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多數影迷來說，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茨（Krzysztof Piesiewicz）是個陌生的名字。不過，提起《十誡》（Dekalog）、《兩生花》（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藍白紅三部曲》（Trois couleurs）這幾部出自波蘭導演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之手的作品，應該有不少影迷奉之為至愛。而它們的劇本正是由基斯洛夫斯基和皮耶謝維茨一同構思而成。
基斯洛夫斯基（左）與皮耶謝維茨
這兩位再加上配樂家茲比涅夫·普萊斯納（Zbigniew Preisner）組成的“鐵三角”，在十多年的合作中，從未失過手，部部堪稱留名影史的佳作。工作之外，三人也是親密無間的摯友。只可惜基斯洛夫斯基導演英年早逝，另兩位雖在他去世後繼續創作，但始終難以超越前作。好在令中國影迷頗感欣慰的是，近年來，皮耶謝維茨和普萊斯納不時來到中國參加合作或交流活動。經由他們的講述，我們得以越來越深入瞭解基斯洛夫斯基其人其作。
2018年12月，73歲的皮耶謝維茨再度造訪上海。與過去來中國往往是為參加基斯洛夫斯基的影展不同，此番他是應上海師範大學世界電影研究中心之邀，主持由該機構主辦的“電影學堂·電影編劇工作坊”，為決心投身編劇事業的中國年輕人開堂授業。在此期間，他還抽出時間與媒體對話，暢談跟基斯洛夫斯基交往的點滴以及他所秉持的編劇之道。
電影之道：自我表達
與科班出身的基斯洛夫斯基不同，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茨的主業並非電影，而是律師。畢業於波蘭華沙大學法律專業的他，從1973 年起執業，並於1982年與基斯洛夫斯基相識。彼時正值波蘭戒嚴法實施期間，不少人因為在街頭塗鴉標語、持有地下刊物或其他反抗形式而遭到審判。基斯洛夫斯基想拍攝一部以此為主題的紀錄片，但如何獲得司法界的信任，找一個人帶路讓他犯了難。皮耶謝維茨正是因此被介紹給了年長他四歲的基斯洛夫斯基。
“老實說，他並不信任我。但因為我是克勞爾介紹的人，而且他也看過我的一些作品，所以我才能克服他的排拒感。”關於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基斯洛夫斯基在自傳中如此寫到。然而，他在書中並沒有提及兩人是如何化解最初的不信任，這一點曾令我十分困惑，虧得這次皮耶謝維茨的來訪，才由他親自揭開了謎底。
皮耶謝維茨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彼此交換了一下愛讀的書單，之後就變成幾乎每天都見面了。當時，我已經是小有名氣的年輕律師了，參與了不少波蘭較為重要的訴訟。他也已經是非常有名的紀錄片導演了。最早認識他的時候，我對他的天賦很感興趣，覺得好像可以通過這個人來表達一些我想說出的東西。而且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覺得跟他有化學反應。後來我發現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家庭背景非常相似的緣故，包括父母都非常重視教育，都經歷了物質匱乏的童年，而且家庭成分都不受當時政治體制的尊重。我們兩個有點像是局外人，並不想直接去抗議什麼，而是把我們的所思所想訴諸另一種形式。在我看來，電影就是一種不錯的方式，可以從個人經驗出發去呈現世界真實的樣貌。基斯洛夫斯基還玩笑說，我們兩個都是在記錄生活。他是通過紀錄片，而我是通過卷宗。”
