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經濟這個“怪胎”，主流經濟學目前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
（總體上說，經濟學對現代世界的變化是嚴重反應不足的。它未能預測金融危機以及此後的經濟復甦乏力，只是其中的一個突出例子而已。 圖/視覺中國）
文 | 賈擁民 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經濟學號稱“經世濟民”之學。確實，在當今世界，最重要的莫過於“經濟”了。經濟學理論，可能會通過經濟政策，影響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一定意義上，說經濟學改變了世界也不為過。或者保守一些說，經濟學至少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不斷變化的世界。
本書中的被訪談者，在經濟學領域都是重量級的。所以這一系列對話，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經濟學的中西對話。在對談過程中，訪談者也有相對比較自覺的中國立場，提出了與中國經濟相關的一些問題。這些受訪的頂尖經濟學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就中國經濟狀況、面臨的挑戰、前景等等做出了分析。與此同時，對話並沒有充斥專業術語，相反語言是樸素簡潔的，態度是平易近人的。因為對話的契機，大部分是作者利用參加國際會議等契機，以閒談方式完成，通過對話的方式以增進相互理解為目的。
張軍教授的《頂級對話：理解變化中的經濟世界》就是一位中國經濟學家，試圖通過與世界頂尖經濟學家的對話，來從經濟學的角度理解世界的一種嘗試。
《頂級對話：理解變化中的經濟世界》，張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
進入21世紀之後，似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進入了“新常態”，當然這是一種深刻變化之後出現並仍然在持續變化的新常態。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此後世界經濟的長期不振，被許多人歸結為在錯誤的經濟理論指導下錯誤的經濟政策的後果。這一點與20世紀的大蕭條後人們對經濟學家的評價截然不同。當時確實有人指責經濟學家無所作為，但是沒有什麼人指責經濟學家為所不當為。確實，羅斯福新政以來，經濟學在“改造世界”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或許，已經發揮了過大的作用。
張軍教授的《頂級對話：理解變化中的經濟世界》對此有所反思，這突出反映在書中他與伯南克和席勒的對話中。
伯南克說，經濟學家擅長的是“告訴你以前有什麼做錯了”，但是沒辦法對未來做出預測。以新技術的影響而論，儘管可以感覺到技術進步在經濟上越來越重要，但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到底是多少，還是很難計算出來的。而且，更加“棘手的問題是，這些新的技術出現以後，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是什麼，不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有經濟增長的好處在人群中如何分配，這也難以評估”。因此技術進步有可能會使不平等狀況進一步惡化。
因為與政策的關係非常密切，因此經濟學很難擺脫政治的影響。伯南克在回憶了他擔任美聯儲主席時做出的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艱難決定後，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不僅要與金融危機做鬥爭，還要和政治做鬥爭。當時所有人都不喜歡我們，但如果我們不採取措施，整個金融系統就會崩盤……如果時光倒轉的話，我還會做同樣的事情。只是政治實在太麻煩了”。
並不是所有人都對經濟學無法擺脫政治的現實有清醒的認識。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辛辣地指出，“1968年初設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它被定位為‘經濟科學’獎項。我想，這樣命名的原因是許多經濟學實踐者仍存有政治動機，不能稱他們為科學家。”他認為，“真正的經濟學家應該具備經濟學研究寫作的能力，不同政治派別的人讀到這些內容，都能夠受到啟發，也不會得出任何有政治傾向的結論。”
但是，在金融危機之前，人們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忘記了經濟學是與“人”相關的，需要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或採集相關的數據，因此只承認一部分證據是科學的、有明顯的事實依據，卻忽略了另外很大的一部分經濟學現象和數據。這種有意遺忘，最終導致“經濟泡沫不可收拾，金融危機撲面而來”。
總體上說，經濟學對現代世界的變化是嚴重反應不足的。它未能預測金融危機以及此後的經濟復甦乏力，只是其中的一個突出例子而已。近年來，對於技術快速變革推動下的企業創新活動、貨幣體系的重構，以及消費模式的更新和財富觀念的演變，經濟學很少及時給出有力的解釋（與斯科爾斯的對話重點談到了技術變革的經濟影響）。特別是，對於中國經濟這個“怪胎”，主流經濟學目前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中國有多少次被宣佈“即將崩潰”，有多少次被宣佈“泡沫馬上就要破裂”，但是這種預測從目前來看不算成功。這種特殊的經濟體制，或許可以說是過渡性的，但至少它的運行方式很難用現有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
經濟學已經到了被世界改造的時候了。套用時髦的“大數據時代”的話語，經濟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能否有效地以自己特有的視角，去組織各種各樣的數據。現實經濟世界的交易和事件，是大數據的一個重要來源。
在對話中，羅伯特·席勒也極為重視另一個數據來源，那就是神經數據。他說，“將來也許會有一場神經科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聯合會議。他們大範圍地收集神經科學的數據，並與經濟數據合併，到那個時候，經濟學可能不再會是一門孤立的科學了。”最終，“神經科學會改變我們對於人類本性的認識。”
很多年前，坊間就有一個說法，張軍是南方少有的能夠和京城的經濟學大腕“別一別苗頭”的經濟學家之一。從這本書中，確實不僅可以看出張軍高深的經濟學素養，更可以看出他的家國情懷和世界意識。
（本文首刊於《財經》年刊2019：預測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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