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爾斯泰的構想中，《復活》應該是一部以農民為正面描寫對象的小說。不過，他所說的那些農民和大多數國人想象的並不一樣，而是一種更加悲慘的存在，更準確地說，是理論上被解放的農奴。
只要翻開歷史書就會發現，農奴制在俄羅斯存在時間不僅漫長，而且十分不人道。在長達幾百年農奴制的統治下，俄國的農奴過著一種和牲口差不多的生活——這並不是比喻，直到19世紀，農奴買賣還是合法，在俄國報紙上到處能看到和牲口打包出售農奴的廣告，還一本正經地介紹他們的賣點：人能做鞋、能吹笛子或者能唱低音，而馬是三歲齒。可想而知，在這種制度之下，托爾斯泰筆下的“農民”命運有多麼悲慘。
在《復活》中托爾斯泰寫道，女主角瑪斯洛娃的母親在生下她之前已經生下5個私生子女，由於無力撫養全部餓死，全靠主人的一時憐憫才讓瑪斯洛娃得以倖存。這並不是托爾斯泰的藝術想象創作，是他在鄉下親眼所見的現實。而書中貴族少爺聶赫留朵夫誘姦了瑪斯洛娃後，還內疚付給她100盧布，如果在現實中，這已經算得上是非常有良心的老爺（俄國對地主的習慣性稱呼）了。要知道，當時老爺對莊園的女奴隨便佔有玩弄之事，簡直如同讓男性農奴為自己幹活一樣天經地義。就拿托爾斯泰來說吧，他不是也在日記也有著諸如：“美好的一天。在花園和井邊與農民婦女做愛。我好像著了魔一樣”（托爾斯泰日記，1858年4月21日）的記載，還和莊園裡的農奴女子生了一個私生子麼？
如此不人道的生存環境，自然造就了農民對老爺們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托爾斯泰更是借主角之口，說出當時俄國所有改良農奴制努力不成功的原因：男主角聶赫留朵夫最初想設立村社公積金為自家農奴減輕負擔，結果大部分農奴的反應出乎他的意料，不等聶赫留朵夫把話說完就不歡而散——因為根據他們祖祖輩輩的人生經驗，地主每次提出新建議，都是為了用更狡詐的手段來欺詐他們。
地主自發改良不可行，那麼用國家機器來廢除農奴制又如何呢？1861年，也就是托爾斯泰33歲那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下令廢除了農奴制。佔全國人口近四成的2250萬農奴有了人身自由，可向國家貸款從地主手中購買土地。廢除農奴制之後，俄國工業迅速發展、教育開始普及，醫療福利得到改善。電燈取代煤氣燈開始照耀著俄羅斯城市的夜空，工廠內轟鳴的蒸汽機取代了各類人力和水利設備。就連夢幻般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也得以破土動工——帝俄儼然就要再度崛起。
然而，這個盛世帝俄，在托爾斯泰《復活》中卻是另一幅景象：專制的沙俄政府上到沙皇下到普通官吏，無一不是黑暗殘暴，遍地都是冤獄，“真理讓豬吃掉了”。土地不足的農民成群結隊地在外打工，僅僅因為身份證過期就被關進監獄；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在爛醉之後偷了價值3.67盧布的擦腳墊就被告到法庭；瑪斯洛娃被判處流放，卻首先想到的是找個男人，讓自己吃胖一點。城市如此，農村更慘，“兒童紛紛夭折，婦女擔任力不勝任的工作”，人們只能“四處討飯”，而地主、貴族和官僚老爺們認為，出現這種原因是因為農民“索性不做活了”，總而言之，就是因為他們擺脫不了窮人思維的活該……
這是托爾斯泰在虛構抹黑嗎？恰恰相反，現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只是在理論讓農奴獲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和經濟上的長遠利益，還允諾他們在還清貸款後就永久擁有土地。然而這一切都是理論上而已。由於土地具有升值價值，地主根本不會多賣，因此，即使這些農奴申請貸款買地贖身，也根本不可能買到能養活自己家人的土地。最終，這場喧囂一時的“解放”和“改革”不僅讓42%的前農奴背上了龐大債務，還讓他們和前農奴主的解除了人身依附關係——這意味著這些農奴連從地主獲得微弱救濟渠道都失去了，而在過去，出於傳統道義和經濟的考慮，地主還是會提供最低限度的人道救濟，以免作為自己財產的農奴完全破產。對於這些根本撐不到沙皇允諾長遠利益兌現的破產農奴來說，唯一出路就是湧入城市打工。當城市也提供不了足夠的就業崗位時，他們也只有墮落沉淪了。
而這種悲慘的現實，也正是《復活》中女主角，瑪絲洛娃所經歷的一切。《復活》中瑪絲洛娃的必然墮落，也正是當時所有俄國前農奴所不得不面對的時代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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