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量發展、綠色發展、創新發展是首都北京追求高質量發展的三大特徵。減量是約束性條件和現實要求，綠色是發展目標與前行方向，創新是依賴路徑與優勢所在。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和世界高端企業總部聚集之都，集聚了全球優質的創新資源。應該充分認識到創新發展對實現首都戰略定位和高質量發展的意義，認識到依靠創新謀發展在現階段的唯一性、關鍵性和必然性。
創新發展是實現減量約束下高質量發展的唯一出路，要向創新發展要效率
新總規劃定了人口總量上限、生態控制線和城市開發邊界三條紅線，通過強化紅線的約束意識使北京成為全國第一個減量發展的城市。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2035年生態紅線區面積佔市域面積的比例從現在的73%提高到75%，建設用地淨減量將超過150平方公里，與傳統的、單純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資規模驅動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在人口、土地雙控和環境硬約束下實現的高質量發展，是用較少的資源要素投入和空間佔用，形成對資源環境負荷最小、經濟社會結構合理的新的城市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依靠強化人均產出、地均產出等效益指標，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技術進步來支撐經濟發展。
這種自我約束型實質性減量發展道路的確立，是建立在北京整體實力與創新型競爭優勢基礎上的，是轉向以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城市文明方向的新航程。高質量發展更多依靠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影響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因素既包括以創造發明、質量提高、技術工藝改進等為代表的直接技術因素，也包括經濟體制、制度環境、經濟週期、全球化等影響投入產出效率的非技術因素。這些影響因素的變化都要靠創新的理念、辦法、思路和技術來實現。目前，北京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僅為東京都市圈、大倫敦和紐約大都市圈的30%、25%和22 %左右，要素產出和土地利用效率遠遠沒有發揮，且受諸多城市病困擾，人居環境退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對資源要素進行優化配置、空間環境重組改造、產業格局調整升級，唯有通過創新發展去推動技術、管理、政策、體制等領域的變革，才能倒逼發展方式轉變和發展質量提升，實現減量約束下的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北京通過騰籠換鳥、放棄大而全的工業體系，把創新發展重點放在國際前沿科技、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性成果的轉化運用上，逐步形成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金融街、北京商務中心區、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臨空經濟區和奧林匹克中心區六大高端產業功能區，約佔全市經濟總量的一半。今後，北京應重點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10個高精尖產業與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把“三城一區”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集聚新高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全國科技創新中心。
通過創新引導主導產業向高精尖結構和功能區集聚，北京已進入發達經濟體和後工業社會的新階段。這個階段城市經濟基礎性的變化不僅體現在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更重要的是形成以創新為核心、服務業為紐帶、互聯網為平臺，培育有競爭優勢、對資源環境負荷最小的新經濟形態。這種基於網絡和用戶多樣化需求的城市經濟體系，已經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空間聚集、流水線生產、標準化產品和服務的特點，呈現出“互聯網＋”、個性化需求、多樣化定價、去中心化和去時空化的新特徵。通過發展定製型製造業、創意體驗型經濟、網絡商鋪型經濟以及供需對接的非正式經濟發展平臺，建立消費者之間相互響應（C2C）的商業服務模式。扶持能夠帶動本地和京津冀居民消費、就業和經濟增長，有持續創造活力的新經濟，才能實現城市的有機更新、成功轉型，構建立足北京、面向京津冀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創新發展是轉變社會治理模式、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關鍵，要向創新發展要辦法
城市是具有複雜系統特徵的有機生命體。如何通過創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一直是城市社會治理的重點與難點。“街道吹哨、部門報到”就是北京超大城市治理的一種積極探索。今天，北京超大城市發展面臨巨大挑戰，表面看是人口超載、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城市病日益嚴重，實際是傳統的管理體制不能適應新的歷史階段與發展需求的集中體現。現代城市管理體系是通過等級結構合理、分工明確、職權清晰、專業化隊伍、嚴格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的非人格化來實現垂直穩定、有序協調、分工合作的管理安排。每個部門內部細分成不同的責任單位又會使本來就複雜的、具有內在邏輯的城市管理與服務變得更加零散與破碎，使公職人員因職權所限要獨立解決市民困難、應付新的情況和問題變得困難。
