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中東地區大國，其主體民族波斯人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世界性大帝國的締造者。歷史上伊朗曾強盛一時，但是也與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俄國、英國和美國等發生過激烈的戰爭或衝突，被阿拉伯人征服後波斯人被迫放棄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字。伊朗歷史的曲線發展特性造成波斯人懷有比較明顯的地區大國心態、受害者心態和對抗（或反抗）心態。從古至今，伊朗對外衝突頻發，除了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也有其內部原因。國家決策者應該審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在確定伊朗的地區角色時，應該注意其他利益方的關注；在謀求當代發展時，要恰當地面對歷史問題；在引領國家前進時，更要重視民眾的關切。努力遏制涉外衝突頻發的歷史慣性，是當下伊朗發展的當務之急。
伊朗是一個具有歷史發展連續性的國家，其主體民族波斯人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的世界性大帝國——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締造者。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後，伊朗的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沙法維王朝、巴列維王朝等均曾強盛一時。但是在歷史輝煌的另一面，伊朗亦有悲情之處，那就是在其強盛時期也往往會有著相處不睦的強大鄰居，而且雙方交往的方式又常常令伊朗基本處於下風，甚至直接面臨亡國的戰爭。公元7世紀，波斯人被阿拉伯人征服後，被迫放棄了本土宗教並逐漸接受伊斯蘭教，甚至在一段時期內自己的語言文字也被禁止使用，時至今日，阿拉伯人征服帶給波斯人的心理創傷仍沒有癒合，波斯人對（沙特）阿拉伯人的厭惡還是溢於言表，但是迄今波斯人的主體信仰仍然是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蘭教，現代波斯語中的阿拉伯語痕跡仍然清晰可見。歷史發展的這些特點給本來充滿自豪感的波斯人增添了濃重的悲情色彩，也令其倍感糾結，並且影響到他們對當下國家和世界的認知。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發展至今的30餘年歷程中，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歷史輝煌、曲折和屈辱對現在的國民特別是波斯人的心態有不可忽視之影響，最突出的當代表現則是地區大國心態、受害者心態和反抗（或對抗）心態。
歷史輝煌造就的伊朗大國情懷
就像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一樣，伊朗歷史上也出現過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沙法維王朝、凱加王朝、巴列維諸王朝以及不同時期的諸多地方割據政權，而且其中幾個王朝還均是當時世界或所在地區的大角色，時下的伊朗之所以面臨重重困難仍能保持驕傲的民族或國家精神，與其歷史的這幾個輝煌時刻留下的精神遺產密不可分。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奠定大國榮耀的根基
世界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波斯帝國指的是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前330年），該王朝直接奠定了波斯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突出地位，並造就了波斯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大約公元前1000年，雅利安人的一個支系遷至今伊朗西南部法爾斯帕薩爾加德地區，隨後他們把這裡稱為“波斯人的土地”，並在公元前八世紀或公元前七世紀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國。公元前550年，阿契美尼德王國滅掉其曾經的主宰者、同屬雅利安人的米底王國，領導波斯人完成這一壯舉的是居魯士大帝（或稱居魯士二世），他是米底王國末代國王的親外甥。居魯士大帝開啟的波斯人發展新階段被稱為“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是廣為人知的“（第一）波斯帝國”。在其鼎盛時期，阿契美尼德王朝擁有60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1 800萬人口。居魯士大帝（公元前550～前530年）之後，阿契美尼德王朝又歷經岡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30～前522年）、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前465年）、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前424年）等知名帝王，最後在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6～前330年）手上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從而亡國、亡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給後世留下了豐厚遺產並因此而被波斯人緬懷。王朝是在對他地、他族征服的基礎上創建發展起來的，但被波斯人和史家津津樂道的是：該王朝對新土地上的人民及其信仰實行了民族和宗教寬容政策，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是居魯士大帝在征服新巴比倫王國後，下令讓被稱為“巴比倫之囚”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並在耶路撒冷重建猶太教聖殿，因為這一仁慈之舉，居魯士大帝在《聖經（舊約）》中被猶太人讚譽有加。在征服巴比倫城後，居魯士大帝還頒佈了被贊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的“居魯士文書”（亦稱“居魯士圓柱”，現保存在大英博物館），宣佈解放奴隸、信仰自由和種族平等。居魯士大帝的此等風格也影響到繼任者們，比如岡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在征服新土地後，對那裡原住民的信仰一般也會給予相當尊重。
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幅員廣闊的世界性大帝國，國家管理顯然是一項極富挑戰卻又不得不積極面對的工作。為了有效管理國家，王朝的統治者特別是大流士一世推出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改革舉措，包括設立行省、組建軍區、制定法典、構建稅收制度、統一貨幣和度量衡、修築御道開挖運河等。由於統治區域幅員遼闊，東至印度，西至東歐埃及，北至中亞高加索、南至印度洋，阿契美尼德王朝轄區各地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欣欣向榮之勢。此外，大流士一世還把波斯人的本土宗教索羅亞斯德教尊為國教。在2 400多年以前就已經取得如此輝煌業績，這的確是波斯人和伊朗對世界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
