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專訪奧巴馬:反商業總統的商業建議

彭博專訪奧巴馬:反商業總統的商業建議 |商周特寫

翻譯:任文科、程璽

“我敢肯定的是,我的女兒將來不會去華爾街工作”

6月13日週一,下午2點半剛過一會兒,我們走進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奧巴馬總統相對而坐。恰如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這是一個由黃色、灰褐色和米黃色構成的空間,但比我們預想的小得多,畢竟是一棟古老建築。總統給進行此次專訪的三位記者上了咖啡:彭博社總編輯米思偉(John Micklethwait)、彭博社華盛頓分社社長梅根·墨菲(Megan Murphy)和《彭博商業週刊》主編艾倫·波洛克(Ellen Pollock)。採訪伊始,他首先簡要地談及奧蘭多槍擊案,然後很快切換話題:“來吧,讓我們來談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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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

1

奧巴馬談金融

彭博:股市已經漲了兩倍。公司利潤也非常高。但你仍然沒有甩掉“反商業政客”這一標籤。你怎麼看這一點?

奧巴馬:首先,在我的第二個任期即將結束之際,我覺得商界可能會更加確定,或者說不太勉強地承認,美國已經成功渡過了我們這一代人經歷的最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肯定比世界上許多國家更加成功。與危機爆發前相比,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10%,而歐洲才剛剛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正如你剛才說的,顯而易見,股市已經強勁反彈。但我認為,更切身的問題是美國的失業率下降了足足一半。私營部門就業崗位連續多月增加,延續時間之長堪稱歷史之最。製造業經歷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大幅度的就業增長。汽車業重現輝煌,目前的汽車銷量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美國的清潔能源產出提升了一倍,傳統化石燃料的生產超出所有人的預期。我們不僅實現了經濟增長,降低了失業率,還將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削減了大約三分之二。所有這些都是任何人無法反駁的事實。

我認為,傳統上,工商界對聯邦政府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監管部門。但如果你仔細觀察監管取得的成果——《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你就會發現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與我上任時的情形相比,美國的銀行體系和金融部門已經變得更加安全,更加穩健。是的,銀行業的利潤沒有原來那般豐厚,但我不覺得這是壞事,我覺得大多數美國人也不會這樣認為。銀行還在賺錢,被消除的僅僅是漂浮在上面的那層“泡沫”。從長遠看,這對金融部門有利。

彭博:你是否認為,除了促使整個金融體系變得更加安全之外,銀行業盈利能力降低也是監管帶來的影響?

奧巴馬:我們從來都不是為了減少利潤而減少利潤。我們致力於減少那些曾經給銀行帶來豐厚回報的胡作非為。與過去相比,銀行現在很難以一種有可能危及整體經濟穩定的方式來加槓桿或開展其他交易,我認為這正在對美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某些銀行業務的盈利能力可能有所下降,但我的觀點向來是,開始用一些老派的方式掙錢吧。不要投機,要投資。

彭博: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最近宣稱,“我認為在未來10年,你不會看到某位銀行家在華府擔任要職。”你是否也認為這不大可能?

巴馬毫無疑問,銀行業在後雷曼兄弟時代遭受重創。有意思的是,在我上任初期,他們總是以為,是我或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美國前財長)或其他內閣成員,四處煽風點火,竭力挑起民眾的反銀行情緒。我要在這裡說明一下,事實不是這樣的,人們怒火中燒的原因是他們失去了房子和存款。當你們仍然活得有滋有味的時候,這種情緒已經蔓延到了大街小巷。但願銀行業已經有所反省。

我認為,美國銀行業的許多CEO,包括傑米·戴蒙在內,都是聰慧過人的商界精英,但他們扮演的是不一樣的角色。其職責是為廣大股東服務,實現利潤最大化,經營好企業。身為美國總統,我的工作是確保整個系統的穩定,確保一個健康的、正常運作的、能夠有效分配資本的體系很好地服務於整體經濟。這就意味著,個別銀行或銀行家的利益與美國經濟的整體利益並非總是一致的。這不足為奇。我想說的是,要是坐在白宮這個位子的人認為,凡是對美國10大銀行有利的事情自然對美國有利,美國人民就應該心生疑竇。即便是銀行家也不會指望他們的總統這樣想。

