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業:2018年最全大事記

C114訊 1月3日消息(杜建民)在我國通信業發展史上,2018年絕對可以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2018年通信業意義重大的事件給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給通信業自身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給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帶來巨大改變,為我國互聯網行業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支撐。站在年末歲尾,從有助於普及推廣移動互聯網應用,提高社會生產效率,提升我國在國際包括通信等各領域的地位角度,經過回顧彙總,認真分析研究,通過影響力對比,我們列出了2018年通信業有深遠影響的十大事件。


通信業:2018年最全大事記


一、“提速降費”明確降費量化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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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5年監管層推行“提速降費”開始至今,“提速降費”已經開展了三輪。為繼續深化前期政策,並推動“提速降費”向縱深發展,2018年的“提速降費”除了一如既往地強力推行外,還明確了降費具體量化底線。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敦促運營商“提速降費”,要求年內取消流量“漫遊”費,且手機上網流量資費年內降低至少30%、明顯降低寬帶費用。隨後,工業和信息化部又對寬帶和專項等業務降費提出明確要求。《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指出,在中小企業寬帶、專線降費方面,推動家庭寬帶降價30%、中小企業專線降價10%-15%,進一步降低國際及港澳臺漫遊資費。

監管層給“提速降費”明確了方向和目標,留給通信行業從業者的只能選擇實現路徑。果不其然,經過通信行業內的近身肉搏,運營商提前超額完成“提速降費”目標。今年7月底,工業和信息化部官方公佈,2018年上半年我國手機上網流量平均資費比2017年底下降了46.2%。各種新聞媒體也都大篇幅報道了運營商降低國際及港澳臺“漫遊”費的舉措和力度。另外,從滿大街的“寬帶免費贈送”、“寬帶0元用”等火藥味十足的宣傳中,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監管層下達給運營商的寬帶和中小企業專線降費量化目標也會全部超額實現。“提速降費”不但用真實惠提升了廣大用戶的獲得感,而且“放水養魚”支撐了互聯網等行業的飛速發展和繁榮。然而,行業內外曾經期盼的“薄利多銷”並未出現,留給通信行業自身的卻是量收不多擴大的剪刀差和喇叭口。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顯示,2018年1-10月,電信業務總量同比增長139.8%,電信業務收入同比增長2.7%。不管造成電信業務收入同比增長乏力,甚至接近負增長的原因是什麼,現在留給通信業更多的是對過去反思和對未來的思考。

二、虛擬運營商正式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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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工業和信息部發布《關於移動通信轉售業務正式商用的通告(徵求意見稿)》,各大新聞媒體進行了大量報道,而且還上了TMT行業的新聞頭條。人們的視野又開始重新關注持續了近五年的移動轉售業務,也就是虛擬運營商。移動轉售業務的政策初衷是通過這一新的方式打破原有的電信運營商固有的套餐模式,給予最終用戶更多的選擇權。經過近五年來的發展,有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參加試點的42家民營企業在29個省市近200個本地網範圍內開展試點,移動轉售業務用戶總數突破6000萬戶,佔全國移動用戶總數的比重達到4.1%。42家試點企業中,有17家轉售業務企業用戶規模超過100萬戶,3家企業的用戶數已超過500萬戶,用戶規模最大的企業已突破1000萬戶。從盈利情況來看,截至2017年底,共有13家轉售企業實現了當年累計盈利,佔比略低於三分之一。儘管試點成績斐然,但是虛擬運營商不得不面臨的現實是,多數相關企業還處於虧損的之中,而且虛擬運營商的品牌多與電信詐騙聯繫在一起。

經過五年的大範圍試點,虛擬運營商從試點走向商用步伐的真正加速。4月28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關於移動通信轉售業務正式商用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自5月1日起,移動通信轉售業務由試點轉為正式商用,符合條件的民營、國有和外資企業,都可以申請經營移動通信轉售業務。相對於試點期只允許國內資本企業申請不同,正式商用後,“玩家”擴大到內資和外資都可以申請虛擬運營商牌照。7月23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向首批15家企業頒發了移動通信轉售業務經營許可,其中多數屬於前期的試點企業。為配合虛擬運營商的業務發展,正式發牌兩天後,也就是7月25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還專門向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發放了167和191新號段。根據統計,目前僅中國聯通就已經擁1704/1707/1708/1709/171X/167X總共2.4億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號碼資源。現在萬事俱備,東風也來了,那麼開放競爭後,從試點走向正式發牌,虛擬運營商未來的前景如何,能不能實現政策預期效果。各種分析和意見紛至沓來,有喜有憂。正式發牌後,虛擬運營商該如何發力才能獲得生機,一直考驗著從業者和監管層。