我想皮耶謝維茨所說的“化學反應”，除了他提到的幾點外，對於電影的熱愛也是其一。他走上迷影之路的時刻，可能還早於基斯洛夫斯基。“我從小就很喜歡看電影，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卓別林的，還記得看完回到家裡後，就從爸爸的櫃子裡找出了一頂帽子和一把雨傘，模仿他的樣子。上學之後，因為常常逃課去看電影，給父母添了不少麻煩，還因此比同齡人晚了兩年才畢業。對我來說，看電影就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我也漸漸意識到，這同樣是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等我上大學時，波蘭各地開始興起了電影俱樂部。在俱樂部組織的放映中，可以看到一些世界經典影片，看完後，大家還會一起討論。我每週六週日都去參加。可以說，雖然我沒有受過這方面專業的教育，但在認識基斯洛夫斯基之前，對電影已經有了相當深的瞭解。”
根據基斯洛夫斯基在自傳中的描述，這部未能成型的法庭紀錄片的拍攝經歷後來演變成了黑色喜劇。同樣作為當事人的皮耶謝維茨的感觸，也大致相同。“這件事說來很搞笑。當時，基斯洛夫斯基好不容易獲得許可，可以把攝影機帶到我參與的案件的庭審中。問題是，當時的膠片都是配給供應的。雖然他拿到了拍攝許可，卻沒辦法拿到膠片。我就跟他說，拿不到膠片也沒關係，反正你帶著攝影機過來就行了。最後，當然他什麼也沒拍成，但我的當事人都獲得了輕判。我覺得那些法官們心裡也清楚，知道自己的判決並非毫無瑕疵。其實，我覺得這整件事也可以拍成一部電影，從人的心理角度去分析，會很有意思：法官們判決尺度變化的原因是什麼，他們在怕什麼？是怕被他們的孩子看到，還是怕將來被翻舊帳？”“對了，這件事後來還被意大利作家安東尼奧·塔布其（Antonio Tabucchi）寫成了小說，收錄在作品集《時光匆匆老去》（Time Ages In A Hurry）裡。”
創作之道：轉向小世界
雖然法庭紀錄片流產了，但當基斯洛夫斯基開始構思一部以律師為主人公的劇情片時，又找到了皮耶謝維茨，希望能跟他合寫劇本。這即是兩人合作的開端。皮耶謝維茨透露，這部電影的名字很有故事。最初，基斯洛夫斯基曾起了一個知識分子味十足的名字，叫“委婉的待續”，但皮耶謝維茨認為肯定過不了審，於是他提議不如叫《無休無止》（No End）。
《無休無止》呈現的是一位已故年輕律師的鬼魂眼中的戒嚴法實施期的波蘭社會。影片公映後，引起了政府、反對派和教會各方的不滿。“他們批評的理由各不相同。政府認為它是拍給反對派看的教程；反對派又覺得它不夠激進，不足以鼓勵人們反抗政府；教會認為它喪失道德。但我認為，如果所有人都不喜歡這部電影的話，那恰恰說明它是好電影，時間也證明的確如此。當年看這部電影，你會發現它說的是‘體系’；今天再回過頭去看，你會發現它說的其實是‘限制’。”
不過，基斯洛夫斯基並沒有皮耶謝維茨那麼樂觀，他在自傳中提到，《無休無止》遭到的各方批評，對他來說，不啻是“沉重的打擊”。在此之後，他的作品主題由外部轉向了內部。而皮耶謝維茨的想法也與他不謀而合：“在《無休無止》之後，我發現其實執著於政治或者社會問題，沒有太大意義。我們應該去拍那些能見微知著的電影，通過個人的生活境遇來講人的本性。我相信每個人的小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間大觀。”正是基於這點，他萌生了創作《十誡》的想法。
“真是個可怕的想法！”——這是基斯洛夫斯基聽到皮耶謝維茨談起《十誡》構思時的第一印象。不過，“很能說”的律師還是說服了慣於懷疑的導演。雖然《十誡》的名字聽上去帶有宗教色彩，但其實兩人從一開始時就打算拍一部跟宗教無關，也跟政治無關，只與人性本身相關的作品。這部由十個單元劇組成的系列劇以生活在同一個小區裡的普通居民為主人公，每一個人似乎都面對著無解的人生考題。
《十誡》劇本
