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達吉和她的父親》1961年公映後，在全國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周總理非常關心此部影片，親自對比了影片和原小說，評價說“各有所長”。著名電影人趙丹並不認同這一觀點，兩人就此展開了討論。總理身體力行倡導藝術民主、傾聽不同意見，笑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
趙丹
“有利民族團結的作品”
1961年公映的《達吉和她的父親》，是根據著名作家高纓同名日記體短篇小說改編攝製的。原作發表於1958年3月號《紅巖》，記述了“一段關於父親和女兒的故事”:漢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歲時被彝族奴隸主搶進大涼山，淪為奴隸受盡欺凌與虐待，後被彝族老奴隸馬赫捨命救出，撫養成人改名達吉。13年後她被已成為水利工程師、重回涼山工作的任秉清認出。兩個父親都渴望達吉能生活在自己身邊，小說圍繞達吉的去留，展示了她的內心矛盾，以及馬赫與任秉清為爭得女兒一度產生的怨恨，最後三人消除了隔閡，任秉清決定落戶涼山，與馬赫、達吉一起建設新家園。
《達吉和她的父親》，是高纓深入彝族人民打碎奴隸制以後的生活現實有感而成的。1957年春夏之交，他調入重慶市作協從事專業創作，受到正在進行的彝族民主改革運動的強烈吸引。他先後訪問了西昌專區的冕寧縣和涼山自治州首府昭覺，認識了不少漢、彝幹部和翻身奴隸，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如果能寫一點有利於民族團結的作品，該多麼好啊！”
高纓開始尋找適合的素材。一次他到涼山州委黨校去玩，教務長邀約了幾位學員一同座談。其中有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談著談著就哭了。翻譯告訴高纓，她原是漢族孩子，從小被奴隸主搶進涼山，飽受折磨，彝名達吉，漢名不知道，只知姓任。後來她又含淚而笑了，說不久前有位老人來找她，說是她親爹，她說:“我不相信，沒敢認。”她談得不多，卻給高纓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從西昌回重慶的漫長旅途上，他開始了小說的構思，虛構了幾個人物:翻身奴隸馬赫，具有樸素的階級覺悟，解放後熱愛黨和毛主席，他正直、剛強，但有不少缺點，愛猜疑、狹隘又暴躁；漢族貧農任秉清，他深受彝族奴隸主的迫害，信賴黨，也體貼人，性情慈祥卻又固執，覺悟不高，思想裡並未將彝族兩個對立的階級嚴格區別開，對彝胞存在一些錯誤看法，這是兩個直接為主題服務的人物。至於達吉這個中心人物，是間接為主題服務的，需要把她寫得更天真、稚氣一些。總之，要把這三個人物寫成正面的、但卻各有缺點的普通勞動者。
劇本體現“新生活”
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發表時，正是“大躍進”年代，文壇公式化、概念化之風盛行，像《達吉和她的父親》這樣具有鮮活內容和獨特意蘊的作品十分罕見，在全國頗有影響的《新觀察》雜誌全文轉載後，很快受到文藝界及廣大讀者的注意。1960年春，峨影和長影決定聯合將它搬上銀幕，約請高纓改編電影劇本，並派後來擔任副導演的張波予以協助。