波斯人的宮殿 復原圖
（二）帕提亞-薩珊王朝：擁有強大的地區影響力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330年被亞歷山大大帝滅亡後，伊朗歷史隨之進入希臘人統治時期。公元前323年，年輕有為的亞歷山大大帝病逝，其後他創建的帝國分崩離析為三部分，伊朗隸屬於中國史書上稱為“條之”的塞琉古王國。雖然在希臘人統治時期波斯文化由東向西得以進一步傳播，但是波斯人和其族源相近的安息人顯然更願意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經過不斷抗爭，以阿契美尼德王朝繼承者自稱的伊朗帕提亞王朝於公元前247年建立，中國史書稱之為“安息”。帕提亞王朝全盛時期疆域涵蓋今伊朗、伊拉克、高加索和部分印度地區，處於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的交通要道，是東西方之間的貿易樞紐。帕提亞王朝是當時西亞的顯要角色之一，曾與強大的羅馬帝國抗爭多年，但非常遺憾的是，該王朝對自身發展情況的記載非常匱乏，現有關於它的文字描述基本來自希臘、羅馬等敵對者陣營，以及與之有些往來的中國史書。
公元224年，帕提亞王朝被阿爾達希爾一世（224～241年）建立的薩珊王朝所取代。薩珊王朝統治者亦自視為阿契美尼德王朝繼承者，該王朝也被稱為第二波斯帝國，其領土涵蓋當今的伊朗、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部分土耳其地區、高加索地區、中亞西南部、阿拉伯半島海岸部分地區、巴基斯坦西南部等地。薩珊王朝時期的伊朗是那個時代的世界強國，是繼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後波斯人和伊朗最為緬懷的歷史發展階段，也是“伊朗”成為地緣政治概念的開始。
與伊朗此前的王朝顯著不同，薩珊王朝留給後人很多文字記載和典籍。該王朝出現了編年史《阿爾達希爾的功績》，它為後世的伊朗史詩《列王紀》奠定了基礎。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統治時期，薩珊王朝的文學藝術非常繁榮，最好的薩珊文學和音樂樂章皆出自該時期。薩珊王朝統治者還有意恢復波斯帝國的傳統文化影響力，當希臘文學和哲學在東羅馬帝國遭受打壓時，王朝接納了一批此類專家學者來到伊朗繼續自己的工作。在宗教方面，薩珊王朝的統治者自稱是瑣羅亞斯德教信徒，該教被尊為王朝的官方宗教，宗教經典《阿維斯塔》（即《波斯古經》）最終的經典版本也在王朝統治者的支持下完成。值得提及的是，猶太教在薩珊王朝時期享有較大自由度，猶太社群也相當活躍。薩珊王朝還在貢迪沙普爾建立了集中多地醫學人才的世界首所醫學院。此外，薩珊王朝的建築和藝術也被人津津樂道。
薩珊王朝能夠取得上述文學藝術成就離不開其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支持。相比較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的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特別是公元500年以後其行政管理非常卓越，對後世比如阿拉伯帝國最強盛時期的阿巴斯王朝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後者被視作對前者的仿效。被譽為“阿拉伯希羅多德”的史學家、世界名著《黃金草原》的作者馬蘇第稱讚，稱“薩珊王朝皇帝管理出色，政策有序關注民生，治下繁榮昌盛”。這一時期伊朗的經濟也獲得重大發展，實現了從鄉村到城鎮的轉型，建立了很多行會，冶金產品和採礦業尤為突出。作為東西方交流的重要驛站，薩珊王朝對外貿易特別發達，對中國等東亞國家和拜占庭帝國等歐洲國家的交流起到重大的中樞作用。能夠與強大的拜占庭帝國抗衡多年，足以彰顯薩珊王朝軍事力量的強大，該王朝對攻擊性武器的開發是其軍事強大的重要因素。當然，軍事力量的強大不能僅僅體現在進攻能力，防守的水平也至關重要，薩珊王朝以重型騎兵為代表的防守力量和技巧也彰顯了重要作用。
（三）沙法維王朝：重塑伊朗政治文化
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誕生和阿拉伯人崛起後，在東羅馬帝國之外薩珊王朝遭遇到又一個強有力的挑戰，並最終在65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後伊朗進入阿拉伯人統治時期，其語言和文化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殘和破壞。與此同時，國家治理能力不足、文化基礎薄弱的阿拉伯人，也不得不依靠波斯人來穩定和發展自己。阿拉伯人對伊朗真正實施有效統治的時間不過200年，之後伊朗貴族紛紛建立起割據的地方王朝，例如塔希爾王朝（822～873年）、薩法爾王朝（867～903年）、薩曼王朝（874～999年）、布維希王朝（945～1055年）、伽色尼王朝（963～1187年）等。蒙古人、土庫曼人也曾出現在伊朗大地，帖木兒帝國（1370～1506年）、黑羊王朝（1375～1468年）、白羊王朝（1378～1508年）等都曾控制伊朗的（大）部分地區。歷經多年的分裂戰亂後，伊朗在1501年進入了又一個高光的歷史階段——沙法維王朝（1501～1736年），並在此後數年中統一了今伊朗全境及其周邊地區，伊朗再次成為強大的地區力量。
沙法維王朝被視為伊朗本土文化和政治統一的恢復者，開朝之君伊斯瑪儀一世（1502～1524年在位）自稱是薩珊王朝的後裔。沙法維王朝亦被稱為第三波斯帝國，是伊朗歷史從古代到現代的承前啟後者,它給伊朗留下的重要遺產之一是什葉派伊斯蘭教成為這個國家的國教。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征服薩珊王朝後伊斯蘭教也隨之進入伊朗，但是伊朗接受這個外來宗教的過程是漫長的：“波斯的伊斯蘭化自7世紀被征服開始，約經歷了2個世紀的漫長過程，到9世紀後期才大體完成。”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伊朗的伊斯蘭化是由阿拉伯統治者大力推進的，因此是阿拉伯人的主流信仰遜尼派而非什葉派成為對抗伊朗本土宗教信仰的利器。但是在帝國時期阿拉伯人的內部矛盾相當尖銳，伊斯蘭教也發生了分裂，政治矛盾和教派分歧的交互作用，使得伊斯蘭教少數派什葉派具有濃烈的反抗精神，作為被征服、被迫接受伊斯蘭教之民，伊朗人與什葉派的這一特徵甚為吻合。1501年，沙法維王朝建立後，什葉派伊斯蘭教很快就被宣佈為伊朗國教，什葉派與伊朗本土文化的融合也因此愈加緊密。
除了國家宗教的確立外，沙法維王朝的硬實力也非常強大，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莫臥爾王國一道被視為當時世界三大伊斯蘭國家。能與威名遠揚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長期抗衡，更何況還要與周邊其他勢力作戰，沙法維王朝的實力可見一斑。阿巴斯大帝（1587～1629年在位）時期沙法維王朝的國力達到頂峰，由於較好地處理了對外關係，給國家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他的支持下，手工業、商業、紡織、繪畫等藝術均取得長足發展，伊朗再現了久違的繁榮景象。阿巴斯大帝對伊斯法罕的大規模重建，使其成為伊朗的建築典範，其恢宏之勢至今仍顯露無遺。伊斯法罕城市的波斯-伊斯蘭建築是如此之優美，以致有波斯諺語稱讚“伊斯法罕半天下”。