當一些旨在使抵押貸款變得更加簡單,更易於被消費者理解的監管法規出臺時,它們可能會傷害某家銀行的短期利潤——如果其商業模式恰恰是基於向消費者發放可疑貸款的話。但事實上,如果人們理解他們正在辦理的抵押貸款,對自身的償付能力有清醒的認識,那不僅有利於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也有利於整個金融體系的長期穩定。

彭博:已經頒佈的一些法規意味著,獲得貸款的難度增加了。已批准的抵押貸款大約有58%被髮放給了富裕的申請者,非裔美國人的住房自有率正在下降。如何把握好這其中的平衡?

奧巴馬:其實我們已經非常認真地研究過這個課題。有趣的是,毫無疑問,銀行正在收緊抵押貸款業務,傾向於更加保守。但很多情況下,這並不是監管法規造成的。它是銀行反思其商業模式的副產品。所以,如果你與一些銀行家交談,他們會說,“你看,我們不發放這些貸款,僅僅是因為沒錢可賺。”或者,“這些小企業貸款可能不值得我們耗費大量精力去走完複雜的流程。”這些現象與監管部門對銀行提出的任何要求都無關。你所看到的,是一種典型的鐘擺式波動。經歷了一場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後,銀行業收縮某些業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我猜想,銀行業最終會鬆動,等到那時,你就會希望這些監管法規能夠適時避免我們在過去看到的某些過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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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在美國白宮

彭博:照這樣看,你卸任後是不大可能去華爾街工作了?(大笑)如果你的女兒以後去那裡工作,你會開心嗎?

奧巴馬:好吧,我敢肯定的是,我的女兒將來不會去華爾街工作。但我真心認為,這樣一個影響如此深遠,結構如此複雜的金融部門,是美國擁有的比較優勢之一。這意味著流經這個國家的資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這些資本可以被用來支持初創公司、小企業和經濟擴張。我們當然希望繼續保持這種態勢。但我的確認為——這不只是我個人的偏見;我認為很多經濟學家都持有類似觀點——如果金融部門在經濟總量的佔比開始達到40%,最好和最聰明的人才都湧向了金融部門,而不是從事工程或計算機類工作,那麼總有一天,美國將喪失其競爭優勢。

2

奧巴馬談美國經濟

彭博:關於美國經濟,我們已經談論了一些積極的進展,但我們注意到,生產率仍然很低,GDP增速仍然徘徊在2%左右。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曾任克林頓政府財長)等人開始談論長期性經濟停滯。你有沒有發現一些增長途徑?你是否覺得美國經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奧巴馬:對於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總體前景,我是先天的樂天派。我們不能指望美國經濟重現二戰剛結束時的增長速度。那時候,整個歐洲滿目瘡痍,日本也是一片廢墟,半個歐洲被陰沉的“鐵幕”遮蔽。印度實施的計劃經濟扼殺了創造力,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創新更是無從談起。我們必須將這段時期視為一個獨特的歷史階段。但我的確相信,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遠高於目前的水平。我相信,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可以比其他發達經濟體快得多。

在我看來,我們已經打下的堅實根基使得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我們在科技研發、清潔能源和教育及就業培訓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這些努力或許無法在今天取得收效,但在5年、10年或20年後,我們必將收穫累累碩果。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剛上任的時候,聯邦政府開始與公共部門和英特爾(Intel)這類私營公司合作,嘗試為美國培養更多的工程師。我們的目標是,培養10萬名STEM學科(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工程師,切實加強STEM教育。這將有助於長期生產率的提升,儘管這些措施的效果或許不會在第一年、第二年或第三年顯現出來。

我們還需要做一些有望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事情,但這些工作目前還未完成。迄今為止,我就此提出的議案一直受到國會阻撓。最明顯的一個領域莫過於基礎設施。