用高纓的話說，電影劇本初稿是“大膽依樣畫葫蘆”改出的，文藝界的前輩和同行看了都覺得“不大對勁兒”，涼山州委領導同志也說“還不夠滿意”，他認為主要還是“忽視”了電影與短篇小說在容量與表現手段上的差異，只是簡單地將小說像拉麵條似的去拉長，像吹氣球似的去擴大，劇本的整個情調十分低沉，故事“沒意思、沒味兒”，人物也跟著走樣了。
在第二稿中，高纓將時代背景由解放初期移到了大躍進年代，還加上了人民公社大幹水利，人物性格、情節發展雖然基本沒有變化，但所表現的任秉清和馬赫兩個父親與達吉間的悲歡離合，已成為一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彝漢兩個民族團結的故事。這一改編方向得到了各有關方面的肯定。
當高纓帶著這一稿本高興地來到長影，在新一輪的修改中卻又陷入困境。他發現原有的人物性格、故事情節，與變動後的背景、環境不協調，甚至是格格不入。已確定執導該片的王家乙，提出應在新的生活環境中塑造新的人物性格。峨影廠長、後來在片中親自飾演馬赫的朱丹南，也從四川帶來了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的建議:在新的時代背景和人民公社環境中，故事應該是喜上加喜的事，情調最好是歡樂的，人物可以寫得理想一點，這樣更能體現民族團結的主題。這些意見，讓高纓心情頓時開朗起來，很快就完成了劇本的重改工作。
高壓下，感動被“禁”
高纓曾將改編中遇到的周折歸結為自己對電影“一竅不通”，其實還有更為深層的制約因素。當時正值國際上“反修鬥爭”日益激烈，國內對“現代修正主義及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以及對於“人性論、人情論和人道主義”等的批判愈唱愈響，文藝界變得沉悶、緊張起來，這同樣波及到該片的創作。就連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也有人指責表現了“普遍的愛”，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高纓改編劇本時不免心存顧慮而顯得拘謹，盡力迴避尖銳的矛盾衝突，削弱了影片“人性”、“人情”成份。
同樣，作為導演的王家乙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加之影片是長影和峨影合拍，兩個省的領導對拍攝工作雖很支持，但也十分不放心，其中一個省的宣傳部長三天兩頭跑來看樣片，並且善意勸告王家乙:“你不要在刀刃上跑馬呀!”另一個省的宣傳部長則不斷來信詢問，婉言奉勸王家乙，如果不行就趕緊下馬停拍。這就勢必造成他在藝術處理上縮手縮腳。尤其是表現因達吉去向在馬赫、任秉清之間掀起的情感風暴上，未能大膽、充分地以情動人，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應有的感人力量。
多年以後王家乙曾無比感慨地坦陳:“用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是再恰當不過的了。連我自己的感動都在‘禁’之列，哪裡敢叫別人下淚？下淚彷彿就是罪過，無產階級似乎都該是草木之人、鐵石心腸！於是，被迫下剪刀，凡是渲染感情的，有的整場剪掉，或者煞費苦心地在人們能夠下淚的戲裡剪剪、補補，讓觀眾看不到眼淚，儘量沖淡一切感情”，“《達吉和她的父親》能夠和觀眾見面，那是由於我們所在的那個省的省委向我表示‘表現無產階級人性，不算你的政治賬’”，“它猶如在亂石叢的高壓下，勉強從縫隙中鑽出的小芽，實在不易啊!”
