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中國緣起陶寺遺址
□ 李琳之
“中國”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文獻裡，涵義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指京師；即君王所居之都城。二指“中央之國”；三指中原王朝；四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五指諸夏或華夏族居住的地區。
“中國”的“中”字來源於上古時期我們祖先“天地之中”的觀念。“國”，在考古學上一般指都城。 都城這一概念由以下幾個要素構成：一是城牆；二是宮殿區，即宮城；三是大型宗教禮制建築，包含用來祭祀天地的天壇、觀象臺和地壇等；四是王陵區；五是工官管理手工作坊區；六是由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即國庫；七是普通居民區。如果這些要素全部具備，這個都城所代表的文化控制的社會組織結構就是一個國家了。
宋裴駰在《史記集解》中說：“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用這句話來闡釋最初中國這個概念，明確可以看出其中蘊藏的兩層涵義：一是所謂最初中國必須是最早誕生在華夏大地上的國家；二是所謂最初中國必須是以“中”為指導思想而建立的國家。前者祭祖以立國，此所謂祖國的本真含義；後者是居中以通天，此所謂“朕即天子”的原始要義。
我們先從最初中國第一層涵義上進行分析。
陶寺遺址位於襄汾縣城東北7公里處，總面積達280萬平方米。據碳十四測定數據，陶寺遺址年代距今4300～3800年，有早、中、晚三個城址。早期城址面積有160萬平方米，距今4300～4100年。遺址內有宮城、外城，有平民居住區和倉儲區，還有祭地的禮制建築。其核心區由13萬平方米宮城及南外側下層近10萬平方米的貴族居住區小城構成。宮城開有結構複雜的曲尺形角門，裡邊還發現了疑似“冰窖”的附屬建築物。在宮城內下層貴族居住區的小城內，發現有雙開間半地穴式住宅。宮城東西兩側是普通居民區，東側另外還發現有大型倉儲區。宮城東南側是早期王族墓地，發掘王墓6座，使用木棺，每座隨葬品均在百件以上，出土有玉石鉞以及各種彩繪陶龍盤、陶禮器、木器，還有廚刀、日用陶器等。大貴族墓數十座，也使用木棺，隨葬品數十件不等，有石磬、陶鼓、鼉鼓等禮樂器組合，以及彩繪陶器和日用陶器等。其餘近千座小墓大多沒有木質葬具和隨葬品。由此可看出，陶寺遺址早期，貧富分化懸殊，階級界限明顯，社會結構呈金字塔狀一目瞭然，都城即“國”的結構與性質初步具備。
陶寺王國發展到距今4100～4000年的中期時，城址有了較大變化。宮城繼續使用，但南部下層貴族居住區小城廢棄掉了，變成了中期王族墓地，外部出現了一個面積至少280萬平方米的外郭城，還建立了觀象祭祀臺，城址也變成了雙城址。城內最大的核心建築面積約8000平方米，其前後至少還有兩座殿堂建築。前面一座殿堂建築，面積大約286平方米。城中功能區設施完備，可以明顯看出彼時的建城理念是以某種宇宙觀作為指導思想的。此外，還在晉南其他地區發現了一些驛站性質的基址，譬如曲沃周莊遺址，這體現了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關係。
陶寺中期王墓是陶寺遺址迄今考古發掘出的最大墓葬，儘管在陶寺晚期遭到搗毀，仍殘留隨葬品幾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繪陶器、漆器、骨器、20片半扇整豬等。考古人員解讀其中的6柄玉石列鉞不僅象徵王權和軍權，而且與公豬下頜骨共同組成了表達修兵不戰的“上政”治國理念。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天地是上古時期國家最重要的大事之一。陶寺祭天的遺址佔地面積約1700平方米，位於城址的東南部，最為重要的禮制建築就是觀測太陽曆以授農時的觀象臺遺址。觀象臺的原理是，從觀測點通過夯土柱之間的縫隙觀測對面崇山的日出方位，從而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時。在將觀象臺模擬復原以後，通過實地觀測，考古工作者發現陶寺的觀象臺能觀測到可以指導大豆、黍、粟等農作物播種和收穫的20個節氣。這成為陶寺王權通過觀天測象“授民以時”，用宗教和政治來控制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手段，陶寺觀象臺成為迄今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觀象臺。手工業作坊區約20萬平方米，集中在陶寺中期外郭城的南部，由工官嚴格管理，並加以嚴密控制，主要是軍工類石器和陶器生產。大量的調查數據表明，陶寺中期城址的普通居民區面積不少於20萬平方米，大部分設置在外郭城的西北面。
