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記者 郄建榮
引 言11月26日上午,參加國新辦新聞發佈會；11月28日,赴法國開會,12月2日回國；12月6日,去波蘭開會,18日回京。這是年近70歲的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的最新行程。
2018年12月5日上午,在國家發改委南樓的一間辦公室裡,記者見到了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解局長”“解主任”“解代表”。熟悉,是因為記者與他相識多年；陌生,是因為已多年未見。
聲音仍然宏亮,身材依然偉岸,記者面前的解振華一點沒變。
從水、大氣汙染全面爆發到“33211”工程；從“一控雙達標”到節能減排；從國家環保局到國家環保總局；從任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到為應對氣候變化貢獻中國智慧。一上午時間,記憶在40年間往來穿梭。時光在變,角色在變,“舞臺”在變,唯一沒變的,是解振華所從事的事業。
“許多人的工作是幹幾年就換地方了,我是一干就是一輩子。”解振華說的這件令他一輩子不能割捨的事,就是環境保護。
“33211”工程開啟中國汙染治理時代
時間倒退到40年前的1978年,剛從清華大學核工程專業畢業的解振華留校當助教。兩年後,一個偶然機會,他被調到國家建委(含國務院環境保護辦公室),但一門心思想幹業務的他,最終選擇了新組建的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
1982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設立環境保護局；1988年,環境保護局獨立出來,正式更名為國家環境保護局。1993年,解振華出任國家環保局第二任局長。也就是在這時候,環境汙染問題全面暴露出來。
“首先是淮河。1993年,國務院讓我帶隊到淮河調查。當時淮河和洪澤湖水已發黑發臭,跟醬油湯子一樣。因為汙染,淮河沿線的蚌埠等城市的飲用水也出現了問題。”解振華說,與水利部相關領導一起,他們從淮河上游一路走,一路看,一直到山東的牛腿溝。
據解振華介紹,1993年,時任國務委員的宋健同志在國務院分管環保工作,當時,他到淮河流域各省實地調查研究。在目睹了淮河的汙染現狀後,“宋健說,非法排汙的企業這樣發展下去,無異於圖財害命,必須堅決糾正,立即治理”。“這才開始由中央政府組織治理淮河汙染。”
1994年5月、1995年9月和1997年7月,國務院先後召開三次淮河流域環保執法檢查現場會。“宋健同志三次到會作重要講話,並明確提出了淮河治理的階段性目標,提出了要有壯士斷腕的精神,向汙染宣戰。”解振華說。
事實上,那個階段,水體遭到嚴重汙染的不僅僅是淮河。海河、遼河以及渤海也紛紛告急。“渤海的汙染到了什麼程度?再不治就是死海了。”據解振華介紹,當時,除了水汙染外,以酸雨為特徵的空氣汙染、沙塵暴以及河流斷流等生態破壞問題同時顯現。
“我記得很清楚,黃河在山東段出現了197公里的斷流,時間長達100多天。”解振華說,不僅是黃河,華北平原還出現大漏斗、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汙染等問題。所有這些讓解振華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環境問題必須要進行全面的治理與修復。
環境形勢變得如此嚴峻,離不開當時所處的大背景。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鄉鎮企業發展駛入快車道。不可否認,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為國民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鄉鎮企業的粗放式發展也帶來了環境汙染問題。
於是,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同意,國家環保局啟動汙染治理重點工程即“33211”工程,目的是在“九五”期間,集中力量開始解決危及人民生活、危害人民身體健康、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影響景觀的環境問題,其中重點是河流和湖海的治理,大氣主要是酸雨汙染的控制,同時對主要城市汙染進行綜合防治。
“33211”工程中的第一個“3”是三河,即淮河、海河和遼河；第二個“3”是三湖,即太湖、巢湖和滇池；“2”是指兩個汙染控制區,即酸雨和二氧化硫汙染控制區；第一個“1”是一海,即渤海；第二個“1”是一市,即北京市。從這張治汙路線圖來看,中國真正大範圍的汙染治理實際上是從“33211”工程實施開始的。
解振華告訴《法制日報》記者,“33211”工程首先從治理淮河汙染開始。1995年8月8日,國務院頒佈了我國第一部流域性環保法規——《淮河流域水汙染防治暫行條例》。根據國務院對“三河三湖”水汙染治理的總體部署,1996年7月1日之前,淮河沿岸所有年產量5000噸以下的小草漿造紙廠要全部關閉。1997年12月31日零點之前,實現淮河流域所有重點工業企業廢水基本達標排放。
圖為1998年12月31日零點,解振華(手持電話者)在設在原國家環保總局的“零點運動”指揮中心,現場調度太湖流域汙染企業達標排放情況。
