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戰：中國東亞大艦隊之夢
移孝作忠
時間進入1884年，殘冬未退的西太平洋上戰雲密佈，兩艘中國最先進的巡洋艦在嚴陣以待。在其中一艘巡洋艦的艦長室中，一名軍官在痛苦地奮筆疾書。其實，他一遍一遍寫下的僅有兩個字，那就是——“不孝”。
這名軍官，便是甲午海戰中的中國海軍名將鄧世昌，時任北洋水師揚威號巡洋艦艦長。從1883年開始，中國黑旗軍和法國殖民軍在越南便展開了斷斷續續的交鋒。中法關係危在旦夕。
從這一年年底，清軍最先進的超勇號和揚威號兩艘巡洋艦即轉駐上海，名義上是借用當地船塢“維護保養”，客觀上卻是為李鴻章在那裡和法國公使德理固的談判增加籌碼。
就在備戰期間，鄧世昌之父鄧煥莊不幸病故，而從父親病重到去世，鄧世昌始終“移孝作忠”，戍守艦上。
遍歷鄧世昌年譜，他在從軍之後，只有兩次迴歸故鄉的紀錄，一次在1871年，鄧世昌於公務之間回鄉探望父母，一次在1893年，甲午戰爭的烽煙已在地平線上隱約可見。
海魂一去，從此茫茫。
即便是最苛刻的海軍戰史學者，也不得不承認鄧世昌是一名堪稱中國海軍軍魂的剛毅軍官。然而，曾經因為鞭笞士兵致死接受調查，加上父喪期間在艦不歸，鄧世昌多少給人不近人情的感覺。
而隱藏在史料角落中這一條鄧世昌在揚威艦上一遍遍書寫“不孝”的記載，或許才能讓我們真正窺探到這位海軍英雄的內心世界。
幾乎與此同時，在福州的馬尾軍港，另一名中國海軍軍官面對著同樣的忠孝兩難。
7月27日，福建水師揚武號巡洋艦見習軍官黃季良把自己的畫像和信件寄給了遠在番禺的老父，這是拼死一戰前對父親的最後紀念，與這封信同時到達他父親手中的，是黃季良在美國的留念相冊和畢業證書。
一個清末的中國海軍軍官，怎麼會有在美國的畢業證書呢？如前所述，黃季良有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特殊的身份——留美幼童。
他們是一批真正可稱為精英的人物，雖然其中大多數人今天已經隨著歷史的長河淡出了人們的記憶，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幾乎都曾閃爍出異樣的光彩。
比如，黃季良的兄長黃仲良。
黃仲良，根據美國方面的記錄，他的字應該是贊廷，英文名有“Whang Chung Liang，Whang C. Liang和Wong Chung Liang三種不同記錄。他出生於1858年，在15歲時作為留美幼童第二期生前往美國，和另一名留學生錢文魁一起，寄宿於康涅狄格州溫切斯特一戶叫做凱洛的美國人家裡——這家的女兒瑪麗小姐，後來成了留美幼童負責人容閎的妻子。
▲ 容閎
從名字來看，黃仲良應該是他家第二個兒子，而黃季良，則是第四個。兩人在留美學童中均屬藝術氣質極佳的，他們的作品都曾在美國的博物館展出。
有一些記載顯示黃仲良畢業於美國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考證的結果，他的確是理海大學招收的最早一批中國留學生，入學於1879年，學習的專業是採礦工程（mining engineering）。他在學習兩年後轉入了更為專業的拉法葉特學院，並畢業於此。
只是他在裡海大學時的藝術創作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的評語中有這樣的字句——“A gifted painter”——一個天才的畫家。
黃仲良所繪的一幅作品至今保留在美國，題材是一艘航船。這是一張普普通通的西洋油畫，技法略可講究，筆觸仍顯不足，若在今天的畫廊中，未必能賣出好價錢。然而，畫面中這條汪洋中的船，讓我想起了很多。
那是幾年以前，曾經寫過一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勞工在法國生活的文章。其中引用了當時的一張圖片，那上面，也有一隻船。我在註解中寫道：