總理作出公正評價
影片在全國上映後受到歡迎，但也引起不同反響。因為涉及電影改編成敗得失，在1961年6月同時於北京新僑飯店召開的“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上，《達吉和她的父親》也成了熱門議題，不僅專門放映了這部片子，還把小說發給與會者對照影片進行討論。有的認為不錯，有的則予以否定，明顯形成分歧意見。
這一情況為周恩來總理得知，引起了他的高度關注。6月16日晚，周總理來到新僑飯店看望會議代表，在樓梯口碰巧遇上趙丹，一問才知道當晚全體代表觀摩兩部電影，而趙丹惦記著病在房間的夫人黃宗英，看完一個片子就回來了。總理與趙丹是老朋友了，便問:“都有誰在?”趙丹說了幾個名字。得知黃宗英病了，總理便跟著趙丹去了房間看望問候她。趙丹也立即找來了當晚未去看電影的幾個同志，有文化部副部長兼電影局長陳荒煤、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黨委書記丁一、廠長兼導演陳鯉庭和海燕廠導演沈浮等。
大家見了總理，你一言我一語談到了會議情況，提及爭論得最激烈的是《達吉和她的父親》，趙丹和黃宗英當場表示看了後有些失望，認為電影不如小說好，電影把小說中最感人的地方刪去了……總理對此很感興趣，當即向陳荒煤索要會上印發的原小說:“能不能發給我一本?”正巧趙丹手中有一本，但上面劃了許多道道，還有批註意見，他正要遞過去，黃宗英輕聲提醒道:“你別把劃得亂七八糟的書給總理。”總理卻笑著從趙丹手中接過書來，說:“我倒很願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見。”
周總理當晚便讀了小說，次日晚又特意調看了影片。6月19日下午，總理親自來到大會作重要報告，即著名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
創作會議上的講話》，重申要認真貫徹雙百方針，著重批判了妨礙文藝繁榮的種種“左”的錯誤，強調要繁榮文藝，必須發揚藝術民主，活躍爭鳴空氣，開展自由討論，其中，聯繫文藝界的實際，多次講到了《達吉和她的父親》。
他說:“感謝上海的同志，你們建議我看《達吉和她的父親》，我看了，小說和電影都看了，這是一個好作品。”兩個作品“各有所長”，“小說比較粗獷，表現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電影加工較小說好，但到後來該哭時不敢哭，受了束縛，大概是怕‘溫情主義’，先定下這個框子，問題就來了，就要反對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小說上寫到漢族老人找到女兒要回女兒，便說這是‘人性論’”。
“父女相會哭出來就是人性論”，總理尖銳指出:“無產階級感情也不是這樣的嘛!”“一切都套上‘人性論’，不好!”總理也同時指出，正是這些片面意見，給影片的編導和演員造成“思想上的束縛”和“顧慮”，“是有一種壓力的”。
總理的講話，對小說和影片作了公正的評價，正確闡明瞭文藝界關注和爭論的有關“人性”、“人情”等理論問題，切中了文藝領導工作和創作思想上“左”的影響以及文藝批評中簡單粗暴的時弊，給與會的文藝工作者極大的啟迪和鼓舞。在臺下仔細傾聽的王家乙心裡非常激動，深感總理真是洞察入微，那充滿愛護的肺腑之言，不僅點到了要害，而且道出了問題的實質所在，所幸總理完全理解和體諒……
“你完全可以保留意見”
在臺下聽得入神的趙丹也倍覺親切與鼓舞，尤其是總理講到“民主作風必須從我們這些人做起，要允許批評，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時，令他感動異常。不過對總理關於《達吉和她的父親》的評價，他卻另有想法，仍不認同總理所說小說和電影“各有所長”，堅持認為小說比電影強，而且打算再找總理“論論理”。
果然，7月1日周總理邀請與會代表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當總理與大家拾級而上時，趙丹又與總理討論起《達吉與她的父親》。趙丹說:“總理，我對你作的報告有不同的意見。”“你有什麼意見?”總理感興趣地問。趙丹直言:“你說電影比小說有所提高，可我看還是小說好。”總理也闡述自己的觀點:“電影的時代感比較強，場景選擇得更廣闊……”趙丹仍毫不示弱:“那不過是電影這門綜合藝術的表現手段比小說豐富罷了……”
他倆就這樣各抒己見，說個不停。最後趙丹堅持自己的觀點說:“總理，我保留我的意見，覺得小說就是比電影好。”總理聽完，略停腳步，偏過頭來看著趙丹，用既親切又率直的語氣說:“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見，我也可以堅持我的意見；你趙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來說完哈哈大笑，趙丹也嘿嘿地跟著笑，周圍的人都被他倆的認真勁逗笑了。
正是周總理的關心、支持和鼓勵，尤其是身體力行倡導藝術民主的表率作用，有關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的評價之爭，很快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的自由討論。據不完全統計，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全國有十餘家報刊參加討論，陸續發表討論文章近百篇。這在新中國電影史上實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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