“為此,我們發起了‘零點行動’。就是淮河全流域所有排汙企業,如果在1997年12月31日零點之前不能實現達標排放,1998年1月1日起對這些企業就要實施關停並轉。”解振華說,“零點行動”得到淮河流域河南、安徽、山東、江蘇四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當時,河南省委主要領導同志非常支持這項工作,親自動員,到現場檢查,河南對嚴重違法拒不執行關停令的一些企業主實行了行政拘留。”解振華說,“違法排汙要進班房”,這件事對各地的震動很大。“達標不達標是守法與違法的界線,我們明確告訴企業:不是企業消滅汙染,就是汙染消滅企業”。
之所以如此決絕,因為解振華心裡很清楚,控源截汙是治理河流汙染最根本的措施。“要求汙染企業達標排放實際上就是為了控源截汙,淮河的水要實現不黑不臭,首先就是要保證所有入河水體必須達標排放,這就是從源頭上控制汙染。”解振華說。
河南蓮花味精廠排放的廢水是淮河的最大汙染源。為了解決蓮花味精的汙染問題,當時曾在蓮花味精廠專門召開現場會。“後來發現,一個廠一個廠地治不行,要建集中式的汙水處理廠。”解振華說,從那個時候起,不光是生活汙水,“我們要求產生工業廢水的企業自己能治的先治,自己能治但沒有經濟效益的,交給汙水處理廠,按排放量以及濃度交錢,汙水處理廠替企業治理”。
大規模的汙水處理廠建設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三河”“三湖”的治理模式與淮河一樣,都是採取了控源截汙措施。解振華說,若干年之後,“三河”“三湖”的水質都開始有所改善。
除了水汙染外,當時的空氣汙染雖然與現在的汙染因子不同,但汙染形勢一樣嚴峻。解振華告訴記者,由於那時的電廠都沒有脫硫、脫硝設施,造成酸雨汙染十分嚴重,汙染面積佔到國土面積的37%。“解決酸雨汙染問題,第一步就是要求火電廠必須上脫硫設施”。
“當時重慶洛璜電廠是最早上脫硫裝置的,運行後效果不錯。國務院要求,所有新批准的火電廠項目,必須同步上脫硫裝置；老的限期也要上。”解振華說,在脫硫的基礎上,後來又提出了脫硝措施,經過若干年的不懈治理,最終解決了酸雨汙染問題。
眾所周知,北京首鋼的最終搬遷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前夕。實際上,首鋼的搬遷問題,早在“33211”工程裡就有規劃。據解振華介紹,遼寧瀋陽鐵西區瀋陽冶煉廠的搬遷最終為首鋼搬遷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33211’工程,作為全國大規模汙染治理的重點工程,經過多年實施,儘管有快有慢,但是都見效了。”回想當初,解振華說,早在啟動淮河汙染治理時,宋健同志就提出,要全面“向汙染宣戰”,而“33211”工程就是全面向汙染宣戰的第一個階段性行動。
制定《中國環境安全報告》讓國務院瞭解真相
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除“33211”工程外,廣東珠江、上海蘇州河以及浙江運河的汙染治理都是在同一時期啟動的。
“為什麼下這麼大決心,進行如此大規模、大範圍的汙染治理?”解振華說,是源於環保系統搞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就是《中國環境安全報告》。
他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個報告通過環境監測統計數據,把當時中國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狀況以及破壞的嚴重程度全部真實地反映了出來。
“這個報告算了一筆賬,由於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造成了多大的經濟損失、帶來多少環境問題、給人民身體健康造成多大的危害,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粗放型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照這樣下去,得不償失。”解振華說:“通過算這麼一筆賬發現,如果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改變,當年經濟增長的那部分收益將全部變成歷史欠賬,當時不還,將來遲早也要還。最終的結果是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效益被環境汙染所帶來的損失全部抵消。”
據解振華透露,這個報告的結論,連同圖表、數據以及衛星拍攝的情況,“我們原原本本地向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同志做了彙報。總理感到震驚,他指示,環境問題是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
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撤銷國務院環委會,原國家環保局升格為國家環保總局,解振華出任首任局長。
國務院環委會的撤銷令解振華有些擔心:原來重大環境問題不僅由國務院環委會出面協調,國務院環委會還會定期不定期地召開各種重要會議。“國務院環委會撤銷了,光靠國家環保總局能解決多少問題?後來我們建議在每年全國‘兩會’期間,以黨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召開一次會議。”解振華說,這個會議就是中央計劃生育與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
