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堡文化研究 第374期
家 史
張萬傑
腰房裡老屋
據傳，我的先祖大約於六百年前，從山西洪桐縣大槐樹下遷徙到耀州演池鄉陽山凹村，後又遷避難村。避難村東嶺有先祖古冢。到高祖父這輩，從避難村遷往王家河南雷村。高祖父、高祖母辭世後就葬於南雷那坡，1986年因修高速公路墳墓又遷馬家渠祖塋。高祖父有四個兒子，他的三兒子，是我的曾祖父。生卒年不詳，葬於南咀。曾祖父有三兒，大兒名張幫，就是我的祖父，二兒幼年夭折，三兒十七歲外出未歸，下落不明。
祖父名張幫，生於1876年3月8日，卒於1921年農曆10月21日。終生育有兩兒，即父親和叔父。祖父出生在清朝光緒二年，那時，國家四分五裂，民族災難深重。祖父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把一個好端端的家敗的精光，家裡僅剩一口鐵鍋，祖父執意要賣，祖母堅決不肯，拉扯之中，和祖母鬧僵。祖母無依無靠，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帶著我的父親、叔父，投靠孃家，住在南咀。叔父不到一歲，父親八歲。由於祖母一個人照顧不過來，只好把父親送屽村腰房裡老姨家寄養。
和祖母鬧翻後，祖父孑然一身，棲居南雷。最後沿村乞討，無奈，凍死於前原附近田野，時年45歲。
父親的童年是不幸的。遇上個兵慌馬亂的年代，逢上個不務正業的父親，因生計所迫，八歲和親生母親分離，寄人籬下，命運多舛。經歷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
我的老姨，也就是父親的親姨。是個殷實的中等家庭。標準的清朝四合院建築，青磚灰瓦，雕樑畫棟，門前有百年古槐，旁邊有碾盤、拴馬樁。家裡耕種80多畝土地，父親儘管只有八歲，幹活兒完全勝過大人。白天擔水、打柴、燒火、做飯，雨天套牲口磨面。那時，父親的個子還沒有木箱高，羅面時腳下墊上兩塊青磚。老黃牛戴上“暗眼”，在不知疲倦的奔走，一圈又一圈，石磨發出“嚯嚯嚯”似悶雷般的響聲，父親一邊“得乞、得乞”吆喝著老黃牛，一邊“咣咣、咣咣”吃力的羅面。難熬的歲月，那是出頭之日。
隆冬的夜晚是那樣的慢長。老姨支起紡車，旁邊點著螢火蟲似的煤油燈，紡車“翁兒、翁兒”單調的聲音，聽得人心裡直髮慌。
老姨為一家人的穿戴，紡棉花常常到深夜雞叫頭邊。父親一邊照管一歲的姨弟，一邊陪老姨說話兒。夜深人靜，姨弟睡著了……父親睏盹難忍，眼睛剛剛眯乎，老姨操起身邊的木棒，超著父親的頭“咣”的一敲，父親頓時警醒，這時父親又陪老姨說著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有鹽沒醋的無聊話，以打發隆冬黑夜的寂寞。
老姨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們都比父親年小，和父親的關係情同手足，親似兄弟。特別是老姨的大兒子石生壁————父親的姨弟，我的表叔。他是個有文化、有操守、有德行的人。解放初期，人們普遍貧窮，他家日子殷實。遇到村人給兒子娶媳婦、抬埋老人求借，他有求必應，三十、五十、一百，幫助的窮人不計其數。後來，有不少債務人都沒有歸還。他從沒有討要過。因此，人緣極好。儘管他在國民黨時期任過陳爐鎮鎮長，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從沒受到衝擊。德高望重對他來說是實至名歸！
