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來北京出差的黑龍江知青海聞站在北京大學西門外張望了一會兒，沒敢進去。他羨慕校園裡的學生。他問自己：“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這輩子還有沒有機會上大學？”
一千多公里外的陝西眉縣，22歲的教育局幹事林雙林正埋頭給領導寫報告，他盤算著，要好好工作，說不定哪天就被推薦去上大學了。
在北京朝陽無線電廠當車間主任的潘慕平已經29歲，他也想上大學，但領導一直不同意推薦。他幾乎要認命了，以為自己會在工廠裡待一輩子。
幾個月後，他們等來了轉機——中斷11年的高考恢復，這幾個年輕人考進了北京大學經濟系。這一年冬天，全國570萬青年從四面八方湧進考場，27.3萬人被錄取。
“高考是永生難忘的經歷、命運的轉折點。”海聞說。四十年前，住在燕園37號樓的小夥子們哪會想到，後來他們中將會走出中共中央委員、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以及諸多學界、政界、商界的領軍人物。
77級經濟系畢業照。受訪者供圖
“這回要看真本事了”
“祝賀你考進北京大學！”1978年1月，已經回到杭州老家過年的海聞收到了從黑龍江虎林縣紅衛公社發來的電報。時隔四十年，回想當時的場景，海聞的眼裡依然會泛起淚光。
那時候，他已經在黑龍江待了九年。中間好幾次被推薦上大學，不是卡在公社，就是卡在縣裡，都因為他出身“黑五類”——1957年，他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又有複雜的海外關係。
“家人看我就是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感覺。明明不行，卻還不停說要上大學。”海聞回憶說，1977年前後母親已經反覆催促他回城，接她在杭州電信局的班，“這輩子不要想那麼多了”。
海聞想再試試。往年七、八月份高等學校招生早就開始了，但1977年9月還沒什麼動靜。大家都在傳說要恢復高考了。
其實，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繼續推行“文革”後期確定的“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招生辦法，方案已經報送中央。但在8月6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聽從了與會科教界人士的建議，當即拍板決定在當年就恢復高考。
消息傳到紅衛公社，大家奔走相告：“這回要看真本事了！”海聞沒想到，後來他不但考上了大學，而且是北大！
77級經濟系海聞當時的畢業證書。受訪者供圖
從眉縣教育局辦公室拿到入學通知書時，林雙林高興壞了，顧不上找大門，直接從半截土牆上翻到隔壁院子去，站在舅舅面前大喊：“我考上了！考上北大了！”舅舅被嚇了一跳，趕緊叮囑他，別高興過頭出個啥事。
小學五年級時遭遇“文革”，林雙林在眉縣農村搬過石頭、修過水庫，也在村裡的小學當過校長。他也想被推薦上學。有一年，推薦上高中的名額被生產隊長孩子拿走了。又有一年，推薦上大學的名額給了大隊的一個女孩子。
對於“文革”前的老高三張文祥來說，恢復高考的消息已經足足等了十年。1966年，還有半個月要高考，他已經填完了志願，“文革”來了，停課鬧革命，大學夢成了泡影。“等了十年，高考恢復了，我能不參加嗎？”張文祥說。
“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
1978年2月底，這些學號以“77”打頭、北京大學學生學籍檔案上寫著“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年輕人們，從工廠車間、農村大田、部隊軍營，聚集到了未名湖畔。
那時候，北大周圍都是50年代的破房子和大片的農田、菜地。出行只有校門口的一趟332路公交車。第一次走進大學校園時，陝西農村出身的林雙林不禁感嘆，“北大怎麼有這麼多門，北大怎麼這麼大！”
77級經濟系同學當年在班級活動中表演英語劇。受訪者供圖
全年級80個同學中，年紀最大的張文祥和李鐵軍，入校時已經31歲，張文祥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年紀最小的18歲，剛剛應屆高中畢業。系裡男生居多，女生只有十來個。機關幹部、下鄉知青、廠礦工人、現役軍人，什麼職業都有，大家一起住進37號樓，成了同學。
“剛進校那會兒，我們有點狂。”海聞回憶，進校沒多久，就有77級學生貼出大字報，說自己是華主席的第一代大學生。76級學生不樂意了，說他們才是。大家吵了一段時間，也沒分出結果。77級始終覺得，“工農兵學員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
那會兒沒有課本，都是油印的講義。英語老師年紀小，“講臺下的學生像她的叔叔一樣”。
“大家都有一種普遍的心理，想把‘文革’中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林雙林說。那會兒他走路、吃飯排隊、坐公交車，都拿著單詞本，連著三個暑假不回家，留在學校學習。張文祥有時候大半夜還拿著手電筒在被窩裡背俄語單詞。
77級經濟系當時班級出板報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那時候，大家都很注重鍛鍊身體。早上天還沒亮，體育委員就組織大家去操場沿著400米跑道跑兩圈。一位同學回憶說，大家都有種感覺，覺得未來要肩負很大的責任，所以要準備好。
給他們上專業課的都是陳岱孫等經濟學泰斗。厲以寧和蕭灼基在當時也只是講師。老師們把學生分成學習小組，常常端著茶缸去學生宿舍討論問題，經常爭到面紅耳赤。“改革中農村是否可以包產到戶？私企可否僱工？僱工算不算剝削？多少人算剝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的專家來講座是常事。林雙林覺得眼界開闊了很多。上大學前，他總想著要學哲學，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等著他去解放。後來才發現，“當時我們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差別還很大。”
讓海聞印象深刻的是經濟學家孫冶方的一場講座。孫冶方說，中國的問題不是走不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如何解決封建主義的問題。五四運動倡導的民主和科學、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都還沒完成。