（四）巴列維王朝：加速經濟現代化進程
有為但生命短暫的阿巴斯二世（1632年出生，1642～1666年在位）逝世後，沙法維王朝的統治者治國無方，導致外敵虎視眈眈、內部分崩離析，王朝遂步入衰敗軌道，並在1736年被阿夫沙爾王朝（1736～1796年）取代，此後沙法維王朝統治者的後裔雖在部分區域復辟，但其扮演的終歸是傀儡角色，伊朗歷史再次進入混亂或分裂期。這一時期與阿夫沙爾王朝競爭的伊朗重要政權是贊德王朝（1750～1794年），雖然其締造者卡里姆汗（1750～1779年在位）勵精圖治成績斐然並深得民心，但是贊德王朝在伊朗歷史的長河中只是曇花一現。1796年阿迦·穆罕默德·汗加冕為王並定都德黑蘭，開啟了伊朗歷史的愷加王朝（1796～1925年）。自身積弱的愷加王朝無力捍衛國家主權，再加上歐洲諸強已經崛起並四處擴張，所以和中國一樣，伊朗也是飽含歐洲列強的凌辱進入20世紀。
內外交困之際，懷有強烈民族主義思想的愷加王朝軍事將領禮薩汗在1921年2月21日發動政變，之後成為伊朗的實際領導者。1925年，禮薩汗被伊朗議會授予可以世襲的君主地位，開啟了迄今伊朗歷史上的末代王朝——巴列維王朝，並於1926年4月加冕為王，即俗稱的禮薩國王。禮薩國王勵精圖治，力求把伊朗建設成強大的不受外國列強侵略的獨立國家，為此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世俗化）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並加大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橫跨伊朗的大鐵路就是其中的典範。此外，禮薩國王還正式把國家之名從“波斯”改為“伊朗”。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伊朗國家面貌與禮薩國王登基時相比已經有了很大改觀，伊朗也再次成為中東地區的強國。
1941年9月，禮薩國王將王位傳給王儲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俗稱巴列維國王)。巴列維國王繼承了先王的世俗化、現代化和民族主義等國家發展路線，在個人地位鞏固後全力而為之。巴列維國王尤其強調軍備建設，花費數百億美元購買先進的美式武器，把伊朗建設成了中東顯要的軍事強國，使該國即使在戰火紛飛的中東也獲得足以讓周邊國家羨慕的外部安全。巴列維國王的民族主義情結非常濃厚，1971年10月他舉行規模宏大的紀念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2 500週年慶典活動，這不僅突出說明了他的波斯民族主義特性，也是他認為巴列維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存在內在承繼關係的彰顯。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巴列維國王領導下的伊朗已經成為中東乃至全世界的發展明星，當時伊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遠超正在飛速發展的韓國，比如1977年，伊朗和韓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2146.6美元和1041.6美元。巴列維國王本人也是當時國際舞臺上的活躍人物，不僅在中東地區影響甚大，與歐美大國的官方關係也相當密切。嚐盡歐美列強的長期侮辱後，從積極的一面來看，20世紀70年代伊朗人再次品味到作為區域大國的愉悅。
綜上，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沙法維王朝和巴列維王朝，伊朗都曾經發展成為中東甚至世界大國，這給伊朗人帶來強烈的可以再次成為大國的信心，並催生了伊朗的區域大國心態。伊斯蘭共和國秉承了伊朗是（海灣）區域大國的歷史傳統，而且它不僅自視為海灣地區的大國，還自認為是世界什葉派穆斯林的領袖，甚至對中東遜尼派阿拉伯國家也多有抨擊，努力從宗教和政治兩方面彰顯自己的地區領導者地位。
在伊斯蘭革命進行期間霍梅尼就給伊朗未來的外交政策定了基調——伊朗不再是別國的附庸，而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具有重要地區影響力的獨立自主國家。革命後霍梅尼大力倡導輸出革命，猛烈抨擊各阿拉伯國家政權，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反對派進行反政府行動。在霍梅尼看來，當時大多數阿拉伯政權都是虛弱的、附屬的，而且帶來了種種弊端：“穆斯林的問題是儘管他們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土地及人口，但是由於其無能的領導層，他們不得不遵照大國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問題在於其政治體制，正是其政治體制造成了當前穆斯林的種種問題。這些政權與伊斯蘭教無關，除非我們迴歸伊斯蘭，否則我們的問題將會繼續存在。”對阿拉伯國家的批判是伊朗追求地區領導權的一種表現形式。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也彰顯了其地區大國心態。面對中東和世界穆斯林普遍關心的巴勒斯坦問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給予非常大的熱情並站到反對以色列的最前線，精神領袖霍梅尼曾直言：“對待以色列的正確態度是：認為它是非法的、強霸的、侵犯穆斯林權利的政權，不能與它建立任何形式的關係……必須消滅以色列。每個穆斯林都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來對付以色列……我們與以色列絕不建立外交關係，因為，它是霸權者，是與穆斯林為敵的……以色列是霸權者，應該儘快離開巴勒斯坦，解決巴以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儘快消滅這一毒素……。”迄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仍然沒有承認以色列國的合法性，在當下伊朗出版的世界地圖上也看不到“以色列”字樣。在阿拉伯諸國都不作為的情況下，伊斯蘭共和國仍然對世界熱點巴勒斯坦問題給予持續關注，這不僅僅是一個價值觀問題，它還事關伊朗“負責任的”區域和伊斯蘭大國形象問題。
中東事態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斷凸顯伊朗的區域大國地位。薩達姆政權被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擊敗和推翻，解除了伊朗西部的伊拉克軍事威脅；塔利班政權被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推翻，消除了伊朗東部的阿富汗挑戰；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變局”又令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強國陷入泥潭而至今不能自拔，沙特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也得不到廣泛認同，土耳其則因對外政策失當而內外交困……據此，儘管國際制裁還沒有完全被解除，但是伊朗在中東特別是海灣地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其國際環境也逐步改善，這令伊朗的地區大國之心更加堅定。