“這是一幅中國勞工在歐洲的老照片，拍攝它的記者稱這張照片為《玩具船和它的製作者》。這肯定是一個對東方一無所知的記者。看著那張憨厚和善的面孔，和那小小的帆船，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明白，這個作品的名字只能叫‘回家’。”
在美期間，黃仲良曾和張康仁等四名同學在斯普林菲爾德學校1876年學年終晚會上，用中文、英文、法文和希臘文進行了演講。斯普林菲爾德學校的記錄中，顯示那一天黃仲良的演講題目是——“中國之未來：The Future of China”。
這批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留美幼童，大多最終把生命貢獻了這個被他們視為“家”的國度，哪怕它看來是那樣艱難和黑暗。
▲ 黃季良畫像
與黃季良相比，黃仲良的名字，就更加殊少人知了。只是在看過他的履歷之後，才忽然領悟，這也是一個有著太不凡經歷的人。我們中的很多人今天仍在利用著黃仲良開拓的事業。當我們在中國大地上漫遊的時候，也許會時時看到他的靈魂在對我們微笑。
黃仲良曾做過駐舊金山的領事，但回到中國後並沒有晉身政界。他從在漢冶萍公司服務開始，最終成為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也是留美學童）的得力助手。
他曾負責管理滬杭甬鐵路局——中國第一條高鐵就是在這條鐵路的基礎上建成的；他又曾擔任粵漢鐵路會辦（詹天佑是督辦），負責該路廣東段的修築工程——這就是今天京廣鐵路南段的前身；他也曾主持修建道清鐵路和廣三鐵路，並擔任津浦鐵路總辦……
現在，大家可以明白為何我會寫到“當我們在中國大地上漫遊的時候，也許會時時看到他的靈魂在對我們微笑”。孫中山先生的鐵路是修在地圖上的，而默默無聞的黃仲良，卻把地圖上的線路，化成了鋼軌和枕木。
1929年黃仲良病逝天津，主持修建了中國兩條大動脈鐵路的一代人物，所居不過普普通通的民宅。
黃家後代回憶黃仲良對於在美生活唯一的痕跡是喜歡棒球。他的夫人回憶，黃仲良一生清廉自守，從來沒有收過別人的錢。總有廠商找到他，希望能讓他們承包其中的一段工程，送錢的人也很多。黃一概不見這些人，有些找上門的人都被他罵了回去。
像黃仲良這樣的人，薩幼年時在科學院見了太多。在我心中，他們永遠比那些千古一帝們值得尊敬。如果這個國家能慢慢變好，他們都是不應該被忘記的。
黃季良的信中帶著一絲淡淡的憂傷，似乎對自己的命運有難言的預見。這個24歲的年輕人為自己的父親畫了一生最後一幅畫。那是他的自畫像，畫像上的黃季良身穿淺黃色大清官服，腳蹬皂靴，腰佩戰刀。
26天之後，法國遠東艦隊在馬尾突然襲擊中國福建船政水師，中國艦隊旗艦揚武號巡洋艦奮勇反擊，壯烈戰沉，黃季良與艦同難。
▲ 《揚武沉沒》——法國畫家1885年的作品
馬江海戰在打響之前，中法雙方懸殊的實力已經預示了黃季良們的命運。
在19世紀80年代前期，認識到有海無防的危險，又經過十餘年的努力，清廷已經建成四支初具規模的近代化艦隊，即防衛遼寧至山東海面的北洋水師、防衛江蘇至浙江海面的南洋水師、防衛廣東海面的廣東水師和防衛閩臺海面並拱衛福州船政局的船政水師。
根據種種跡象，法軍從海面對中國的威脅，主要集中在閩臺海面。
此時法軍在遠東的艦隊，由一名缺了半邊鼻子的將軍——孤拔海軍中將率領。
▲ 孤拔，照片修版掩飾了這名老將略帶猙獰的傷鼻
孤拔畢業於巴黎理工大學，是法國海軍中一名戰功赫赫但舉止奇特的將領，他在1883年率艦隊登陸順化，迫使越南阮氏王朝接受保護國地位，因功被提升為遠東艦隊司令官。
1884年，孤拔集中法國在遠東的遠洋作戰主力，開赴中國東南沿海，甚至在7月7日當天以“遊歷”為名進入福建船政水師錨地馬尾軍港，形成雙方劍拔弩張卻共泊一港的奇特局面。
法軍遠東艦隊的艦隻並非當時國際上最為先進的艦隻，但包含三艘安裝有類似扶桑號的炮房，而噸位更大，防護能力更強的裝甲艦——巴雅號，拉加利桑尼亞號和凱旋號，這三艘法艦均為五千噸上下的鉅艦。即便是孤拔艦隊中第二等的迪蓋·特魯安號，也是排水量約三千五百噸的大型巡洋艦，而且這支艦隊的主力均為鋼製戰艦。
▲ 中法戰爭中法國巴雅號裝甲艦
