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發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第29期，NO.945
去香港，本抱著一個採訪金庸的企圖心，卻發現已成不可能。他的身體狀態已不再方便接受外界的採訪或探訪。我一天天採訪，逐漸陷入一種有些奇怪的境地：我在香港追尋他的蹤跡，與和他交往過的人談論數十年前他的往事，但這一切都是以一種旁證的記憶的方式呈現於我，雖然金庸先生就住在香港半山他的家裡。
這種奇怪的感覺在某個時刻變得很強烈。他曾經的一位明報董事會秘書在採訪結束後，拿出他所收藏的金庸手寫聘書和一張與金庸在書牆環繞的辦公室裡的合影。“我特別喜歡這張照片裡的查先生（查良鏞是金庸的真名）。看，多精神啊，這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的樣子。”這位當年的年輕秘書現在已是一個網絡媒體公司的老總，一見面他便開門見山地提醒我，“我只是曾給查先生打工的。香港很多人都給他打過工，他的秘書和自稱是他秘書的人不計其數”。他說，前日裡他偶然翻到金庸的近照被一位和老先生很親近的晚輩刊登在某香港報紙上，他頓時有一種不悅感。他認為，這樣的暮年照片完全不應該公開發表，這是對記憶中尊長美好形象的一種冒犯。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金庸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已漸成傳奇。
金庸非常擅長在武俠小說裡將真實的歷史與虛構的傳奇糅合在一起寫，創造出一種半史半奇、亦真亦假、虛實之間的故事境界；而如今，除了他身邊最親近的家人朋友，他真實的現實存在對人們來說已包裹在層層的記憶和想象裡，人們甚至認定，這比他此刻的現實更真實。一位香港老記者說，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開幕那天，金庸的兒子也到了。香港的年輕記者湧過去問他問題，開口竟然都是“請問金先生”，令他驚詫不已。這也許可被解讀為年輕記者的常識錯誤，但我卻想到莎士比亞的名言“玫瑰即使換了名字，也依舊芬芳”。只不過此刻，本質的玫瑰確是那個寫武俠小說的筆名“金庸”，這個“玫瑰之名”已在年輕香港人心目中成了一個真實鮮活的人，是他在香港結婚生子，取代了那個查良鏞。
最初邀請梁羽生和金庸寫報紙武俠連載的“新武俠小說”催生婆、時任《大公報》主編羅孚曾說，香港人也是怪，在金庸武俠風靡香港的那個年代，街頭巷尾的人“談到正事，談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俠小說裡的人和事來教訓。彷彿那些武俠小說，都是現代社會的《資治通鑑》，而且他們談得非常正經”。香港人把金庸這個“造俠者”直接當成“大俠”來膜拜，甚至認為他應該當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不過後來，金庸的另一個人格體查良鏞也的確通過辦《明報》和撰寫有洞見和預見性的時政評論，參與到香港政治中，包括參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備。
在金庸的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裡，有一段虛構的小說文本與真實歷史互動的精彩議論。韋小寶幫助俄羅斯的索菲亞公主從囚徒成為“女攝政王”後，騎馬疾馳在西伯利亞大草原上，心想，“這次死裡逃生，不但保了小命，還幫羅剎公主立了一場大功，全靠老子平日聽得書多，看得戲多”。金庸隨即夾敘夾議了一段：
中國立國數千年，爭奪皇帝權位，造反擒殺，經驗之豐，舉世無與倫比。韋小寶所知者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卻已足以揚威異域，居然助人謀朝篡位，安邦定國。……當年清太宗使反間計，騙得崇禎皇帝自毀長城，殺了大將袁崇煥，就是抄襲《三國演義》中周瑜使計，令曹操斬了自己的水軍都督的故事。實則周瑜騙得曹操殺水軍都督，歷史上並無其事，乃是出於小說家杜撰。不料小說家言，後來竟而成為事實，關涉中國數百年氣運，世事之奇，那更勝於小說了。滿人入關後開疆拓土，使中國版圖幾為明朝之三倍，遠勝於漢唐全盛之時，餘蔭直至今日。小說、戲劇、說書之功，亦殊不可沒。
後來閱讀到金庸為《碧血劍》在1975年補寫的學術性文章《袁崇煥評傳》。那時，他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說已有3年。《評傳》裡袁崇煥與崇禎皇帝的性格衝突固然充滿張力，但造成英雄命運悲劇的複雜隱秘的力量，又非普遍的人性可以解釋，那種集體無意識又人人嫻熟運作的權力算計，功夫之深厚，恐怕只能叫幾千年的政治文化更合適。這篇歷史人物評傳與虛構的《鹿鼎記》構成了互讀：“痞子”韋小寶回回通吃，次次遇難呈祥，有一個重要的地利人和，那就是在中國的版圖內，“因為他面對的是中國人，不管他是漢族、滿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小節上雖不同文字、不同民族，然而大體上同文同種”。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活的細胞”，他以各種不擇手段、鮮廉寡恥和一些義氣，映照和解構了與他本質相同，只不過罩上了偽善外衣的御治術。