“會議的規格非常高,由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參加座談會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負責人,國務院各部、委、辦、局的負責人。”解振華回憶說,中央計劃生育與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共召開過兩次,後改為“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一直持續到2005年。說到這裡,解振華難掩興奮,他說,正是通過這兩個會議,把各地黨政主要領導都調動起來,各地的環境汙染治理與環境建設開始提上日程並不斷加速。
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
這個問題就是環保執法難。
“面對汙染企業,如何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係,由於一些地方的行政干預,有的地方環保局長頂得住的坐不住,坐得住的頂不住。”解振華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考慮建立一隻獨立的環保監管隊伍,儘量不受或少受干擾。
“美國有區域環境管理制度,我們也可以建區域督查中心。”解振華說,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支持下,國家環保區域督查辦公室組建起來。
國家環保區域督查辦公室,實際上就是現在生態環境部六大督察局的雛形。
“一控雙達標”是當時實施的一項重要環境政策。首先是汙染企業必須達標排放,其次是流域區域必須實現環境質量達標,最後再實行排汙總量控制。一個區域或者一個流域內的企業確實做到了達標排放,但是,仍不能達到環境質量改善的要求。“就好像,一個屋子裡有10個人,標準是一人可以抽一根菸,5個人抽,屋裡環境質量還能承受,要是10人同時都抽,單個看沒有超標,但由於總量大,屋裡的汙染就嚴重了。”解振華說,用在汙染治理上是同一個道理,雖然單個汙染源排放是達標了,但是排放總量超過了區域或流域環境容量,環境質量改善的目標並沒有實現。環境保護的目的是改善環境質量,保障人民健康。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提出“一控雙達標”措施,正是為了保證區域和流域的環境質量,也是為了解決人的感觀與環境監測數據不匹配的問題。
據解振華介紹,“一控雙達標”措施在“三河”“三湖”以及“兩控區”的治理上發揮了巨大作用。
任職國家發改委力推節能減排、循環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
2006年,解振華就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正部長級)。
“到了國家發改委以後,我進一步意識到,解決環境問題要從根上入手,根是什麼?就是環保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不能就環保談環保,要轉變發展方式,要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依靠技術創新。”從國家環保局到國家環保總局,從點到面的汙染治理過程,讓解振華堅信,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效率,調整產業能源結構既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還可以從源頭上解決環境問題,可以“一石二鳥”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多贏。
解振華說,他到國家發改委後,主抓的工作就是節能減排、循環經濟以及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是個資源能源消費大國,在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在資源能源消耗過程中如何做到全部吃幹榨淨?”解振華意識到,要從不斷提高資源產出率指標、不斷降低能耗指標上做文章。
在解振華看來,循環經濟的實質就是解決無限的社會需求與有限的資源這對矛盾。
他說:“節能減排也好,循環經濟也罷,目的就是降低消耗、減少排放,對環境汙染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過程控制。”
節能燈全面取代白熾燈,是讓每一箇中國老百姓都能直接感受到的一場能源革命。“為了全面推行節能燈,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出臺了一項政策,消費者只要購買節能燈,就給消費者補貼。”解振華說,那時,買一個節能燈,國家財政給補50%。北京市對剩下的那50%再給補50%,以北京為例,實際上消費者只拿了四分之一的錢就可以買到節能燈。解振華說,政策到位,再加上節能燈確實比白熾燈好用,白熾燈很快就被全面取代了。
此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又開始全面實行洗衣機等家電產品的能效標識,出臺節能產品的補助措施。這些政策實施後,家電類高能耗產品被淘汰。