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支撐下的各種城市共建共治共享平臺的搭建，可以發現市民需求，響應各種問題，整合各種資源，吸引市民參與城市治理，突破各部門的管理邊界與利益壁壘，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以新加坡為例，通過實施“智能城市2015”計劃，新加坡近98%的公共服務通過在線方式提供，無論是個人需要申請的服務項目、社區問題反映還是設備故障保修，都可以通過手機客戶端或電子郵箱等方式發給責任部門。一兩天內問題就會得到解決，而且有大批社會組織、義工活躍在城市治理的各個領域，大大減少了政府的公共服務開支與投入。可見，藉助創新思維和技術的力量，社會治理可以突破傳統管理體制的束縛，摸索出一套匹配本地居民需求、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本地區實際的治理模式，打破各自為政、條塊分割、政績導向的城市管理體制。
向創新要辦法，形成“讓百姓省事、政府少事、人人做事”的社會治理格局。通過本地居民相互服務、照應、關懷，形成一種新的城市主體參與城市建設與治理模式。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萬人，根據2020年2300萬人口的規劃控制目標，年均增長25.9萬人。根據就業人口推算，要實現十三五時期6.5%的中高速增長，年均增長人口規模應為57.16萬，每年約有31萬的勞動力缺口。如果沒有管理體制創新，不僅會有專業技術人員缺口，生活服務業等其他產業外來人口也會重新集聚 。應加強城市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瞭解城市運行規律和公眾的真實需求，發現人口聚集、交通擁堵、資源消耗、環境惡化的具體地點、問題及其嚴重程度並及時響應。如手機隨手拍上傳、“認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網上公眾服務滿意度測評等，吸引市民參與城市治理，使城市生活在減少政府投入的同時變得更美好。通過工作崗位拆分、服務存入時間銀行、退休人員再就業或鼓勵義工等設計，將本地就業引導政策與社區治理相結合。從企業主體參與城市精細化治理入手，鼓勵各機構以工作任務為導向，將一部分不需要集中辦公的崗位轉變為靈活的、彈性的、居家型崗位，讓百姓儘可能兼顧家庭事業、安心舒心地工作，減少上班通勤人口和車輛，緩解交通壓力。適應網絡時代國際城市活動24小時化的特點，在主要聚集區、重點繁華地段和居民社區提供深夜或24小時生活工作服務、交通、其他基礎設施和娛樂休閒設施等，創新靈活響應服務平臺、實現空間時間的高效利用，激發首都發展活力。通過創新搭建社會治理新平臺，讓廣大市民參與治理的過程，也是市民學會自我管理、規劃建設好所在社區的過程；反思個體與整體的自我教化、道德提升、融入社會的過程，也是政府減少管理成本、提升治理能力、逐漸過渡到由下而上社會治理的過程。這一系列變化的出現，將是創新發展在更長的歷史階段對城市治理與進步的最重要貢獻。
創新發展是實現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的必然選擇，要向創新發展要未來
減量約束下的高質量發展目標，在作為首都地位特殊、資源稟賦、發展水平高、具有特色文化傳統的北京，註定要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首都城市發展道路。只有創新思維才能使城市空間、產業、各種資源要素得到新的配置與利用，使城市獲得足夠的流通性、良好的便利性、更高的發展效率和新的競爭力。
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實現物聯與互聯的智能結合、不同部門的數據對接和共享，實時高效地提供決策、服務、管理信息，提前預判居民需求和風險源，優化資源配置，主動推送服務項目，解決全球最具挑戰性的城市病是城市創新發展的方向。以無處不在的連接、更好的數據集成、更便民的本地服務、更低的管理運行成本改善城市生活，打造基於最新信息技術之上的高效、宜居和充滿活力的新型城市。
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城市可以升級為能夠感知環境信息和人類行為的“智慧體”。新一代互聯網將轉變為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鏈接三位一體的互（物）聯網，所有人與物、靜態與動態活動數據都可以有時空編碼。人工智能運用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深度學習的算法，分析數據背後的規律，模擬各種應用場景，發現可能出現的問題，對城市進行監測、預防、精準配置、管理、引導和改進。
城市“智慧體”由城市大腦（中樞）支配。“城市大腦”融合了地理時空數據、物聯感知數據、電子政務數據、統計開放數據和其他大數據，實時、精準、全面的數據以及複雜數據的強大處理能力將使城市大腦具備城市智能思考與決策能力，使城市複雜系統成為能自組織、自循環、自學習、自適應的有機生命體，成為人與自然、社會環境良性互動的空間。
城市成為聯結人與物的智能交互平臺。通過互聯與物聯傳感，無處不在的互動關係將衍生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具有強大城市計算能力和專業人才優勢的企業將成為最主要的城市運行維護商，在智慧城市的建設、運營、維護以及不斷擴展的民生服務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同時承擔數據安全和保護數權的相應社會責任。政府通過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或政府購買服務，最終走向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格局。
創新發展將使城市從工業社會的生產性中心脫胎換骨為網絡時代萬物互聯的智慧型服務中心。通過不斷創新實現減量高質量發展，改善城市環境和生活質量，使城市獲得新生與未來，從而使北京成為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城市，為全國的城市建設提供示範經驗與可持續發展模式。
（作者：段霞，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學院教授，城市群系統演化與可持續發展的決策模擬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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