歷史曲折催生的伊朗受害者心態
阿契美尼德王朝、薩珊王朝、沙法維王朝、巴列維王朝給伊朗人帶來巨大榮耀，儘管它們的強盛期有長有短，但是都為當今驕傲的波斯民族精神之塑造起到推動作用。與此同時，令伊朗苦惱的是，每當自己強大時總有與之匹敵甚至更強的對手存在於左右，而且與這些強角色交往的方式又往往是自己不佔優勢甚至導致亡國的戰爭，或者深受世界大國之影響而不能完全自主。一言以蔽之，即使是在歷史輝煌時期，波斯人也常是充滿悲情；而且歷史上伊朗還曾遭受希臘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以及英國和蘇聯等勢力的佔領或侵略，伊朗由此滋生了較為明顯的受害者心態。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與希臘人的戰爭
希波戰爭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最讓波斯人緬懷的伊朗歷史發展階段，這個被稱為第一波斯帝國的王朝給波斯人帶來無上榮耀。阿契美尼德王朝同樣讓世界特別是西方銘記的，還有它與希臘諸城邦的連續作戰，即“希波戰爭”。
居魯士大帝締造“波斯帝國”後，阿契美尼德王朝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對外征服戰爭，一時之間國家力量和其自認的權威世界無二。對古代世界性大帝國的統治者而言，擁有更多土地和更大權威是一種內在追求，這是帝國的本質使然，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統治者對希臘人有所圖謀的關鍵原因。至於波斯人和希臘人究竟存在什麼矛盾，哪怕是希臘著名史家、世界名著《歷史》的作者希羅多德也不清楚，只是籠統地說那個時代的亞洲人把歐洲人視為異類，波斯人認為希臘人是自己的必然敵人。事實上，在探討希波戰爭爆發原因時，希羅多德代表西方發出了震耳發聵的問題——他們（東方）為什麼恨我們（西方）？
當談及希波戰爭時對伊朗不利的是，伊朗自己並沒有多少關於雙方對抗的記載，現在人們主要是通過其敵對陣營——希臘人特別是希羅多德的名著《歷史》來認知希波戰爭，不管當時的客觀情況為何，只此一點就已經讓伊朗對世界當下的“希波戰爭觀”心存排斥了。儘管波斯人對西方的希波戰爭史觀不認同、不接受，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強大的波斯帝國在雙方的系列對抗中非但沒有讓看似不堪一擊的希臘人臣服，反而還極大削弱了自己的實力。即使公元前431～404年間希臘人發生嚴重內訌——雅典和斯巴達兩大集團間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之時，波斯人也無力再對希臘人行征服之舉，反而是馬其頓人亞歷山大大帝利用希臘人的內亂對其實施了成功征服。最終，被稱為第一波斯帝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330年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而且，希臘征服者不僅把波斯帝國輝煌象徵的波斯波利斯城付之一炬，還在此後的百年間把波斯人變成了自己的臣民。從世界第一帝國之民到異族統治的亡國臣民，在短時間內波斯人完成了身份的驟然轉變。
儘管波斯人和希臘人的對抗是發生在2 300多年前的綿延戰爭，但是它對時下的東西方關係認知、對伊朗仍然有不可忽視之影響。約十年前筆者參加一個伊朗問題研討會時，與時任伊朗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有一個對話，期間他猛烈抨擊美國對伊朗的敵意——彼時好萊塢大片《斯巴達三百勇士》剛出爐不久，該片反映的是希波戰爭中最著名戰爭——發生在公元前480年的溫泉關大戰，伊朗方面認為該影片是對自己歷史的醜化與貶低，從中可以部分感知希波戰爭在當代伊朗人心目中的分量。
（二）帕提亞-薩珊王朝與（東）羅馬帝國的戰爭
伊朗擺脫希臘人統治後進入帕提亞王朝，國力日漸恢復，並且在其後的薩珊王朝達到歷史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此時,歐洲也迎來又一個輝煌時期——羅馬帝國。儘管帕提亞王朝與中國漢朝建立了友好交往，開啟了絲綢之路，也曾與印度政權建立了一些合作，但是就與周邊政權的關係而言可謂是衝突頻發。帕提亞王朝於公元前247年建立後，與臨近的塞琉古王國、亞美尼亞王國陷入連綿的衝突，兇悍的遊牧人也對王朝構成威脅。對伊朗尤為不幸的是，帕提亞-薩珊王朝與強大的（東）羅馬帝國關係的主要特徵之一也是戰爭，雙方在西亞和高加索展開了激烈爭奪。戰爭雙方雖然互有攻守勝負，但是與正在崛起的羅馬人的長期對抗嚴重削弱了帕提亞王朝實力卻是不爭事實。再加上內部的不和，曾經盛極一時的帕提亞王朝在公元224年被薩珊王朝所取代。
薩珊王朝不僅從帕提亞王朝那裡獲得了國家的統治權，還繼承了與羅馬帝國的戰爭。薩珊王朝以恢復第一波斯帝國的疆土為己任，但是這時羅馬人已經控制了一些這樣的土地，薩珊王朝的此等訴求不可避免地會與羅馬帝國發生衝突。薩珊王朝與羅馬帝國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是爭奪地區權力和勢力範圍，隨著薩珊王朝力量的壯大，它與羅馬帝國的戰爭頻率加強，而且它們之間的戰爭還被賦予了東西方對抗的意識形態色彩。395年羅馬帝國分裂後，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為都城的東羅馬帝國成為薩珊王朝的首要外部敵人。儘管在面對強大的東羅馬帝國時薩珊王朝在某些時期和區域並不處於下風甚至還佔有一些優勢，比如621年薩珊王朝擊敗東羅馬帝國並完全控制了埃及，但不可否認的是，與強大東羅馬帝國的長期戰爭嚴重消耗了薩珊王朝的實力，特別是622年以後薩珊王朝在與東羅馬帝國的對抗中節節敗退，這不僅影響到它應對其他外部威脅的能力（比如在面對阿拉伯人入侵時的軟弱無力），而且還引發了激烈的內部鬥爭，自628年始的五年間該王朝竟然更迭了5位帝王，其混亂程度可見一斑。而就在此時，高舉伊斯蘭教大旗、崛起中的新興力量阿拉伯人對薩珊王朝展開了進攻，在637年的卡迪西亞戰役中一舉擊潰薩珊王朝的主力軍，被稱為第二波斯帝國的薩珊王朝最終在651年滅亡。
（三）沙法維王朝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
“第一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歷經長期與希臘人的戰爭，最終被亞歷山大帝國所滅；“第二波斯帝國”薩珊王朝歷經長期與（東）羅馬帝國的戰爭，在實力消耗殆盡之時被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所滅。“第三波斯帝國”沙法維王朝的對外關係也不甚理想，它與當時國力強大威震歐洲的奧斯曼帝國長期對抗和作戰，把自己帶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滅亡東羅馬帝國後，奧斯曼帝國進入了最為強盛的時期，在此後的兩百年中展開了迅猛的對外擴張，成為歐洲的夢魘。沙法維王朝於16世紀初興起於今伊朗西北部臨近土耳其的地方，1501年建立後也奉行領土擴張政策，因此與奧斯曼帝國發生了利益衝突，當時這兩大伊斯蘭強國主要圍繞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區進行爭奪。沙法維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的另一個矛盾源於宗教信仰，奧斯曼帝國立遜尼派伊斯蘭教為國教，沙法維王朝的國教則是什葉派伊斯蘭教，宗教的分歧加劇了雙方的矛盾。這樣，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雙重衝突，把沙法維王朝和奧斯曼帝國一再推到了兵戎相見的境地，由於武器和軍隊組成的先進性，起初奧斯曼帝國佔據著雙方交戰的上風。