到距今4000～3900年的晚期時，陶寺古國出現了極大的動盪，它被徹底摧毀，不再作為都城而存在。陶寺晚期宮城內遺址出土了3件寫有朱書陶文的扁壺殘片，雖然對它具體是什麼字，專家解讀不同，但專家一致以為，這些字符與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陶寺遺址中期核心宮殿建築夯土地基內還出土了銅盆口沿，晚期地層單位出土了銅鈴、齒輪形銅器、銅環、銅蟾蜍。這5件器物，均系紅銅鑄造的禮儀用器，是為中國青銅鑄造禮器文明的雛形。另外，考古發現，陶寺古城南北各存在一個200萬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地方中心聚落——考古學家認為是兩個拱衛遺址群，其同古城一起從整體上構成了5級聚落等級、4級社會組織層級的國家社會組織結構。
至中期時，陶寺古國都城所有的功能要件就已經完備。也就是說，這時的陶寺古國已經完全具備了國家文明所應具備的所有功能和要素。顯然，就“中國”概念第一層涵義而言，陶寺古國被稱為最早中國或最初中國是當之無愧的，因為在陶寺古國時代及其以前，在傳統的華夏文明濫觴、生長的中原大地上，沒有發現有比陶寺遺址更早的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
我們再從“中國”概念第二層涵義上對陶寺遺址進行分析。
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考古標號為IIM22的頭端墓室東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殘長171.8釐米。上部殘損長度為8.2釐米，復原長度為180釐米。漆杆被漆成黑綠相間的色段，加以粉紅色帶分隔。陶寺考古工作隊長何駑研究推測，漆杆為圭表日影測量儀器系統中的圭尺，年代為陶寺文化中期。
由天文學家和考古學家共同組隊實地測量，陶寺圭尺所測當地夏至影長39.9釐米，約合1.6尺。這恰是《周髀算經》“夏至影長尺六寸”“立中”判定“地中”的標準。陶寺古城選址定在“地中”，與考古資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城性質恰相契合。顯然，陶寺圭尺就是古人用來標示“地中”觀念的建木的變種，建木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種聖樹，傳說是溝通天地人神的橋樑。“在所謂的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確切說則應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王者獨佔地中，實質上就是絕他人與天地通的權利，壟斷與上帝溝通的宗教特權，從而達到‘獨授天命’‘君權神授’合法化和正統化的政治目的。”
陶寺古城以“中”為指導思想進行選址、建設，還體現在其背靠崇山的地理位置上。崇山乃陶寺古國及其聯盟集團心目中作為“天下之中”標誌的神山。這種神山，在堯舜以前，人們名之曰崑崙，既是支撐天地之間的中央支柱，也是“帝王”賴以上下來往於天地之間的天梯，在堯舜時代則被稱為崇山，這正是古代“王者逐中”思想的集中反映。陶寺觀象臺由一個居中的觀測點和一溜排下來呈弓形的13根夯土柱子組成。觀測點面向東北至東南，通過13根柱子間的12道縫隙觀測對面崇山一年四季中太陽昇起的規律，以確定不同季節的20個節氣。這個天象觀測臺和後面的綿延起伏的崇山山脈共同組成了陶寺古國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既有“君權神授，唯我獨尊”的感召力，又有觀天測象、指導農時的現實功能，可謂是將上天意志和國家功能完美結合的一個典範。崇山作為連接天地之間的“中央支柱”崑崙山的變種，在夏王朝建都二里頭遺址後，被附近的外方山即今嵩山所替代，改稱為崇山，其意味不言自明。