20世紀50年代，在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金庸虛實相間的“新派武俠小說”，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閱讀的想象空間，縱深了歷史記憶。武俠行蹤在江南、中原、塞外、蒙古草原、大理國、帝都之間鋪展遊移；小說裡的人物與思想，在朝與野、涉政與隱退、向心與離心、順從與背叛、大義與私情之間尋求著平衡，思考著普遍的人性和古代歷史的規律。種種時局的因緣際會，在向來被視為“文化沙漠”的香港，開出了一朵絢爛的花，既與香港時興的以探求身份為主線的本土文學交相輝映，又以香港為樞紐，向全世界華人群體傳播，構建了一個遼闊的、文化意義上的“想象共同體”。
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鄉愁般地將中國文化重構為一個完整的實體：“江湖”是一個動盪而且充滿暴力的領地，構成了爭權奪勢與政治鬥爭的場所，並與朝廷發生關聯。
這個文化帝國，在時間與空間上被想象成與20世紀中葉的香港遙遙相對的世界：在這個足以和現代科技可相匹敵的文化體系裡，“中國武俠構建出一個想象的場所，在那裡，其他的外來文明與科技根本對傳統不構成挑戰”。
但金庸的小說並未拘泥於這一穩定的結構。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陳出新，或有新穎的情節，或誕生令人過目難忘的豐滿人物，或在敘事結構上做新的嘗試，或呈現對人性和歷史的新思考：《射鵰英雄傳》的亂世之苦和俠義，《神鵰俠侶》的愛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國政治歷史中的人性的悲劇”，《天龍八部》冤冤相報的命運的悲涼底色，《鹿鼎記》對國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諷刺……一路讀下來，不僅是酣暢淋漓的快感，金庸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思考也層層深入。
1959年，金庸創辦《明報》，在香港的左派與右派媒體間選擇了“客觀中立”的立場。20世紀50至60年代，金庸與當時香港本土文化所關注的身份問題相呼應。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於英國和中國兩大傳統文化之間的特殊身份，那時大陸共產黨與臺灣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也勢均力敵，香港人在這些強大的多重力量當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場，也存在身份焦慮和自我認同的困境。
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始都站在漢族人的立場來書寫愛國情懷，正邪對立分明，從《倚天屠龍記》開始，作為反派的武當派改邪歸正，成為和少林寺並駕齊驅的門派。張無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僅讓明教和六大門派和解，共同對付蒙古侵略，而且通過他與蒙古郡主趙敏之間的愛情，進一步超越了漢族與蒙古族的隔閡。到了《天龍八部》，蕭峰這樣的人身上也出現了血緣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衝突不匹配。金庸超越了民族和國家邊界的概念，這與他對深受英國文化影響的中國香港人的本土認同立場的理解，密不可分。在香港迴歸20週年的2017年，重讀金庸依然歷久彌新，意味深長。
1972年，金庸封筆不寫武俠。1993年，查良鏞在賣掉明報集團後辭去《明報》董事長職位，徹底隱退。
在香港，我曾致函金庸離開《明報》時自己所創的公司明河社，希望能夠獲得關於他和他家人一鱗半爪的新信息。明河社的人告訴我，這麼多年對金庸的報道早已飽滿，到了現在，“可知的都已知，未知的或許就是不願說的隱私，那就讓它一直不可知下去吧”。恍然間，我發現我在香港所追尋的，是一個已融入這座城市記憶的金庸，這個特別會講故事的人現在成了被講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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