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家族墓地”保護碑立碑日期顯示為“2018年9月30日”
3月6日，記者探訪杜氏家族墓地所見場景
李鍵超教授
“孤墳三尺土，誰可為培栽？”杜牧在一千多年前的慨嘆在當今終於獲得回應。2018年3月16日，本報以《垃圾環繞的唐代詩人杜牧墓緣何難正名？》為題，籲請社會各界保護杜牧墓。經過大半年之後，隨著日前“杜牧文化研討會”的舉辦，此事再次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隨即，西安市長安區旅發委發佈情況說明，表示要對該處墓地進行進一步考研認定，並初步編制保護和利用方案。
杜牧墓正名難，恰是當前我國文物保護所遭遇多種困難中的一個縮影。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先人文化遺產，使之成為財富而非“負擔”？帶著這個問題，本報訪問了年過八旬的歷史地理學專家李鍵超先生，他正是改革開放以來考察探訪杜牧墓的研究者之一。
李鍵超，西北大學教授，歷史地理學專家，著有《增訂唐兩京城坊考》《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他曾在1979年、1986年、1988年三次探訪杜牧墓。在他看來，保護杜牧墓的價值和意義，不單單是對一個偉大詩人千年之後的一份敬意和守候，更是關乎“長安風貌”的一件大事。
杜牧晚年居長安樊川
李鍵超在自己的學術著作《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審視，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唐代的長安城與長安郊區，共同構成了“長安風貌”，唐長安城郊區是構成唐代長安城市風貌的有機整體，作為城市生活展開和依託的重要區域：膏腴良田，名園甲第、山莊，連疆接畛，是城市人居中最富有生機和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長安城最重要的墓葬區。
“這是最富有生命活力的一個郊區。”李鍵超說。唐長安城只有區區84.1平方公里，如果只研究城市，不放眼郊區，就不可能瞭解隋唐長安城全面的生活外擴空間。長安城之所以興旺發達，正是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八水繞長安。而長安郊區中的樊川，則是這位歷史地理學專家心中“寶地中的寶地”。
長安樊川，在歷史上位於唐長安城南三十五里，即現在的長安區韋曲、杜曲一帶，東南起自江村，西北至於塔坡，東西長約三十里。因韋杜兩家世代顯宦，唐人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唐時這裡是達官貴人的莊園，很多文人騷客聚集在這裡享受詩酒田園，吟詩作賦。史載杜牧因晚年居於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後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李鍵超在著作《1400年前的長安城》中，對於千年之前的這片豐茂之地有著詳盡的闡述：長安的郊區有著人類生活最好的環境，達官貴人大部分在城外都建築別墅，風景秀美，環境宜人。“這片地方在唐朝時是屬於長安縣和萬年縣，因為當時中國的國家首都在漢代以前都有一個標準，就是都有兩個縣。萬年縣在唐代開元年間改為咸寧縣，這塊地方就在咸寧縣境內，大致的範圍是，石鱉峪以東屬於咸寧縣，以西屬於長安縣。秦嶺以北，西邊到戶縣，東邊到藍田，都屬於這兩個縣的郊區。這個地方最富有生命活力——八水繞長安，六水都從這裡經過。”樊川的另一重寶貴价值也從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為什麼李白和杜甫等唐代大詩人沒有埋在這裡呢？李鍵超的回答是，因為在唐代這裡是豪門世族的莊園所在地，宦遊的詩人是沒有資格和財力埋在這裡的。
40年前：墓堆2米高，周圍一片荒草
