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12月14日，在湖北某醫院，一男子（男，51歲，患者）疑似因“醫患糾紛”持刀捅傷坐診醫生後，自己跳樓身亡。據悉，受傷醫生（男，49歲）生命垂危，院方正在全力組織搶救醫治。對於這樣一起惡性事件，又一次掀起人們對於“醫患關係”的紛爭。
不過，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依舊是停留在“立場論”和“預設論”中難以自拔。“立場論”對抗中，患者的立場裡，人們普遍認為患者弱勢，醫生強勢，所以出現這樣的事情，患者屬於無奈的抗爭；醫生的立場裡，人們普遍覺得醫生無辜，明明是救死扶傷，卻遭遇患者或家屬毒手，著實冤大頭。至於“預設論”中，患者覺得醫生太過功利，看紅包辦事；醫生覺得患者或家屬太過苛刻，以結果論是非。
在這種彼此對抗的氛圍下，自然也就容易催發衝突。事實上，從近些年發生的“惡性醫患糾紛”來看，基本的觸因都差不多。但是，就人們對於“醫患關係”的認知來講，也形成很大的偏見。很少有人能站在規則的一邊，全盤的考量醫患關係，絕大多數人都是基於立場在品評。
所以，即便教訓很慘重。但是，並沒有形成良性的醫患互動機制。惡性事件發生，人們熙熙攘攘，惡性事件過後，人們迴歸日常。總之，發生十次和發生一百次，就目前的觀感而言，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什麼。醫院裡雖然提倡醫生不收紅包，可是患者和家屬就難以過這一關。
於是，該怎樣還怎樣，我們討厭的事情，我們還是難以“拒絕”和“戒除”。因此，當我們再次面對“患者傷醫事件”時，人們好像已經見怪不怪。過往的品評姿勢早已擺好，只等三五相聚，拉開話匣，瞬間釋放。過去，很多人強調醫療機制的問題，可是就醫療糾紛來看，更多是人們對於問題看待不清的結果。
從本質上講，“報復別人”並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加重問題。可是，就觸目驚心的“傷醫事件”來講，那些怒氣攻心的患者或家屬，顯然已經早已搞不清楚“報復和解決”的界定是什麼。於是，當失控的結局擺在面前時，就會墮入極端性的尋找平衡的困境中。
絕大多數時候，人們在面對切身利益被消解時，都會不自覺的發出“不公平”的聲音，或者“多麼卑劣”的謾罵。這種情形下，實際上已經表明，作為發聲的主體察覺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這裡的“不公正”往往不是一個絕對值，而只是一個相對的主觀概念。
就比如“醫患糾紛”的產生，多數患者和家屬總認為醫生不負責任，而沒有認真審視病因的問題，這種時候很容易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就診的醫生。於此，這裡的所謂“不公正”也只是一種偏見和盲目，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不公正”。
當然，確實也存在一些醫療失誤的情況。但是，一碼歸一碼，作為一個醫生來講，應該也不願意惹麻煩，既然問題出現，就要面對問題，而非以醫生的生死作為解決問題的藥引子。只是，在生活中，大多數患者和家屬，在面對類似的問題上，第一反應就是醫生或醫院的問題，而非找真正的病因問題或觸因問題。
並且，在規則範圍內難以維權時，就開始搞極端行為或糾纏胡鬧，總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找心理平衡。就比如“男子刺傷醫生後跳樓”這件事情，我們暫且不清楚男子為何要刺殺就診醫生，但是從其準備的刀具來看，說明也是早有預謀。
甚至，作為成年人，他應該知道自己的行為意味著什麼，但還是毅然的將惡行付諸實踐，著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在傳統的認知中，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好像是一種與身俱來的本能。並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一直奉行報仇雪恨的邏輯，事實上就是一種找平衡的邏輯。
從事實的本質上看，其實並不會有太多具體的價值增量產生。所以，我們常講，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將問題擴大化並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尤其，作為惡性的行為來講，很多時候是不可逆，也不可控的，一旦發出就代表永遠發出，處理不好就會粉身碎骨。
有時候，當我們拉開秩序看“傷醫事件”，就會發現很是愚蠢不堪。作為報復主體，看起來好像洩憤出氣，但是結果呢？無論是自己一命嗚呼，還是面對牢獄之災，都其實是一種沉重的代價。作為大社會來講，越來越多的報復性事件，也會導致人們的互信底線越來越模糊。
就事論事，這些極端性事件，著實是一種社會悲劇，更確切的講是個體的慘劇。可追根究底，作為惡性報復來講，真正的矛盾或許只是一小部分，而觸發報復行為的核心原因，多數時候基於誤解本身。比如，把自己的利益看的最重要，而忽略對方的利益，並且堅信自己受到某種傷害，因此就會反覆發酵情緒，直至惡性觸達，慘劇上演。
所以，就醫患糾紛中的惡性事件來講，更多的問題緣於人們對於事情的看待方式，而非簡單的歸因於醫療機制。因為，類似的問題並非只是醫患關係中存在，在很多利益糾葛繁重的領域裡，也較為突出。甚至，演變出一種悖論：“人本是好人，可轉換立場後就面目可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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