父親張生琳，出生於1912年農曆2月26日，故於1995年農曆2月21日，享年84歲。葬於屽村柿樹念壬三丙穴。他真不該屬鼠。為生活，在泥土裡抱了一輩子。給老姨家幹活直到十五、六歲。二十五歲那年，經介紹於母親成家。母親劉鳳琴，生於1921年農曆正月十五，故於1999年農曆二月初二，享年78歲。葬於父冢鄰西。耀州孝茲人，姊妹七個，母親上有一個哥哥，四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母親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早年也染上抽大煙惡習，自己生了五個兒子，其中四個就送養別人，把個中上等家庭抽的支離破碎。以至於他若干年後來我家，父親都厭惡他！對抽大煙的人，父親骨子裡看不起和憎恨。他是幼小的心靈遭遇了極大地創傷。
有了一個清貧的家。父母相依為命，患難相處。六易居所。開始，居住在東堡子仁四那孔窯洞。這一年的秋天，為逃避壯丁，又搬到宜古村（當時叔父已住那裡），翌日，又搬回屽村。
1940年農曆臘月23日，大姐出生，按照干支年這一年是蛇年。大姐的到來，為這個清貧、冷落的家庭帶來幾份生機和溫暖。兩年後，又租了連長那孔窯，這時，大姐三歲，一手抱著那隻老母雞，一手扯著母親的衣襟，執拗的說，“這不是咱家，我要回咱家”。第二年，又搬到房裡靠東邊那孔窯洞。這時，父親已成年，八十畝麥子靠人背牲畜駝，晚上還要加班支麥垛，常常支到後半夜至黎明，打個盹。有時甚至不分白天夜晚連軸轉。
母親除做飯、還要幫助父親乾地裡活兒。雨天，坐在那臺織布機上，不知疲倦的經緯交織，二尺五、五尺、六尺……一丈。織布機，據說是黃道婆發朋的。我真為在幾千年前勞動人民就有這樣的聰明才智而自豪。在那個年代，一戶農家有臺織布機，不亞於七十年代一個農民家裡有了臺逢紉機，令鄰居羨慕不易。
織布的活兒是辛苦的。它要腳、手、腦配合得當，專心致志。只見雙腳用力一蹬，兩隻纖弱、聳立的棗杆替代了現在的彈簧，木梭左右交鋒，發出“咣鐺、咣鐺”的那種單調而有規律的響聲。據母親講，她年輕時織布手藝是百裡挑一。她留給我的那條蘭白相間的土床單，至今還珍藏在櫃子，每每看見它，就想起母，不由潸然淚下。
古往今來，生生不息。1946年農曆11月21日，二姐來到這個清貧的家庭。農曆壬戌年。這一年，是八年抗戰的開始，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中國人民的侵略，實行滅絕人性的“燒、殺、淫”三光政策，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年，父親33歲，這天傍晚，從場裡往家掂黑豆，一個盛七斗的口袋，猛一用力，剛掂回家，便大口大口的吐血，肚疼難忍。後來，每遇到乾重活，就舊病復發。
一唱雄雞天下白。1949年我的家鄉解放了，48年冬解放軍北上，曾住宿東堡子。父親親眼看見，解放軍寧可睡在房裡的露天下，也不遭擾老百姓。撤離時，還留給父親一雙大頭皮鞋。我住後坡時，小腳穿著大皮鞋，在後後的雪地上踩出一條長長的腳印……。
三姐生於1949年農曆8月16日，屬牛。這時，剛剛解放，人們不在遭受戰爭創傷，安居樂業。經濟雖不寬餘，但父親還是節衣縮食，供三姐讀完了小學。在我家，除我讀完高中，唯三姐是能讀一篇千字文的識字人。
1952年農曆5月26日，是四姐的出生日。這時期，國家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土地改革，農民的日子慢慢的好起來。土改中，家裡分得二十畝地，一頭黃牛。對於農民來說，獲得了土地就等於獲得生命。
1955年農曆8月16日，五姐來到人間。這時，多一人多一口，生計難熬。萬般無奈，母親只好忍痛割愛，將五姐送養她人。五姐長大後十分抱怨母親，致使親骨肉像陌生人。一個母親，怎能不傷感呢！大姐啊，一個誕生在新社會，受了點委屈的有幸兒，有什麼理由不能理解自己飽經風雨的母親。寬容別人是對自己最大的安慰。