《十誡》在國際上的聲名大噪證明了他們創作轉型的成功，也讓他們看清了未來的方向。“對於我們來說，在哪裡拍沒關係，即使放在中國拍也可以。重要的不是鏡頭放在哪裡，而是你為什麼要在那裡擺放鏡頭。而且，我們在拍攝過程中，還會故意迴避過於帶有地方色彩的背景，為的是讓故事顯得更有普適性。即便身處不同的地方，但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不管是羞辱，還是悲傷。還有就是我們努力避免從單一的角度去講一個故事，也避免做出價值判斷，不會直截了當地告訴觀眾什麼是好什麼是壞。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電影才能在不同的地方贏得那麼多忠實的觀眾。”
不難看出，皮耶謝維茨對於《十誡》的偏愛溢於言表。他還特意跟記者們分享了一個小故事：“當年我因為《紅》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的提名，去美國出席頒獎典禮的時候，恰好坐在導演昆汀·塔倫蒂諾邊上。結果獎項揭曉，獲獎作品正是他的《低俗小說》（Pulp Fiction）。當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對我說，‘其實我是從你的《十誡》開始學怎麼寫劇本的。’這個故事的重點不是塔倫蒂諾說的話，我是想說明《十誡》在世界各地都不乏擁躉。有趣的是，各地的人們最喜歡的故事都不一樣，比如在美國最受歡迎的正是《十誡之十》，那個跟郵票有關的關於貪婪的故事。”
合作之道：彼此尊重
《十誡》之後，基斯洛夫斯基獲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得以隨心所欲地拍片。其後誕生的《兩生花》和《藍白紅三部曲》，令他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屢有斬獲，也逐步奠定其電影大師的地位。而全程參與所有這些作品劇本創作的皮耶謝維茨，也得以躋身編劇巨匠之林。關於兩人的合作能持續十多年的原因，皮耶謝維茨認為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這一點在他回答記者的各種提問中，格外能讓人感同身受，即便如今基斯洛夫斯基過世已有二十餘年。
比如，基斯洛夫斯基曾在自傳中寫道：“皮耶謝維茨不會寫，卻很能說”，當記者就此向皮耶謝維茨求證時。他表示：“我不太喜歡講當初我們的合作模式，因為基斯洛夫斯基已經不在了，我再說什麼都是一家之言。但是，不管任何一個項目，必須有一個人去想，一個人去做。”隨後，他補充說：“在基斯洛夫斯基導演過世後，我又跟不同的導演合作了七部電影，包括湯姆·提克威（Tom Tykwer）和丹尼斯·塔諾維奇（Danis Tanovic），當然，跟這些導演的合作模式與跟基斯洛夫斯基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很清楚不可能再和第二位導演有那麼深入的合作了。”
又比如，即便是在基斯洛夫斯基過世後，但凡只要與他有些許關聯的劇本，即便幾乎全由自己完成，皮耶謝維茨還是會列上了老友的名字。“說實話，《疾走天堂》（Heaven）我們一起創作的內容只有18頁，最後還是由我來把它擴展為一部完整的劇本。《情獄》（L'enfer）更是隻有一個大概的主題，主要還是由我編劇；《希望》（Nadzieja）也是一樣的。我之所以把基斯洛夫斯基的名字列在編劇裡，第一是因為我最初是跟他一起討論過的，第二是出於個人對他的懷念。”
另一方面，基斯洛夫斯基對於合作伙伴的尊重同樣令皮耶謝維茨念念不忘。他最為讚賞的就是，基斯洛夫斯基會讓合作伙伴全程參與電影的創作，“拍攝中每一次劇本的改動都是我們討論的結果”。而他作為編劇還會在剪輯時發揮作用。“舉例來說，你們看過《藍》的話，就會發現裡面的音樂也是主角之一，它不僅對應畫面，還有自己的故事。這就仰賴於團隊的無間合作。像我們的團隊裡，我作為編劇，基斯洛夫斯基作為導演，普萊斯納作為配樂，伊扎克（Slawomir Idziak）作為攝影師，只有在互相瞭解的基礎上才能一起合作。在剪輯的過程中，就連普萊斯納也會加入進來，給出建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音樂發揮最大的效用。”
