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文壇，劉慶邦無疑是一位優秀的、有重要影響力的、有自己鮮明風格的現實主義作家。劉慶邦對現實主義的堅持已有幾十年，他執著、決絕、“一根筋”，甚至表示要將現實主義進行到底。他坦言“我這一生在創作上無需更多的主義，能把現實主義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錯”。劉慶邦的長篇小說《黑白男女》2015年春天在《中國作家》全文首發，上海文藝出版社重點推出，遂產生廣泛影響，連載眾多，影視青睞，好評如潮，市場暢銷，並榮獲“鄂爾多斯文學大獎”。《黑白男女》的心靈化、詩意化、哲理化，《黑白男女》的大愛、大善、大悲憫，《黑白男女》的複雜、語言、結構等要素的成功構建，不僅使劉慶邦在現實主義道路上越走越寬廣，而且使現實主義兼收幷蓄，拓展深化了現實主義本身。
《黑白男女》主要揭示了一家國有大型煤礦，井下發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一次炸死了一百三十八名礦工後的故事。許多家庭幼年喪父，老年喪子，中年喪夫，慘痛復慘痛，悲哀更悲哀。三種悲劇集中在眾多礦工家庭上演。這本來是一個重大的悲情題材，生活像鉛球一樣落地生坑，生離死別的衝擊驚心而慘烈。劉慶邦將巨大的悲劇作為一種視角、一道側光、一個切口，他沒有正面鋪陳瓦斯爆炸善後的處理，而是另闢蹊徑，靜水流深、不事聲張地敘說了周天傑、鄭慶生、衛君梅、蔣媽媽、秦風玲等五個家庭人員重大災難後的心靈軌跡、生活風貌和命運抗爭。礦區那些芸芸眾生，悲痛中蘊藏著一種堅定、莊嚴和倔強，在蒼涼灰暗之上，小說的調子輝映著亮光、溫情和暖意，超拔出絕望之後的希望，將死之悲哀和生之頑強，頹亡廢墟與新生活開啟築成了一曲悲壯的生命禮讚，以有限涵射出無限的社會風景。
“事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事兮何所終”。在我看來，優秀的小說家不僅僅是揭露，不僅僅是單純的取向崇高，不僅僅是提供清晰答案，他們更應該向讀者展示人、人性和人心。世道人心是複雜、寬廣、多變的，有多種可能性，線性思維於事不逮，輻射思維才是正大一途。因此，複雜、厚重、豐饒、飽滿是優秀小說的題中之義，特別是長篇小說。《黑白男女》嫻熟、老到、精準的敘事始終在人物、心靈、細節中深入掘進，從而回應了我們這個複雜多變的時代。李敬澤指出：劉慶邦在小說中愛自己與自己打仗，用自己的矛攻擊自己的盾，又以自己的盾抵禦自己的矛，使矛更銳利，盾更堅固。比如小說主要人物衛君梅。衛君梅的處境是多麼複雜、尷尬、弔詭，她的所謂尊嚴、堅強與操守，是多麼地脆弱、野蠻與扭曲，多麼地不堪一擊。愛情在某種範圍內是環境的產物，也是文化的產物。壓抑與控制愛的衝動，生存與生活成為第一人生態度，是無奈而悲涼的。衛君梅面對愛情或者同情，面對風華正茂的青工蔣志方不是沒有動搖過、遐想過，她曾勉強接受了蔣饋贈的手機，最後又在大庭廣眾之下堅決奉還。她想愛，想婚姻，想有一個完整家庭，但她不敢愛、不能愛，更不能重新結婚。劉慶邦也許真正展示的，是“愛情名義”背後複雜、尷尬和難處的人際關係，是嚴硬如鐵的“法則”，是生存生活的艱難，是恐懼家庭的再生變故，是房子的失去等更多不確定難以意料的風險。衛君梅已經愛不起了，改變不起了，因為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這都是她不能承受的愛之沉重。為了穩定現有的家庭秩序，她必須放棄所謂的“愛”或者“同情”，壓抑對新生活的嚮往。她尚存的理性，有自發自覺的，但更多的是被逼無奈的。小說中洗煤廠女工楊書琴一語道破天機“她要重新嫁人了，房子恐怕就保不住了”。其實，楊書琴、秦風玲們對再婚的想法是相同的，她們一門心思要拉住一個男人，否則就是等同於傻子，日子是熬不下去的。但反過來看，衛君梅有自己做人底線，必須要拋棄非份之念，她對蔣媽媽的承諾，她對鄭寶蘭和其他女人的表白，她對多難中的所謂“愛情”有一個基本判斷，她想活得真實，對自己負責，對孩子負責，言行一致，這關乎她繼續生存的臉面與勇氣。一個值得敬重的人的成長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抵制本能、誘惑和困難的過程。