他想到了“文革”中的個人崇拜和落後的經濟，恍然大悟，“很多事情看起來是資本主義，其實是封建殘餘。”
“團結起來 振興中華”
課堂上，厲以寧常常提醒他們，“你們是和思想解放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從1978年入校到1982年畢業，77級學生和整個社會一起，也在感受著思想解放、理想重建的衝擊。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很快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幾個月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社會上思想解放浪潮一波連著一波，校園裡也前所未有地活躍。
何小鋒聽完一場講座後，發現老師講的“只有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流通和服務勞動不創造價值”的說法和第三產業日益發達的現實不相適應。隨即撰寫論文發表在經濟學權威期刊上，觀點引發爭議。
這件事讓不少學生印象深刻——“那個年代，大家都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很少有人質疑。”
在77級經濟系畢業典禮上，一位老師說，個別學生髮表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培養這樣的人就是培養無產階級掘墓人。
77級經濟系同學當時在密雲水庫春遊。受訪者供圖
氣氛有些尷尬時，厲以寧突然站起來，大聲說，“不能這樣對待學生，不能這樣上綱上線。”他說，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話十年後沒人記得；有些年輕人人微言輕，但他的話十年後仍然有人想起。
這段話何小鋒記了很久。後來他回到北大經濟系任教時，又談及這段往事，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第三產業成了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9年初，幾個同學商量著創辦了一份自己的經濟學刊物，叫《學友》。發展最鼎盛時，《學友》社還向人大、復旦等全國七大經濟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學術團體倡議，準備成立“全國大學生經濟學團體聯合會”和《全國大學生經濟學報》。
陶海粟在博客裡回憶說，當年全年級共有六十多人次在《學友》上發稿——丘小雄比較債券發行的利弊得失、易綱大三赴美留學之前談對“思想解放”的思考，還有同學對蘇聯經濟問題提出了看法。
那時候，大家流行在學術期刊和報刊上發表文章。畢業前最後一年，幾個同學還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翻譯出版了一本《當代十二個經濟學家》。
1981年3月20日晚是77級校園時光中最難忘的一夜。那晚，中國男排先輸兩局，再扳回三局，最終贏了韓國男排，獲得當年世界盃排球賽的入場券。
校園裡一片沸騰，學生們舉著點燃的掃帚當火把，遊行、喊口號。有學生喊出了“團結起來 振興中華”的口號。
海聞至今記得當時的場景，“那時候國家百廢待興，人心也比較散，這個口號把大家凝聚起來了。”他說，77級這一代正處在中華民族要崛起的歷史階段，一直都覺得振興中華是他們的使命。
“77、78級現象”
畢業後，海聞和林雙林去了美國讀書，易綱大三就去了美國；何小鋒、劉偉等留校讀研；潘慕平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報社；陶海粟、張曉強、丘小雄、畢井泉、石小敏等同學則進入了政府部門和政策研究部門。
大家遵從蕭灼基老師的教誨，成了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和大企業家。
去美國前，林雙林去拜訪了陳岱孫。老先生總是講到自己20世紀20年代作為庚子賠款留學生在美國讀書的經歷，他說當時最怕自己當了亡國奴。林雙林聽懂了老師的意思，趕忙表示，學生一定早日學成歸國。
海聞出國的目標也很明確，“就是為了早點學成歸來參與國家建設”。
1995年，他們先後回國。這一年的3月10日，海聞、易綱、林毅夫、張維迎共同發起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舉行了成立大會。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後來發展成為今天的國家高端智庫——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他們用研究為國家改革發展建言獻策。
當時送易綱（左一）去美國留學時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後來，海聞致力於推動中國經濟學的教育與科研，創建了“中國經濟學年會”和“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等交流平臺。他曾是北京大學副校長，卻始終站在教學一線，他的“經濟學原理”是北大學子最受歡迎的啟蒙課程之一，撰寫的《國際貿易》是經久不衰的經典教科書。
林雙林回國後，先在北大經濟學院財政學系當了八年系主任，幫助財政學系設立了博士點，後來一直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任教。2007年起，他擔任北京大學公共財政研究中心主任，近些年幫助財政部做醫改、稅制改革、國有資產管理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5月3日，北京大學，回校參加校慶的老同學緊緊相擁。新京報記者彭子洋 攝
潘慕平從投行退休後，擔任了北大金融傢俱樂部主席，現在還在為北大金融校友提供服務。
多年過去，大家都老了。一大半同學已退休。相對年輕些的，仍在發揮餘熱：易綱不久前剛剛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畢井泉出任新成立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還有些同學仍戰鬥在國內外科研一線。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學經濟系77級2班同學集體合影。新京報記者彭子洋 攝
海聞今年已經66歲，他早已不再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現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北大匯豐商學院的發展上。最讓他驕傲的是，今年3月，他把校區開到了英國牛津郡。未來，他希望把匯豐商學院建成國際知名、中國最好的商學院之一。
