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
——吳曉波
歡迎這麼多朋友來到珠海橫琴參加我的年終秀。
在中國歷史上，橫琴是一個重要的地方，1278年，這裡爆發過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海戰。
當時宋朝的皇帝帶著40萬軍民，和元朝的官兵，在十字門海域進行決戰，宋軍傷亡慘重，後來陸秀夫揹著小皇帝在崖山跳海自殺，大宋帝國滅亡。
今天在這裡，硝煙已經散去，但歷史依然在，明顯感覺到歷史的大風從頭頂上吹過。
這樣一個有歷史感的地方，如今已經成為國家級新區，橫琴註冊了6萬多家企業，十年前一家都沒有，跟我們的家鄉一樣，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我們馬上要進入的2019年，是建國70週年。
（巴九靈注：吳老師演講於2018年12月30日，本文中時間節點不再刻意修改）
今天在座所有人都處在一個國家不斷變化的過程中，2018年的經濟不好，有一個比較大的危機。2019年、2020年、2021年怎麼樣？我們會伴隨著國家一年一年度過。
在這個過程中，從50後到00後的同學們都會問：“我這一代人跟上一代相比，是更幸運還是更不幸呢？”“我跟下一代相比，是比他們更優秀，還是他們比我更優秀？”
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是比上一代更值得信任？”人與人、人與國家、人與時代之間的最後一個關係，大概就是信任的關係。
百年中國青年
明年是建國70週年，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五四運動100週年。
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1910年代的中國青年，你跟這個國家的關係是什麼呢？你會跟照片上的這些青年一樣，舉著旗幟走到馬路上，要求國家有更多的民主、自由、科學、理性。
1919年，我們的辮子剪掉的第9年，有人想復辟當皇帝又被人民推翻，但我們仍然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當時所有的年輕人都非常焦慮。
照片上面有一個特別矮的小個子舉著一面大旗幟，他叫傅斯年，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五四運動的遊行總指揮，後來當過北京大學的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凡事先騎上虎背。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也就是說，這個時代已經等不及了，老虎來了，第一件事是不假思索先騎上虎背，先改變自己的命運。
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1919年的青年，你跟這個國家的關係，是必須要去喚醒它，要讓這個國傢俱有現代性。
到了1939年，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1939年的中國青年，你可能會收到爸爸的一面旗幟，上面有一個“死”字。因為那時國家受到外來敵人的侵略，整個國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你怎麼辦？只有一件事——為國家去死。
大家看到邊上有一張照片，在淞滬戰場上，一個不到20歲的士兵，身上綁著手榴彈，旁邊是他的教官。他要去炸日本的一輛坦克，這可能就是1939年的青年需要乾的事情。
曾經有一個美國記者問當時的中國士兵：“這場戰爭你們能贏嗎？”士兵說：“我們能贏的，一定能贏的。”記者又問：“戰爭勝利之後你會幹什麼呢？”士兵說：“那個時候我應該已經死了。”
所以，1939年的青年，跟今天的我們比，是幸運還是不幸？是更勇敢還是更不勇敢？
1949年，又到了另一個時間點，一個新的國家即將誕生。
我特意找出了這些照片，大家認得他們嗎？我發現，哇，他們當年長得很好看，跟我們今天的小鮮肉一樣。當年他們只有19歲，有的讀高三，有的讀大一，但當時的國家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下面這個小男生當年在南京讀高中，他跟我說，他當時每天躲在被窩裡抄延安來的電報，然後把電報翻譯成英文，給他表哥，讓他表哥發給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他說，這件事如果被發現是要殺頭的，但必須要幹，因為那時的政權實在是太腐朽了，我們必須要改變它。