阿巴斯大帝時期沙法維王朝迎來自己最為強盛的發展階段，也恰恰是在這個時期，沙法維王朝與奧斯曼帝國爆發了更為頻繁的戰爭。藉助改良的武器和軍隊，沙法維王朝越發有了對抗奧斯曼帝國的實力，雙方在戰場上互有勝負。讓伊朗自豪的是，沙法維王朝不止一次地在戰場上打敗不可一世的奧斯曼帝國；讓伊朗憂傷的是，對陣奧斯曼帝國時不僅僅是失敗的戰爭、即使是取勝的戰爭也讓自己實力受損，沙法維王朝的都城從大不里士到加茲溫、再到伊斯法汗一路南遷，也有遠離奧斯曼帝國威脅之考慮。此外，什葉派的沙法維王朝與遜尼派的奧斯曼帝國的持續交惡，亦給之後中東穆斯林間的關係造成較大傷害，加劇了伊斯蘭教教派間的矛盾。
與奧斯曼帝國長達兩百年的斷斷續續的戰爭對沙法維王朝的對外關係產生重大影響，使其無暇全力對付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阿富汗人、俾路支人、俄羅斯人等勢力的挑戰，導致國家經常處於外部威脅的陰影之下，而且為了對付奧斯曼帝國，沙法維王朝還不得不放棄一些權益以求得與他國（比如新興起且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國）的合作。如前所述，在阿巴斯大帝之後沙法維王朝就步入了日漸衰落的軌道，由此在面對奧斯曼帝國時也越來越力不從心，再加上統治者的治國無道，沙法維王朝最終於18世紀前期滅亡。
（四）巴列維王朝與英、蘇、德、美的複雜關係
沙法維王朝滅亡後伊朗再次進入了分裂期，直至18世紀末愷加王朝的建立才重獲統一。但是統治者的治理無方和歐洲列強的趁機而入，讓愷加王朝成為當下伊朗人不願回憶的歷史。巴列維王朝取代愷加王朝後，英國、蘇聯和美國對伊朗事務干涉有加；在整個巴列維王朝時期，與世界主要大國的關係始終是伊朗不得不面對的重大問題甚至是難題。
如前所述，巴列維王朝的締造者禮薩國王是心懷強烈民族主義的領導者，他勵精圖治希望把伊朗發展成為現代化的成功國家，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面對兩大外部強敵——英國和蘇聯的干涉。為了制約英、蘇兩強的鉗制，禮薩國王想到了“第三國外交”，即再引進一個世界大國來抗衡英、蘇在伊朗的地位。美國是禮薩國王的第一選擇，但無奈那時美國在伊朗並沒有切身利益存在，因此不願意冒得罪英、蘇的風險來滿足禮薩國王的願望。當時，正在大肆宣揚雅利安人榮光的希特勒德國遂成為禮薩國王合作的新目標，妄圖稱霸世界的希特勒德國非常看重伊朗的地緣戰略地位，結果二者一拍即合，在20世紀30年代德國迅速發展成為伊朗的最大貿易國和最親密的合作者。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伊朗之於英、蘇的地緣戰略價值同樣重要，由於擔心伊朗會落入希特勒德國之手，英、蘇聯合向禮薩國王施壓，要求他驅逐在伊朗的德國間諜，在沒有得到滿意答覆後，英、蘇兩國於1941年8月聯合出兵伊朗，並戰而勝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伊朗不僅是盟國向蘇聯運送作戰物質的重要通道，也是同在伊朗有駐軍的英、蘇、美的角鬥場，特別是隨著二戰局勢的明朗和冷戰思想的抬頭，美、蘇、英對伊朗的爭奪日趨激烈，正如巴列維國王所言：“我認為，世界各國的歷史學家將會論證這一點：冷戰實際上是從伊朗開始的。雖然冷戰的跡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冷戰的形式及其影響首先在伊朗清晰地展現出來。”二戰後，英、美聯手幫助巴列維國王把蘇聯勢力趕了出去，然後美國又幫助國王擺脫了英國勢力的鉗制。這樣，隨著1953年美國支持的伊朗政變的成功和次年伊朗石油國有化危機的解決，美國成為唯一對伊朗具有實質性影響的外部大國。
出於冷戰和控制中東的需要，美國給予巴列維國王全方位的幫助與援助，努力把伊朗強化為自己在中東的戰略棋子。再加上世界石油價格攀升的因素，到20世界60年代後期，伊朗已經發展成為中東的顯要角色。面對如此巨大的發展業績，本就心懷民族、國家復興之宏願的巴列維國王豪情萬丈，為了把伊朗建設為受人尊重的中東甚至世界強國，他日益重視外交的獨立自主性，在很多事項上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而是拉開了與美國的距離。這樣，一方面是巴列維國王的國家獨立發展之傾向，另一方面是美國賦予伊朗的其中東利益維護者的角色。隨著伊朗力量的增強這二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結果當旨在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日益臨近之時，國王對美國的疑心越來越重，而美國對江河日下的國王也最終採取了任其被國內革命推翻的態度。
由此看來，歷史上伊朗曾與外部國家爆發多次衝突甚至是戰爭，特別是其強盛時刻的終結基本上都與對外戰爭有關，這導致很多伊朗人產生如下心理：外部敵人不希望伊朗強大，它們總是在阻止伊朗的健康發展，伊朗是國際社會的受害者。這種思想認識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時期也有比較明確的體現。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非常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中東特別是海灣大國，應該在本地區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但是事與願違，其誕生以來非但沒能成為受尊重的地區領導者，反而還遭遇地區內外勢力的聯合打壓，這令其倍感委屈：別人為什麼總是要和我作對？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幾乎一直在追問這個令其痛苦的問題，特別是在兩伊戰爭和核發展問題上遭遇嚴重孤立或重大挫折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受害者心態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兩伊戰爭留給伊朗人的受害者心理至今沒有平復，這既是與伊拉克作戰帶來的巨大犧牲使然，更是戰爭期間美、歐等大國和阿拉伯多國採取與伊朗對抗的立場所致。儘管兩伊戰爭是以薩達姆主導下的伊拉克入侵伊朗拉開帷幕，但是因為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採取了與阿拉伯諸國、以色列和美國等國政府對抗的立場，所以兩伊戰爭爆發後上述國家及其盟友都陸續站到伊朗的對立面。到1982年6月，里根總統斷定美國不能承受伊拉克敗於伊朗之後果，他要把薩達姆引導成為溫和且富有理性的阿拉伯領導人，於是決定美國要做任何必需和合法的事情來阻止伊朗在戰爭中擊敗伊拉克。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在1984年對《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則說：“我們不願看見”伊朗勝利，因此“我們有意改善我們和伊拉克的關係……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和伊拉克人合作。”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可謂四面楚歌，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國不僅直接向伊拉克提供鉅額資助，還幫助伊拉克賣石油，美國等西方大國則是伊拉克武器和作戰情報的供應者和國際政治的支持者，即使是伊拉克在戰場上使用了化學武器，美國也沒有停止對薩達姆政權的支持。
