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對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探索
長期以來，基於“消費、投資、出口”的總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三駕馬車”這個名詞深入人心，彷彿這就是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但近年來，我們卻發現僅靠拉動消費、投資、出口已經不能夠持續有效推動經濟健康快速增長了，換句話說，就是雖然把“油門”踩到底了，“車子”依然減速。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看看“發動機”是否出了問題。
2012年11月，在新一屆領導班子銳意改革的背景下，我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指出宏觀政策不能僅限於總需求干預，而應該多重視供給側，強調了供給創造財富、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並從五大財富源泉和三大增長模式出發，呼籲推動供給側改革，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在《新供給主義宣言》正式發表之前，我專門去徵求一位曾經長期服務於最高決策層的老前輩的意見，前輩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內容和對推動改革的價值，並指點說，第一，最好不要用“主義”，這樣容易引起望文生義者的批評；第二，不要批評前期的政策，這樣領導看了好批示；第三，題目前面最好加上“中國式”，表明是區別於西方而根植於中國實踐。當時聽到這樣推心置腹的指點，我的內心充滿敬佩與感激之情。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文章發表後，對於《新供給主義宣言》所呼籲的內容，社會上絕大部分反饋都是正面和積極的。
2013年，我又陸續發表《以新供給主義推動中國深層次改革》《解除供給抑制，釋放財富源泉》《中國宏觀調控應從需求轉向供給》《從供給側著手重啟改革》《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新供給主義穩增長三大主張》《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啟經濟增長新週期》等二十多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粗淺的理論體系。
2013年7月，我出版了《民富論——新供給主義百年強國路》一書，探討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理論如何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並在放開人口控制政策、改革戶籍制度、推動土地產權改革和土地流轉、貿易4.0戰略、金融改革等方面做了具體研究和闡述。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發佈，開篇即旗幟鮮明地提出“讓一切勞動、知識、資本、技術、管理等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改革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不但與新供給主義“五大財富源泉”的經濟分析框架一致，而且與此書的許多觀點不謀而合。
2015年11月9日，我參加了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分析會，並做了《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運行成本，開始增長新週期》的書面和口頭彙報。11月中旬，中央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2月，我為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門負責人作了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戰略性選擇”的報告。2016年，又多次應邀為多部委和地方的幹部學習做了關於“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相關學術彙報。
在不同的社會輿論氛圍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發聲的重點也會有所不同。比如2012年我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對總需求管理的激烈批評，那是基於之前10年“一腳油門、一腳剎車”政策的必然反思；2013年下半年“錢荒”以後，面對經濟下行，因擔心批評“需求刺激政策”而使穩增長的相關政策受到輿論抑制，這一階段我再沒有批評總需求管理；在2015年11月份中央決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後，我於12月9日在FT中文網上發表的《供給側改革應避免三大誤區》，專門強調不能把供給側改革和需求管理對立起來。
2016年1月，我與國務院研究室、科技部、國土資源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批專家學者共同出版了《供給側改革》一書，成為多個省市黨政幹部研討供給側改革的參考書目。2016年9月，萬博新經濟研究院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召開“供給側改革下一步怎麼辦”圓桌研討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先生、社保理事會副理事長王忠民先生，以及國土資源部、科技部、工信部、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學、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協會等單位相關領導與專家學者出席，11月與會專家共同出版了《供給側改革下一步怎麼辦》一書，希望能夠在推動形成新供給、新動能，推動醫療、教育、能源、土地、金融等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克難方面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與供給側改革