生活中潛隱的文化心理人格無時無刻不在，衛君梅的愛情婚姻的“大局觀”，必須受制於環境的“大局觀”，必須受制於“集體文化認同”，必須受制於房子、孩子、面子，一時衝動，將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而且不復如前，且將加倍奉還。衛君梅是瓦斯事故的受害者，丈夫突然遇難，帶著兩個孩子的她無疑屬於“弱勢群體”。因此，她只能一次次被小叔子的媳婦謾罵、惡罵、咒罵，不斷被婆婆、弟媳、小叔子這些“自家人”欺辱，她只能說“罵羊呢”，只能另開一個門，只能被外人拉到小樹林裡險些遭強姦。她面對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地世俗、庸俗、惡俗，隱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當她下決心還手機斬斷情思之後，對她素常敬佩的鄭寶蘭終於忍受不住，對衛君梅大發脾氣，“最後一根稻草”同樣把鄭壓垮了。反常為妖。鄭寶蘭頓然讓我們疑惑。其實這是小說家一種高明的敘事策略，讓讀者透過表相看本質、看複雜、看心靈深處的精神壓力，同樣猝不及防失去丈夫的鄭寶蘭也活得不容易，公公癌症、父親癱瘓，母親雙目失明，孩子鬧騰、要守住“身份”……她面對的大多是沒解的撓心事，誰予撫慰？與誰訴說？世俗生活，就是實在之籠，不管“城內城外”，她們都難受，都到了崩潰的邊緣。沒有把握世俗生活實在本質的作家，哪能把握小說的心靈質感。劉慶幫是一個儒家，重人道，重天道，有一顆赤子之心，不忍之心，仁愛之心，故他的敘事道法自然。秦風玲、蔣媽媽、楊書琴等這些女工們，是如此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是生死離別兩重天的大愁，是難過溝坎的大愁。有丈夫與沒丈夫截然不同。因為她們是已故礦工的妻子，礦區的女人，與礦工礦區互為一體，她們本身就是一個整體，這裡大多女人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難熬又必須熬的日子和疼痛，面對綜合、致命、毀滅性的打擊，面對“頂樑柱”的突然消亡，選擇“活下去”，並要活得有尊嚴、有價值、有希望。因為生活還要繼續。
人要說話，小說家更是活在語言的氛圍裡。梅洛·龐蒂說：“因為在作家那裡，思想並不從外面主宰語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種新的習語，它自己形成自己發明表達手段，並按照它特有的定義產生變化” 。《黑白男女》的語言大俗大雅，大土大洋，洗盡鉛華、大白話、口語化，是地地道道的礦工味，特色非常鮮明，可以說與礦工礦區血脈相通、筋骨相連、水乳交融、詩意盎然。有評論家稱，翻遍古今中外寫煤礦礦區的小說語言，無人能出其右。我們看左拉的《萌芽》、勞倫斯“諾汀漢礦區“三部曲”、巴爾多梅羅·利約《十二號風門》《胡安·法里尼亞》《地底下：礦工的景象》等，這些寫煤礦礦工小說的總體語言，顯得板正、書面、遊離，與主體生命缺乏血脈相連的互動、整合、共振，“從題材動力論”的意義上說有一定的‘隔’。對此，劉慶邦早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人是環境動物，也是倫理動物。礦工是離開土地、離開田間耕作的農民，有農民的心態、農民的文化傳統，只是他們比田野耕作的農民更艱難，更具有強韌的力量，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中國的煤礦大多在城鄉結合部，有的在山區丘陵地帶，甚至更偏僻的深山縐折，即使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有的煤礦仍然“通訊靠吼，交通靠走，娛樂靠酒，治安靠狗”，是一個相對封閉孤立的社會單元。它既有農村的特點，又有城鎮的脈動，語言、風俗、習慣可謂自成一體。再加上礦工下井直接面對大自然，屬高危行業，水、火、瓦斯、煤塵、頂板五“毒”俱全，半班下來，除了牙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在井下就愛說“克拉邦語言”，男女那點事，如此的“軟文化”“市場興旺”。煤礦的語言是一種存在、強大的存在、頑強的存在。忽視、忽略和消解這種語言，產業、環境、人物、故事就難以烘托出來，起碼小說會不夠生動、到位、真實。《黑白男女》的語言幾乎土得掉渣，既在泥土中滾過來，又在煤水中長久浸泡，連汗味中都有煤礦的氣味，連牙縫裡都有除不了的煤塵，連褲襠裡都有又黑又亮一抖落散了架的煤渣，老少皆宜，婦孺皆通。比如：小說“開頭”一章：“採煤工不談女人、煤炭產量低；機電工不談女人，燒了發電機；掘進工不談女人，巷道壓得低；放炮工不談女人，放炮如放屁”；楊書琴鄭重其事地對青工蔣志方表白“我就是震動篩”；周天傑看自家的兒媳婦鄭寶蘭是一匹“母馬”，兒子是“栓馬樁”；秦風玲說自己死去丈夫的領帶是“褲腰帶”；鄭海生癱瘓在床對瓦斯擬人化的痛罵；礦工下班回家騎自行車上坡等於“上老婆”，等等。語言是內心的一種反映，能準確駕馭語言並與文本渾然一體是優秀小說家的硬功夫，是同化，是境界。《黑白男女》語言針腳結實、細密、生動、準確、傳神、符合人物性格，是該作的又一大亮點。