法軍在海上的實力在當時可稱冠絕亞洲。與之相比，儘管曾經嚇退日軍南下臺灣的海軍艦隊，但1884年的福州船政水師仍然主要以木製船殼的近海戰艦為主，其最大的戰艦揚武號二等巡洋艦，噸位也僅僅一千五百噸上下而已。
正因為如此，這場海戰的勝負幾無懸念。然而，不計入北洋水師超勇揚威兩艦的話，這就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海軍艦隊與歐洲二等海上強國之間的實力差距。
鄧世昌率領的揚威艦和林泰曾率領的超勇艦1883年停泊上海還有一個目的，便有隨時準備增援在福州的船政學堂水師。
當時的北洋水師，其主力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六艘裝備重炮，適於守口但適航性很差，完全沒有遠海作戰能力的“蚊子船”炮艦；第二部分是包括威遠、康濟、海鏡、湄雲等自建木殼艦隻，面對堅盔厚甲的法艦並不比福州船政艦隊的艦隻更有戰鬥力；只有第三部分，也就是這兩艘曾威震朝鮮的新式巡洋艦，才有硬撼法艦的能力，北洋大臣李鴻章這種“姿態”，也算是拿出了看家底的寶貝。
應該說，如果這一仗中法軍有一個軟肋，那便是他們那位古怪的司令官孤拔將軍。
在我國對於馬江海戰的傳統描述中，孤拔是一個卑鄙的洋鬼子，他先率艦隊利用清朝腐敗官員的無知，堂而皇之地進入馬尾軍港，一個月後復採用不宣而戰的手段對中國艦隊發動了瘋狂的襲擊。
說孤拔是法軍的軟肋似乎沒有道理，此人頗具軍事才幹，作戰身先士卒，連李鴻章戰前都評價說：“孤（拔）素勇敢。”
應該說孤拔在開戰前的指揮還是頗為出色的，他敢於大膽地殺入中國艦隊錨地，而且在對方炮口下坦然呆上一個月，充分體現了法國式的自信和對東方政治的瞭解。
如前所述，中法雙方因為越南歸屬的問題紛爭已久，但直到1884年兩國政府仍保持著名義上的和平。
所以，當孤拔根據《中法天津條約》的條款率艦隊“合法”進入馬尾軍港的時候，清廷方面既明白對方毫無善意，但又不敢在朝廷還舉棋不定的時候擅開戰端，甚至找不到理由拒絕對方入口，只能對法軍的行為聽之任之。這一結果使福州的清朝大員們全部進入了抓狂的狀態。
然而，從今天掌握的中法雙方史料來看，這位法軍總指揮官還有另外一面——竟然是一個典型的“西洋宋襄公”。
▲ 中國和法國軍艦共同停泊在馬江，左側為中國軍艦濟安
8月21日，中法談判破裂，法國公使降旗回國，22日，法國政府下令給孤拔，令其攻佔馬尾的中國艦隊。
孤拔獲得這一電令後，首先做的事情竟然是當晚派法國駐福州副領事去通知中方，告知清廷閩浙總督府自己將於23日下午2點向中國艦隊發起攻擊。
與此同時，法軍還唯恐天下不知地一一通報在福州水域的英美等各國商船和相關僑領，以免對方僑民被戰火驚詫。
連法國人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均下船……嗣洋教習法人邁爾，告學生魏瀚，明日開戰。”魏翰是鄧世昌的同學，福州船政水師高級軍官，這一通告無疑向中方報告了法軍的最準確動態。
但是，這種提前一天通知對方開戰時間，然後大模大樣地在對方炮口下吃飯睡覺，把自己的性命寄託在對方人品上的事情，還是太過分了。
按照中國自古以來“兵不厭詐”的傳統，馬尾的中國艦隊完全可以而且很有可能在夜間或第二天發起對法軍的突然襲擊。
而且，由於潮汐的影響，23日整個上午法艦都不得不採取將脆弱的船尾朝向中國艦隊的姿態，如果遭到襲擊必定損失慘重。所以，這位極其尊重遊戲規則的孤拔將軍派出使者後，所有法軍都在漫長的等待中膽戰心驚。
雖然足球場上巴西隊打中國隊有絕對優勢，要是臉朝後踢，也會被翻盤的。估計如果換一個國家的艦隊，面對這樣一位總司令，水兵們早就暴亂了。
這樣一個法國宋襄公，怎麼被中國人稱作背信棄義呢？
中國人當然有理由這樣講，第一個理由是中國艦隊的確是在沒有接到開戰通知的情況下遭到法軍襲擊的；第二個理由是法軍明明通知中方23日下午兩點鐘發起攻擊，實際的戰鬥卻是在下午1點45分打響的，雖然只早了15分鐘，畢竟，還是比預定的時間提前了嘛。
孤拔如果知道自己被指責背信棄義，只怕真的要目瞪口呆了——洋鬼子也並非我們通常認為毫無廉恥的，人家也有自己的榮譽感，而孤拔明顯是個榮譽感過了頭的傢伙。難道法國領事沒有把開戰通知送達中方嗎?
