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楊振寧、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圖片來源：The Nobel Foundation
文│黃慶橋
1956年10月，李政道、楊振寧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發表了他們合作提出的宇稱不守恆理論假設。1957年1月，華裔女物理學家吳健雄等通過嚴格的科學實驗，率先證實了這一理論。很快，李、楊二人與宇稱不守恆理論一起，受到國際科學界的高度關注。1957年5月，李、楊二人獲美國愛因斯坦獎；10月，在宇稱不守恆理論提出僅一週年的時候，李、楊榮膺該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引發更大關注。在整個1957年，李、楊是全世界最耀眼的科學新星，而且那時他們都還是中國國籍。因此，他們的科學成就，自然也引起了祖國的高度關注。彼時的中國，海峽兩岸處於對立狀態。儘管如此，大陸方面和臺灣地區都在堅持一箇中國原則下對李、楊的科學成就給予了高度讚揚，並都努力爭取他們。
突出強調李、楊的中國人身份
1957年初，李、楊的科學理論得到實驗證實後，二人進入了臺灣島內教育、科技和媒體的視野；5月，李、楊獲愛因斯坦獎，島內對二人的關注度明顯提升；10月，諾獎揭曉，島內對李、楊的關注達到巔峰，在各種慶祝宣傳活動和媒體的渲染下，李、楊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式人物。
從1957年1月開始，臺灣的“中央日報”及《聯合報》，連續發表文章，深入介紹李、楊的科學成就及吳健雄的實驗工作。1月18日，臺灣《聯合報》刊發了16日合眾電“原子理論又一新猷，我科學傢俱有貢獻”，對李、楊、吳的工作進行報道。臺灣媒體對美國媒體的評語非常敏感，但凡有美國媒體對李、楊的介紹和評價，都旋即被譯介報道。《聯合報》甚至連載長篇文章，介紹了美國《時代》和《新聞週刊》對李、楊及其科學成就的報道。《時代》說：“許多物理學家現在感覺一個新時代是開始了。”《新聞週刊》說，“李、楊的理論把許多舊觀念‘如颱風經過破屋的村落’一掃而光。”“就理論物理學而言，李、楊的發現比分裂鈾原子重要得多。”《聯合報》還引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拉比的話評價李、楊：“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體系，已被從根摧毀，我們不曉得怎樣再把碎片重新建立起來。”而另一位科學家說：“過去幾十年來的原子物理學家，好像向一道牆壁上畫的假門摸索，現在才恍然大悟，至少可以向真理門推進了。”
1950年代的臺灣當局緊跟美國，處於美國的庇護之下，加之當時李、楊雖有舉世之成就卻過於年輕，因此，在李、楊還未獲諾獎的情況下，臺灣媒體在宣傳時借重美國科學家的評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月底諾獎揭曉後，“中央日報”援引美國普林斯頓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的話說，李政道博士“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聯合報》還援引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薛柏的話，稱李政道為“美國二、三個最傑出的青年理論物理學家之一”。此時臺灣媒體借重美國知名科學家對李、楊的評價，已與之前不同，意在凸顯中國科學家在國際科學界的重要地位。
李、楊二人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吳大猷也在1957年1月發表談話，公開讚揚自己的兩位愛徒，認為李、楊二人“是當代世界最優秀的青年原子科學家”。臺灣島內名流如前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任蔣夢麟、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等也都通過媒體發表談話，盛讚李、楊及其科學成就。
臺灣媒體對於李、楊的科學成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以至於在1957年1月，就有記者預測李、楊可能會獲得當年的諾獎：“連日我寫了關於李政道與楊振寧的文章，覺得兩人成就的確轟動了世界，會不會今年諾貝爾的物理學獎金會光降到他們的頭上呢？”結果果然事如人願。
關於李、楊二人的身份，臺灣媒體都是用“我（國）科學家”“中國科學家”“中國物理學家”等來描述，突出強調李、楊的中國人身份，與大陸使用的稱呼完全一致。當時在臺的國民黨政府力求“反攻大陸”，抓住一切機會爭奪中國代表權，是當時的臺灣當局非常明確的訴求。此外，臺灣媒體也不避諱李、楊已取得在美長期居住的資格，並開脫說：他們只是因為美國政府歡迎其繼續在美研究，而獲得在美國較長期的居留證而已。”
