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先例，以卡塔爾為代表的小體量產油國自覺在歐佩克體制下承擔的義務遠大於它獲得的實際收益。在離開這個由沙特主導的集團之後，卡塔爾依舊能憑藉天然氣出口傲立於全球能源市場。

12月6日，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中）在奧地利維也納與各國記者交談

不是第一個，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在2018年歲末的全球能源市場上至少相當於一枚小當量核彈爆炸。

12月3日，卡塔爾新任能源大臣薩阿德·阿爾-卡伊比（SaadSheridaal-Kaabi）正式對外宣佈：經過深思熟慮，該國將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退出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並專注於液化天然氣（LNG）的生產和出口。在此之前，卡塔爾代表仍會列席12月初在維也納召開的歐佩克部長級會議，最後一次承擔控制原油產能的義務。對做出這一決定的動機，卡伊比僅僅解釋為“技術因素使然”；但人盡皆知，根本分歧來自多哈當局與歐佩克實際領導者沙特阿拉伯之間的矛盾：兩國持續已近18個月的“冷對抗”迄今仍未解凍。

一位在最近造訪過多哈的中國商人向我描繪了他眼中卡塔爾政商兩界的現狀：“所有人說話都極富技巧，避免提及來自利雅得以及其他海灣國家的封鎖。他們羅列了一連串卡塔爾相較本地區其他國家的投資優勢，但那種過於誇張的口氣，分明讓人感到心神不寧。”是的，來自沙特的外部壓力不會動搖卡塔爾身為全球人均GDP排名第五（IMF數據）的富裕國家的地位，不會逆轉多哈王室與美國之間由來已久的親密關係，更不會影響到為卡塔爾創造鉅額進賬的液化石油氣出口。但僅僅是沙特的距離之近，就足以令人感到壓力的真實和沉重。由於海灣合作組織（GCC）成員國切斷了對卡塔爾的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出口，多哈市面上只能夠買到從伊朗和土耳其進口的水果、蔬菜。當我在2018年乘坐中東主流航空公司的班機前往阿拉伯半島時，航線都會在卡塔爾附近轉一個

作為1961年加入歐佩克的第二批主要成員國之一，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卡塔爾政府在原油產能問題上唯沙特的馬首是瞻。兩國關係破裂之後，卡塔爾能源大臣仍須硬著頭皮出現在歐佩克的歷次重大會議上，形單影隻，對該國的國際形象自是有害無益。今年10月卡舒吉事件發生之後，儘快撇清與沙特政府之間的瓜葛更是成為多哈當局的迫切要務。以“技術因素”為由推出歐佩克，不僅是順應時勢之舉，也是對遠期風險的一種提前規避——美國司法部正在研究針對歐佩克發起反壟斷立法；此舉與北美頁岩油出口的增長相配合，可能對歐佩克國家在歐美地區的收入造成重大影響。提前“下船”，也是為了避開這座冰山。

而從歷史案例觀察，儘管歐佩克始終以確保油價穩定增長、使主要產油國皆能從中受益為己任；但在該組織內部，以沙特、阿聯酋為代表的大國與利比亞、卡塔爾等小國的鬥爭始終不曾停歇。抗壓能力不足的小國，在歐佩克的協調機制下被迫放棄政策自主性，以迎合沙特這一領袖國家的立場，卻未必總能獲得與預期相符的收益。而利雅得當局與另一主要產油國伊朗之間的對立，以及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意圖將沙特國內改革的成本由其他產油國共擔的企圖，更是帶來了經久不息的隱患。卡塔爾從歐佩克的圓桌上退席，正是這個中東與全世界動盪時代繼續向前的寫照——集體行動的呼籲已經過時，各國正在為自求保全而掙扎。

12月3日，卡塔爾新任能源大臣卡伊比在多哈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該國將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退出歐

“以大欺小”的歐佩克

作為波斯灣沿岸的一系列阿拉伯“土豪”國家之一，卡塔爾有著一項大不同於周邊諸國的特點。首先，儘管同樣以能源出口作為財政收入支柱，並且憑藉資源紅利實現了阿拉伯世界最高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但卡塔爾的資源結構卻是以天然氣、而非石油為主。截止到2018年10月底，該國日均原油產量約為61萬桶，不及歐佩克成員國單日總產量（3330萬桶）的2%，不僅遠遠落後於沙特這樣的千萬桶級巨人，就是和同樣國小民寡的科威特、赤道幾內亞相比也相形見絀。另一方面，在不受歐佩克集體行動原則約束的天然氣資源方面，卡塔爾卻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級巨頭。主體位於該國領海內的北方（North Dome，延伸到伊朗領海內的部分稱為南帕爾斯）天然氣田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單一天然氣田，預估總儲量高達51萬億立方米。以這項自然饋贈為憑靠，卡塔爾天然氣公司（Qatargas）每年可以製備出7700萬噸液化石油氣用於出口，自2006年起長期佔據全球LNG出口榜首位，直到最近幾年才被澳大利亞超過。換言之，歐佩克之於卡塔爾的意義著實有限。