答案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法國副領事白藻太的確提前把開戰通知送到了閩浙總督府。而且，早在開戰前兩天，中國駐法國大使李鳳苞也已經下旗從巴黎回國，這一消息福州的官員們也是知道的。
但當時在福州負責軍政的第一把手，卻對艦隊封鎖了消息！
在戰鬥開始對自己的官兵封鎖開戰消息，幹出這種天下罕聞荒唐事兒的，便是當時駐節福州的欽差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張佩綸。
▲ 張佩綸
應該說張佩綸並非無能之輩，此君自幼才華橫溢，素以文筆犀利辛辣著稱。張家的文才好不是筆者的獨家看法，張佩綸的孫女，便是著名的女作家張愛玲。
不過，張佩綸並非作家，而是一名諫官，這種可以風聞奏事（也就是合法造謠和傳謠）的職業與今天網絡上的拍磚者地位天上地下，他們極端的彈劾動輒讓從皇帝到封疆大吏膽戰心驚。
張佩綸是諫官中的極品， 1875至1884年間，張佩綸共上奏摺127件，其中彈劾和直諫的佔三分之一，幹掉了多個部長級的大員。他在清廷中被稱為“清流四君子”之一。
在中法戰爭開始前，張佩綸是堅決的主戰派，幾乎所有在前線的軍政大員都曾被這位“清流靴子”視為潛在的漢奸和賣國者。
在朝廷內部，這些諫官多半不諳世事卻又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讓本來就焦頭爛額的朝廷大員們神憎鬼厭。
1884年5月8日，慈禧太后一口氣就派了三名諫官擔任方面大員——陳寶琛以侍講學士為南洋會辦，吳大澂以通政使為北洋會辦，張佩綸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
把張佩綸等派上前線，或許是一個讓官員們非常解氣的選擇——總也該讓這些大清朝的憤青們去看看真正做事是怎樣的不容易。
果然，這幾位到了地方上無一不是暈頭轉向，回來以後大為收斂。
解氣之餘，又覺得用一國之事付與幾個不喑世事的書生，未免有些兒戲。
其實，把這幾位放出去的慈禧，倒並不是純粹的不知輕重。張佩綸等奉諭出京是1884年5月8日，而就在前一天，中國和法國剛剛簽訂了一個簡明草約，初步確定了兩國停火的條件。
儘管這個草約中不乏讓步之舉，但慈禧大概以為中法的危機已過，這才把幾個書呆子送上前線，讓他們體會體會。
不料，六月間風雲突變，驕橫的法軍違約進犯越北觀音橋，被黑旗軍打得大敗。惱羞成怒的法國政府立刻改變立場，局勢再次緊張起來。於是，張佩綸們便不得不面對戰火的考驗，也才出現了馬江之戰前的滑稽場面。
▲ 中法戰爭中，中國軍隊仍然裝備著大量中世紀的兵器，但也有一定數量的近代化火炮
▲ 更換了熱兵器的清軍胸前依然設一個靶子一樣的白色圓圈，裡面寫上“兵”或者“勇”
也許有人對筆者用略帶調侃的筆法講述張佩綸在中法戰爭中的表現覺得輕佻，然而，用這種筆法描述這位翰林，個人以為不是“輕佻”已經是“輕恕”了。
假如真的只是個不瞭解世務的官員，早晚還是可以歷煉出來的，或者就算是剛開始志得意滿，上了陣徹底腳軟，明白世界不是書本里那樣，也還則罷了。
然而張佩綸不是。