美國基礎設施的逾期維修費用高達2萬億美元之巨,這些都是不可能轉移到海外的工作機會。

經濟學家會告訴你,這類工作不僅具有顯著的乘數效應,能夠帶動整個經濟,它還能為長期生產率奠定一個堅實的根基。在資本如此便宜的當下,我們不去做這些事情,簡直就是瘋了。

我們還沒有以一種有見識的方式修復美國的移民體系,這有悖於我們自身的歷史經驗。與歐洲、中國或日本相比,美國最大的優勢之一就在於我們總能夠吸引新的人才。一大批奮鬥者不惜冒著巨大風險,來到這個國家追尋各自的夢想。他們將在這裡創立新企業,將聚居於那些陷於困境的社區。這將對美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我們需要讓更多的家庭有能力負擔大學費用,從而讓每位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後都有機會接受一定程度的培訓:如果我們的工人獲得更好的培訓,掌握更高的技能,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就將獲得顯著提升。我們現在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這些事情並不需要什麼創新的政策措施,它們能實實在在地推動生產率增長。我也相信,提高工資收入佔GDP的比重,將有助於拉動經濟增長。

3

奧巴馬談美國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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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國各州最低工資圖

彭博:你認為理想的美國最低工資標準是多少?你此前說是12美元,它還能上漲到什麼水平?

奧巴馬:我想就此提出一個一般性命題:如果你在美國擁有一份全職工作,你的收入就應該高於貧困線。在曼哈頓和阿肯色州或俄克拉何馬州的某個小鎮,同一份收入的意義可能完全不同。但總是存在一個清晰的臨界值:收入在它之上,你就有能力支付賬單,反之則不能。

美國的經濟史似乎顯示,當工人在整體經濟中佔據足夠的份額時,他們就會消費。消費者信心就會增長,企業就更傾向於投資。正如一些CEO曾經對我說的那樣,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如果美國經濟正在以2%的速度增長,我們就沒必要為賺錢而進行重大投資,我只需要採用自動化等手段讓生產成本保持足夠低的水平,這樣一來,即使企業銷售相同數量的產品,我也能賺到錢。”但如果工人能拿到更高的工資,企業就可以有更大的市場去追逐。

我們還知道,當工資出現溫和增長的時候,它最終將對經濟整體產生一種良性效應。我認為,隨著美國經濟邁向一個更加依賴自動化技術的階段,企業可以用越來越少的員工生產越來越多的產品,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將不得不進入服務業。而服務業的工資水平歷來都很低。為了防止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不斷萎縮,我們就必須確保服務業支付更高的工資。

不妨試想一下,一位懷抱理想,有意從教的年輕人想憑藉教師的薪水過上中產階級生活,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對於美國經濟而言,沒有哪份工作比真正優秀的教師更加重要。但鑑於美國經濟目前的結構,年輕人是很難做出這種決定的,除非父母為他們提供不菲的生活補助。

彭博: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奧巴馬:這是我們思考的問題之一,如何改善教師的工資?如何改善醫療工作者的工資?越來越多的人將進入這個行業。順便說一句,這些都是生產率提升不會那麼迅速的經濟領域。原因在於,按照定義,與孩子互動或幫助老年人接受物理治療,不太容易受到自動化趨勢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做出一些涉及社會契約的更廣泛的決策,以幫助那些在真正重要、必不可少的領域謀生的民眾獲得體面的薪酬。

但我的意思不止如此,有一段時間,經濟學家、商界領袖和學者傾向於認為,公平分配和效率問題之間存在衝突。我的看法是,我們應該投資於那些有助於提升經濟效率的領域,如基礎設施、研發和貿易等等。這種立場有時候會讓我和共和黨內的一些成員的意見相左。我不相信我們能夠砍掉全球供應鏈,而結果能提高我們的生產率,哪怕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也相信,如果將這些有助於改進效率,提高生產率的事情,與旨在增加服務部門工資收入的戰略結合在一起,你不僅將收穫更可持續、更廣泛的經濟增長,還將獲得一種長期維持這種效率改善所需的政治共識。

彭博: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全球化的目標將開始對準所有的服務類工作。如果想持續提升該領域的工資水平,這會不會把我們推向某種普遍的基本收入?