三、取消流量“漫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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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政府報告中對運營商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取消流量“漫遊”費。隨後,工業和信息化部宣佈三大運營商將在7月1日前取消流量“漫遊”費,讓用戶實現使用的流量沒有省內/國內流量之分,全都是國內流量。今年6月底前,三大運營商官方都發布了將於7月1日正式取消流量“漫遊”費的公告。囿於經濟發達程度形成的流量資費窪地的上網套餐和號卡,直接以核爆形式快速向外蔓延。流量“漫遊”費的取消,特別是流量單價窪地的各種低價異地上網卡直接引爆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流量消費熱情。從全國範圍看,手機用戶月均上網流量(DOU)從6月底的4.24GB,已經提升到10月末的5.66GB,短期內提升幅度超過33.4%。如果說取消語音“漫遊”更多是給用戶讓利的話,那麼取消流量“漫遊”費,則將實實在在地改變通信行業的遊戲規則。

運營商二十多年來慣用的行政區劃分割,因地制宜各自為戰經營模式面臨革新。不同於互聯網企業“一點服務全國”的扁平化組織架構,長期以來通信行業實行科層級制管理,按照集團+省市模式運營,形成了集團+省市+地市+縣市公司四級機構。“漫遊”費成了劃分各省市公司勢力範圍的天然屏障。各級公司,特別是省市和地市級公司都有較大的經營自主權利,可以因地制宜,制定五花八門的營銷政策和績效考核。去年語音“漫遊”費取消後,各省市公司就開始暗流湧動,有了內部相互攻伐的衝動。現在流量“漫遊”費取消了,每個層級的公司都面臨全國各地運營商的競爭。運營商面臨經營模式轉變的挑戰壓力和調整需求,至少“一點服務全國、線上線下融合、經營權利向上集中、拆分專業化運營”都將成為改革的可選項。當前,全國一盤棋已經成為運營商的經營目標,各種突破省際瞄準全國的“親情網”已經熱銷;為避免內部相互攻伐,運營商的各種組織架構調整也已經開始了探索和嘗試。

四、新老用戶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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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商推出的“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資費吸引了大量用戶辦理,特別是各種視頻、遊戲達人等年輕的高流量用戶。這種大力度的優惠資費自然也吸引了不少老用戶。然而,為了避免營收出現大幅下滑,運營商不但有意無意地設置了門檻,還在執行層面玩了不少套路。比如,老用戶必須先充值繳納一定額度的話費才能辦理新套餐等。當老用戶提出變更成更便宜的新資費時,卻發現運營商往往都會規定“僅限新用戶辦理”、“先繳納話費之後變套餐”,或者以各種理由直接被無情地拒之門外。很多用戶在網絡上“吐槽”變更資費被拒絕的經歷。按照運營商最初的理解,“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資費是行業內獲客競爭的手段,僅僅用於獲取新增用戶,並不直接對存量老用戶開放。然而,運營商的做法不但損害了存量老用戶的利益,而且也直接違反了監管機構的管理規定,既失了面子,也失了裡子。

2006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出臺了《關於保障移動電話用戶資費方案選擇權的通知》,其中明確規定用戶可以在不改變號碼的情況下,自主選擇使用該企業的所有資費方案。2008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又出臺了《關於規範電信資費方案管理的指導意見》,再次強調用戶對資費方案享有自主選擇權,電信企業應給予充分尊重,不得限制用戶選擇其指定的資費方案。大量老用戶辦理“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被拒之後,工業和信息化部經過約談溝通,不斷加大推進“新老同權”的監管力度,運營商開始對資費變更規定作出調整,允許新老用戶享有同等權利。新老同權的廣泛實施,大開了流量競相降價的閥門,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的增量低價推廣,也在一定程度了加速了運營商的持續低價“管道化”。可以說,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新老同權,即便不是運營商營收增長乏力的導火索,也應該是致使運營商收入增速下滑的催化劑。並不否認新老同權對用戶側公平、平等的作用和意義,只是現階段其作用和意義的發揮或許已經遠遠超出了運營商可以承受的範圍。