當年他們都只有19歲，跟他們同齡的一個美國人叫巴菲特，也是1930年出生的。我看《巴菲特傳》時發現，當他們躲在被窩抄電報時，巴菲特在學習炒股。巴菲特19歲時已經賺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5萬美元。
我們來看看當年19歲的這些人是誰，是今天的資中筠老師、袁隆平老師、屠呦呦老師、厲以寧老師、吳敬璉老師等等。明年他們89歲，中國很多地方過9不過10，在這裡祝先生們生日快樂。
這就是那一代人跟這個國家的關係，又過了十年，國家進入到發展的階段。1959年前後，中國建了很多工程。
我們今天看到的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都是那時候建的。我們還建了156個重大工程，是蘇聯援建中國的大型項目。我們在南京開修長江大橋，誕生了新中國第一輛轎車——紅旗轎車。
同時很重要的是，我們在東北意外地發現了油田，舉國狂喜，這個地方取名大慶，建國十年大慶。
但我們沒有油田開發的經驗，於是幾十萬血肉之軀趕到大慶，要把油田開發出來。
然後就有了很多到今天還讓我們很懷念的工人，有個叫王進喜的工人講過一句話：“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我記得有一張照片，油井噴出來了，需要用水泥把它填上，但是水泥倒下去以後沒辦法攪動，沒有攪拌機，需要工人跳進去，用身體把水泥攪動起來，讓它慢慢凝固。
在1959年，如果你是一箇中國青年，需要跳到一個油井中，到非常陌生寒冷的地方去建設國家的一磚一瓦。
如果你是1978年的中國青年，有可能需要按下一個血手印。因為這個國家已經有20年的時間處在階級鬥爭的狀態，國民經濟到了極端貧窮的狀況。
今年經濟形勢很差，有人說2018年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最危險的時候。我不太同意，因為40年來，至少有4-5個年份的經濟危機比今年要嚴重。
起碼1978年比今年要嚴重，1978年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句話：“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今天我們4000多人來到這裡，還是看到橫琴的發展，國家並沒有瀕臨崩潰的邊緣。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1978年的青年，你需要進行體制突破和改變自己過去的勇氣，我認為一點不比今天少。
這裡我們看到的血手印，是1978年的冬天18個安徽小崗村農民按下的血手印，他們說，明天要把村裡的田分掉，分田這件事是要坐牢殺頭的，如果我們中的哪個人出了事，其餘人要把他的孩子養到18歲。
前兩天我去安徽，碰到小崗村的農民，我問：當年18個按血手印的人現在還有幾個活著？還有10個，8個已經去世了。40年前，他們也就20多歲、30多歲。
所以如果你在1978年，面對鐵屋子一樣的國家，要有勇氣去敲一個窗戶出來，你覺得那時候的人比我們有勇氣呢？還是今天的我們比他們更有勇氣？
到了1984年-1988年，中國開始城市體制改革，我們又看到了一些年輕人的照片，認識他們嗎？
他們在那時告別了自己原來的身份，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街道辦主任，有的是一個縣的工業局副局長，有的是退伍軍人，他們開始從事很多年來沒人從事過的事情——辦企業。1984年被稱為中國企業元年。
他們今天長什麼樣呢？他們是柳傳志、宗慶後、牟其中、任正非、王石、南存輝、李經緯、潘寧。他們中有些人已經去世了，有些人的商業故事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已經結束了，有些人仍然拼搏在第一線。
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1984年-1988年的中國青年，你有機會用商業的手段擺脫體制，改變自己的命運。
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1998年-1999年的中國青年，你有什麼機會？你有機會從事一個前所未見的行業——互聯網。
看到這張照片，你會對人生充滿了信心，都認得嗎？他們年紀最大的生於1964年，年紀最輕的生於1974年，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一批中國青年。
他們跟前輩有一個最大的區別——都是大學生，甚至有的是博士，拿了幾萬、十幾萬、幾十萬塊錢投身到一個完全陌生的行業，叫互聯網。