無論是節能燈取代白熾燈,還是家電類高能耗產品被淘汰,事實上,這只是我國降低能源消耗的兩個例子。同一時期,國家發改委還提出了加強資源環境約束性指標措施,其中就包括單位GDP能耗約束性指標。
就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後,解振華充分利用宏觀決策部門優勢,參與制定了有利於環保、可持續發展的價格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其中,推廣合同能源管理就是在他主導下進行的一次創新。
“你這個單位耗能高,沒有達到節能要求,委託一個專業節能公司幫你搞節能審查,把所有耗能環節仔細查一下,看耗能高在哪兒,然後有針對性提出整改方案。用能單位和專業節能公司通過合同的方式,由節能公司出技術、出錢,幫助用能單位進行節能技術改造,用能單位通過節能收益償還節能公司墊付的資金等,以實現企業、國家、社會多贏的目的。”解振華說,合同能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行後,企業單位GDP能耗大大降低。
在擔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期間,解振華還負責資源節約工作。他在任時,我國出臺併發布實施了循環經濟促進法。據解振華介紹,循環經濟制度是在借鑑德國、日本等國家經驗基礎上構建,並通過減免稅和補貼等政策推廣起來的。為推動循環經濟發展,國家發改委提出了資源產出率指導性指標,並納入“十二五”規劃綱要。
這一時期,解振華還負責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他提出,將節能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發展非化石能源和增加森林蓄積量作為約束性指標,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的調整,節能減排與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從2006年到2017年,我國碳強度下降了46%,累計節能量相當於減少排放41億噸二氧化碳,新能源所佔比例以及森林蓄積量都在大幅提升,其中,我國可再生能源的裝機容量比例由原來佔全球的6%至7%提高到佔30%,整個增幅佔了37%。光伏發電設備和產品一項,中國佔了全球的70%到80%。同時,按照計劃要求,到2020年我國的森林蓄積量要增加13億立方米,目前已經達到25億立方米,大大超額完成任務。
我們用30到40年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近200年才完成的歷程
1996年,時任國家環保局局長的解振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章通過張家港創建環保模範城市的成功實踐,提出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相互促進的重要經驗。
解振華說,繼張家港後,廈門、大連等一批城市也開始創建環保模範城市；此後,又在全國範圍倡導生態省、生態城市建設；為推動企業汙染治理,給企業掛紅牌、掛黑牌,在報紙電視上公佈名單。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各級政府投資搞了很多監測站,我們得讓老百姓知道他們生活的環境怎麼樣。那個時候,我就提出環境監測數據要公開透明,當時爭議非常大,有城市擔心公佈後會引發社會不穩定。”解振華說,天津、南京等城市率先公佈了監測數據,“沒有公佈的城市老百姓不高興了,說為什麼我們的城市不公佈”。
就這樣,沒有建環境監測站的城市也開始紛紛建設監測站,一些城市還通過當地的電視臺定期公佈監測數據。“實際上,從那時候起,老百姓就開始有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出行不僅要看是雨天還是晴天,還要看看是不是有汙染。”解振華說。
從1993年任國家環保局局長到1998年任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從2006年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到2015年出任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從微觀環保到宏觀環保,幾十年來,解振華的工作重心始終沒有離開環保這條軌道。
從經濟增長與汙染排放比肩到低碳循環經濟再到少排放甚至近零排放,發達國家用了近200年時間,而我國用30到40年時間正在跨越這一過程。作為親歷者的解振華深知其中的艱難與艱辛。他常說,發達國家在百間年遇到的環境問題,我們在30到40年間全都遇到了。
“別的人都是幹了幾年就換位置了,我是一干就是一輩子,中國環境汙染治理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無論是政策制定還是具體點位的汙染治理,我都經歷了。”解振華說,幾十年專注一件事讓他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國家在環境治理上的變化與進步,同時,幾十年的堅持也讓他從國內到國際廣受讚譽。
“覺得也挺不錯。”說到這幾十年,解振華說出了這樣6個字。
三個工作階段分獲三個國際大獎