關於二人的成長、成才經歷及工作情況，臺灣媒體進行了細緻的報道。臺灣媒體特別強調二人都曾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生，深入挖掘了他們當年的求學表現和生活趣聞等，把他們二人取得的科學成就部分地歸因於當年西南聯大的成功教育。如蔣夢麟、梅貽琦都明確把他們的成功部分地歸功於西南聯大。
李、楊二人的夫人及孩子等家庭信息，都被各大媒體反覆報道。李政道夫婦的合影多次出現在“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新聞配圖中。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著名數學家，多次在報道里被提及，楊的岳父杜聿明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楊夫人杜致禮因此特殊身份也經常被提及。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當時旅居臺灣，故而也成為各家媒體的重點採寫對象，諸如《慈母口中的李政道》此類長篇通訊文章不時見諸報端。
臺灣各界藉機呼籲當局增加科教投入
1950年代，臺灣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並不理想。李、楊取得的科學成就及榮譽，給了臺灣各界向當局施壓的機會。自1957年1月，臺灣媒體就開始借李、楊之科學成就，通過讚揚美國來暗諷臺灣當局：“美國科學界硬是要得，他們不但不斥責這兩位中國青年為‘離經叛道’，或嫉妒他們的新奇假設，反而提供出各種優良的設備，幫助他們實驗其理論。”
諾獎揭曉後，臺灣媒體的指向更加明確和深刻：“我們在歡欣之餘，進一步再作檢討，又不能不感到楊李之成功，也有其成功的條件。第一，他們有美國這麼一個良好的科學環境，使他的智慧學力可以開展。要是楊李果真現在仍在國內，則以我們今天的物質科學水準，他們決不可能有今天的表現，是可以斷言的。第二，他們也靠有人愛才識才而樂於培植……第三，楊李今年才三十幾歲，論年事實在夠輕的。幸而楊李研究於不講究‘老資格’但問實際成就的美國，所以終能脫穎而出一鳴驚人。要是美國也事事以老資格作偶像，任何聲名地位是非一切以老資格為準，想來楊李也是難於出頭的。我們根據這一體會，對楊李二位只能視作中華民族品質優秀的表徵，最多表示他們前一階段教育國家對他們盡了力量；其餘後一階段的發展與光大，我們卻是無法居功的。”可見，臺灣媒體通過抬高、美化美國的科研環境，批評臺灣教育和科學界的陳腐現狀。
科教界知名人士也公開發表談話，促請臺灣當局要重視教育和科學事業，加大投入。李、楊的科學發現與貢獻屬於基礎科學領域，一時難以看到應用價值，普通人更是難以理解，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因此特別強調“科學上的新發明，常常是先創立理論而後方能推及於實用方面”，“籲請國人要多注意基本科學的研究”。他還在11月1日臺灣“教育部”慶祝李、楊獲諾獎的午餐會上，“以警惕口吻說，我們今後應注意如何發展學術研究，社會人士須與當局協力推進”。與李、楊有特殊的師生關係的梅貽琦藉此事頻頻喊話，不僅因為他“憂國憂民”，更因為他作為清華大學校長的特殊身份——為清華大學的發展爭取更多的資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開發言亦有此目的。比如，臺灣交通大學電子科學研究籌備處主任凌鴻勳也在午餐會上發言，“希望對於基本科學研究能多籌撥經費，以期有更大成就”。臺灣大學物理系主任戴運軌也尖銳指出：在科研經費困難人才缺乏的情形下，當然也就無法談到發展科學、造育人才了。憑槍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吾人慾期國家富強，必須在科學上迎頭趕上，否則國家前途不堪設想。”
在1950年代中後期，臺灣科教界對島內科教事業的發展並不滿意，臺灣地區科教事業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和困境，臺灣當局對科教事業不夠重視，科教經費困難，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環境不利於人才成長。這一方面反映了臺灣社會發展對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在“反攻大陸”思維主導下，國民黨治臺政策的偏差與失誤。
臺灣國民黨當局對李、楊的拉攏
鑑於李、楊的科學成就及巨大影響，臺灣當局想盡辦法，通過各種途徑向李、楊拋出橄欖枝，試圖拉攏他們赴臺觀光、講學，甚至回臺服務。
在1957年1月哥倫比亞大學宣佈吳健雄等人的實驗證明了李、楊科學理論不久，臺灣當局就立即開始了對三位科學家的拉攏。2月5日，臺灣“教育部”決定授予李、楊、吳三人榮譽科學獎章，以表示臺灣當局對其科學貢獻之重視，並邀請三位科學家輪流返臺講學。
10月31日，李、楊折桂諾獎，恰逢蔣介石70週歲生日，臺灣當局異常興奮，當日下午臺灣“教育部”在發給李、楊的賀電中說：“閣下榮膺諾貝之殊榮，亦為我全民族之光輝。今日適值‘總統’蔣公七十晉一誕辰，此為最有價值之祝壽禮物……殷望閣下等早日返國一行，做短期講學，以嘉惠學子，而民心士氣，亦將受極大之鼓勵。”臺灣“教育部長”張其昀委託臺灣駐美國文化參贊前往李、楊寓所，當面呈遞“教育部”賀電，並“面致賀忱，洽請返國一行”。臺灣“外交部”也於10月31日給李、楊發去賀電，稱讚李、楊所獲榮譽是“中國人無上的光榮”，“將予中國科學界人士以極大的鼓舞與啟發”。臺灣官方報紙“中央日報”於11月1日在第一版用近乎整版的篇幅報道李、楊獲獎喜訊，第二版刊發題為“中國科學家的殊榮”之社論，認為李、楊之成就“不僅為人類尋求知識開闢了新途徑，同時也為中華民族增加了新的自信心”。
