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概述：在《中國好聲音》之後，中國電視觀眾迎來了《中國好歌曲》。這種節目形態上的轉變不禁讓電視界為之動容，同時，中國音樂人也在思考互聯網背景下原創音樂的生存空間。要說《中國好歌曲》在爭奪收視率，不如說它在引發唱片界的思考，它是互聯網時代中國原創音樂的試驗田。
死灰復燃唱片界
“這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給我的心上人聽啊/這個心上人/還不知道在哪裡/我一直在尋覓著她……”35歲的歌手週三，在《中國好歌曲》第一季唱了這首樸素真摯的《一個歌手的情書》，打動了很多人。但在做了多年電視音樂節目、《中國好歌曲》總導演沈寧聽來，這更像一首“唱給窮得只剩下理想的音樂產業的情書”。
2014年1月3日，由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和燦星製作團隊聯合推出的一檔原創真人秀音樂節目《中國好歌曲》首播。
當天晚上，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第二季、江蘇衛視《最強大腦》也在同日開播。根據全國網收視率顯示，《中國好歌曲》以1.91%奪得冠軍。“我覺得自己現在做的才是真正的音樂節目。”沈寧自豪地說。
雖然與近兩年火爆的《中國好聲音》（以下簡稱“好聲音”）製作團隊出自同樣的班底，但是作為燦星第一檔自主研發的原創節目，《中國好歌曲》（以下簡稱“好歌曲”）有著更重要的意義。“我們強調原創歌曲的重要性，做了‘好聲音’就必須做‘好歌曲’。”星空華文傳媒CEO、燦星製作總裁田明對《商業週刊/中文版》說，“原創模式和原創音樂才是這個節目最大的魅力之處。”他同時有些悲壯，“我們是抱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心態的。”
2013年8月，本刊關於“好聲音”的特寫《歌舞昇平》中，田明說他在“好聲音”的收視率和市場成功之中反而感到恐慌。“光有會唱歌的藝人是個很小的層面，我們想把‘好聲音’從一個節目變成一個產業鏈，希望通過‘好歌曲’挖掘一些優秀的音樂人，這樣既有臺前的藝人，也有好的幕後創作人，再加上我們既有的平臺，整個鏈條就通順了。”
田明坦承當時團隊內部並不看好“好歌曲”的市場表現。在中國的音樂選秀類節目中，熟悉的歌手或者熟悉的歌是節目質量的基本保證。
但與之不同，“好歌曲”將焦點由發現歌手轉向了發現歌曲，以及這些原創歌曲背後的創作故事，選擇了由創作人演唱自己尚未發表過的原創歌曲的表現形式。“兩個陌生的形式導致了不確定性增大”，燦星宣傳總監陸偉說，“好歌曲”無疑是收視率的一次冒險。
對於雄心勃勃的田明和燦星而言，這步險棋卻是不得不走的。“好聲音”貴為中國音樂選秀2.0時代的典範，但是卻也無法逃脫困擾中國音樂界和電視人十年之久的宿命——選秀之星的轉瞬即逝。“好聲音”造就了很多優秀學員，但是在賽後的包裝和推廣上，燦星卻並不順利。
2012年第一季節目結束之後，燦星計劃在年內為吳莫愁、李代沫等九人推出專輯，“但當你去尋找歌曲的時候，發現特別困難，壓根找不到好的歌曲。”陸偉說，“音樂類節目最後還是要落腳在音樂產業本身上。”除了在庾澄慶的幫助下吳莫愁迅速推出了單曲，其餘所有專輯直至2014年初才完成製作。其他選秀節目也無一倖免，《快樂男聲》、《超級女聲》都出了不少歌手，但是由於原創力匱乏，這些歌手成了無根之木。
任何好的產品都有生命週期。沈寧此前是“好聲音”前兩季的導演，在錄製第二季“好聲音”時她就“傻了”。她對《商業週刊/中文版》回憶說，“所有能夠有收視率的好歌都被第一季唱完了，第二季我們找不到歌了，這讓我們很痛苦、很鬱悶。”