杜牧墓眼下成了熱點話題，各類觀點各執一詞，莫衷一是。人們也只能從村民口中的描述得到些許關於杜牧墓的印象。對於保護杜牧墓，李鍵超有著切身的回憶，這些或是痛心，或是酸楚的回憶，隱秘地躺在他的筆記本里已近40年時光。
“我筆記裡記得很清楚，當時第一次去探訪杜牧墓的時間是1979年10月9日。那時候，西安有很多人傳聞很多文物古蹟遭到破壞，我感到很痛心，也很擔心這些文物古蹟被破壞，就決定去少陵原看看。”李鍵超老先生回憶，自己一個人從西北大學出發，徒步一直往南走，走了三四個小時才找到杜牧墓所在的司馬村。“我先去的杜陵，然後才去了大兆。杜陵四周的圍牆都沒有了，只剩下東南西北四周的門。再走十里路，這才到了少陵，順著這個地方我找到了司馬村。”
李鍵超清晰記得，自己看到的杜牧墓和現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樣：當時既不是垃圾堆，也不是菜地，周圍沒有村民的房子，也沒有村民描述中很高的墓堆。“我眼前看到的是一片荒地，墓堆凸起大約有2米高。周圍是一片荒草，但看起來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冢。這個地方是在現在的西司馬村的西邊，因為沒有碑，也沒有任何的文物。我四下去打聽，可是發現這個村裡居然沒有一個姓杜的，我感覺很奇怪。再問了一些關於杜牧墓的事情，村民都不大清楚，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們只是知道這塊地方是一個墳地，到底是誰的卻搞不清楚。”李健超的這次探訪令他印象深刻，從司馬村往回走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他摸黑邊走邊思考，回來的時候在筆記本里只寫下了三個字：很氣憤！
在李鍵超後來的分析中，他有自己獨特的觀點：杜牧的墓不可能是7~8米那麼高，因為那是杜氏的墓葬群，也就是杜牧家的一個祖墳。杜氏家族還產生過宰相等高官，如果是7~8米，似乎不太符合當時的規制。“應該是一片墓地，一個個墳頭逐年累月堆積，最終形成了地勢較高的一個地方。”雖然不能確定自己探訪的地方就是杜牧墓，但李鍵超認為杜牧墓肯定是在這一家族墓葬群中。在他蒐集的史料中，一本宋人張禮的《遊城南記》就是確鑿的證據。“《遊城南記》裡面有一句話提到，杜牧自撰墓誌，死後葬於司馬村。遺憾的是，這本書的作者並沒有實地去遊覽杜牧墓，他只是記錄了遊覽的一些風景名勝。但即便是這短短的一句，也是很有信服力的。”他認為，這是自己蒐集到的最早的關於杜牧墓的確鑿資料。
杜牧墓保護現狀所引發的文物保護輿論風波，只是長安郊區文物保護現狀的一個縮影。杜牧墓，樊川，長安郊區，是長安地理文化圈層中的同心圓——這個圓心正是“長安風貌”。長安郊區以及樊川與杜牧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李鍵超在呼籲保護“長安風貌”的同時，還有另外一個隱憂——樊川乃至長安郊區的文化意蘊正在日漸衰頹：中國佛教中的八大宗，六宗創立在西安。而歷史上的華嚴寺、興國寺、觀音寺、淨業寺等樊川八大寺院，或是名存實亡，或是遭遇譭棄；天子峪口裡，曾有百塔寺等很多小寺廟，現在基本上也就是恢復重建的百塔寺、至相寺作為代表了。
“把長安郊區這些片區的文化資源充分挖掘，將這幾條文化線路串聯起來，這是目前當務之急，也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摩挲著手中的《長安志圖》，80多歲的李鍵超似乎望眼欲穿，他彷彿極力想從那幅景緻名勝古蹟圖”中，也能望見他心中的“長安風貌”。
記者手記
保護杜牧墓，別在眾聲喧譁後只剩一地雞毛
2018年3月16日，《文化藝術報》以《垃圾環繞的唐代詩人杜牧墓緣何難正名？》為題，籲請社會各界保護杜牧墓。文章刊發後，引起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的關注，該集團工作人員詳細尋問杜牧墓現狀情況並多次與本報記者磋商，產生了保護意願，隨後，杜牧墓保護一事便以民間力量推動的形式被提上了日程。11月25日，杜牧文化研討會在西安舉辦，會上提出多種保護措施，不出意外的話，這裡將被圍欄保護，建立杜牧墓碑和杜牧銅像，以及規劃中的“杜牧文化園”。