大躍進的1958年，我出生了。一個家裡女孩兒多，得了個男孩。父母特別高興，每晌勞動歸來，都要看看襁褓之中的我。58年是吃食堂的年代，生活非常苦焦。吃麥皮，喝黑豆水。可憐啊！我雖然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年代，卻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有個疼我愛我的父母。母親對我比起幾個姐姐尤為疼愛。也許，自私的母愛也是偉大的！
我對父親的印象是忠厚、老實、勤儉、不善言辭。但吃苦、邁力、於世無爭，在慢長的舊社會熬了37年。解放後，共產黨來了，他才成了土地的主人。63年社教中，成為工作組依靠的對象。他不會恭維、獻媚、更不會察言觀色。但上級信任他，大夥選他當了貧協主席，胸戴紅花，手捧證書，數百人敲鑼打鼓，到後坡家裡慶賀。
回憶往事，63年社教中，在東堡子召開大會，工作組邀請父親坐在前排（今天就叫主席臺），父親不依，工作組連拉帶拽把父親拉往前排，面向大眾，鬧的他很不自在。神情赧然，垂著頭，黃著臉。一些開會晚來的婦女在下面竊竊私語，“今天得是批判外老漢”？
唉！真是人的衣裳，馬的鞍場。
1967年11月，父親這位一生沒出過遠門的人，去了大寨。和陳永貴握手、合影留念。後來，陳永貴被毛主席提拔到國務院當了副總理。是父親一生的自豪和榮耀。
文化大革命初期，對一些漏定的地、富、上中農成份清查。工宣隊長周道鋒，下鄉知青“長鼻子”（昌運來）以及和腰房裡有矛盾的人旁敲側擊，點撥父親，讓父親訴說給腰房裡扛長工，如何虐待自己。按工作組意途，把父親算為長工，腰房裡定富農就不成問題。但父親是不昧良心的人，他說，“如果不是我姨收留我，我早都沒命了，我姨打我不假，但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見的外”。一席話，說的那些人自討沒趣，不了了之。
父親是個講誠信、不昧良心的人。沒有文化，不會講大道理，他言傳身教，為我們兒女作人做事樹立了無聲的榜樣。腰房裡幾個表叔，和父親小不了幾歲，尊他如父，畢恭畢敬。父親病危時，幾個表叔在父親床前守候多日，去世後，他們跪在靈前，老淚縱橫，惹得我淚眼連連……
後坡舊貌
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今天，每當抱怨生活對我不公，嫌這嫌那時，父親總拿過去說教我。是的，不經風寒，怎知溫暖。人人都想出生在一個富裕、高官家庭裡，但出身是不能選擇的。我們只有用知識和汗水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的幾個姐姐，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自幼養成節約、勤儉的習慣，甚至有些吝嗇，母親常說的“細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大姐還為省那三毛錢車費，常常步行十幾裡山路。母親去世前一年，大姐來看母親，鄰別時，走到窯內簾子後，從曲捲的襪子腰裡取出一張鈔票給母親，惹得母親長時的不悅。一次，我去大姐家。那時她還住在黨校家屬院的平房，外甥維平見我到來，興匆匆去街市提了捆啤酒、打了兩渾素品。大姐見狀，當面數落外甥，“漲自的，不知姓啥位老幾，你趁啥喝外裡”。一時鬧的我很尷尬，極不自在。這裡，我不是抱怨大姐。只是說她窮日子過怕了，習慣成自然。
二姐、三姐為家沒少付出，擔水、割草、放牛，收種莊稼樣樣男人乾的活兒，她們都幹。有一年，三姐、四姐去後坡石匠奈背放牛，牛在溝邊吃草，突然墜落三米高澗下，牛蹄下僅又尺寬距離，打不開轉身，下面是萬丈深淵，又上不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她倆死死拽住牛的僵繩不放，嚎啕大哭，牛也受了驚嚇，竟然從三米高的間下蹦跳上來，姐妹倆才舒了口氣，喃喃地說，“謝天謝地，多饋上帝保佑我們”。在那個年代，牛可是一個家庭的命根子啊。
