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九十年，春華秋實，桃李芬芳，廣西大學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學界才俊、政界棟樑、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類建設人才。廣西大學在90週年校慶之際，特推出“九秩情緣——西大校友回憶錄”系列推送，記錄歷屆西大校友對曾經校園生活點滴回憶，感受廣西大學九十年來潤物無聲的文化浸潤和精神積澱。
莊炎林，國立廣西大學經濟系1941級學生。解放前歷任中共廣西大學支部副書記、書記，廣西省委政治交通聯絡員，中共桂林市工委書記，上海華僑通訊社記者，上海《經濟週報》責任編輯，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秘書處負責人，《上海人民》報總編輯。解放後，歷任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中共福建省委文教部、宣傳部副部長，中共晉江縣委書記、縣長，福建省閩江水電工程局黨委第一書記，中國駐坦桑尼亞經濟代表，對外經濟聯絡部辦公廳主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全國僑聯黨組書記、主席等職務。2015年9月2日，莊炎林榮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
1941年在廣西大學讀書時的莊炎林。
佈局長遠 為國育才（代序）
年少有志，滿腔熱血為報國
真的是時光飛逝，一轉眼廣西大學建校九十週年，我也是一個九十有七的老人了。找到與我同年級、同年齡的校友並寫回憶文章，恐怕很少很難了，所以編者要把此文作為序，這是我的榮幸。儘管回憶當年在母校的過往已經有些費力，但我還是願意去努力回憶一些零散的印跡，為西大的歷史傳承盡一份綿薄之力。
在進入廣西大學之前，我曾是第三屆廣西抗日學生軍的一員，在桂南崑崙關前線參加抗戰，學生軍解散後，我原要去華東新四軍，後接受地下黨同志的意見重返桂林中學讀書。1940年9月經中桂林市委領導人黃嘉同意批准入黨，12月21日舉行宣誓，入黨介紹人是陳奕江，監誓人是盧蒙堅。當時地下黨組織吸收黨員不僅要求思想進步，成績優異，而且要求綜合能力強，在同學中有威信，能團結群眾。1941年夏天，我高中畢業時因成績突出可直接保送就讀廣西大學。黨組織原本是打算安排我進入桂林市委負責學生工作的，後因廣西大學有些學生黨員畢業要離開，組織工作亟須加強，而我可以免試入讀廣西大學，所以黨組織又改變決定，派我去廣西大學讀書和做學生工作。
西南聯大大家都知道，但是當時的廣西大學在中國也是赫赫有的，我們的創始校長馬君武和原來的北大校長蔡元培齊名，被稱為是 “北蔡南馬”。如果說西南聯大是A，那廣西大學可以說是A-。特別是日本佔領香港以後，很多原來在香港的愛國進步人士如何香凝、千家駒、田漢、歐陽予倩、高士琪等等來到桂林，還有許多著名的教授來廣西大學講課，所以當時廣西大學的影響力非常大，能夠進入廣西大學讀書非常不容易。
入學前，在暑假期間我參加了中共廣西省委在桂林舉辦的幹部培訓班集訓，學員都是廣西大學和桂林中學的黨員，講課的是省委和市委的領導。儘管當時正處於抗戰的艱難階段，但是我們都堅信抗戰一 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黨組織為了日後的長遠考慮，需要提前為國家的建設事業儲備人才。當時廣西大學黨的工作直接歸省委領導，不歸桂林市委，足見黨對培養人才的高度重視。一開始由省委副書記蘇曼負責，後面是由省委書記錢興負責。黨組織要求黨員多聯繫群眾、接觸群眾，在群眾當中建立起威信。在學校裡做地下工作、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學習好，因為成績好有助於建立威信。我學習成績比較好，也愛好和擅長體育運動，這更有利於聯繫眾多同學和群眾。
在廣西大學我讀的是經濟系，在桂林中學我是學理科的，讀經濟系屬於理科轉文科。一個是因為個人對經濟學比較感興趣，另一個是相信抗戰一定會勝利，國家建設也需要經濟人才。果然，我在上海解放之前辦《經濟週報》的時候，就用到了所學的知識。我在《經濟週報》上發表了幾百篇文章，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和金融經濟政策坑害人民群眾。解放後，我在廣西大學所學的經濟學知識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後參加引進外資合作的過程中都發揮了作用。
漆琪生先生是我在廣西大學時的經濟學教授，主要講授的是農業經濟學和貨幣學。漆先生對《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曾經寫過不少批評國民政府的文章，但當時的國民政府是不允許公開講《資本論》的。當時廣西大學的學習環境還是非常不錯的。我還時常去聽政治系的課。盧蒙堅是政治系的學生，第一學期他是廣西大學新生支部的書記，我是新生支部的副書記，第二學期他任西大特派員，我任支部書記，張偉賢任副書記。
我在廣西大學每一門課的成績都不錯，較好的一門是英語。因為我小時候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生活和讀書，殖民當局查到我父親莊希泉因反對新馬英殖民政府對華僑教育的苛刻條例，被驅逐出境。我從中國來，雖然才13歲，也被認為是危險分子，不准我進新加坡華僑中學讀書，於是我就到馬來西亞的英文學校學英語。在廣西大學，我曾經用英文出過當時很有影響的壁報，有一期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孔二小姐與狗》，揭露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抗戰艱難時期的腐敗現象，轟動一時。後來英語幾十年都沒有機會使用，直到改革開放引進外資，與外方談判時才重新把英語用起來。