劉慶邦的煤礦小說何其多也。他是講究技藝、控制感和節奏的作家，他熟悉小說的控制，認為當下小說的控制比放開更緊要。莊子《庖丁解牛》謂：“臣之所好也，道也，進乎技矣”。控制是他技藝的“道”。《黑白男女》放得開，收得籠，但不緊繃，不拘束、不扭捏，一派舒展大氣，自然而然，然後然也。儘管切口很小，通篇佈局卻張馳有度，恰到好處，該交給讀者的空間預留充分。我們再看他的其他小說亦是如是：《鞋》的“翻尾”，《西風蘆花》的“虛寫”，《種在墳上的倭瓜》的“抒情”等，就知道劉慶邦是多麼注重小說技藝。《黑白男女》的結構，合理地吸收了中國經典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積極元素，俄羅斯文學的恢宏，歐美小說的技法，不故作高深，不賣弄“前衛”，明白清晰，簡潔明瞭。整部小說設一“開頭”，就叫“開頭”，提綱擎領，引人入勝；然後是大量心靈化、詩意化的細節；設一結尾，叫“結尾不是結束”，餘音嫋嫋，回味悠長。“鳳頭”“豬肚”“豹尾”齊活。每章節的標題也不玩花哨，意清字白，比如：第一章叫“沒了兒子”，第二章叫“兒媳去了哪裡”，第八章“我才不守寡呢”……小說中的人物起名，依百家姓而排，但祛除了“趙、錢、孫、李”，從“周、吳、鄭、王”開始。劉慶邦曾戲言“人生的目的在於生人”。他今年65週歲，已有小孫子，《黑白男女》中周天傑的小孫子戲份不少，並非閒筆，且他有人物參照，有體會、有感悟，故小來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周天傑與黃鼠狼的對峙是互為關注，互為仇敵，煤礦文工團到龍陌礦的演出，眾生亮相聚會等，都是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使整部作品結構起伏跌宕，和諧熨帖。
讀罷《黑白男女》，我想起了關於小說的真實。真實源於小說家對自己最熟悉的人物、事物、環境、情感、心靈、語言等最基本的感受、審美、思考。我以為，小說的虛假、浮薄，輕飄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說家自己造成的，難以真正深入生活、紮根人民，不接地氣，進而就不能真正地打開生活，打開內心，打開小說，真實深刻地回應時代與讀者。小說家的靈魂、人格、取向一定會在小說中或多或少、自然而然地滲透進來。“我”在《黑白男女》的存在，“人性”的存在，“心靈”的存在 “精神”的存在，同樣影響了小說的存在。劉慶邦是真誠地深入生活、擁抱礦工的，從二十年前某礦確實發生瓦斯爆炸到《黑白男女》出版，他十九年時常想寫這部長篇小說，為此寫過長篇報告文學，寫了中短篇小說《信》《清湯麵》《別再讓我哭了》《黑莊稼》等大量積累性小說散文，查閱了百萬字的資料，到該礦和其他煤礦企業採訪了多次，與有關各種人士深談31次，積累了幾十萬字的各種筆記，再加上自己有農民、礦工、記者的閱歷，這些文學作品與實證資料都為《黑白男女》的創作做好了充分準備，使他在礦工礦區中紮下來根，而且扎得深、廣、實，故他在創作《黑白男女》時遊刃有餘，收穫頗豐。劉慶邦一鍬一罐地挖煤，一鋤一鎬地翻地，一行一句地打麿，既超然審視美與醜、善與惡、悲與喜，又直接地氣，情動於中，洞徹生命，從而成就了大愛、大善、大美的悲涼的人生壯歌《黑白男女》。
愛德華·紐頓在《聚書的樂趣》中說：“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東西；其次是一本書，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劉慶邦在《紅煤》後記中鄭重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煤礦的現實就是中國的現實，而且是更深刻的現實”。生活總是風雲四起，變故不斷，而男女分開，卻這般容易，剎那之間。珍重，黑白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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