國際社會對兩伊戰爭的反應深深刺痛了伊朗人的心，時至今日，當談及這場伊拉克對伊朗發動的“侵略戰爭”時伊朗人仍然憤憤不平——國際社會竟然普遍站在侵略者一邊打壓被侵略者，哪怕是伊拉克使用了違反人性的化學武器都沒有阻止其他國家對伊拉克的支持，孤軍奮戰的伊朗難道還不是受害者嗎？事實上，現在還有一些伊朗人把兩伊戰爭視為公元680年卡爾巴拉戰役的當代顯現——在這兩次戰爭中，伊朗人和伊瑪目侯賽因都是面對強敵孤軍奮戰，充滿了悲情。
持續多年且給本國發展帶來重大困難的所謂“核危機”也深深傷害了伊朗人。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伊朗核問題始終是華盛頓關注的焦點，美國政府一直指責伊朗是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下從事謀求核武器的活動，英、法、德等國則在一旁為美國搖旗吶喊，從而引發了曠日持久的“伊核危機”，伊朗也因此遭受到嚴重的國際制裁。伊朗視“伊核危機”為國際社會對本國的不尊重和赤裸裸的歧視，是對伊朗尊嚴的嚴重冒犯。事實上，伊朗發展核能不是始於伊斯蘭共和國，早在前王朝巴列維國王時期伊朗就已經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開始了，而且現在的以色列也擁有民用甚至是軍用核資源，但是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要“和平利用核能”時，卻遭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遏制和嚴重的國際制裁，這不能不讓伊朗現政權感到尊嚴被侵犯，正如伊朗前總統內賈德所言：“伊朗民族希望在核問題上維持公正，伊朗認為在該領域的國際法應該適用於所有人，如果要禁止，就應該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美國因為“伊核危機”倡導國際社會對伊朗實施了苛刻的國際制裁，這嚴重惡化了伊朗的國際處境，增加了伊朗的發展困難，直到2015年7月，伊朗才和美、俄、英、法、德、中六大國達成了全面的核協議，部分緩解了伊朗面臨的國際壓力。伊朗儘管面臨重重困難，但仍然在這麼長的時間內、在民眾的支持下堅持與美國等國在核問題上針鋒相對，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是伊朗認為自己在核發展問題上受到國際社會的不公正對待，身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簽字國的伊朗認為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被無端剝奪，這是國際社會對伊朗赤裸裸的傷害。筆者在伊朗工作生活期間，每次和伊朗人談及兩伊戰爭和核問題，都能明顯察覺到伊朗人因為自感受到國際社會的不公正對待而導致的受害者心態。
歷史起伏帶給伊朗的反抗心態
伊朗歷史不乏光輝燦爛的時刻，但是它也經常在與外部的爭鬥中歸於黯淡，或者在大國的干涉中失去自主，因此，縱然波斯帝國給伊朗帶來了自豪，但歷史上的失敗屈辱也足以催生出民族和國家的悲情。這種情緒恰恰與伊斯蘭教什葉派的色彩相吻合，而且二者結合後還產生了交互影響，因此若要理解波斯人和伊朗的民族、國家特性，就必須要理解波斯人對伊斯蘭教的皈依，以及什葉派的發展特點，特別是其中蘊藏的反抗（或對抗）之特性。因為前文已經對伊朗和希臘、羅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以及英、蘇、美的對抗關係做了闡述，因此本部分史實論述集中在阿拉伯人征服及伊朗其後的反應。
（一）阿拉伯人的征服及伊斯蘭教什葉派信仰在伊朗的確立
就波斯民族對外關係而言，時至今日最不能讓波斯人釋懷的就是公元7世紀被阿拉伯人征服。如前所述，薩珊王朝的長期作戰對象是（東）羅馬帝國，雙方的持續戰爭嚴重削弱了薩珊王朝實力。就在薩珊王朝苦苦面對東羅馬帝國的威脅時，其身旁又興起了另一個更為嚴重的敵人——阿拉伯人。高舉新誕生的伊斯蘭教大旗，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紀前期迅速崛起，並於637年在今伊拉克境內的卡迪西亞擊敗薩珊王朝的主力軍，之後大部分的薩珊王朝土地被阿拉伯人佔領，伊朗歷史從而進入阿拉伯人統治時期。與光輝燦爛的伊朗歷史與文化相比，當時還未完全脫離部落發展階段的阿拉伯人之文明相形見絀。事實上，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的大部分波斯人對阿拉伯人的印象仍然非常差，甚至可以說達到嗤之以鼻的程度。但不爭的事實是，歷史上阿拉伯人的確征服了薩珊王朝、征服了波斯人，而且對波斯人歷史發展影響甚巨的是，之後其語言文字和信仰都被阿拉伯人納入征服之列。
隨著阿拉伯人的到來，促成其走向強大的伊斯蘭教也進入伊朗，不過伊朗對伊斯蘭教派的最終選擇卻與阿拉伯人多數不同。公元610年麥加人穆罕默德開始傳播伊斯蘭教，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人正是藉助這一利器迅速崛起。不過，隨著穆罕默德的去世，阿拉伯人內部的權力鬥爭導致伊斯蘭教遭遇嚴重挑戰，並逐漸衍生出不同的宗教派別。支持穆罕默德堂弟和女婿阿里作為繼承人的少數派認為，穆罕默德生前曾當眾明示要阿里做自己的接班人，因此其他人無權接替穆罕默德之位，在這部分逐漸演變為什葉派的穆斯林眼中，穆罕默德之後的所謂阿拉伯“四大哈里發”是不存在的，因為前三個不合法，只有第四個哈里發也就是阿里才是合法的。但更多的穆斯林既承認阿里的合法性，也承認前三任哈里發的合法性。
作為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征服者，統治波斯人的阿拉伯人顯然不會給予伊朗適宜的什葉派發展空間；作為被征服被統治之民，本就自認文明超然於阿拉伯人的波斯人也不願輕易屈尊就範。在這種情況下，阿拉伯統治者在伊朗大力推進伊斯蘭教遜尼派力量的發展，波斯人在被迫接受伊斯蘭教的時候，則在深具反抗和鬥爭精神的什葉派那裡找到些許共鳴。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教派在伊朗的互相競爭，隨著16世紀初沙法維王朝開國之君宣佈什葉派伊斯蘭教為伊朗國教而塵埃落定，之後十二伊瑪目什葉派便成為延續至今的伊朗主流宗教信仰，而且隨著王權或政治力量對獲取宗教支持的需求，總體而言之後伊朗的什葉派教士階層地位不斷上升，這一群體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力也日益彰顯，1979年伊朗更是成立了什葉派教士集團主導國家大權的伊斯蘭共和國。
（二）什葉派較為強烈的鬥爭、反抗和殉道精神
但是就信仰而言，在阿拉伯人征服薩珊王朝並傳入伊斯蘭教之前，伊朗原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誕生於2600年或3500年以前的瑣羅亞斯德教是伊朗迄今最重要的本土宗教，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時期被立為伊朗的官方宗教，其經典為《阿維斯塔》（或稱《波斯古經》），彙集了雅利安人最古老的傳說，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獻之一。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國後伊朗歷史進入希臘化時期，而且之後的帕提亞王朝也是多元文化並存的伊朗朝代，所以瑣羅亞斯德教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薩珊王朝時期瑣羅亞斯德教迎來了光輝時刻，夢想恢復（第一）波斯帝國榮耀的該王朝統治者再次把瑣羅亞斯德教尊為國教，並且資助重修了被希臘人破壞的宗教經典《阿維斯塔》，使之成為最終且最權威的版本。尤為重要的是，薩珊王朝時期瑣羅亞斯德教形成了等級森嚴的宗教制度，併成為政權的重要依靠力量。