然而，在多項保護事項即將落地實施之際，杜牧墓卻再次以“杜牧墓變菜地”的方式成為媒體焦點與網絡熱點，關注點瞬間從文物保護轉移為鞭撻指責，甚至有不瞭解事實真相的媒體將此事指責為酒商的炒作行為。作為此次事件全程的報道者與見證者，記者覺得有必要對整個事件進行梳理和廓清。
民間力量：清理墓區垃圾，探討保護研究方案
2018年3月，本報收到群眾線索，稱杜牧墓無人保護。隨後，本報記者前往長安區西司馬村進行採訪，看到的“杜牧墓”是一片難以下腳的垃圾堆：低窪菜地周邊，被各種散發著惡臭的生活垃圾包圍；村民豬圈裡排出的糞便與汙水混雜在一起，氣味令人作嘔；剛剛下過雨的道路泥濘不堪，想要走近幾乎無處下腳。
3月16日，《文化藝術報》報道中明確指出，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杜氏家族墓被確認為“文物點”，雖然尚未達到保護的標準要求，但在各種文史資料的佐證下，杜牧墓就位於杜氏家族墓中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這也是此次杜牧文化研討會上，各個專家學者達成的共識。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面對如何保護杜牧墓的議題上，當地有關部門卻在致力於澄清“將杜氏家族墓說成杜牧墓是在偷換概念”。而杜牧墓之所以不能保護，是因為存在一個文物保護方面的邏輯悖論和尷尬狀況：不能證明“杜牧墓”是杜牧墓，因此無法進行保護——想要進行保護，則必須要發掘文物進行佐證——根據相關文物法規，幾乎很難進行主動發掘。
調查報道刊發後，杏花村汾酒集團對該事件進行關注，與本報多次聯絡並與相關專家開始溝通，在杜牧文化研討會之前，已經找人清理了這一區域的垃圾，並表示了後續進行保護修葺的意願和計劃。
11月25日，由中國唐史學會、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聯合主辦，文化藝術報協辦的杜牧文化研討會在西安召開，與會嘉賓對杜牧墓的確切身份進行了論證，並就如何保護杜牧墓以及具體的保護方案措施進行探討。至此，保護工作以有序漸進的方式在推進。
研討會後，杜牧墓保護現狀問題受到輿論廣泛關注與討論。此時，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在某些媒體的報道中，對於這些前期眾多的保護工作視而不見，卻一味地以“杜牧墓變菜地”式的標題黨譁眾取寵，引發網絡輿論譁然。
政府行動：將對墓地考研認定，編制保護方案
11月27日，西安市長安區旅發委發佈情況說明，表示：下一步，將在以前收集資料、組織考證的基礎上，聘請文物專家對該處墓地是否為杜牧墓進一步進行考研認定，並初步編制保護和利用方案；如果確認，將迅速完善並實施保護和利用方案。同時，將依據第三次文物普查資料，對杜氏家族墓進行清量，明確四址；按照不可移動文物保護條例，實施原址保護，制定保護措施，落實保護責任，堅決杜絕在墓址上出現起土、建設、盜掘等一切破壞遺址的現象發生；加強對杜氏家族研究，根據研究成果，建立相應的展示設施，讓文物真正活起來。
杜牧的墓認定難、保護難，確實存在諸多客觀現實因素的制約。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安徽池州的“清明公祭杜牧大典”已經享有國家4A級旅遊景區的盛名。在一個極力爭奪旅遊資源的時代，在已經確認的杜氏家族墓地所在，十三朝古都的文化遺存真的已經多到足以對杜牧這個級別的詩人可以“忽視”嗎？
在杜牧墓所在地長安區西司馬村附近不足一兩公里，就有傳聞中的柳宗元墓。同樣，它的命運和杜牧墓一樣淒涼。因此，加緊加快保護好杜牧墓，已經超出了一個文人墓地保護意義的範疇。或許，此次事件對於西安眾多類似需要保護的名人古墓有標杆和借鑑作用。長安乃至西安以至陝西的這片土地上，能否重現“長安風貌”，此次保護杜牧墓是一個關鍵點，也是一個臨界點。而保護好杜牧墓，應該是政府、民間兩方合力的結果。期待各方都能多些實際行動，少些指責謾罵，別在眾聲喧譁後，只剩一地雞毛。
文化藝術報記者 魏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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