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從漢濱區城管公安大隊瞭解到，3月中旬以來，安康城區流浪狗頻頻傷人，僅3月11日，在陳家溝附近就發生了11人被一隻流浪狗咬傷事件。4月5日、8日也分別發生流浪狗咬傷市民的警情。據瞭解，今年3月份，漢濱公安機關組織民警在城區範圍已捕捉了8條流浪狗和疑似狂犬。（4月16日澎湃新聞網）
在當今的城市，飼養寵物犬可謂漸成風氣，其中固然不乏文明、自律的養犬人，但“始養終棄”者亦為數不少。而正是這樣一些不負責任的棄養人，加上近似於“粗放”的犬隻管理，才讓不少城市頻現流浪犬傷人事件。僅以安康市為例，2016年該市10縣區即有近萬人被狗咬傷，稱之“狗患”實不為過。
狗患成災，實質反襯了相關城市犬隻管理工作的滯後。儘管不少城市都出臺了相應的管理規定，但一則條款不夠細化，可操作性不強；二則對違規養犬的處罰尺度過寬，致違法成本太小。再加上缺乏專門的管理機構，讓監管力不從心。上述因素迭加，遂導致各地的犬隻管理往往流於形式。
而徒有虛名的犬隻管理，無疑給流浪犬的產生開了“方便之門”，久而久之，“狗患”便由此而生。於是，一俟城市不能承受之重時，無奈只好“全城打狗”。而在大街小巷棒打流浪犬，無疑有悖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有損城市形象。更何況此舉治標不治本，並不能根絕“狗患”。
俗話說，打蛇要打七寸。治理“狗患”，同樣當從源頭上著手。很明顯，流浪犬緣於“走失”與“棄養”，而後者明顯要多於前者。也就是說，城市要杜絕流浪犬的產生，就必須強化對犬隻的跟蹤管理，從養犬人這個源頭上抓起，並通過對相關責任人的嚴厲追責，最大限度築起防範“堤壩”。
首先，在整個城市，務必做到一犬一證，且每隻犬都要植入芯片，並詳細載明犬主的身份信息及聯繫方式。應該說，植入芯片的好處不言而喻：一俟犬隻走失或被遺棄，相關部門便可很方便得知犬主的情況，或送還，或追責，都可立馬搞定。如此一來，街面上流浪的犬隻就能做到既有“來路”，又有“歸途”，而再也不會出現“無主犬”。
其次，建立追責機制尤為關鍵。在完善後的城市犬隻管理規定中，要區別不同情況，通過細分責任，讓流浪犬所植入芯片所載明的犬主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及經濟責任。譬如，流浪犬的捕捉費用、代養費用以及病犬的治療費用，應按規定由犬主承擔。此外，流浪犬在外傷人，也當由犬主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及賠償責任。
當然，與此相適應，城市當設立專門機構負責犬隻管理，不然很難管出成效。考慮到城市犬隻管理工作量大，不妨藉助社會力量一併參與：除了對流浪犬的登記、監管由專門機構負責外，對犬隻植入芯片、以及對流浪犬的捕捉及代養，可由專門機構指定有資質的寵物醫院和民間救助機構完成。至於產生的相關費用，除由犬主合理支付外，不足部分可適當予以補貼。
相信如此一來，一旦出現流浪犬，犬隻所植入的芯片信息，將讓棄養者“現出原形”。而犬主因此有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及經濟責任，更會讓他們“望而生畏”。顯然，這樣的局面，比之疲於處理流浪犬傷人事件，或動輒開展“全城打狗”，更能遏制流浪犬的產生，無疑當成為一座城市犬隻管理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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