原創音樂產業像一片土壤，所有的音樂節目和歌手演藝都根植於它。《美國偶像》2002年首播，十多年遭受新興真人秀以及互聯網的衝擊，但仍然是選秀節目的“常青樹”，製作方預估將辦到2018年。它受益於美國流行音樂本身的繁榮多樣。這些年，中國音樂產業的壞消息從未間斷過。“唱片已死”，是音樂製作人宋柯對當下傳統音樂產業危機做出的判斷。“好聲音”使音樂選秀死灰復燃，給電視媒體及飽受版權困擾的音樂產業帶來新刺激，“好歌曲”能成為一劑強心劑，再次激活中國的原創音樂市場嗎？
劉歡的責任
“還未如願見著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丟”——李宗盛《山丘》
最起碼，劉歡是樂觀的。“總比什麼都不做強吧，可不可行我們正摸著石頭過河。這就有希望。”劉歡對《商業週刊/中文版》說。作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標杆性人物，劉歡認為他身負著一種責任，“該為中國流行音樂原創做點實事”。在不太景氣的音樂環境裡，劉歡坦言自己還算比較清醒，他雖然會出任音樂選秀類節目的評委，但更關心原創能力的問題。
“我們有大把的好嗓子，可是為什麼一直都在重複唱著那些老歌？”早在“好聲音”第一季錄製過程中，節目導師劉歡和田明聊天時提出了這個建議。
作為“好歌曲”的發起人，劉歡和燦星在隨後一年多時間內反覆討論節目的可能性，並身先士卒地出任導師。直到“好歌曲”第一集斬獲高收視率後，劉歡說自己心裡才有了底。
“他是典型的處女座”，沈寧說。在節目的籌備過程中，劉歡事無鉅細地參與著每一項環節的討論。在選擇完第一批歌手之後，劉歡就召集音樂總監撈仔等人討論這些原創歌曲如何進一步改動。壓抑了許多年的中國原創歌曲力量，通過“好歌曲”出現了令人驚喜的“井噴”。霍尊唱了一首中國風的歌《卷珠簾》，視頻微博在24小時內被轉發6萬餘次。曾經在崔健樂隊擔任十年貝斯手的張嶺唱了《喝酒Blues》，“這種新鮮感覺有點像當年老崔的《一無所有》”。
陸偉說，“過去我們所有的音樂都是靠廣播電臺、電視來打歌，現在主要通過網絡推廣來實現。‘好歌曲’希望通過電視這個平臺，能把這些各種各樣風格的，甚至小眾化的歌曲，都讓大家欣賞到。”
“好歌曲”更像是在彌補過去十多年原創音樂產業方面的缺失。對中國音樂電視有印象的人應該還記得，20世紀90年代中國音樂繁榮時期，中國電視節目中有相當數量的時間和欄目在推廣原創音樂。其中最著名的當數央視《東方時空》“95新歌”，一年52周，每週五分鐘推一首原創新歌，用MV形式呈現，老狼的《戀戀風塵》、高楓的《大中國》等歌曲迅速流行。“電視臺在推原創音樂，這件事有它的態度。”時任音樂總監黃小茂記得，許多音樂人寄來小樣，沒錢錄音和拍攝MV，節目組給他們提供資金。
像很多野蠻生長的產業一樣，那時候的音樂市場“不用去想誰接受得了接受不了”，黃小茂說。從最初效仿臺灣的鄧麗君和劉文正，到崔健吶喊出的搖滾浪潮，再到具有內地特色的西北風和校園民謠，內地流行音樂產業經歷了跨度十多年的輝煌。高曉松在脫口秀《曉說》中將那個時代的流行音樂稱之為“可以與電影、文學相比肩的偉大的藝術和文化現象”。
“好歌曲”團隊的許多主力來自上海東方電視臺音樂頻道。“我們是做流行音樂的電視人”，沈寧如此定義她的工作。這個存在於2002-2007年的音樂頻道一度是上海最重要的音樂宣傳和推廣平臺，“能收到很多的宣傳唱片和通告，很多唱片公司還在推廣新人。”她記得，當時音樂產業還沒太受到互聯網的衝擊，實體唱片依然還有市場。2004年，朴樹的《生如夏花》和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場雪》唱片銷量分別高達100萬和400萬張。後來沈寧才知道，那是實體唱片在華語音樂市場最後的輝煌。
2004年11月，網絡歌曲《老鼠愛大米》走紅，它脫離傳統音樂製作和發行渠道，單月彩鈴下載量達600萬次，超過朴樹和刀郎全年專輯銷量的總和。“感覺原創音樂一下就不行了。”沈寧的音樂頻道各個節目收到的宣傳CD數量急劇減少，音樂和新人推廣成了賠本買賣，廣告收入也相應下降，2007年被迫關停重組。在嘗試了幾檔不成功的音樂節目後，他們來到燦星參與制作“好聲音”和“好歌曲”。