陶寺遺址出土的城址及文物性質表明，它已經具備了最初中國的形態，儘管她的實際控制範圍僅限於晉南一帶，但她是公元前2300年以後“萬國”時代實力最為雄厚、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國家。她上接炎黃文明，下啟二里頭文明，成為5000年中華文明鏈條上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點。陶寺之後，華夏文明的重心才跨越黃河，轉移到豫西，誕生了二里頭王國。再後來才擴展到河內，即司馬遷所說以黃河三角洲為核心的“三河”地區——河東、河南和河內。這是一個面積範圍依次不斷擴大的過程。所謂華夏文明源頭誕生地，是說這個地域是華夏族領袖人物政治活動的中心舞臺，即原始“古國聯盟”的盟主國“帝都”所在地。這個“帝都”才是那個最重要的點，有此點才有彼面。
近幾年，在浙江杭州發現的良渚古城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它以龐大的古城建築面積、等級分明的墓葬制度和高度發達的稻作農業技術，以及玉石、陶器等雕刻製作技藝被稱為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實證。儘管如此，它既不能被稱為“最早中國”，也不能被稱為原初“華夏”文明的源頭。因為在上古時代，它是遊離於華夏文明之外的“異域”文明，而且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良渚古城被徹底譭棄後，良渚文明也像世界上其他幾大文明一樣消失了。真正流傳下來的中華文明是以陶寺古國文明為核心的華夏黃河文明。在那個時代，陶寺古國就是當時中華大地上“匯聚”各種文明的核心，同時它以其強勁的經濟文化實力“輻射”、影響著周邊蠻、狄等各支文化。河南二里頭遺址雖然顯現出來的是更為成熟的國家形態，其所轄疆域也更為廣大，但國家形態的成熟與否，王權的“廣域”與否，並不是判定它是否一個國家的標準，它的誕生時間比陶寺二期文化至少要晚200年。
最初中國為什麼能夠誕生在晉南？原因很多，但綜合分析，應該是晉南“表裡山河”的特殊地形地貌和黃河流域農牧碰撞區的交錯地理位置起了決定作用。山西地處黃土高原，西邊、南邊是崇峨高峻的呂梁山和呼嘯而下的黃河，東邊是800裡的巍巍太行，北邊是雁門山，晉南境內又有黃河、汾河等河流，這一特殊的“表裡山河”概貌決定了她居高臨下、易守難攻的天然戰略堡壘特點，也決定了她在遠古時代能成為人類最佳的生存場所。人類是由山林孕育而後逐步走向平原的，因為弱小的人類需要一個相對封閉、寧靜的環境來培育自身的成長，那種不同生活習性、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騷擾，無法完成需要長期守候才能有所結果的種子培養。古稱表裡山河的山西省，就處在這樣一個易守難攻的封閉區內。而晉南又包夾在靈霍大峽谷、太行山與呂梁山銅牆鐵壁似的圍裹中，又造成了一個大封閉區中的小封閉區。雙重的封閉，加上黃河、汾河、漳河等水系的氤氳滋潤以及四季分明的溫帶氣候，農業文明萌芽階段所需要的一切客觀自然條件竟奇蹟般地聚結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但同時，在上古時期，山西所處的黃河中游農牧交錯地帶，又是東西南北的交通樞紐，各種文化在此碰撞、交流，直接或間接地催生了文明要素的醞釀和誕生。正因為如此，從距今10000年前到距今4300年前，這裡一直就是華夏祖先生存、發展的中心舞臺，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為最初中國的誕生培育了最適宜的文化土壤。
這裡不僅有考古學上的眾多文化遺址，還有隨處可見“三皇五帝”傳說的人文遺蹟。正因有前人數千年積澱的累累文明因子，最初中國——陶寺古國才能在堯舜二帝的培育下，在這塊土地上醞釀、誕生、成長。
山西這種特殊地形地貌，決定了它是一個天然的孵化場，不僅孵化出了堯舜陶寺古國及其以前的“三皇五帝”諸部落及其部落聯盟，而且此後又接連孵化出了夏、兩晉和唐三代，此外，晉國、趙國、魏國、韓國等至少十多個小朝代和國家也是孕育于山西或晉南。
但天然的優勢也是它致命的劣勢。封閉和安靜的環境利於新王朝的孕育，卻不利於新王朝發展和壯大，一旦新王朝打好根基，有了圖謀發展的勃勃野心時，它必須跳出晉南和這個狹小封閉的區域，才能實現逐鹿中原、吞併天下的偉業。夏是如此，唐是如此，以後的趙、魏、韓三國，也都是如此。
（作者系北京偉佳林文化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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