2015年2月,解振華卸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或許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一個新的更具挑戰性的工作正等著他,那就是擔任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
事實上,在任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期間,解振華就代表中國全面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工作。2007年巴厘島氣候大會,解振華首次以“氣候部長”身份亮相,至今,他依然活躍在國際氣候談判的每一個重要場合。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之前,出國特別頻繁,最多時一年有二十多個出國任務。”頻繁出國的解振華沒有時間領略異域風光,而是要抓住每一個機會、每一個關鍵時間,為中國、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權益。
說到氣候問題,《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以下簡稱《巴黎協定》)是繞不開的話題。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獲得通過的《巴黎協定》以及2016年4月22日在紐約簽署的氣候變化協定,被視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行動綱領。2016年9月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中國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中國成為第23個締約方。
在與記者談到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時,解振華並沒有過多地談到他自己,甚至連《巴黎協定》都是一語帶過。在他看來,帶出來一支近百人的中國國際氣候談判隊伍才是最值得他驕傲的。
“這支隊伍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們懂外語,又懂專業,很多人都是從名牌大學畢業。在談判時,可以跟對方爭論到標點符號點到哪兒。”在解振華看來,這支談判隊伍不僅專業、敬業,而且“不是一群綿羊,更像一群狼”。
“談判就是要有點狼性,就是要敢於去爭。”解振華說,參加國際氣候談判不僅是為中國爭取權益,他所領導的這支談判隊伍將權益的範圍擴展到全世界。“為中國、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權益,為了人類的利益,為了子孫後代的發展、福祉。”解振華說,這些都是他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關鍵詞。
圖為解振華(右一)陪聯合國原秘書長安南在北京留民營參觀、考察。鄧佳 攝
2004年11月19日,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安南在美國紐約親自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最高環境獎“笹川環境獎”頒給瞭解振華,以此表彰他為“在中國倡導可持續發展觀念所表現出的極大熱情和想象力”。
2009年,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解振華,因“中國政府對節能增效、保護環境非常重視,在制度安排、資金投入上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與成效”,而代表亞太地區及非洲,獲得全球節能聯盟(ALLIANCE TO SAVE ENERGY)頒發的“節能增效突出貢獻獎”。全球獲此殊榮的僅有3人,除了解振華之外,其他兩人分別代表美洲和歐洲地區。
2017年8月22日,第二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的“持續發展獎”頒給了“世界氣候名人”解振華。他獲獎的原因是:“解振華長期致力於在國內外積極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並最終促成了2015年《巴黎協定》的簽署。”
巧的是,這三個獎項分別代表瞭解振華三個不同時期的工作階段。
“他們幫我算了一下,今年,我已參加10次國際氣候談判會議。”跟記者說這話的第二天,解振華就將飛赴波蘭參加聯合國卡托維茨氣候大會。
解振華說,2019年,他就70歲了。
看得出來,這位共和國的同齡人,也渴望迴歸家庭,陪陪老伴,看看孫子。
但是,在全世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並面臨嚴峻挑戰的今天,解振華——這位值得尊敬的“環保”人,依然滿懷職業情懷,為了國家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命運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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