四姐脾氣不好，常和母親愛抬槓。可是她心底善良，身體素質好，敢說敢為。那年月，出力活兒全是她的，是父親的好幫手。宜古村、坳裡溝的煤場，留下她曾經的崢嶸歲月。至八十年代後期，家裡做飯還燒的四姐撿拾的煤炭。從後坡往新居搬遷時，四姐撿的煤還美美拉了一架子車，看到它！我內心是酸楚的、複雜的、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東堡子腰房裡屋
父母的一生，是辛勞的一生，是歷經磨難的一生。據母親講，那年，門上來個算卦的，說父親是“靠山山溜了，靠水水流了，靠門門是走扇子跌了個仰半子。”我生在新社會，讀了幾天書，不相信宿命論。但父親的命運怎一個苦字了得。
父母一生經歷了兩個社會。回首往事，流離失所，多處棲身。那幾年，屋裡傢俱擺設，就是那個用泥糊的板櫃和那幾個用竹條箍的瓷甕。過年了，母親才忙碌著用草抹布洗涮姐姐們衣服上的汙垢。可憐，沒有換洗的衣裳。
打我記事起，父親每次上街回來，總是要給我買些芝麻滾子、洋糖的。對我似掌上明珠，百依百順，使我的性格變得任性、執拗，直到七八歲還像個小孩子，行走一步都要爬在父親彎曲的脊背上。也難為父親了，他那裡知道，一個人一生好習慣的形成是在三歲之前，好性格的形成是在十二歲之前。他們對兒女的愛，只是像老母雞那樣吃喝上的偏愛。
好在我長大後，懂得了做人道理，知道感恩。我從後坡搬遷時，父母故土難移，他們寧是不肯搬遷，決決要住後坡。一星期後，我重返後坡，彷彿我的魂留在那兒。看到母親在那兒打豆子，院子破破爛爛，冷冷清清，一片荒涼景象，我流淚了！父母蒼老的面容，和我相處的日子越來越短。於是，我和二姐夫、三姐夫採取強硬措施，把那些罈罈罐罐、五隻老母雞強搬新居，迫使父母一步三回頭的離開了他們生活了半輩子的老屋。那多年，我和老村長去鎮上開會，每次回家，都要給父母買些副食糖果。遇到清明、端午、仲秋節日，都要割肉買豆腐的。感動的老村長在他人面前直誇獎我，我以為，這是我作人的本分。
新 居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 我這生，有三次機會可能改變命運。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市公檢法系統下鄉包屽村，法院院長看上我的文筆，聘請我去法院幹書記員，我因父母年邁沒有去。第二次，鎮黨委書記羅明在全鎮三幹大會上講，“我們最缺的就是人才，全鎮一百二十名教師居然找不到個寫材料的，最後找到屽村張萬鎖，結果人家家裡有事還來不了”。第三次，羅明讓我當鎮企業辦主任，我還是以同樣理由回絕。最後去的人領導不太滿意，只任命了個副主任。這個副主任以及後去的兩人都轉為國家正式幹部。為這事，妻子至今抱怨我，說我沒出息。但我從沒後悔過，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問心無愧！
記住吧！這段苦難的心路歷程。
初稿寫於1986年2月8日除夕之夜，修改於2017年12月22日冬至
張萬傑
張萬傑（網名：仗義執言），銅川黃堡屽村人，喜歡閱讀，愛好寫作。1986年在“西安作協文學院”結業，發表處女作《老範的煩惱》。在《銅川報》《陝西日報》《陝西農村報》《起飛線上》等刊物，發表隨筆、散文、新聞稿件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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