今天中國非常著名的企業，新浪、搜狐、網易、騰訊、百度、阿里、360、京東等等，全部誕生在1998年二季度到1999年四季度，它們已經成為了當今中國商業界最主要的一部分力量。
如果你認為當這些人出現的時候，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沒有任何機會了。別這麼說，機會永遠存在。
前面一張照片是PC互聯網時代的產物，2012年出現了這麼一批人，他們是移動互聯網下的蛋。
2012年-2014年，中國智能手機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同時給了這些更年輕的人——他們基本上都是80後——創業的機會。
2012年遠嗎？6年，就在這6年裡，照片上的這些人，其中4個人已經創造了中國互聯網市值/估值前十大公司中的4家，TMD（頭條、美團點評、滴滴）+拼多多。所以機會在這個國家永遠存在，不同的年輕人將獲得不同的機會。
到了今年，我們看到了更年輕的人，2018年00後上大學了。從1919年的傅斯年，到2018年上大學的這些年輕人，你說哪一代人更值得信任嗎？
每一代人都值得信任。
國運即人運，有怎麼樣的國家就有怎麼樣的人民，同時有怎麼樣的人民就有怎麼樣的國家。
這個國家好不好，明天在哪裡，其實歸根來看，並不在於有多少的機器、黃金、高樓。我們非常需要機器、黃金、高樓，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什麼呢？更需要我們每一代有怎樣的人。
沒有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更加傑出或者更加不堪。
最近幾年有一些80後、90後的同學拿《激盪三十年》讓我簽名，說看著看著很生氣：“我媽把我生晚了，如果早生20年，我就是柳傳志、張瑞敏，早生10年我就是馬雲。”
但你仔細想一想，從1919年到今天，哪一代人比哪一代人更傑出、更不堪呢？其實都是一樣的。
看我們的父輩，孩子輩看我們，都存在巨大的代溝，甚至代際與代際之間的理解是非常困難的，很多問題只能諒解，非常難理解。
但是我們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我們並不比前輩更加不努力，也不比晚輩更加不堪，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機遇，都有他的幸運點，但是國家要好，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這個國家的機會要屬於年輕人，只要機會屬於年輕人，這個國家就有希望。
變革的啟示
前段時間我們帶了150多箇中國新匠人去日本，做了一個“讓日本看到中國匠”的活動，見到一位前日本駐華大使叫阿南惟茂，是一個80多歲的老先生，說“我見過毛澤東以後所有的中國領導人”。
他說今年中國開始和美國打貿易戰，這件事情30年前日本幹過，你們中國人會不會跟當年日本人一樣被美國人幹掉？
我說：阿南先生，有機會你現在去一趟中國，我可以陪你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一個咖啡館問幾個年輕人在幹什麼，10個裡面有7個在談創業和PPT，你再到東京看看。
阿南說在日本今天沒有人創業，創業只有兩件可能性，第一種被老闆開除找不到工作了，第二種離婚了。
今天的中國，到處都有年輕人在創業，年輕人仍然有機會。
我們有一個企投會，其中的企業家基本以70後為主力，三年來我帶隊到德國、日本做交流，有幾次非常感動，在機場貴賓室，如果有五六個同學，他們會聚在一起開一個私董會，我每次看到這個場景就非常感動。
只要咖啡館裡還有人在寫PPT，只要貴賓室裡企投會的同學們還在開私董會，國家就有希望，再大的危機我們都跨得過去，因為機會還屬於我們的年輕人。
海德格爾曾經講過一句話，“只有在疑問與不適中，哲學才會出現。”如果一個時代讓你覺得很不適、很焦慮、充滿危機感、惶惶不可終日、每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說明它是一個好時代。
我去日本，去年日本賣得最好的一本暢銷書叫《低慾望社會》，如果這個國家變成低慾望社會，那就是風平浪淨，什麼機會也沒有了。
但今天的中國，人人非常焦慮和不適，每一個企業，從最大的BAT到企投會、新匠人這些，每個人都充滿了危機感，2018年我們萌生出更多的危機感。但我想告訴大家：這是一個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正在發生著巨大突變的時代。
