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大禮議”之爭風波未息，又發生一起震動朝野的大案。大明嘉靖六年，有人舉報太原衛指揮史張寅，是曾經的匪首李福達，這原本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小案子，然而卻在大明的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許多朝廷重臣都被牽扯其中。從疑案到定案，再到徹底翻案，整個案子在審理中充滿了戲劇性。反覆變化的案情最終惹怒了皇帝朱厚熜，他痛下殺手，被打死和發配的官員有數十人之多，這就是嘉靖年間著名的“李福達大獄案”。
嘉靖二年(1523)某日，有個叫薛良的人，向山西代州知州杜蕙舉報：太原左衛指揮張寅的真正身份是逃犯李福達。此人曾於弘治年間參與地下宗教起事，被逮繫後逃出，更名李五。正德年間，又網羅信徒，聚眾數千，在陝西舉旗造反，失敗後下落不明，不知何時竟當上太原左衛指揮了。
根據官方資料，太原左衛指揮張寅是五臺人，其名載於當地張氏宗譜，並有嘉靖元年官方黃冊為證。案件經過州審，又經按察使審，再經山西巡撫畢昭再審，最終還是釋放了這個名叫張寅的嫌犯，因為他舉出了黃冊為證。
嘉靖五年，御史馬錄巡按山西，此案再起波瀾。馬錄在重審該案時，接到了武定侯郭勳的來信，為嫌犯張寅說情。原來張寅在京期間，曾與郭勳交往。這封說情信不但沒有發揮作用，反而使馬錄加深了懷疑，他抓住蛛絲馬跡，最終查證張寅確實就是李福達。
馬錄將武定侯郭勳的託請之信，與案件一併上報，引起了都察院的注意，彈劾奏章如雪片飛來。因為,如果坐實了張寅就是李福達，那麼郭勳的行為就等於結交匪黨，罪不容誅。在郭勳等人的要求下，錦衣衛將人犯從山西直接提訊來京，再度加以審問。
三法司、錦衣衛等初審後，嘉靖帝對結論表示不滿。九卿等在午門前再度鞫問，嘉靖帝仍表不滿。法司不得不將馬錄提京，並將原審中持有不同意見的畢昭等調京，參與審理。結果三次重審，都認定張寅就是李福達。在嘉靖直接干涉下，三法司進行改組，張璁、桂萼、方獻夫三人分別被調入，案情發生大反轉，張寅並非李福達。原審官員及彈劾言官紛紛被入罪處罰，朝堂幾空。張寅被釋放，令其閒住。
然，案情何以如此驚天逆轉？
“李福達案”提京並不斷再審的關鍵，在於牽連了武定侯郭勳。嘉靖帝為什麼為了一位侯爵，不惜付出四十多位官員的身家呢？原因在於隨著郭勳的介入，嘉靖帝認為此案原審官的本意“在郭不在李”，目的是報“大禮儀”之仇。
所謂“大禮儀”，就是嘉靖帝朱厚熜繼位那年開始的，關於其父母依禮應當如何對待的大討論。明武宗駕崩後，由於無子，他以武宗親弟身份繼位，奉孝宗為皇考，改生父(興獻王)稱皇叔。嘉靖帝不予接受，堅決要求以本生父母為皇考，以孝宗為皇伯考。爭論了三年，群臣數度跪請哭闕，請求嘉靖帝改變主張。嘉靖帝不為所動，並杖死了十六名官員。這一爭論中支持他的，只有包括郭勳在內的極少數臣子。
審理之初，嘉靖帝一度認可地方判決，但試圖袒護郭勳。群臣交章彈奏，使嘉靖認為，該案已經不是“李福達”的真假問題，而是打擊當年在危局中支持他的臣子。這就是他決定提京審並反覆改組審訊人員，直到最後自己滿意結果的原因所在。
基於他在“大禮儀”中對那些哭闕臣子的不信任，隨著案情的複雜化，他不斷地假定並加深判斷，這幾十位反覆參與的官員都抱有這一目的。於是,“李福達案”演化成了“大禮儀”之爭的延續，更演化成了對皇帝的忠誠與否之戰。
李福達智慧過人、行蹤不定、姓名多變、身世不詳等特點，也有不少人懷疑張寅是否是李福達，紛紛上疏分析此案的疑點，表明對此案的態度。這些人提出的疑點大致有五個：
一、李福達有硃砂痣、龍虎文身，但張寅沒有。
二、山西五臺縣一戶戶主為張子真的人家中，有張寅的名冊，而張寅幼時走失，不知生死。
三、到崞縣調查時，發現了李福達的墳地。
四、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鄉里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是個無賴，因此有誣告的可能。
五、通過對證人們調查詢問，發現他們都是張寅的仇人，因此不排除有作偽證的可能。
那麼，張寅是否就是李福達呢？這個謎底可能永遠無法揭開了。從史料記載來看，他很可能就是。當時正是徐階當政，全力給嘉靖朝舊案翻案。
從畢昭最後認可馬錄的結論來看，這種自我高難度的否定或許只有證據均非常充實，才有可能達到。張寅就是李福達的論斷，成立幾率遠大於張寅不是李福達。
“李福達案”反映了明代黨爭對於政治格局和重要刑案的影響。明太祖朱元璋擔心大權之旁落，廢相而親統六部，但後世皇帝精力不濟，遂逐漸形成了內閣與司禮監並立的畸形雙重製，就此意義而言，明代的中樞體系一直就沒有理順過。這種體制下，不僅內閣與司禮監的關係無法理順，內閣內部關係也無法理順。內閣為控制百官而組黨，百官為對付內閣而結派，結果整個政壇一起限入無休止的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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