“好歌曲”節目組在籌備節目之初，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超女”選秀十年留下來的乏善可陳的原創音樂實力和人才儲備。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裡，“好歌曲”47個導演和近百位外圍人員走遍了大大小小35個城市的酒吧、大學等原創音樂的聚集地，翻遍了幾乎所有主流音樂網站內原創專區的每個角落。
導演組甚至找到了近20年所有國內發行唱片中的歌詞頁，把詞和曲的作者記錄下來逐一尋找。此外，燦星還聯繫了幾乎所有的唱片公司，希望這些傳統的音樂供應商能夠推薦一些原創的歌手和歌曲。“大家都很支持這麼一檔節目”，沈寧說。許多已經小有名氣的選秀歌手以創作人的身份再次參加這檔節目，第一集走紅的霍尊便是如此。
這種尋找甚至動用了燦星高層的力量。原創音樂人馬上又在“好歌曲”籌備中就兩度接到田明的親自邀請。馬上又是“好聲音”第一季那英團隊的音樂總監，他曾經參加《中國火I》專輯的錄製。《中國火I》由魔巖唱片1991年推出，收錄張楚的《姐姐》、唐朝樂隊的《夢迴唐朝》、黑豹樂隊的《無地自容》等經典。馬上又說他參加節目並不是要發展成商業化的歌手，而是希望將自己的音樂態度和人生感悟傳達給觀眾。
“好歌曲”將初選的曲目彙集後，數量竟然高達兩萬首，在經過一輪輪的聽歌會和錄音棚試唱後，最終選定了150首歌曲進行節目錄制。
與這些創作人溝通時，沈寧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我們特別高興地發現原創音樂還活著，他們原來只是沒有一個展現的平臺。”
節目播出第二天，馬上又和妻子的手機響個不停，“都是問我怎麼也上選秀節目了？”馬上又坐在自己的工作室裡，往菸斗裡裝菸絲，爽朗地開玩笑，“我說去你大爺的，我就去了，怎麼著？”
唱片的功能蛻變
“我曾經如此地著迷/最危險的遊戲和你/去找世界盡頭/那驚心動魄的不朽”——張亞東《世界盡頭》
知名音樂人、王菲御用製作人張亞東對《商業週刊/中文版》說，“原創音樂的艱難時代從來都沒有變過，只是黑我們的人變得不同而已。”他理解曾經的合作伙伴、原太合麥田唱片創始人宋柯發出“唱片已死”的悲觀論調，2004年他的個人獨立音樂廠牌併入太合麥田，他出任音樂總監。
但整個環境迅速變了，宋柯說“唱片已死”之後，宣佈公司不再籤藝人，而轉向做版權公司。張亞東的個人音樂工作室後來簽約星光國際娛樂公司，也不再選擇簽約藝人，因為從頭培養一個新的藝人是賠錢的過程，而藝人成功後很難長期維持合約關係。“不自私的藝人不是好的藝人。”張亞東苦笑道。
張亞東的“退縮”來自現實的殘酷。當初他選擇的是全產業鏈的形式，從包裝歌手到製作專輯，張亞東熱情洋溢、又充滿理想地去挖掘有才華的新人，創作自己喜歡的音樂。“好歌曲”的參賽選手張嶺曾經以歌手和創作人的身份與張亞東簽約，2006年發行了個人專輯《女人的歌》。
但這張融合了Blues、Funk、Jazz、Rock等多重風格的唱片，市場效果卻不盡人意。音樂有產業卻無商業，張亞東不願意向市場妥協，只好將公司業務收窄，只為成名歌手製作專輯。
這樣既可以縮減成本、規避風險，還能夠集中最強的優勢。“我的收費是很貴的。”張亞東很驕傲。他欣賞臺灣樂隊五月天的一首歌《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轟轟烈烈的排行，沸沸揚揚的頒獎，跟著節奏我常迷惘/當人心變成市場，當市場變成戰場，戰場埋葬多少理想/歌手追逐銷售量，記者追逐點擊量，沒有誰比誰更善良/無論天后或天王，無論小兵或老將，曲終人散都要蒼涼……”
即使是華語音樂最高水準的標誌，臺灣滾石唱片也消失很久了。它為華語流行音樂貢獻了羅大佑、陳昇、李宗盛等創作型巨星，建立了標準唱片公司體系和製作流程的“樣板間”，被譽為“華語音樂的黃埔軍校”。
1986年加盟滾石的周華健趕上了最好光景，“我不敢和張學友每張專輯百萬張銷量相比，但是我的每張專輯最少也都能賣到80萬張左右。”