今年我寫了一本書《激盪十年，水大魚大》，寫的是2008年-2018年的中國企業史。如果2008年我們有這樣的年終秀，沒有人跟你談區塊鏈、4G、雲計算——這個詞2006年在硅谷的一篇論文上第一次出現，沒有人跟你談人工智能、語音技術、柔性生產線、新能源汽車。
2008年我們聚在一起時，沒有智能手機，美團、滴滴、今日頭條、新浪微博、微信不存在，吳曉波頻道更加不存在。
今天，我們的年終秀網絡直播是通過愛奇藝直播的，2008年愛奇藝也不存在。
2008年，這個地方是一塊海塗，橫琴新區九年前才開始創建。
而如今，這些已經是我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008年全球十大手機品牌，4個歐洲的，2個美國的，2個韓國的，2個日本的。2018年全球十大手機品牌，1個美國的，2個韓國的，7箇中國的。
我們發現了很多變化，講一個特別普通的行業——襯衫。
十年前我採訪時見了步鑫生，當時我們在拍《激盪三十年》紀錄片，步鑫生開車帶著浙江電視臺的一個記者到上海電視臺樓下，我看那個70多歲的老爺子走在馬路上也沒人認識。
但是你知道，在1984年步鑫生是中國企業界的英雄，1984年之前中國所有工廠的工人管理模式都是即時工資制，所有工作八個小時的人拿的工資一樣，這叫大鍋飯。
步鑫生說：不行，你也工作八個小時，他也工作八個小時，他做兩件襯衫，你做三件襯衫，你拿的工資一定要比他多。
今天這件事情在所有企業都非常普通，但是在1984年，步鑫生成了建國以後上《人民日報》除了雷鋒第二多的先進人物。因為他改變了勞動的意義和勞動的價值，所以他成為了企業英雄，他那個企業當年的效益也非常非常好。
但過了六七年，他的企業就破產了，為什麼呢？
因為到了1990年代中期，每一家工廠都是計件工資制，都能夠生產非常標準合格的襯衫，出廠後，有的襯衫賣50塊，有的賣80塊，有的只能在附近五個縣賣，有的能把襯衫賣到東北去。
那些能做品牌的人掙的錢多，能做渠道、開店的人掙得錢更多，而步鑫生只會管生產線，所以他落伍了。
到了90年代中期，有些公司每天能賣1萬件襯衫，它開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全中國開連鎖店，生產規模也變得越來越大，做襯衫的方式發生了變化。
但到了十年前，又發生變化了，出現了電商。
雅戈爾怎麼在全國賣襯衫呢？開5000家連鎖店，20萬個櫃檯，賣到全國第一。但是現在有人開始在網上賣襯衫，一天也能賣1萬件，這就是電子商務對傳統制造業進行了消費者關係的顛覆。
到了2017年，我們發現電商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我今天穿的這件西裝就在網上定製的。你能在網上定製西裝，有人派到現場來幫你量身體，為你一個人定製一件西裝，價格還不貴，只有2000多塊錢。
原來怎麼做西裝呢？大批量定版做，全國渠道銷售，現在可以為你一個人做一件西裝，意味著整個生產線開始柔性化。
我記得第一次做“轉型之戰”的活動，是2015年7月在上海，我們當時想在全中國找一條定製化柔性生產線，在青島、佛山找到了定製服裝和家居的公司。
2015年7月，他們在上海上臺面對全國1000多個企業家討論他們經驗時，每個人的眼睛都放著光，前所未見的製造模型，一條生產線給我一個人做襯衫，可以為一戶人家做一套家居。
到了今天，如果沒有柔性生產線，你都沒有資格在中國襯衫行業活下去，中國35家上市家居企業，全部是定製家居企業。甚至到了今年，在美國已經看到了人體大數據模型的襯衫、納米襯衫。
襯衫是不是一個特別傳統的行業？從1978年到2018年，每個男生都還在穿襯衫，但消費者、生產線、渠道、技術都發生了變化，你只有一輪一輪跟上變化，才有資格為今天的每一位新中產和企業家朋友們做一件襯衫。
所以，從來沒有夕陽西下的產業，只有夕陽西下的人。
這是麥肯錫今年6月份一篇文章中公佈的發現，他們認為，有12項技術將改變未來十年全球的產業。
我給大家念一遍，你們心裡默想一下，其中有幾項跟你的生活和工作是有關的，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它們不是掛在牆上虛無縹渺的高科技，今天它們已經或者即將成為我們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
這12項技術包括物聯網、3D打印、移動互聯網、自動化交通工具、雲計算、可再生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能源存儲技術、機器人、基因組技術、非常規油氣勘探技術。
哪一個同學的工作和生活跟這12項技術一毛錢關係都沒有？有的話這個人就不活在當代中國。
說明什麼呢？說明即將改變我們生活的很多新的技術，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生活，它們是2008年移動互聯網革命之後下一輪新的巨型企業和富豪、變革的發生地帶。