他出京以後的計劃便是到福建走上一圈，隨即告病返京。“初意將船政、臺事及各處防務查明覆奏，靜聽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設辭乞病，所見頗決。” 後在朝內督促下，這些打算無法實行，不得已才硬著頭皮到了福州。
在福州期間，張佩綸于軍事準備上乏善可陳，除了效仿三國演義的疑兵，在岸上舉行兩次武裝大遊行以外，也就是把分散各處的艦隻調回馬尾，集結兵力而已。
實際上，這個決定在軍事上適得其反——中法海軍力量對比懸殊，故此，集中兵力而不先發制人，並不能改變兩國軍力差距，相反，給法軍提供了聚而殲之的機會。
此外，張大人就是繼續其清流生涯，大罵朝廷不作為，大罵福州的官員們尸位素餐，而且每每一針見血。只是這一切對於怎樣對付法國艦隊，都談不上建設性的意見。
反之，張佩綸到達福州後作了不少無用功，比如，部下提出可以阻塞海口，防止法艦入口，甚至可以扣幾條深入馬江的法艦作人質。張一面表示可行，一面煞有介事地與各國領事溝通，結果當然是一片反對，悻悻作罷。
換了一個有擔待的，比如左宗棠之流，只怕早就弄一條船，來個什麼交通事故往海口一沉，把事情解決了。
不斷向四方請示，沒有明確的指令便牢騷滿腹，八方寫信，怎麼看怎麼像是預先把自己從政治風險中摘出去，張佩綸之流很懂得怎麼讓一架機器空轉，讓自己很忙，卻什麼事情也不做，以求什麼責任也不擔。
可見，張佩綸心裡實在是個明白人，他很清楚在一線周旋的難處，但是，照樣拆臺拆的不亦悅乎。以拆臺為己任，這種人在國事艱危的時候，就有些可怕了。
結果，炮聲一響，張匆忙逃遁，當地村民對其恨之入骨，對其閉村不納。人心所向，可見一斑。
與他相對的是李鴻章這類“老辣邊臣”，張佩綸一奉命出京，便被李鴻章帶到天津，超勇、揚威等艦隨中法關係緩和北退，正在當地。李鴻章拉上張佩綸和另外幾位出京清流，一起前往旅順、威海，視察炮臺，參觀艦艇編隊演習，實則是對這些書呆子們進行緊急的軍事惡補。
實際上，早在光緒六年，因與張佩綸有著特別親密的關係，李鴻章已經帶著為子侄參觀過海軍的運轉，使其“親放水雷”，可惜雖然換來張佩綸不顧外行身份，四次上書討論海軍問題，卻無法使其真正瞭解洋務該怎麼辦。
這一次演習，北洋出動了超揚二艦，六艘鎮字號蚊炮船，乃至康濟號練習艦、雷艇等，可謂精銳盡出。
值得一提的是，黃季良所在的揚武號巡洋艦也參加了這次操演，他們是奉命到天津來迎接張佩綸的。李鴻章並向張佩綸提供了24門克虜伯行營炮、1200支新式步槍，以幫助其增強在福州的軍力。
實際上，張佩綸和李鴻章是兩代相交，平時來往密切。李鴻章對張佩綸的文筆頗為欣賞，1879年張便開始不斷出入李鴻章幕府，李曾多次帶其體驗新式海軍，甚至令其“手放水雷”，希望通過這樣的培養令其接觸實務。
結果，張在給李的信件中寫道: “作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
換句話說，拍磚就專門拍磚，千萬不要改行去搬磚，反之亦然。
似乎，李鴻章比張佩綸要更為實際和靠譜。
但是，在馬江之戰前，李中堂也是做出了極大誤判，力主講和的，在和張佩綸的通信中流露出法國在福州方面未必會輕易啟釁的暗示。這件事，李鴻章一直認為有負於張佩綸，後來將其招作女婿，似乎也有補償之意。
看到這樣的資料，不禁令人疑惑。張佩綸和李鴻章都是錯的，那麼，誰是對的呢?
