟中國發生軍事衝突時，他們反而更謹慎。軍人真切地知道戰爭的殘酷性，因此往往比一些文人政客更冷靜。所以，我們要看到美國軍方的兩面性。
美國和中國軍事方面的交往，包括與其盟國的互動，首先取決於兩國的力量對比。如果一方特別弱，另一方特別強，那弱者根本沒有發言權，只能被動受欺負。如果兩個國家旗鼓相當，就必須考慮到如何處理好相互關係，不能碰撞或對抗。中國正處於一個由大向強的發展階段，在這個將強未強的階段，美國對中國不僅有猜疑，而且有時還可能欺負中國。這是兩國關係中相對困難的時期。就這個階段而言，中國要冷靜，一方面繼續堅持和平發展，同時也堅定不移地向外表明中國的核心利益，絕不吞下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雙方都要讓彼此清楚，哪條是不能逾越的紅線。
澎湃新聞：中國怎樣扛過這段相對困難的時期，來保證中美關係的穩定，實現我們國家的和平崛起？
楊毅：中美關係，包括兩國的安全關係，到了一個新的關頭。中國發展很快，美國對中國的擔憂增強，甚至有些恐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除了繼續全面提升綜合國力，搞好跟美國的溝通，還要敢於與狼共舞，積極參與多邊或雙邊的國際合作。
實際上，我們在走向國際舞臺時越來越自信了。以“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為例，別的國家參演一般去一艘軍艦，我們第一次去了四艘，第二次去了五艘，都是比較先進的軍艦，展示我們的自信與開放。結果，美國反而不自信了，只讓我們參加護航、打擊海盜等科目，不讓我們參加防空反潛反導等核心科目，擔心洩露作戰秘密。
我常在一些國際研討會上告訴美國人，中國海軍參演是好事，大家一起過過招，省得你們還專門找人扮演假想敵，裝的不像，成本還高。所以，我們越自信，越開放，就越容易形成一個新的平衡，中美也就更能坦蕩的交往。
此外，中國還應向國際社會提供一定的公共安全產品，如亞丁灣護航就是非常好的做法。我們不但保護中國的航運，還保護聯合國和其他國家的商船，為世界和平，打擊海盜，保證航道的通行做了貢獻。
我對於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持謹慎樂觀的態度。中美在地區和全球既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但這個分歧可以管控。總的來講，兩國關係取決於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意志，同時也取決於雙方各種力量，包括兩國軍事力量的互動。我們應確保這是一種良性互動，而非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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