十年前，2008年11月1日，有一個叫中本聰的人，發了一篇文章《比特幣：一種點對點式的電子現金系統》。九年後的2017年11月，比特幣曾經漲到最高19783美元。
2017年時很多企投會同學問我“要不要買比特幣”，我勸他們不要買，它就是一個泡沫。我非常欣賞區塊鏈技術、分佈式記賬，但我認為比特幣當時是泡沫。
等它漲成那樣，我又開始懷疑人生，覺得耽誤同學們賺錢了，很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聚在這裡，比特幣的價格約為4028美元。
它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技術的變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就跟互聯網一樣，剛剛看到的人工智能，接下來一個巨大的泡沫叫做新能源汽車，包括前兩年的虛擬現實，它們都將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它們的發展和我們的人生一樣，跟我們這個國家一樣，也是在曲折和波動中發展。
在2018年，我們看到了一個神話的破滅，這樣的神話破滅在未來還會一再發生。
但即便發生從1.9萬美金到4000美金這麼大的跌幅，今天我仍然堅信，2019年-2020年，隨著應用場景的完善，區塊鏈慢慢會改變很多的社會要素，跟比特幣類似的分佈式記賬貨幣有一天會回來，這就是變革給我們帶來的警示、可能性。
三省吾身
最終還是要來回答一個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是比上一代更值得信任？
我想這並不是一個完全確定的答案，我們必須要做某一些事情才能讓我們這一代人值得信任。我們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我們要問自己：是不是仍然有背叛前輩的勇氣？
我有一年去參加景德鎮的瓷器展，展名叫做“爻變”。我當年做中國企業史研究時，看過一本書叫《天工開物》，宋應星寫的，300多年前的書，景德鎮瓷器的72道工藝是宋應星第一次通過文獻的方式流傳下來。
我那次去參加“爻變”，看到兩個展廳，前廳是大師展，從展廳這個門進去，那個門出來，5分鐘快速瀏覽，因為我看到每一個瓷器從造型到圖案，都在以前的畫冊中無數次看到過，大金魚、牡丹花、竹子、幾隻鳥。
後廳是一些景德鎮現在的青年工作室，我在那邊流連了兩三個小時，看到了很多變化。我看到今天景德鎮一些年輕的制瓷者，不再遵循72道工藝，有些沒必要了。
現在我們對材料、對火候的理解，在一個瓷片變化過程中的管控能力，比祖輩要先進和靈活得多。我們對造型、對哪些風景和人物可以被呈現在一塊瓷器上的理解，也跟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發生了完全的變化。
當我離開那個展覽時，回頭望那個“爻變”的“爻”，我突然想，哦，策展人有一個深意，那個爻既可以是八卦的爻，也可以是燒窯的窯，是在說年輕人應該求變化。
今天來了很多新匠人同學，我們做的每一個產品，從一個糕點開始，到一個瓷片，到一包茶葉，到一雙布鞋，我們要乾的唯一一件事情是向前輩致敬，要保持他們的匠心，但是我們必須在原理上背叛他們。
所以我們值不值得信任的第一條是：我們是不是仍然有背叛前輩的勇氣？如果我們循規蹈矩，跟著教科書一步一步度過我們的人生，那是非常枯燥的不值得度過的人生。
第二：我們是不是仍然有時刻歸零的心態？
2014年，我曾在北京碰到凱文·凱利，當時馬化騰問他“誰是消滅騰訊的對手”？凱文·凱利說的一句話讓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說：“即將消滅你的那個人，今天還沒有出現在你的敵人名單上。”
我最近在給企投家、新匠人講課時，經常講“每個人都要有歸零的心態”，我們要相信這個時代敵人的出現並不在我們既有的視野中。
今天在場的企業家同學參加完年終秀，可以拿一張小紙條，寫下這個行業我認為的敵人是1、2、3、4、5，把這張紙條放在你的口袋裡，一年後拿出來看一下，兩年後拿出來看一下，五年後再拿出來看一下。
一個正在發生激變的行業，敵人的出現是出其不意的，一定不在你現在的小紙條上。所以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和歸零的心態。
第三：我們是不是仍然有擁抱世界的熱情？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什麼叫改革？就是要對現有的體制從制度上進行變革。我們原來做計劃經濟，後來做商品經濟，後來做市場經濟，今天要做符合法治規則的市場經濟，這就需要你不斷地改革。我們今天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們的改革還沒有完成。