奧巴馬:我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是,拜自動化和全球化趨勢所賜,我們將不得不審視社會契約,就像我們在19世紀初,“大蕭條”期間和之後那段時間所做的那樣。諸如40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和童工法這類措施,都必須與時俱進。如果我們現在足夠聰明,我們就可以打造一條跑道,讓這種轉變不那麼唐突,因為美國經濟仍然在增長,我們依然能夠擊敗來自世界各地的競爭。以智能汽車為例,這種技術基本上已經存在。目前以駕駛某種智能汽車謀生的人非常多,其中一些是很不錯的工作。你知道,人們擔心優步(Uber),但他們真正擔心的是無人駕駛的優步汽車或無人駕駛公交車,對嗎?

現在,我們有各種各樣的理由相信,如果智能汽車成為常態,整個社會可能會變得更好,比如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將顯著下降,車輛將獲得更加有效的利用,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太可能排放那麼多造成氣候變化的廢氣和碳。你知道,交通流量的顯著降低意味著我們將擁有更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而不像現在這樣把大把時間浪費在堵塞的道路上。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去實現這種願景。但如果我們還沒有考慮過如何安置那些目前靠駕車為生的人,這些技術必然會遭受強烈抵制。

我認為,試圖將效率、生產率問題,與分配問題和人們體驗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照顧家人的能力分割開來,這個想法可不怎麼樣。這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情形。魚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4

奧巴馬談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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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WTO)

彭博:自由貿易是民眾感覺被遺棄的原因之一。在這方面你是否做得不夠,沒能讓那些認定自由貿易奪走了他們的工作和未來的人感受到貿易的益處?

奧巴馬:關於自由貿易,有兩件有意思的事。首先,民調顯示,大部分美國人仍然支持自由貿易。只是反對者的感受更為強烈。其次,毫無疑問,以往簽訂的一些貿易協議,以及過去40年來全球化發展的方式,並未總是令美國受益。

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這絕對是一件好事。而且平心而論,沒有人能料到中國會以如此快的速度,轉眼就成了全球製造業的引擎。但是當初我們或許該設立一些保障機制,以確保中國不會像後來那樣,不公平地壓低他們的貨幣,並通過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來傾銷他們的商品。但願我們能夠從這些問題中吸取了教訓。

我和工會運動中的朋友爭論的一點在於(我是工會運動堅定的支持者),比如說,你如果要打這場仗,你就是在打一場過去的戰爭。你必須要認識到全球化已成定局。要讓一家在美國重新開張並發展壯大的汽車工廠滿負荷生產,他們還是要依賴世界各地生產的零部件,而要擺脫這些依賴幾乎是不可能的。基於這一點,我們的目標應該是盡力打造出能提升全球標準的貿易協定。這也正是我們透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所做的事情。

我剛從越南訪問回來。他們正在採取措施,以通過憲法來承認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勞工組織,這是破天荒頭一次。而他們這麼做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想成為TPP的一員。

如果我們只是自欺欺人地以為貿易會消失,或者我們能將貿易擋在門外,那麼,未來20、30、50年的貿易規則必將由中國來制定。這當然既不有利於美國企業,也不會有利於美國工人,到頭來,對於越南、馬來西亞,以及任何我們合作的國家的工人而言,這都不會是好的保障。

我最後要強調的一點是,從人們的感受來看,問題就在於我們將全球化的好處都視為了理所當然。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卻顯得觸目驚心。要知道,我們完全可以說,過去20年美國通貨膨脹率如此之低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地獲取大量的廉價商品。

我們能買到很便宜的平板電視,或者比我小的時候更合身、更耐穿的衣服,但我們把這一切都視為了理所當然。不論你走進J.Crew還是Gap,情況都比過去好多了。我告訴我的孩子們,“你們比我這麼大的時候時髦多了,因為我們那會兒去的是西爾斯百貨(Sears),當時的樣子可不是現在這樣。”