由於77、78級大學生無論從事學術研究，還是從政、從商都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成就，被學術界稱為“77、78級現象”。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曾撰文說，77、78級大學生走出大學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緊鑼密鼓中，他們用青春年華和才智參與其中，見證了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受惠者、推動者和維護者，其命運與改革開放息息相關。
“1977年恢復高考的重要意義，不僅僅是鄧小平順應時勢的英明決斷所賦予的，而且還是由77、78級等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的人才所作所為體現出來。”劉海峰說。
■ 改革親歷
潘際鑾 91歲，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1977年8月作為清華大學代表參加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1977年8月初，我接到學校通知，要和校黨委副書記何東昌一起作為清華大學的代表參加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8月4日開始，會期5天。我們在北京飯店報到，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開會。
當時參加座談會的有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教育部部長劉西堯，還有33位來自科學院的專家和高校教師。每場會議都由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
鄧小平同志一來就跟我們說，想聽聽大家意見，題目是科學研究工作怎樣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樣才能適應四個現代化建設要求，怎樣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會議氣氛非常活躍，大家的發言集中在“文革”對知識分子和對科學教育事業的打擊和迫害上面，基本就是吐苦水，每個人一吐就是一兩個小時。
我講了自己被迫害的情況和清華教學科研情況。1948年我大學畢業後在清華任教。“文革”一開始，“四人幫”統治了學校，工宣隊把我所在的焊接教研組打成了清華大學最頑固的資產階級“土圍子”，我是“土圍子”“頭目”之一，還被下放到校辦工廠裡勞動改造，不準講課、不準接觸同學、不準搞科研、不準和國內外同行進行學術交流。我說，像我這樣被迫害的知識分子還有很多，整個學校教學科研工作無法進行，這樣下去中國就不會有希望。
何東昌發言說，清華大學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素質很低，很多人只有小學水平，到校後還要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當時就說：“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
座談會開到第三天，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的查全性在發言中抨擊了現行招生制度的嚴重弊病，說必須重視高校招生工作，因為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好像工廠的原材料，用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產品。他第一個建議恢復高考。我們都表示贊同。
當時，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已經召開，決定繼續推行“文革”後期確定的“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招生辦法。各地已經開始準備招生了。
鄧小平問：“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旁邊的劉西堯說，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當即表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由於鄧小平的這個表態，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之後，這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區相繼舉行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多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
8月8日座談會結束。我覺得相當振奮。1977級學生入學後，我明顯感覺到教學秩序和師生關係恢復正常。上課時，再也沒有學生像當時的部分工農兵學員一樣把老師當敵人來批鬥了。
■ 改革辭典
恢復高考：1977年9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掀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由此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不僅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尤為重要的是為我國在新時期及其後的發展和騰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 改革物語
北京大學77級學生當時的校徽。 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新京報記者 張維 實習生 張一川 編輯 胡杰 校對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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