作為一個普通經濟學者，在每一次應邀給地方政府、部委領導幹部或行業協會彙報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對供給側改革的理解時，我都首先聲明我所講的只是一個學者的一孔之見，是“學術淺見”而不是“政策解讀”。當然，如果聽者通過從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原理這樣一個側面出發，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了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取向，那是他們自己的智慧。的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最高決策層基於國內、國際經濟形勢所作出的深謀遠慮的主動選擇和戰略選擇；而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只是我和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在2012年以來的一些學術創新和一些淺薄的理論探索。
雖然離不開現實的土壤，但經濟學術研究更偏重於從特定的哲學認知和邏輯推理出發，分析現實問題，抽象出一般性原理，解釋經濟現象，並不排除從理論方面提出改變現實的原理性建議；而政府的經濟決策和改革行動，則是從經濟現實、政治政策現狀出發，在權衡長期、短期和各方面利益後所做出的政治行為選擇，這其中雖然也可能吸收某個學者的學術主張或思想——但只要決策本身對客觀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對經濟運行有好處，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沒必要拘泥於任何學術概念，而且必然是綜合了不同經濟理論，包含著各種必要訴求的政治、政策混合體。
也正是因為如此，雖然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2012年以來一直在呼籲“供給側改革”，但這與2015年作為中央政策所提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然不能簡單等同：比如2015年第四季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就主要是調控政策，這與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政策順序和實施方法有所不同。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在喬布斯創造蘋果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蘋果手機為代表的新供給創造了新需求；當以蘋果為代表的智能手機進入供給擴張階段後，原有的諾基亞等老化供給就必然退出市場；因此，在順序上應該是先有新供給、新動能，然後是去庫存、去過剩產能，從發生機制上去產能、去庫存應該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而不是行政和計劃的力量”。當然，從政策決策的角度看，“三去一補一降”這樣的政策，既能兼顧短期穩增長和化解風險的目標，又包括了長期結構調整和培育新動能具體措施，還便於地方理解和貫徹落實，這樣的多重經濟任務部署必然不應該受到任何改革理論或學術概念的影響。
既然經濟政策本身沒必要拘泥於任何學術概念，那麼學術研究也必須有獨立性、領先性，而且不應該為了迎合短期決策需要而打扮成與政策相似的樣子，更不應該放棄了原本的學術創新方向——只有這樣，越是有獨立性、創新性的研究，反而對決策越有價值！當然，經濟學者的獨立性和創新性不能脫離現實的土壤，有價值的經濟學術創新必須能夠解釋現實、改變現實，因而可能被有見識的決策借鑑而更有現實影響力。然而，能夠在眾多的學術思想中選出有價值的學術思想加以借鑑，那其實更多是決策者的智慧！古人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就是這個道理——因此任何經濟學說一經被政策採納或借鑑，決策者的理解、變通、執行力就變得更加重要。
正因為如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雖然較早呼籲“供給側改革”這樣的學術概念，但並不能把這些學術概念等同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概念；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雖然於2012年提出了“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樣的微觀理論，但是中央經濟政策提出的如何“創造新供給，釋放創造新需求”則更多是決策者的智慧；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中雖然有新供給週期、更新供給結構、結構性改革推動供給升級等理論，但是並不能自詡為任何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雖然主張減少壟斷、放松管制、大規模減稅等“放鬆行政性供給約束”的理論主張，但是現實中知易行難，政府能夠落實簡政放權、結構性減稅等現實任務也需要真正統一認識以及強大的政治執行力；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圍繞“五大財富源泉”“解除要素供給抑制”等理論提出的改革要素市場、全面降低企業成本的學術理論雖然很有邏輯上的完美性，但是國務院關於全面降低企業成本的具體部署顯然不僅從理論深度出發而且必須從現實可操作性出發，因此需要把“降電價”這樣的操作性行政命令等都算進去；而從供給側劃分的“31種增長模式組合”，以及從中國實踐總結出的“三大增長模式”，能否為中央提出的創新增長方式提供學術上的些許啟發，那就要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未來的理論說服力；還有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以“供給衝擊模型”為基礎的物價管理思想、從要素貢獻出發的分配理論，等等，也僅停留在學術探討層面，與產生決策影響還有距離……總之，理論是抽象的，現實是具體的；理論只負責按照理想的方向做研究，而政策則必須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並對結果負責。