薩珊王朝被阿拉伯人軍事征服後，伊斯蘭教隨之而入，瑣羅亞斯德教在伊朗信仰體系中的超然地位轟然倒塌，再加上此後本土語言文字也受到阿拉伯人的強制影響，曾被波斯人引以為豪的“軟實力”竟然被“蠻夷之族”阿拉伯人控制在股掌之間，這大大增加了波斯人因為軍事失利而滋生的民族或國家之痛苦。作為被征服者，波斯人不得不接受伊斯蘭教，在這種情況下，突出（什葉派）伊斯蘭教與自己的密切關係，強化自己對（什葉派）伊斯蘭教的發展貢獻，就成為波斯人反對和抗衡阿拉伯人的思想武器。伊朗什葉派穆斯林認為，第三伊瑪目侯賽因娶了薩珊王朝末代帝王的女兒，也就是波斯公主，並生了第四伊瑪目，因此從第四到第十二的歷任伊瑪目也都具有波斯人血統。在塑造自己的伊斯蘭信仰時，波斯人把自己本土的思想文化甚至政治傳統也注入其中，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伊斯蘭信仰，這與絕大多數阿拉伯人信奉的遜尼派伊斯蘭教有較大差異，與當下沙特阿拉伯尊崇的瓦哈比伊斯蘭教派的衝突更是突出，以致很多沙特阿拉伯人認為伊朗的什葉派根本就不是伊斯蘭教，其信眾也不是穆斯林。當然，伊朗什葉派穆斯林也視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為極端勢力。
從一開始，作為少數派的什葉派就和作為多數派的遜尼派陷入了無休止且處於下風的爭鬥中，公元680年勢單力薄的穆罕默德之外孫、阿里之次子、第三伊瑪目侯賽因在今伊拉克境內的卡爾巴拉被同教他派的敵對大軍殺害，這更加助長了什葉派的悲情，延續至今的哀傷節日“阿舒拉”就是什葉派伊斯蘭教悲情的集中體現。什葉派宗教的悲情已經滲透到波斯人的生活中，併成為其民族悲憤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什葉派穆斯林的悲情和波斯人的悲情已經較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在參加伊朗“阿舒拉”系列活動中，筆者就清晰感知到對兩伊戰爭烈士的深切緬懷。一位伊朗大學教師曾告訴筆者，兩伊戰爭就是導致伊瑪目侯賽因罹難的“卡爾巴拉戰役”在當代伊朗的再現。同樣，筆者在伊朗不同城市觀摩伊斯蘭革命紀念的系列活動時，也看到聽到什葉派宗教在其中的存在。伊朗的另一個生活場景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街上或清真寺裡，什葉派宗教人物基本都是表情嚴肅不苟言笑，至少在公開場合很少看到他們暢懷大笑，這也許是民族、國家和宗教悲情的一個外在表現吧。
由此看來，具有輝煌歷史時刻的伊朗曾被他族他國滅亡或操控，更有本土宗教被伊斯蘭教取代、民族語言文字被阿拉伯人禁止的慘痛經歷，如是發展歷程令自視為地區大國的伊朗倍感受傷和委屈，並因此迸發出強大的抗爭精神。從軍事政治上對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俄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等的反抗，到宗教上嚴重本土化的什葉派對阿拉伯遜尼派的對抗，均顯示出伊朗鮮明的反抗（或對抗）精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此給予繼承。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自視為世界反抗不公平的支持者，就像其締造者霍梅尼所言：“我們與各國人民沒有任何矛盾衝突，我們所要反對的是那些殘暴欺壓的政府，無論它們壓迫我們，還是壓迫我們的穆斯林兄弟，我們都要反對他們。”“我們是被壓迫人民的支持者，任何人無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受到壓迫，我們都是他的支持者。”伊朗伊瑪目霍梅尼著作整理機構：前引書。事實上，伊斯蘭共和國之所以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採取前述立場，除了有區域大國心態的推動外，也有反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剝削與不公的原因。另外，伊斯蘭共和國對美國和沙特的立場也顯示了其反抗（或對抗）心態。
伊朗伊斯蘭革命是高舉反對美國的大旗而進行的，革命成功後美國成為伊朗宣傳中的頭號外敵，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人質危機、美國在兩伊戰爭中對伊拉克的支持、美國對伊朗核發展的強力反對，以及美國倡導發起的對伊朗曠日持久的嚴厲國際制裁，也佐證了伊朗和美國之間的激烈對抗。在霍梅尼看來，美國是伊朗民眾飽受痛苦的根源，他認為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蘭國家人民的全部災難都是由外國勢力尤其是美國政府一手造成的，認為伊朗與美國的關係是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關係，是被掠奪者與掠奪者的關係，因此他大力號召伊朗和所有伊斯蘭民眾要把美國視為自己的頭號敵人，不要對它抱有任何奢望，而是要把它踩在腳下，只有在它痛改前非、不再壓迫別人之後，伊朗才有可能與它建立關係。基於霍梅尼在伊朗的突出地位，導致雖然他已經去世20多年，但是其思想觀點對伊朗的內政外交仍然具有難以逾越之影響，這也是伊斯蘭共和國迄今仍堅持與美國政府對抗的關鍵因素，即使因為與美國對抗而不得不付出沉重代價也在所不惜，因為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看來，有些價值觀是一定要堅持而不能用物質利益來交換的。從這一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為何伊朗要在核問題上與美國對抗那麼長時間，因為“伊核危機”在伊朗看來是事關公平正義與尊嚴的問題。
伊斯蘭共和國儘管在宣傳中把美國、以色列列為自己最主要的敵人，稱之為大、小撒旦（惡魔），但是從民眾的心態來看，伊朗人特別是波斯人最反感的國家不是美國、以色列而是沙特阿拉伯，最厭惡的群體也是（沙特）阿拉伯人。沙特阿拉伯是伊斯蘭教的誕生地，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是伊斯蘭教的創始人，公元7世紀被阿拉伯人征服後波斯人被迫接受了自己的敵人阿拉伯人的宗教作為自己的信仰，這一歷史經歷對伊斯蘭共和國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有直接的負面影響。由於自身在伊斯蘭教發展中的特殊地位，遜尼派的沙特一直自視為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如前所述，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主導的什葉派伊朗也有志於取得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而且值得關注的是，沙特和伊朗的教派分歧與對抗還因波斯-阿拉伯的民族仇恨而被進一步強化。此外，作為中東大國，沙特和伊朗都懷有一顆爭當地區領導者的心，因此它們的角逐既有地緣政治層面上的博弈，也有宗教意義上的競爭。今日伊朗對於沙特的仇視，在一定程度上講是波斯人對阿拉伯人歷史征服的當代抗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撫慰。