什麼叫開放？就是打開國門，迎接更多自由的資本、自由的人才、自由的技術、自由的思想，所以改革開放40年簡而言之就是兩件事：一是融入全球，二是本土創新。
在40年過程中，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有後發優勢。
我們要做襯衫、做冰箱，從國外引進一條襯衫生產線、冰箱生產線。
我們要做一個品牌怎麼辦？到香港、日本買兩本品牌的書看看他們是怎麼做品牌的。
我們要做技術創新怎麼辦？每年參加法國時裝展，拍回來到工廠裡就開始做了。
這就是後發優勢，不用投入太多資源，不用冒很多險，不用試很多錯，技術可以仿效，模式可以跟進，資本可以引入，用時間換空間。
中國製造業、服務業，包括早期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是不是都是後發優勢的結果？對。但是朋友們，任何一個事情都有兩面性，有後發優勢的同時就會有後發劣勢。
因為我們長期進行技術仿冒，長期進行模式更進，所以我們的改革會缺乏頂層設計。
1978年，我們改革的出發點是什麼？是要告別貧窮，要走向富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第一條是富強，我們為了富強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在出發時，我們忘了一件事情，沒有進行頂層設計，那我們要把這個國家帶到哪裡去？
2018年的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們的後發劣勢。
然後，我們引進了很多的生產線，我們拿著照相機到全球各地去拍，拿回來到各個工廠仿冒，所以使得我們的知識產權意識比較薄弱。
每一個企業的發展，都有全球一、二、三、四個老大，讓我們做對標，他們怎麼走我們怎麼走，他們繞一個坑，我們就繞一個坑，任何一個發展都有路徑依賴。
接著，我們缺乏文化自信。在經濟學界長期討論過一個問題，說中國發展到今天到底因為什麼東西？
中西方有兩派觀點很有意思，一派觀點，美國人說你們中國發展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就幹了一件事，我們美國人每天工作6個小時，你們工作16個小時，你們通過破壞環境、拉長勞動時間，趁我們放假的時候你們還在工作，我們雙休日你們還打折，就靠這樣。
中國國內也有一個觀點，中國發展就是一個後進發展的過程，我們仿冒到今天。
我是做企業史研究的，其實我挺難認同這件事情，我們確實享受了後發優勢的時代福利、國家福利，但同時我們也有很多後發劣勢，但是不能夠因為有後發劣勢而否定我們這40年來改革和發展的成就。
重要的是，到今天，我們要看清所在的這個地位，有很多過去40年維持我們走到今天的優勢都已經喪失掉了，中國今天有很多企業都是排名全球第一的，我們前面已經沒有什麼對標物了。
改革到今天，我們必須要對我們的改革目標和方向進行更大的定義。
2018年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和產業危機在一方面是客觀的技術變革所帶來的結果，比如說中國的製造業人口紅利已經吃完了，比如說今年智能手機的出貨量下降了18%，比如說中國的城市化進入到了後半進程的階段，比如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這是一些客觀因素所帶來的結果。
但我們也有很多主觀因素，在制度創新上的很多空間通過危機的方式，有沒有可能在2019年被我們騰挪出來？
所以改革走到了今天，走過了40年，明年是建國70週年，我們仍然要談改革開放，我們仍然要對內達成改革新的共識，對外形成開放新的模式。面向未來，在水大魚大中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要完成的重要的使命。
做這個PPT時，我想起十年前我寫《激盪三十年》，那時候我從華盛頓飛回上海，在飛機上睡覺，睡了一會兒醒來，把旁邊的窗簾打開，眼睛一下子被刺到了。飛機剛剛飛過一個雲層帶，非常強的光從大雲層後面射過來，刺到我的眼睛裡。
我當時很有靈感，拿起筆寫了一段話，那段話後來成為了《激盪三十年》的題記，我現在再念給大家聽一下。十年之後，我覺得這段文字還在。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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