作為“好歌曲”的四位評委之一，周華健說他此前推掉了很多音樂節目評委的邀約，“但這一次因為是創作歌曲的關係，我才很瘋狂地願意來當評委，我說我要，真的要。”他對這個產業的急劇變化感同身受，“我有兩三年一直處於迷茫的時期”，好幾年才出一張新專輯，每張銷量最多一萬多。
所以，當週華健聽到李宗盛十年磨一劍的歌《山丘》的時候，有一種“我們的時代過去了”的悲涼感：“也許我們從未成熟/還沒能曉得/就快要老了/儘管心裡活著的還是那個年輕人”。
不過，由於知識產權體系和市場規範程度的區別，海峽兩岸的唱片公司和創作人在版權收益方面一直處於相反的兩種境地。周華健給《商業週刊/中文版》算了一筆賬，由他詞曲創作的《明天我要嫁給你》收錄於1993年專輯《花心》，在唱片業巔峰時期，他每年可以憑藉這首歌在港臺地區獲得140萬新臺幣左右的版稅。
同樣是1993年，楊鈺瑩唱遍大江南北的《輕輕地告訴你》，詞曲作者畢曉世享有當時幾乎最高的稿費，唱片公司也只是一次性支付了3000元人民幣。
畢曉世說，“有時你覺得談錢挺俗的，但問題是你沒有商業的支撐，音樂作為一個產業很難往前發展。光靠理想、夢想去實現，有人可能支撐個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大部分人就轉行了，長此以往，整個產業必然會像現在一樣疲軟。”他給“好歌曲”推薦了一些歌手，他認為這個節目更應該叫“中國好創作人”，跟“中國好歌曲”還有點偏差。
先天不足，後天乏力，由唱片工業支撐的內地音樂產業有著明顯的增長痼疾，但致命一擊來自數字革命。“音樂變得沒有價值了。”當然娛樂CEO張勇將2004年視為中國原創音樂最黑暗十年的開始，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和MP3等播放載體的日益普及直接影響了大多數人的免費音樂視聽習慣。
免費音樂成主流，只有少部分人還願意自己掏錢去買正版CD。
“唱片現在和名片一樣，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宣傳和收藏。”環球天韻CEO馮海寧如此評價實體唱片在功能上的蛻變。唱片已經從傳播音樂和獲取利益最主要的介質退化成為發燒友的收藏愛好。唱片銷量的急劇衰退嚴重削弱了唱片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傳統發歌渠道的成本依舊保持高位。
即使秉承著“節約辦原創音樂”的原則，一張標準專輯的製作費用大概維持在40萬元，加上打榜宣傳和拍攝MV等必要費用，一張專輯的成本最低也要保持在100萬元左右。“唱片不發不行，一發就賠錢。”馮海寧道出唱片公司的兩難困境。唱片公司在壓力之下收縮戰線和調整生存之道。“所有人都開始只做一件事，就是不停地演出。”張勇說。依靠演出經紀維持基本運行是他們在數字音樂時代的最初反應。
2006年張勇開始經營當然娛樂的時候，“許多唱片公司已經很難生存了”，唱片界的朋友建議他不要將大量的投資放在原創方面，要主營藝人經紀“掙存量的錢”。時至今日，演藝經紀仍然是眾多唱片公司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以彌補創作內容和培養藝人的成本。
在原創音樂的召喚下，有才華、有夢想的人行動起來了。當然娛樂給“好歌曲”提供了藝人和歌曲備選，老闆莫凡有很多臺灣音樂界的人脈。他們跟“好歌曲”一起組織過北京試聽會，還在和燦星討論後續合作。
張勇形象地說，“好歌曲”就是“在小眾歌手中尋找新的汪峰”。另一個評委、創作才女蔡健雅告訴《商業週刊/中文版》：“音樂節目不可能一直翻唱下去，否則音樂市場不健康，‘好歌曲’成為了一個小驚喜。我覺得是時機已經到了，它同時讓創作人、喜歡創作的人看到，我們有機會做原創音樂了。”撰文/吳麗、王卓 編輯/張婭、張田小
（《聽說音樂復活了（上）》完，後續內容詳見《聽說音樂復活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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