三、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與國內其他新供給學的關係
2013年以來，以21世紀經濟報道的《供給學派的中國藥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的《以民富為起點重啟改革》為代表的很多媒體文章都深度報道了我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相關學術主張。但是也有不少媒體混淆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其他“新供給經濟學”的關係，其中混淆比較多的是與賈康先生的“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的關係。
2012年11月，我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之後不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前所長賈康也發表了《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提出“八雙”的政策主張，後來又改為“八雙、五並重”。這中間我與賈康先生有過交流與合作，但是經過深入瞭解後發現其“八雙、五並重”的經濟政策建議與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主張不是一回事，且在供給的主導作用、減稅、政府規劃的作用等方面的認識都大不相同。賈康先生的新供給經濟學中，“框架”“重構”等概念較多，創立學派的呼籲較多，而背後的理論體系有待明確，有人認為，這種把認為好的政策都歸納進去，在有爭議的問題上都用“並重”來走“中間路線”的經濟政策研究活動，定義為“新綜合”也許更合適。當然，在呼籲重視供給管理、宣傳供給側改革方面，尤其在財稅和房地產研究方面，賈康先生的學術活動都很有影響力。但從更嚴謹的治學態度角度，我也能夠理解吳敬璉、晏志傑等老一輩專家學者對所謂“框架”“重構”等“造詞”的學術批評。2015年以來，賈康先生的文章和演講中，開始多次出現“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等內容，這完全沿用了我在2013年十幾篇文章的提法；之後在其著作和演講中，也開始多次出現了與我在2012年以來提出的“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五大財富源泉等分析框架相似的表述，我很高興看到這樣的“所見略同”。
除了賈康先生之外，還有很多學者在新供給經濟學方面的探索值得我們學習，有的偏重於政策，有的偏重於供給管理，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這麼多的學者在同一個時代走到同一個方向，實際上反映了從供給側推動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政策的一種必然選擇，而對於如何從供給側推動改革，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任何一種新思想、新理論的產生，總要經歷孤獨、被認可、被效仿、被質疑、一擁而上等階段，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也不例外。也正因為如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才能在決策層、在學術圈、在社會上產生如此多的共鳴，獲得如此多的支持。當然，也有很多質疑和競爭——對於那些質疑者，他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促使我們考慮得更全面；對於那些競爭者，正是他們激勵我們前進。但是也有個別學者不太遵守學術規範，例如某學者2015年以來多次生硬抄襲本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相關提法，但是既不註明引用出處，又不能正確解讀其中深意。還有個別學者把我2012年來關於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相關文章未經同意就收到他們的著作中。2016年以來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和學習的態度購買了這些學者貫之以某某等著、某某主編的《供給側改革》，沒想到至少有三本這樣的“名家”著作都在我並不知曉的情況下收錄了我的相關文章——對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謝這些學者的厚愛，另一方面也期待經濟學界治學之風更加嚴謹。此外，雖然當前學界對於供給側改革的高度關注和熱情總體上有利於學術創新和改革實踐，但也出現了“新供給是個筐，什麼都往裡面裝”的情況，需要學界關注和政界識別。“假學術、真忽悠、亂抄襲、瞎解釋”的學術投機，一方面擾亂了經濟學術創新，另一方面也會對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部署產生消極、負面影響。“供給側改革”的經是部好經，被這些投機者念歪了就可惜了。
退一步講，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偉大改革實踐，並不是由任何現成的經濟理論或改革理論推動的，而是十幾億中國人從貧困走向溫飽、邁向小康的偉大改革實踐推動的。而走過“摸著石頭過河”的特定階段之後，基於中國改革實踐的經濟學不但有其產生的實踐土壤，而且創新引領的理論需求也越來越迫切。生在這樣的偉大時代，我堅信，作為學者，只要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心懷國家，本著有創新、有擔當、有建設性、可操作性的原則紮紮實實地探索，中國的經濟學術研究就一定能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景！
我很喜歡的一首曲子叫作《鋼琴與二胡的合奏》，供給側改革與總需求管理，就像鋼琴與二胡的合奏；不同學者、不同角度的經濟學術探索，也像各種樂器的合奏；“去產能、去庫存”和培育新供給、新動力必然是合奏；中央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正確戰略和各部門各地方的落實，也是多種樂器的合奏……只要保持良性互動，這些理論創新和改革實踐的合奏，必將在中國形成一部偉大的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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