另一方面，恰恰是像卡塔爾這樣的原油產能較小的夥伴國，在歐佩克秉承的“集體行動，大國為尊”原則下，不得不承受並非出於本心的壓力。究其原因，當沙特、委內瑞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五國在1960年最早發起成立歐佩克組織（當時卡塔爾僅是觀察員國家，第二年才正式加入）時，出發點是通過共同控制全球原油市場的供給，來達成增加收入的目的。在當時，僅這五個首創國的原油出口量就佔到全球原油交易市場80%的份額（不含未進入自由交易市場的蘇聯），效果的確立竿見影。也是在歐佩克建立之初，沙特石油大臣、綽號“紅色謝赫”的塔裡克提出了一項獨特的“生產調節”機制——在每年年末的部長級會議上，歐佩克將根據當年全球原油出口量的變化趨勢，提前預估下一年全球能源市場的消費需求，並根據這一需求的下限制訂下一年的產量規劃。如有突發事件導致原油需求增加，則各國皆可以擴大產能；若需求減少，則以降低產量作為調節。這樣一來，全球原油市場的需求和供給將永遠處於大致平衡的狀態，各產油國政府則可確保利益不受侵害。而沙特將憑藉最大規模的已探明儲量和超過單日200萬桶的富餘產能，充當整個組織的“安全閥”。

從第一天起，歐佩克內部就面臨著兩條路線之爭：當油價節節攀升、“牛市”已現端倪時，各國究竟是應當儘可能多地擴大生產，以賺取短期紅利；還是維持相對穩健的定價策略，以實現收益長期化？沙特的“生產調節”理念給出的無疑是後一種選擇。作為全球探明儲量最大的傳統陸上加瓦爾油田的擁有者，利雅得當局更傾向於控制整個歐佩克組織的原油總產量，使油價上漲的幅度與歐美國家以及亞洲新興消費市場的平均通脹率大致相當。如此一來，大多數國家將傾向於繼續維持現有的能源消費結構，不會迅速推進以新能源（太陽能、風能、水力、核電）取代化石燃料的變革，產油國的長期收入增長自可獲得妥善確保。而沙特作為整個組織的“安全閥”，在承擔了主要抗壓義務的同時，也將擁有最大的話語權，高居於整個半島和波斯灣之上。

但對那些體量較小的產油國來說，突發事態導致的油價“牛市”往往是它們迅速增加收入的唯一機會。不是每個國家都具有細水長流的意識，也不是每個國家都能抗拒一夜暴富的機會。1979年伊朗革命政權宣佈中止原油出口後，全球能源消費市場出現了9%的缺口，國際油價在不到兩年裡暴漲了100%。為了賺取“快錢”，利比亞和伊拉克先後宣佈拒絕歐佩克的集體限產路線，啟動快速增長；而沙特在短暫的減產之後，也被迫向這種單邊主義讓步。結果遂使全球原油產量出現嚴重過剩，在1985～1986年徹底崩盤。這是整個20世紀幅度最驚人的一次油價波動，它充分暴露了“生產調節”理念存在的缺陷：身為領導者，沙特並沒有任何強制手段可以規訓所有成員國都按照利雅得的意志行事，更無法抑制各國政府根深蒂固的逐利心理。看上去很美的集體行動理念和“安全閥”機制，往往只在油價低迷時才會發揮作用，一旦進入“牛市”立即土崩瓦解。

更何況，沙特政府本身的戰略判斷極有可能出現偏差。2014年全球油價重新轉入“熊市”之後，沙特石油大臣納伊米誤判形勢，認定新崛起的美國頁岩油工業無法承受長期低價位帶來的壓力，遲早會陷入破產危機；亞太地區的能源消費也將在低油價的刺激下再度回升。因此，他在將近24個月時間裡都不鼓勵歐佩克成員國採取限產措施，執意要在低價位區間穩住市場份額。結果遂使海灣原油出口國皆承受了驚人的財政收入縮水和外匯儲備流失，僅沙特本國消耗的美元儲備即超過了1200億美元。直到2016年5月納伊米被小薩勒曼王儲解職後，風向大變的歐佩克才開始老老實實採取限產措施，並使油價重新回升到壓力相對較小的每桶60美元區間。但已經造成的損失畢竟仍是事實，它提醒著每一個歐佩克成員國：它們在為沙特的誤判買單。

