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期的综艺节目《奇遇人生》，阿雅问毛不易，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不易的回答极其平静却让许多人动容：
“我在实习的过程中，看过数百个在我面前死去的病人，但是第一个在我面前死去的，是我本人的亲生母亲，最遗憾的一点是，我妈直到临死前，她觉得她的儿子都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那个时候，毛不易才17岁。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毛不易，有没有听过他的歌，一年前他还是籍籍无名的男护士毛不易，通过参加音乐综艺《明日之子》迅速蹿红，才成了如今功成名就的歌手毛不易。
后面我们得知了更多毛不易与母亲相处的细节，比如毛不易专门写了一首歌来缅怀自己的母亲，歌名《一荤一素》的含义就来自于他妈妈生前的一句话。
他妈妈曾躺在病床上说：“我儿子每顿饭得吃一个荤菜一个素菜，我现在这样，谁来照顾他。”
所以我们知道，正如阿雅宽慰毛不易的那样，他的妈妈并不是觉得儿子不争气，更不会觉得儿子是一个不成功的人，她临死前的焦虑出自于极深沉的母爱，她放心不下儿子，担心儿子无人照料又照顾不好自己。
“最遗憾的一点是，我妈直到临死前，她都觉得她的儿子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这不是毛不易妈妈的心结，而是毛不易自己的心结。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世界上最深的遗憾，可能就是成功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和死去的速度。
如今他成功了，可是他成功的速度终究赶不上他妈妈死去的速度。
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心结？我们都好怕自己不成功，好怕自己碌碌无为，好怕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失败的人,好怕自己成功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和死去的速度。
我们真的好怕。
前几天看到HUGO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我才25岁，怎么慌成这样？》，说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年龄长了，可是收入、职位、眼界却没有跟着长。
其实更让我们心焦的是，我们想靠自己的努力给父母更好的生活，眼看父母以我们可见的速度老去，可是我们成功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这是二十几岁的我们，隐蔽但普遍的焦虑心态，所以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毛不易的《消愁》、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能唱到我们哭，唱到我们不说话，唱到我们内心最深处去。
肯·福莱特的小说《圣殿春秋》里，一个母亲听完儿子的宏图大志之后，问了儿子一个问题：“我从来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种想法，非要出人头地不可。”
是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害怕自己是一个不成功的人，为什么非要出人头地不可呢？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这本书里，把这种焦虑称为“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
社会普遍意义的成功，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三个指标：金钱、权力、影响力。这些指标根据不同的等级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身份。
《身份的焦虑》非常清醒地指出了一点：理论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可是不同身份的人，是被这个社会区别对待的。
比如，无论我们多么大声地强调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公司的清洁工和总经理是不可能受到一样对待的，无论我们多么大声地强调人人平等，飞机的头等舱和经济舱是不可能得到同样的服务的。
不成功的代价，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只能算不成功的微末代价。权力、影响力都可以置换成金钱，如果简化一下的话，现代社会的不成功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贫穷。
我知道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我能想到的成功，就是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过一生。”但说句泼冷水的话，想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过一生，你恐怕不能太穷。
梁文道在一期《一千零一夜》里说得更一针见血：贫穷是一种剥夺。
”在贫穷不止是一种不幸，不止是生活没有那么好，贫穷是一种权利的剥夺，现代社会受教育、受治疗、居住、公平审判（打官司）都要钱，没有钱就意味人权的剥夺。“
姚晨马伊琍的电影《找到你》里有个让人心酸的情节，马伊琍演的穷妈妈，付不起住院费，催缴无果的情况下，她孩子的床位就被富妈妈姚晨生病的孩子挤掉了。
知乎上一位医生感慨，一个贫穷的农村病人，和一个家庭殷实的病人，得了同一种病，治疗费需要几十万，但这种治愈率还算高。
可是穷人因为支付不起治疗费，只能选择回家等死，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半年后另一个病人治好了病出院，继续自己的人生。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有句扎心的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这就是同人不同命，这就是贫穷最惨痛的代价。
来自英国的阿兰·德波顿可能并不理解中国人的家庭牵绊，以及随之而来的另一层面的焦虑。
我们害怕不成功，害怕贫穷，因为不止我们自己要承担代价，还因为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也要跟着我们承担不成功所带来的代价。
不同身份的人，被这个社会区别对待的，不仅我们自己会被区别对待，我们的成功程度，还决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会被如何对待，决定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医疗，什么样的生活条件。
我们那么努力，那么害怕不成功，不止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生命中重要的那些人。
我们害怕不成功，除了不成功的社会代价很大，还因为不成功会给我们带来耻感。不成功的痛苦不止是物质层面的，更是心理层面的。
我们害怕不成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精英崇拜的社会。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这本书里，解释了“精英崇拜社会”的形成，以及这种社会氛围对每个人的影响。
“在以往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认为世俗的成功和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是没关系的。有钱有势的人可能通过腐败和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
比如，在曾经的中国，主流舆论把有钱有势的人和不道德的人划上等号。资本家靠剥削劳动者发家致富，地主乡绅为富不仁，而他们的后代可能是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社会蛀虫，是一无是处的纨绔和废物。
他们有钱有势，可是活得不如他们的人，依然可以鄙视他们，然后做一个清白的、光荣的、心安理得的穷人。
“而现在人们的工作都是通过公允的考试和面试来分派，薪酬也是依据能力来分配，人们就开始倾向于认同另外一种观念：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那么金钱、权力和影响力，就会变成衡量一个智识和才能的指标。”
“也就是说，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因此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裕，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我们常常听到的“比你有钱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就是精英崇拜的最佳注脚。
同时，虽然阶层固化喊了好多年，可是阶层流通的渠道并没有封闭，我们还是相信，只要努力上进，无论起点多低，每个人都是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心安理得当一个穷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所以，精英崇拜的另一面，就是对平庸的鄙视。
逻辑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我成功，我是精英，是因为我努力我优秀，你失败，你贫穷、卑微、默默无闻，是因为你懒惰你平庸你无能。平庸成了一种原罪。
底层不再是为人同情的不幸的人，而变成了人生的失败者，成了被积极进取的精英阶层所不齿的人。
我们很难再理所当然地把人生失败归咎于出身，归咎于社会，归咎于他人。
所以对于出身底层的年轻人来说，不成功会带来心里的耻感，特别是当我们和起点差不多的人，靠自己的努力与我们拉开差距的时候，这种耻感更甚。
或者像毛不易一样，满足不了最爱之人的期待，无法让最爱之人放心和骄傲，我们会深责于自己，深责自己没用。
《荼蘼》
毛不易在《消愁》里唱：“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地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
杨幂问他：“毛不易，你是被生活抽了多少耳光，歌词里才有这么多故事？”
终于，现在的毛不易，不再是三班倒的、做着自己不喜欢工作的男护士毛不易，而是才华被认同的、拥有高人气的歌手毛不易。
只是不知道我们还要挨生活多少耳光，才能逆袭成一个金光闪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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