“老辣邊臣”面對新的情況也不免犯幼稚病，東方的老大帝國在緩慢地轉身，那個時代似乎沒有誰能給出正確答案，大家都在學習，都在犯錯誤。不過筆者依然將更多的同情心放在做實事的一方那裡，因為他們走的方向起碼是對的。
張佩綸在的到法國方面即將開戰的時刻，做出了兩個錯誤決定——
- 第一，仍然對艦隊封鎖消息，以至於戰鬥打響的時候，福建船政水師的艦隻都還沒有起錨，要砍斷錨鏈作戰。
- 第二，匆忙派出使者去法國艦隊，請求孤拔修改開戰時間，這次出使，成了馬江開戰的導火索。
對法國人來說，馬江海戰爆發早了十五分鐘，原因是中國艦隊派出了杆雷艇試圖偷襲法艦！這艘被稱為“杆雷艇”的小船，其實是張佩綸等人派去法軍方面的特使，福州船政水師學堂畢業生魏翰，他因為和法國來的洋教習關係很好而被選派來和法國方面談判，問可否推遲開戰時間。
認為使者是來偷襲的快艇，陰差陽錯讓神經質的法國軍艦豺狼號的炮手用哈奇開斯機關炮開始了射擊，1點45分，戰鬥打響了。
面對噸位火力裝甲戰鬥準備和經驗都遠遠優於自己的法國艦隊，揚武號這艘在港灣中最大的中國軍艦奮力反擊，黃季良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友，主動登艦參戰的留美學童楊兆楠打出了唯一可能挽救戰局的一彈——
他將揚武艦的尾炮瞄準了法國旗艦伏爾泰號的艦橋，如果這一彈能夠擊斃孤拔，讓法艦喪失指揮，戰鬥猶有可為。他打中了。
▲ 楊兆楠的炮彈擊中法國旗艦伏爾泰號
可惜，這一彈僅僅擊斃了伏爾泰號的法國領水，孤拔卻幸運地毫髮無傷。
海戰中裝備和技術的優勢幾乎是致命的。失去了這個出奇制勝的機會，船政水師此後再也沒有得到取勝的希望。
楊兆楠來不及打出第二發炮彈。僅僅一分鐘後，兩艘法國杆雷艇45號和46號迅速發動攻擊，45號在戰鬥一開始就擊中了揚武號巡洋艦，在其側面炸開一個巨大的缺口。木製艦體的弱點被充分地暴露了，揚武號迅速傾斜。
在法艦密集的炮彈下，已經在沉沒中的揚武號燃起了大火，中國水兵死傷慘重，黃季良、薛有福、楊兆楠和另一名留美學童鄺詠鍾都在戰死者的名單上。
揚武號是鄧世昌等當年訓練的地方，第一次臺灣危機中震懾日軍的功勳艦，對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們來說，這是一個傷感的結果，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法國杆雷艇的官兵作戰之驍勇令人驚訝——這種危險的兵器要直接撞在對方船上才能生效，但法軍用它擊沉了揚武，重創了另一艘較大的中國炮艦伏波，戰果甚大。
▲ 法國杆雷艇對中國軍艦的攻擊
在中國人猛烈的阻擊面前，兩艘法軍杆雷艇一艘被擊毀，一艘被擊傷，顯示法軍的勝利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與此同時，羅星塔下，法艦開始猛烈攻擊處於絕對劣勢的飛雲、濟安、振威等中國軍艦。
儘管黃季良和他的戰友們奮死抵抗，但此戰福州船政水師的十一艘艦船中被敵擊沉了九艘，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們在戰鬥中損失巨大，呂翰、陳英、葉琛、許壽山等陣亡。
這是中國近代海軍的第一次血祭。
▲ 戰後沉沒在馬江的中國軍艦
現在看來，這更像是甲午戰爭的一次預演——連犧牲者都有著同樣的出身。
面對這樣的結果，人們不禁要問——北洋水師那兩艘援助福建的巡洋艦哪兒去了？
會不會是又犯了各自為戰，互不支援的老毛病？
其實，認識到福建的危局，清廷也做出了種種增援努力。其中最為積極的是廣東水師，在馬江海戰爆發時，兩艘來自廣東的大型炮艦飛雲號和濟安號都在福州參戰，並壯烈戰沉。
馬江海戰後，南洋水師的五艘巡洋艦南琛、南瑞、開濟、澄慶、馭遠馳援臺海，途中遭法艦截擊，其中兩艦避入石浦後沉沒，其中就包括曾經向赴英接艦官兵借出槍支的馭遠艦，劉步蟾等的留英同學蔣超英因此被革職，失去了在海軍中的燦爛前程。
▲ 中法戰爭中談判雙方
超勇號和揚威號沒有參戰的原因是它們得到了另一個任務——1884年12月，日本利用中法戰爭在朝鮮發難，第二次試圖控制這個半島。
超勇揚威等北洋艦隻北上迎戰，配合陸軍攻入漢城日本領事館，控制全城，粉碎了日軍的陰謀。
這次事件之後，北洋水師自德國、英國訂造的定遠、鎮遠、經遠、來遠、濟遠、靖遠、致遠各艦紛紛回國，北洋水師成軍，東亞海洋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基本穩定期，直到1894年的戰火燃點起新的戰爭……
這也是一段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了，寫下它的原因，是看了這些，我們總知道，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也曾有夢，也曾努力過，也曾努力去對得起這個國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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