在“生產調節”機制的左右下，當油價位於“牛市”之時，產能最大的沙特會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在“熊市”週期內，一旦沙特誤判形勢，造成的損失卻需要所有成員國一起買單。這種事實上的“以大欺小”模式，無疑會令原油產能最小的卡塔爾感到由衷警覺。2017年夏天爆發斷交風波之後，從速擺脫沙特的控制更是成為卡塔爾迫在眉睫的課題。通過退出歐佩克、實現與沙特主導模式的脫鉤，遂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多哈的選擇。

波斯灣內的北方—南帕爾斯天然氣田海上鑽井平臺上，卡塔爾天然氣公司的兩名工程人員正在檢查設備

天然氣：卡塔爾的選擇

除去在決策和收益機制上存在的問題外，對今天的歐佩克還存在另一項更具決定性的質疑：即使所有成員國都採取始終如一的集體路線，即使沙特政府做出的判斷足夠精明，它對全球油價的真實控制力又有多少？

在上世紀70年代初，歐佩克的核心成員國控制著全球可流通原油的七成以上。但隨著北海油田的發現以及蘇聯原油開始向資本主義市場出口，這一控制份額迅速滑落至不足50%。到2016年，控制在歐佩克之手的原油市場份額已經進一步縮水到了44%。在今天的全球原油市場上，存在著三個日產量可達1000萬桶的巨無霸國家，它們分別是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和美國。並且在傳統上由中東原油獨佔的亞洲和北美市場，美俄兩國的新興能源企業已經和中東“油霸”們展開了慘烈的廝殺。儘管利雅得當局通過和俄羅斯結成所謂“歐佩克＋”陣線，說服了克里姆林宮在限產問題上和中東諸國採取同步政策，但依舊無法阻止本國的頭號大敵、組織內部的“叛徒”伊朗一再做出的增產要挾——對再度陷入制裁危機下的德黑蘭當局來說，確保收入才是第一要務。而美國作為沙特的頭號軍火供應商以及全球利益保護者，在能源政策上更不會以利雅得的得失為準繩。在今年夏季一度有望逼近每桶100美元大關的全球油價，受伊朗和美國兩大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在12月重新跌回到了65美元區間，正是沙特對能源市場控制力下降的縮影：歐佩克的黃金時代已經永遠地結束了。

更何況，特朗普手中還掌握著隨時可能落下的反壟斷法案（NOPEC）寶劍。世界能源諮詢中心（WECC）主任、俄羅斯專家阿列克謝·格羅莫夫即認為，一旦歐佩克＋的限產措施導致全球油價回升到每桶70美元以上，從而對美國頁岩油的出口勢頭構成威脅，特朗普便有可能祭出擱置已久的NOPEC法案，在全美範圍內對歐佩克發起反壟斷訴訟。換言之，美國將尋求給沙特及其海灣盟友套上新的緊箍咒，這絕不是一個好消息。

相比之下，卡塔爾選擇的天然氣市場是一片結構遠為簡單的“藍海”，其中只有四個主角：卡塔爾本國、澳大利亞、俄羅斯以及美國。卡塔爾目前的最大LNG產能是每年7700萬噸，長期目標是到2024年將其增加到1.1億噸。澳大利亞在2018年全年的預估LNG產能是6230萬噸，並且仍在繼續增長中。但北方—南帕爾斯天然氣田的開採成本比澳大利亞更低，因之更容易吸引國家投資者。2018年初，卡塔爾將此前全國最大的兩家天然氣開採和加工企業統一併入卡塔爾天然氣公司，簡化了管理結構，顯示了專注於LNG業務的決心。而美俄兩國的天然氣生產和出口會比卡塔爾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來自沙特和海灣國家的封鎖僅僅切斷了卡塔爾與本地區國家間的商業往來，對其LNG的主要出口市場亞洲和歐洲影響甚微。而中美之間懸而未決的貿易問題，將極大地影響美國LNG（預計到2020年年產量將突破6700萬噸）進入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液化石油氣進口市場。但美國又可以反過來干預俄羅斯天然氣巨頭在歐洲的佈局，阻撓穿越波羅的海的“北溪2號”（Nord Stream 2）新輸氣管線的建設。這種對立，顯然有助於局外的卡塔爾坐收漁利。

不僅如此，船小易調頭的卡塔爾，也比正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沙特更容易找到風險共擔者。第一個脫穎而出的便是伊朗：該國名下的南帕爾斯海上天然氣區塊與卡塔爾的北方氣田直接相連，不僅可以向多哈方面尋求技術援助，在定價策略上亦可以站在同一陣線。卡塔爾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勒薩尼（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Al Thani）在今年早些時候便曾宣稱：“伊朗是我們的鄰居。儘管兩國在地區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對立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會尋求跟他們做溝通與合作。”而富於前瞻性的卡塔爾王室，也比沙特當局更早啟動了“去能源化”經濟轉型進程——從2009年開始，總額高達3350億美元的該國主權基金卡塔爾投資局（QIA）每年都會在國際市場投放300億～400億的資本，收購和投資對象包括知名金融機構的股權、商業地產、科技企業以及奢侈品廠商。

