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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筆者觀察聯儲明年政策動向的五條主線。
1.數據本位（Data-based）與金融穩定形成三支柱
聯儲的政策走向永遠以Dual Mandate中的政策目標為基準，即通脹水平和失業率，而非其他什麼因素（比如人們熱議的中性利率、經濟增長以及金融市場狀況）。Dual Mandate是50年來美聯儲的最高準則，也是通脹目標製得以長久不衰的核心。
在今年，聯儲開始發佈“金融穩定報告”，全面評估所謂“金融脆弱性”，這成為了聯儲政策目標當中的第三支柱。
鮑威爾近期重新開始強調“Data-Based”，並稱2018年的經濟是“金融危機以後最強年”，才導致今年較快的加息速度，因此明年經濟在邊際上的變化（放緩）勢必會影響到聯儲的政策路徑。筆者依稀2016年上半年非農就業人數的異常波動使得聯儲重新斟酌了其加息速度。此外，仍在2%下方徘徊的通脹水平也使得聯儲的通脹目標“非對稱性”飽受爭議。
因此，在明年，市場的關注重心可能會重新遷移到失業率、非農就業、通脹水平以及最近上位的“金融脆弱性”等硬指標。而今年備受關注的縮表進程的影響、國債超發以及利率框架的技術調整可能在明年逐步淡出人們的視野。
2.外部環境
在12月聲明中，鮑威爾重新提到“監測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並明確表態關注全球增長。在發佈會上重申自己關心的是全球增長，2017年的時候，大家都很樂觀，一直在上調經濟增長，現在不一樣了，而且Brexit和意大利的事件風險美聯儲也在關注。
美聯儲對外部環境的關注很容易讓研究者誤以為聯儲想要承擔起“全球央行”的職責，使得人們產生“世界時局不穩聯儲就勢必有所作為”的幻覺，但實際上，聯儲確實考慮全球範圍內的負面情況，但對此的考量並非欲圖承擔全球經濟增長的職責，也不是想當全球金融市場的救世主。聯儲的“全球目標”最終仍然是落到Dual Mandate和本國金融穩定之上的。
讓我們來看看前聯儲副主席費希爾在當時的“事件風暴”中是怎麼說的：
因此，我們正接近我們的目標。不僅如此，就業表現呈現出相當的耐受性。在過去兩年內，我們已從不同維度考量了希臘債務危機、貿易加權美元升值20%、中國經濟放緩及隨之帶來的匯率不確定性、年初六週的金融市場動盪、五月就業增長的疲軟及英國退歐等一系列事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採取了相關措施。因此，即使面對這些衝擊，勞動力市場狀況持續改善：就業率繼續增長，失業率目前已經降低到預估中的自然失業率。
費希爾的表態證明，聯儲之所以關注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並非其本身值得聯儲作為政策調控的目標，而是要實質影響到美國的時候，聯儲才會通過政策調整來應對。
3.更頻繁的溝通是好是壞？
從明年開始，美聯儲的每一次FOMC會議都將舉辦發佈會，這意味著鮑威爾面對市場拷問的次數增加了一倍，達到了8次（經濟預測還是每季度一次不變）。
增加的市場溝通和透明度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直覺上，答案似乎顯而易見。但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中的重要一環，明年聯儲市場溝通次數的上升在創造更高透明度的同時也給市場平添了波動的理由。
去年年底，歐洲央行承辦了中央銀行溝通主題的會議，英國央行行長卡尼、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前聯儲主席耶倫悉數出席，同臺探討“溝通問題”，可見該問題之重要性。
此次會議上，國際清算銀行的申炫松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中央銀行有時“話太多”，他認為，中央銀行不僅應該學會去表達，更應該學會去傾聽，在表達與傾聽之間尋求平衡，是中央銀行迫切需要具備的能力。當市場參與者對中央銀行的聲明過分重視時，金融市場價格的信號價值反而會受損。
當市場參與者將可預測性與政策漸進性視為貨幣當局某種不會在他們加槓桿與承擔風險時將毯子從他們腳下抽走的承諾，那麼可預測性與漸進性或許就未見得算是一種美德。Tobias Adrian和申炫松在2008年的“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的論文中指出，可預測性和漸進性可能是在大金融危機之前槓桿率增加的促成因素。
因此，鮑威爾的頻繁露面會否意味著他將變得更加反覆無常而又不可捉摸呢？從今年四季度他的多變表態來看，可能性非常大。
筆者認為，更頻繁的市場溝通會成為明年市場當中的不確定性的新來源，而我們不得不去適應。
4.獨立性
二十多年前，Guy Debelle和前聯儲主席費希爾提出了兩個術語——目標獨立性和工具獨立性——來描述央行的獨立程度。定義如下：“中央銀行可以自由設定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這就是目標獨立性；而工具獨立性，則意味著央行可以自由選擇尋求實現目標的手段。”
當下，聯儲的目標獨立性和工具獨立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來自行政部門的衝擊，因此損害了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一方面，特朗普不斷表態施壓，認為聯儲應該兼顧金融市場和經濟增長，但聯儲的Dual Mandate當中卻沒有這兩項。此外，財政部的國債發行已經衝擊到了聯儲的工具獨立性——國債作為無風險資產的一種，其利率水平的波動將衝擊到聯儲的利率下限框架。
美聯儲的獨立性仍將受到總統的偏好以及債務魅影的挾持……
5.新框架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據聯儲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副主席Clarida提交了一份關於溝通小組委員會的提案，而這份提案即在2019年期間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戰略框架進行審查，涵蓋美聯儲的政策目標、政策工具以及市場溝通策略。聯儲還將在2019年6月舉辦研究會議。
要知道，Dual Mandate以及通脹目標制已經主導聯儲政策目標長達半個世紀了。之所以頻繁放風欲對通脹目標作出調整，是因為半個世紀以來央行已經馴服了通脹。此外，全球化又使得菲利普斯曲線轉變為一個“全球問題”。不僅聯儲在考慮“通脹目標制”的問題，包括歐洲央行以及英國央行在內的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都在重新審視通脹目標制。
前聯儲主席耶倫也在近期的一場對話中表態自己是“名義GDP增長目標”的支持者，而前前任主席伯南克亦認為聯儲的通脹目標需要作出調整。
這一切如果在2019年得以展開，那我們是否又將迎來一個嶄新版本的美聯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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