結語：
伊朗主體民族和國家發展特性
縱覽伊朗的歷史發展，可以清楚地發現，不管是強盛時期還是衰落時期，衝突甚至是戰爭常常成為其對外關係的主要特徵。強盛時期遭遇挑戰，衰落時期備受欺凌，曾被迄今最深惡痛絕的阿拉伯人征服但仍然信仰源於沙特的伊斯蘭教，身為海灣大國卻還在身背國際制裁而難以發揮地區領導者作用，民族國家的如此經歷讓波斯人或伊朗國民充滿悲情和糾結，繼而催生出上述的各種心態。
地理位置是歷史上伊朗取得輝煌業績以及與外部世界頻發衝突或戰爭的重要原因。處於歐洲與東亞交往的必經之地，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中轉站，這使伊朗可以充分享受到東西方交流帶來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收益，並因此豐富和壯大了自己，比如（第一）波斯帝國時期波斯波利斯城的建設，就彙集了帝國多個附屬國的能工巧匠和材料。多文明、多文化的交匯給伊朗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而且伊朗強大王朝的出現也塑造了波斯人民族精神，這些因素使伊朗在歷史上一再擁有外擴的能力與動力。但是不言而喻，地緣位置突出的伊朗也往往會成為胸懷締造世界帝國之夢想的他方政治家覬覦的對象，或者會成為世界大國之間競爭的棋子。這樣，地處多方勢力易於角逐之地，一方面有強盛時期的外擴，另一方面有衰落時期的被攻伐，再加上更強大勢力之間爭鬥時自己無奈的棋子角色，歷史上伊朗對外關係自然也就呈現出衝突或戰爭多發的特徵。
時至今日，既往經歷對伊朗的發展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比如，就伊朗與沙特阿拉伯關係而言，阿拉伯人征服和伊斯蘭教傳入的後遺症仍然明顯存在。如前所述，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薩珊王朝的輝煌賦予波斯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們對前伊斯蘭時期伊朗文化的力量也深信不疑，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後，阿拉伯語言和伊斯蘭教強勢進入伊朗，令波斯人引以為豪的本土文化遭到猛烈打壓。但是阿拉伯人在歷史上的輝煌只是曇花一現，迄今再也沒有重塑自己的輝煌，而曾被其征服的波斯人則逐漸恢復了元氣，沙法維王朝和巴列維王朝也讓波斯人再次品味到伊朗是中東大國的美好感覺。波斯人的這種歷史起伏和沙特阿拉伯人的一蹶不振，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波斯人對沙特阿拉伯人素養的根深蒂固之蔑視，以及源於沙特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之信仰在伊朗確立並主導至今，這些因素使波斯人在看待沙特阿拉伯時具有多種情感——自豪、鄙視、仇恨以及揮之不去的糾結。
同樣，伊朗和美國、以色列等國家的糟糕關係之現狀也有明顯的歷史痕跡蘊含其中。很大程度上講，伊朗至今都還沒有擺脫歷史對於當下發展的嚴重鉗制（當然這並非伊朗所獨有的現象）。需要注意的是，儘管目前伊朗和美國、英國等西方大國關係緊張或不甚融洽，但是由於歷史上伊朗更多的是與歐美髮展關係，再加上近代以來西方大國的強勢崛起帶給伊朗的衝擊，造成現在伊朗人更願意和歐美國家發展更深更廣的關係。而且，鑑於伊朗歷史發展之強盛和衰落的起伏性，在觀察伊朗時務必要注意到當下伊朗人的一個強烈信念——儘管目前伊朗發展遭遇到困難，但是伊朗一定還可以再度發展壯大並崛起為地區大國、強國！
地理位置的確給伊朗的發展進程帶來重大影響。歷史發展對當下伊朗內政外交的影響也是清晰可見，但是對於絕大多數國家而言地理位置是難以選擇的，民族和國家的既往也已經是客觀存在的，從古至今伊朗發生了那麼多的涉外衝突，儘管這有其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但一定也會有伊朗自身的原因。對很多政權來講，把國家發展不順歸咎於外敵是一個便利之舉，但是從長遠來看這是不可取的。就當下的伊朗而言，如果不顧及其他域內國家或域外大國在中東特別是海灣地區的利益，伊朗的地區大國之路註定不會平坦；如果不能放下歷史心結，伊朗和沙特等阿拉伯國家以及美歐的關係也難以獲得根本性改觀；如果不能對國內民眾的需求做出恰當反應，伊朗會面臨更大的挑戰。為了伊朗能夠更好地發展，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決策者亟需先從可控、可操作的自身角度出發，努力遏制與外部世界衝突多發的歷史慣性，儘快找尋並推出解決此問題的富有成效的路徑和方法。
當然，外部國家在與伊朗交往時如果不注意波斯人的民族特性或國家特性，也很可能會遇到一些麻煩。在伊朗當下地區大國心態、受害者心態和對抗/反抗心態的背後，其實有強大的波斯民族主義做支撐。波斯人有非常強烈的獲得外部認可的預期和渴望。儘管伊朗是一個伊斯蘭國家，但是其宗教的波斯民族特性是如此之鮮明，以至於很多遜尼派穆斯林認為伊朗什葉派穆斯林不是伊斯蘭教信徒。我們面對伊朗時，一定要注意並務必重視其伊斯蘭面紗下的波斯特性，這才是其國家精神的核心來源。如今，位於德黑蘭的伊朗國家博物館有兩部分組成，一個是伊斯蘭前的，一個是伊斯蘭後的。相較而言，前者的遊客絡繹不絕，後者可謂是門庭冷落。事實上，現實的落寞已經讓富有思想的伊朗知識分子痛心疾首，並努力在前伊斯蘭時期的本土文化中找尋自己的發展之路。伊朗當代學者、本土宗教瑣羅亞斯德教經典《阿維斯塔》的選編者賈利爾·杜斯特哈赫曾啼血直言：“（伊朗）人們的內心深處積澱著悲慼和憂傷。究其原因，不僅在社會的底層，還在於國家及其引進的不良教育制度，以及我們對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寶庫的忽視和冷漠……我們沒有認真地思考，自己到底是什麼人？住在什麼地方？應該做什麼事？諸如此類的問題確實發人深省。”的確，如果不能正確理解波斯人對其伊斯蘭前時代歷史的態度，他國與其交往時就很可能會陷入盲區。
而且，基於波斯人在伊朗的主體地位，其大國心態、受害者心態和反抗（或對抗）心態對當下伊朗內政外交的影響不言而喻。比如，在遭受國際制裁特別是石油制裁非常嚴重的2012年，時任伊朗最高利益委員會秘書長、前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2013年伊朗總統大選候選人雷扎伊向領袖哈梅內伊提交了建設“抵抗型經濟”的報告，旨在應對制裁並降低對石油的依賴，最終提高伊朗經濟的獨立性和韌性。哈梅內伊高度評價並批准了這份報告，並說敵人正通過阻止伊朗經濟發展使人民脫離伊斯蘭教義，實行“抵抗型經濟”將是抵禦外部衝擊、打贏“經濟戰”的有效途徑，之後哈梅內伊還親自公佈了建設“抵抗型經濟”的24條綱領。需要注意的是，波斯人的上述3種心態表現在國家政策上，有時也會交織在一起，比如“伊核危機”就同時蘊含了這3種心態——伊朗需要核發展，所以伊朗就可以從事核發展，因為伊朗不是任人擺佈的小國，而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大國；針對伊朗的這一正當訴求，歐美等國際社會竟然強力打壓伊朗，這是對伊朗赤裸裸的仇視與傷害；作為獨立自主的地區大國，伊朗當然要對此等不公和迫害加以堅決反抗。伊朗波斯人的上述3種心態交互作用於國家決策，是導致“伊核危機”曠日持久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為範鴻達，
廈門大學外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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