卡塔爾“足球外交”的成績尤其值得一提：就在多哈當局宣佈退出歐佩克的這個星期，胸前印有贊助商Qatar Airways（卡塔爾航空）名稱的阿根廷豪門博卡青年正在南美解放者杯足球決賽上廝殺，巴塞羅那和羅馬俱樂部在各自所在的聯賽中皆是頂級勁旅，在2011年被卡塔爾資本收購的法甲老牌豪門巴黎聖日耳曼更是成為最近7年歐洲足壇最受關注的焦點。而預定在2022年冬天舉行的卡塔爾世界盃，則有望成為該國進一步擴展國際影響力的平臺：儘管它從一開始就被籠罩在貪腐陰影中。

小國的生存之道

在歐佩克50多年的歷史上，並非沒有主動宣佈退出的先例：1992年12月，陷入財政破產危機的厄瓜多爾政府宣佈因為無力承擔每年200萬美元的會員費，且必須出口比集體分配的額度數量更多的原油以彌補虧空，將暫時脫離歐佩克。該國隨後在2007年重新回到組織內。加蓬的成員國資格在1995～2006年因為類似的原因被取消。印度尼西亞則是在2008年主動上報無法滿足加入歐佩克的最低准入門檻——全年原油出口總量大於進口量——隨後被暫停會員資格。但像卡塔爾這樣，在全年原油淨出口量仍為正值的情況下斷然選擇退出，堪稱前無古人。何況從賬面上看，倘若卡塔爾有意開採其位於北方—南帕爾斯天然氣田中心位置的海洋凝析油田，則該國的原油年出口量還將出現進一步增長。顯然，問題不在於石油，而在於國家生存之道。

作為波斯灣沿岸原英屬託管地中最晚獲得獨立的一個，卡塔爾從1971年獲得獨立之日起就面臨人力嚴重短缺的困境，時時擔心遭到周邊國家的吞併。但數量極少的本地人口也使卡塔爾的國內政局相對較為簡單和穩定，不必擔心會出現教派之爭或大規模武裝衝突。在今天卡塔爾的264萬居民中，僅有11.6%為本地阿拉伯人，其餘皆為來自南亞、東南亞和北非的外籍勞工，也是中東國家中罕見的特例。不足30萬本土居民享有相當優厚的福利政策，不必納稅，也不必擔心出現大規模失業潮。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卡塔爾的人均GDP即已突破2萬美元，到2013年油氣價格高漲之時更是一度逼近10萬美元，即使在一眾“土豪”中也屬於翹楚。

國小民寡、收入無憂，使得卡塔爾王室不必像其沙特同伴一樣，利用嚴苛的瓦哈比派教義作為馴服國民和培養忠誠的工具。事實上，儘管卡塔爾王室同樣有著由來已久的宮廷鬥爭和教法治國傳統，但從激烈程度和嚴格性上都遠遜於周邊國家。當政的阿勒薩尼家族奉行一種自稱邏輯的內部遴選機制：規模不大的王室核心成員會在官僚集團的配合下，自行選出最合適的王位繼承人，並將最高權力更迭的震盪控制在最小範圍內。1995年，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Hamad binKhalifaAlThani）親王在一場不流血的政變中廢黜了自己的父親，自行宣佈為埃米爾（國王）。他在進行了一番頗有成效的開明改革之後，又在2013年讓位給1980年出生的兒子塔米姆（Tamim bin Hamad Al Thani），其間從未發生與沙特等國類似的王室仇殺或激烈內鬥。

更何況，阿勒薩尼王室相當明瞭不把賭注砸在一時一地的智慧。哈馬德國王即位後不久，便與美國簽署了雙方防務合作協定，在海外合作組織之外單獨開闢出一條獲取外部庇護的渠道。2003年，美國駐中東的中央司令部指揮設施和附屬的空軍基地由沙特阿拉伯搬遷至卡塔爾；同一年，美國在卡塔爾的投資額增加到了300億美元。這種超越地區層面的結盟關係也是卡塔爾王室敢於在2017年夏天與沙特翻臉的最大資本。而在相繼告別海外合作組織以及歐佩克之後，卡塔爾在阿拉伯聯盟內以及整個伊斯蘭世界依然有著傲人的立身資本：它的聲名在外的半島電視臺，它和以色列、伊朗、土耳其三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乃至它接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主動為阿富汗內戰各方提供談判場地的姿態，都會成為它的國際資源。不做孤注一擲的賭博，不放過任何與人為善的機會：這也是這個中東小國獨特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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