而轉過頭來,當一家工廠關門,我們總是會看在眼裡。人們的感受也十分強烈。工廠所在的整片社區都有深切的感受。所以我認為,我們該做的是深入這些對於貿易衝擊的感受最強烈的地區,和當地人一起合作——不是向他們開空頭支票,說一旦我們終止貿易,所有制造業的工作就會捲土重來,因為事實上它們並不會重來。自動化取代的就業崗位要將比全球化多得多。

因此,我們必須深入到這些受嚴重衝擊的地區,告訴那裡的人們,“我們依然可以生產東西,但如果你們還打算生產30年前那種老掉牙的鋼鐵的話,那你們不可能賣得過中國人、巴西人或其他人。”我們能做的是讓一家老舊的柯達(Kodak)工廠轉眼就站在光學工程的前沿,通過社區學院和大學來培養一整代人,讓他們成為這些領域的專家,只有這樣,你們才可見證到與全球化相適應的新的成長,並藉此實現自身的成功。

我們要確保讓你們的孩子接受有遠見的教育,讓他們可以在下一代的製造業、下一代的生物科技中勝出。我們要確保你們的整個社區都有寬帶。本屆政府取得的一項巨大成功,雖然還沒有太多人談起,就是自我上任以來,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我們做出的有關頻譜和寬帶線路鋪設的一些聰明決定,美國的寬帶滲透率和網速都得到了幾何級的提升。通過名為ConnectEd的項目,全美有98%、99%的學校都接入了高速互聯網。

彭博:現在的基本情況似乎是,自由貿易雖然帶來了切實的好處,但人們並不買賬。他們正在起身反抗全球化,和他們站在一起的不只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還有英國的脫歐派以及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他們不接受關於移民的說辭。推銷自由貿易的政治形勢是否已經變了?

奧巴馬:我的看法一向是,人們之所以抗拒關於自由貿易的說辭,是因為世界各地的精英們並未認真關心普通人的工資、收入和工作機會的問題。如果你在推銷全球化,宣稱它有多麼偉大,可是年復一年,不只在美國,也包括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你都能看到越來越多的贏家通吃的現象,而且不再是最富的1%,現在是最富的0.01%在獲得越來越大的份額,這種情況下要讓人們聽進去你的觀點,告訴他們“別擔心,這對你們大有益處”,的確會非常困難。

這也是我有時會跟商界的朋友爭執的又一個領域。問題不在於仇視或階級鬥爭,不在於我們設法拉低所有人,而非提升所有人。問題在於,如果自動化和全球化確實會帶來一種趨向,讓極少數的高技能人才獲得龐大的財富和機會,同時讓越來越多的人在經濟中感到多餘,那麼,你必須要留心這種情形,否則,人們起來反抗也是理所當然的。那麼,他們自然會說,“這對我來說,可不是一樁好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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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彭博:這是特朗普所利用的情緒嗎?

奧巴馬:你看,我認為這種情形下最方便的就是去訴諸本土主義和懷舊主義,訴諸那種認為當下陷入了失控、而我要來重掌局面的情緒。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這種情況都可能發生。但我一直相信,不論在美國、在歐洲,當然也包括在亞洲這樣快速發展的地區,大部分人都認識到了世界在變小,而如果能建立適當的規則,他們成功的機會將會更多,而不是更少。

我認為多數人還是可以理解這一點。如果你和美國年青的一代交談,你會發現,他們並非下意識的反貿易主義者。他們並不反對全球化。調查也顯示,往往是年紀較大的工人會有被剝奪感,他們才被那種閉關鎖國的說辭所吸引。

但如果我們能成功塑造出一個可持續的、繁榮增長的、一體化的世界經濟,我們必須要留心那些會加劇貧富分化的趨勢,並著手杜絕這些傾向。而我們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我們去投資教育,幼兒教育、大學教育,讓學費更低、更容易負擔,工人們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如果我們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他們就能分享更多那些了不起的創新以及全球化的成果。我們清楚,如果我們能樹立更嚴格的勞工標準 ,給工人們更多的話語權,情況就會不同。