游泳是我最愛好和擅長的運動，特別是蝶泳在當時的內地還很少有人會，我是在香港學的。那時候沒有什麼游泳館，在校園裡有一個露天的大池塘，水質特別好，面積也很大，水很深，大家都是在池塘裡游泳。沒有跳臺，我們就爬到池塘邊的樹上往下跳。有一次學校舉行遊泳表演比賽，我還應邀表演了蝶泳。除了游泳，單槓、雙杆、吊環也都很在行。練好體育，有時候還能派上大用場。特別是抗戰時，有一次我率領中共抗日臨陽聯隊，聯隊長黎禹章等八個主要骨幹被敵人包圍，要搶渡恭城河突破封鎖線，上下渡口的渡船全被敵人佔領。 水性好的我半夜遊到對岸找到一個半沉半浮的破竹排，一次一次游泳推竹排，把八個不會游泳的同志連人帶武器全部順利渡過河。我雖勞累過度口吐鮮血，但整個隊伍終於安全突圍。解放後擅長游泳的我多 次在組織抗洪救災中也都發揮了作用。1954年賀龍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率領中國體育代表團赴蘇聯考察，當時我是福建省青年團省委書記兼體委主任，被選為代表團成員，在參觀考察中賀老總常點將： “小莊來一個”，要我同蘇聯朋友切磋體育，他下黑海游泳時由我負責保駕。
廣西儘管當時曾被稱為“模範省”，桂系政府當局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間存在一些矛盾，所以廣西大學的氛圍起初還比較寬鬆，校園裡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活動，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始終是共產黨和國民黨，民主黨派的活動主要是老師、教工，對學生的影響力有限。進步學生們自發組織起來寫壁報針砭時弊，對廣西國民政府的行為不全是批評，也有表揚。
除了學習外，更要積極做好黨的工作。開學的時候，有些學生從廣東轉移過來，因為廣東黨的組織遭到破壞，所以廣東的學生地下黨員無法轉移組織關係，這就需要進行談話、甄別，重新入黨。我們在廣西大學不僅聯繫、發展了一批黨員，還培養了一批由我們聯繫和教育的積極分子，他們當中有些人後來的表現非常出色。比如，我的同班同學周福成（後改名周毅之），他是我培養的積極分子，當時還沒有入黨，後來在北方入黨。周毅之發展了傅作義的女兒傅冬入黨，後來又同傅冬結了婚。在和平解放北平的過程中，周毅之和傅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說起來北平的和平解放裡面還有廣西大學校友的一份貢獻。
那時在廣西大學發生一個比較大的事件是“拒高運動”。1941年8月，恰逢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右派思想的高陽擔任校長，來加強對廣西大學的監視、控制。因此，大部分師生對此表示很不滿，一部分學生組織起來到校門外舉行抗議活動。學生們的抗議活動還比較溫和，沒有任何激進的行為。但是國民政府非常心虛，竟然派了一隊憲兵武裝護送高陽到學校上任。事後，學校處分了一批參與“拒高運動”的學生。
1942年，由於領導廣西省委的南方工委遭到破壞，曾與之聯繫的梁耀寶被捕叛變，廣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這就是桂林“七九事件”。梁耀寶曾經擔任過廣西大學老生支部的書記，所以對廣西大學黨員的情況很瞭解。黨組織及時決定和通知所有可能被叛徒出賣的黨員進行撤離。個別人想不通，好不容易進了廣西大學，卻一下子要撤 退。我在1941年暑期省委幹訓班和梁耀寶在一起。他任黨支部書記，我任副書記，彼此熟悉，所以我在佈置其他同志撤退的同時，自己也必須馬上撤離。我個人心裡也是很捨不得，但必須要適應形勢的變化。在撤退的學生黨員中，有一部分轉移去了廣東的中山大學。
從那次被迫撤離廣西大學到後來再回母校參觀，中間間隔了幾十年，這時已是改革開放以後了。我對廣西大學的感情是很深的，廣西大學在北京的校友會一成立就邀請我參加並選舉我當校友會榮譽會長，我每年都參加校友會的活動，每次都把最新印有健身、養生體會的名片送給廣西大學的校友們。廣西大學從一開始建立就很不錯，在抗戰期間能夠堅強地堅持下來就更加不簡單。後來又經歷了1953年的 “校院調整”，一度停辦。能夠恢復廣西大學非常不簡單啊。韋國清給毛主席打報告，毛主席批示：“還廣西一所大學”，廣西大學才得以重建。廣西是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壯族同胞的比例很高，少數民族地區應該有廣西大學這樣一所好的高等學府，尤其是廣西大學有特色、有傳統，還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洗禮。
莊炎林（左二）攜夫人杜豫（右二）參加廣西大學北京校友會年會。左一 為現任廣西大學校長趙躍宇，右一為曾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鄭志鵬。
廣西大學應該越辦越好，而且應該根據歷史、地理和人文發揮它的特色。比如，從地理上來看，廣西是西南地區一個陸海兼備的對外交往出口，通過與東盟國家的合作，廣西這些年獲得了較快發展。廣西總體來說還是比較貧困，未來還需要抓緊“一帶一路”的機遇，不斷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廣西大學要佈局長遠、為國育才，新的廣西大學的學生，應該像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那樣“不忘初心”。要繼承我們過去好的歷史傳統，好好學習，為發展廣西、振興中華髮揮更大地作用。 祝敬愛的母校廣西大學發揮特色、越辦越好！
來源丨廣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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