李、楊獲諾獎引起了蔣介石的關注。11月5日，蔣介石致電時在美國的胡適（其時新當選了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敦促其早日回臺赴任。他在電文中指出：“李政道、楊振寧二君，研究科學，著有輝煌成就，實為國家之光，並請胡博士代致懇摯嘉慰之意，希望李、楊二君回國講學一行。”11月15日，臺灣當局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在美國設宴，介紹李、楊與聯合國重要代表見面。此時李、楊二人已具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臺灣當局多次出面祝賀併力邀他們回臺，其政治用意已非常明確。
挾親情試圖感召李、楊赴臺
臺灣當局和社會各界還主打親情牌，試圖以此感召李、楊，促其儘快赴臺。當時，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楊振寧的岳母曹秀清都滯留臺灣，臺灣當局對兩位母親極為重視。臺灣“教育部”在李、楊獲諾獎當天，便派“文教處”處長張乃維前往李政道母親住處報告喜訊，並致賀意。11月1日中午，臺灣“教育部”舉行餐會，邀請李、楊在臺家屬，“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新聞界人士共同參加慶祝，李政道之胞兄李崇道及楊振寧之岳母杜老太太均前往參加。李政道母親所在的竹南鎮，民眾代表建議該地方授予張明璋“榮譽母親”的榮銜。
11月1日夜，臺灣中國廣播公司通過長途電話先後採訪楊、李，力邀二位訪臺，並主打親情牌，訴說兩位慈母（李母與楊之岳母）對他們的思念之情。11月8日，竹南鎮鎮長和鎮民代表至李母住處，向其贈送“科學泰斗、賢母殊榮”之木匾，“中央日報”在顯著位置給予了詳細的報道。
本來，臺灣當局還打算安排李母和楊的岳母前往瑞典，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同時說服李、楊二人赴臺。但兩位母親未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瑞典已於1950年5月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中國政府已派員（張文裕教授）參加頒獎典禮，臺灣方面的要求可能因此被拒絕了。有意思的是，臺灣“中央日報”卻說：主要的原因是李政道、楊振寧二博士極可能不前往瑞京領獎，而由別人代領。”後來的事實使這種說法不攻自破。
歷史的啟示
1957年，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都視李、楊為全體中國人的榮譽，對李、楊給予高度評價並廣泛傳播他們的事蹟，都與李、楊有過密切接觸和互動，試圖爭取二人回到己方。在冷戰局勢的嚴峻氛圍下，中國大陸的反應更為謹慎平和，主要以官方媒體發佈的聲音為主，《人民日報》在李、楊獲獎的第二天刊發了新聞，但篇幅有限，這顯示出在對該事件的處理和宣傳上比較謹慎低調；科學界的反應雖較為熱烈，但也主要限於物理學界，學術刊物發表了一批中國物理學家譯介、探討李、楊的科學理論以及該理論科學價值的文章，坊間雖有“賽因頂峰會李楊”之說，但也主要侷限於知識青年之中，李、楊獲諾獎這件事在大眾層面的知曉度和影響力還比較有限。
臺灣島內的熱烈反應和亢奮狀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臺灣國民黨當局想借此機會提振島內民眾士氣，借用李、楊之中國人身份與成就，證明已有統治及其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持中國國籍的李、楊獲諾獎畢竟是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的事件，臺灣當局藉機大肆做足文章，意在爭奪其代表中國的權力，並試圖證明其中國代表權的“合法性”。
李、楊獲諾貝爾獎，是中國人第一次獲此殊榮。雖然海峽兩岸因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而對此反應有所不同，但都給予中華兒女以正面的反饋。特別是透過臺灣當局和社會各界爭取李、楊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臺灣當局和島內各界仍以中國正統自居——儘管他們試圖爭奪中國代表權是徒勞的。這表明，當時海峽兩岸在涉及中華民族核心利益上，堅持一箇中國的立場是一致的。或許，這就是這一主題給予今天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最好啟示。
（原載《同舟共進》2018年第8期，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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