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的一系列決定,以及60年代這個國家的一些決定都曾遭到商界的強烈抵制,但這些決定在本質上開創了一個社會契約和社會福利的國度,而人們最終也表示,“好吧,我看到了創新的好處,我看到了資本主義帶來的好處,我看到了貿易帶來的好處。”過去,當人類從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時,我們做出了一些政策更新,如今,我們的政策也要為21世紀做出同樣的更新。這要求我們具備一定的遠見,不僅僅是在公共領域,私營領域裡也同樣需要。

如果我現在是一名CEO,坐在董事會會議室裡,我應該思考如何保障員工們獲得一份體面的收入。如果我是一名股東,我也應該關注這一點,否則,你就會開始遇到如今我們在美國所目睹的這種政治阻力。這就是為什麼英國會爆發一場脫歐運動。久而久之,那隻為你下了金蛋的鵝就會斷送在你自己的手裡。與其這樣,不如去分享這些金蛋。

5

奧巴馬談創業

彭博:你是否想過自己經營一家公司呢?

奧巴馬:我之前也說過,我想很多人都大吃一驚,如果我沒有投身政治,什麼會燃起我的激情呢,很可能是創辦一家企業。我在開啟總統選戰、打造團隊和推銷政綱時使用的那套技巧,在私營領域裡應該也可以盡情地施展。

不過現在我總是很小心,不去將這兩件事相提並論,因為有時候,一些大老闆們會過來告訴我該如何當這個總統。而我有時候不得不打斷他們,“好了。首先謝謝你的建議。但請試想一下,如果在你的公司裡,有一半的董事會成員和管理人員在極力想趕走你,並阻礙你達成任何目標。你手下有200萬員工,你無權炒掉其中的大部分人。而你的競爭對手在推廣自己產品的同時,還在不斷宣稱你的產品不但是史上最糟糕的,還會導致一場文明危機。如果你能設身處地地想到所有這些,那你對我每天應對的狀況,就已經瞭解了一半。”

彭博:你是否想過自己經營一家公司呢?你會想進入哪個行業呢?

奧巴馬:這很難說。但我要說的是,讓我們回到創新的原點,通過和硅谷人士,和一些風險資本家們談話,我逐漸對科學和組織產生了興趣,它們讓我有一種真正的滿足感。比如,你會思考精準醫療之類的事:如今,人們正在人類基因組突破的基礎上努力;我們不用再花10萬美元,只要花1000美元,就能繪製出個人的基因組;而未來,我們有望能確認出你個人的藥物反應,然後據此定製出對你有獨特療效的藥物。這只是一個例子,這種事可以讓我坐下來,聆聽或攀談上好幾個鐘頭。

我們即將舉辦一場全球企業家峰會,這也是我上任以來舉辦的一系列此類峰會的最後一場。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們對於這些峰會的熱情,從一個側面展現出美國依然具有的優勢。這個優勢就是一種觀念:如果你有一個好主意,並組織了一批人來幫你,然後從錯誤中學習,那麼,你就可以創造出某種全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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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

彭博:可以成為比爾·蓋茨。

奧巴馬:你可以成為比爾·蓋茨。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點亮一座村莊,可以在沙漠中節水。這些都是美國經濟得以繼續獨樹一幟的原因所在。這關係到資本主義和市場,也關係到我們對於科學、理性以及一種思維方式的信念,即我們認為永遠有新鮮事物等待我們發現,我們並不瞭解所有一切,我們會嘗試新東西,而且我們會腳踏實地。一旦失去了這一信念,我們就會失去讓我們成為世界上一股強大的向上力量的源泉。而保持這一信念,我們便可持續斬獲一如既往的進步。我總是告訴一些和我談話的白宮實習生和年輕人們,無論眼下的情況多麼艱難,如果有人宣稱他能夠帶我們回到那些舊日的美好時光,千萬不要信他。因為那些美好的舊日時光並非那麼美好,我這會兒的年歲足以讓我記得一些舊日時光到底怎樣。

彭博:那麼,那個想回歸老路的人是否讓你心煩呢?美國最成功的商人,至少像他本人所認為的,是唐納德·特朗普嗎?

奧巴馬:這個嘛,我想,美國沒有一位成功的商人會真正認為唐納德·特朗普是這個國家最成功的商人。我認識那些人,你也認識,我向你保證,他們不這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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