此外，基斯洛夫斯基也從不獨佔榮譽。“一些很重要的場合，像是電影節之類，他不會一個人去，總是拉著我們大家一起參加。他的習慣就是讓我們跟他一起做決定，從來不會拋棄我們。”“唯一的小矛盾是有一次我們兩個人都因為太疲勞了而對工作產生了厭倦，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應該更努力地工作。”
除了皮耶謝維茨本人反覆強調的“尊重”之外，我發現他與身為懷疑論者的基斯洛夫斯基看待問題上的互補性，也是兩人得以長久合作的關鍵。這從皮耶謝維茨講述的一件逸事就可見一斑：“在法國的時候，我跟基斯洛夫斯基住在一起。有一次，他從外面回來，突然跟我說，‘我做的工作其實根本就是在講廢話。我為什麼不能去做點有意義的事呢？比如做一張木桌，這樣就能讓全家人坐在這張桌子邊上一起吃飯了。’但我覺得，有時候一部好電影也像一張好桌子一樣，全家人可以坐在一起觀看。”
編劇之道：細節的連貫
在這次由上海師範大學世界電影研究中心主辦的“電影學堂·電影編劇工作坊”中，面對懷抱熱忱投身編劇事業的中國年輕人，皮耶謝維茨傾囊相授：不但就電影劇本寫作的創意、構思、畫面思維和對白等方面進行系統的講解和密集練習；還在觀摩多部基斯洛夫斯基、卓別林等著名電影大師作品的基礎上，分析並教授電影編劇的方法與技能。
談及對中國學生的印象，皮耶謝維茨說：“我覺得中國學生的敏感性很強，還有一點讓我很驚訝，就是他們描述事情的時候往往帶著一點玄學，現在歐洲的作品中玄學的成分已經越來越少了。我想這點會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為中國的影視創作帶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尤其是當我來到教室的時候，我發現年輕人都在低頭看手機，可是他們寫出來的卻是這樣的作品，讓我覺得反差很大。但我想提醒他們的是，作品中的玄學成分要適度，不能過分。目前來看，這點他們應該可以做到。”
至於皮耶謝維茨口中的“玄學”該如何理念呢？“就是跟愛因斯坦所說的玄學一樣，他曾說過，‘如果有人無法接受神秘主義的話，那他就應該放棄從事科學。’我想再補充一句：‘如果有人無法接受神秘主義的話，他也應該放棄搞藝術。’玄學，就是神秘主義。而我的定義是，玄學就是一個帶鎖的抽屜，裡面鎖著能打開這個抽屜的鑰匙。在我看來，一個藝術家要麼陷於神秘主義，要麼陷於一種絕望。我自己來說，其實還是更傾向於後者。”
他也給還在編劇之路上彷徨的年輕人提了幾點忠告：“先要想清楚是否真的想當編劇。我在投身編劇領域的時候，運氣太好了，關鍵的一點是，當時我可以寫劇本，但並不是必須要寫。當你在生活中可以做但又不是必須要做一些事的時候，感覺會很遊刃有餘。第二，我建議你們在動筆前，還是要多體驗生活。第三，是要自問是否有足夠的洞察力，是否可以向觀眾展示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熟視無睹的事情。第四，就是自問是否有能力以一種有趣的方式去講述你們觀察到的事情。”
此外，皮耶謝維茨也分享了在越來越產業化的電影行業中，如何確保自己的編劇作品能更完整地被呈現給觀眾的秘訣：“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就儘量多地注入連貫的細節，如果你把中間任何一段去掉，就會影響到整個故事的邏輯性。這樣可以稍微保證由我領著這個導演去拍攝我想看到的電影。這個辦法直到現在還是挺管用。”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