五、“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基礎化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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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開始,混改後的中國聯通聯合BATJ等互聯網大佬開始推出互聯網定向“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以“騰訊王卡”為代表互聯網品牌卡面世。囿於各運營商的內部執行力度差異,2018年“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才開始大放異彩。 1月20日,為配合198號段首發,中國移動北京公司推出了198元/月全國“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然而,相隔不到兩個星期,全國“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就直接進入平民消費視野。1月31日,有新聞媒體報道,中國電信四川公司推出了“大牛卡”,即49元/月全國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100分鐘通話。在語音“漫遊”全面取消且接聽免費的前提下,全國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實際上相當於間接取消了流量“漫遊”費,讓暢遊全國毫無壓力。中國電信“大牛卡”全國一個價,門檻極低至觸手可及,相當於沒有地域和門檻限制,變成了真正的“神州行”。

可以說,在正式取消前,全國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就已經實質性宣佈了流量“漫遊”費的壽終正寢。之後,運營商營收保護性屏障逐步消失,政策紅利進一步喪失到碼號與頻譜資源漸成最大紅利。鐵塔公司成立後,三大運營商在網絡硬件上的差距上越來越小,直接導致運營商之間最大的而且最不容易複製的網絡競爭差距被幾乎拉平。其他的諸如產品、管理和服務等壁壘性不強,特別容易被複制。現階段,全面同質化競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價格槓桿,通過降價擴大用戶規模,提高市場份額。通信行業內部,特別是規模和份額落後的運營商看準了後4G時代“拼最後一把”的時機。各種激進的資費政策不斷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中國電信率先在全國範圍內推廣49元/月全國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後,之後又在其政企市場率先推出了29元/月的全國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現在市場上最便宜的全國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已經低至19元/月。另外,最近中國聯通還瞄準流量+語音一體化經營,推出了月租29元的兵王卡套餐,其中包含40GB全國流量和300分鐘語音,國內接聽免費,贈送來電顯示。無論是夢想以低價流量“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搶跑”取消流量“漫遊”費,還是“打雞血”式的使勁渾身解數的激進競爭,最終實現了對流量消費和用戶上網的普及,也為2018年以來的手機電話用戶暴增提供了軟件基礎。

六、“全網通”成為主流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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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網通”之爭,在2017年成為媒體和用戶關注的熱點,今年再次成為關注焦點是因為其發揮了遠超行業預期的效果。最初“全網通”之所以成為媒體和用戶廣泛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很大程度上肇始於運營商企業之間的用戶留存利益之爭。無論是“守擂”的角色,還是“打擂”的角色,裹挾著用戶利益放大了通信行業內部之爭。好在曾經的爭議並未影響到中國通信行業的整體形象和發展競爭力。從終端廠商的角度看,“全網通”終端標準的統一,加速了中國手機終端企業的快速崛起。在此期間,華為、OPPO、VIVO、小米集中力量在中國市場擊敗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成為前五大手機品牌,在海外市場佈局同樣加快,四家手機企業皆成為全球前六大手機品牌。從用戶的角度看,通信行業內部的“全網通”終端標準之爭,除了有“劣幣驅逐良幣之嫌”外還損害了侵害了用戶知情權和其切實利益。爭議雖在但是已逐漸平息而且並逐步形成了行業內外的共同認識。

“全網通”終端的標準統一併漸成主流,除了支撐了國內終端廠商的大踏步迅猛發展外,更在於強有力地支撐了通信行業2018年以來的用戶規模的爆發式增長。這也是“全網通成為主流終端”可以列入大事記的根本原因。今年1-10月份,突破人口規模和自然增長率限制,我國移動電話用戶累計淨增超過1.36億戶,全年下來或將超過以前兩個年度的總和。這其中“全網通”終端提供了關鍵的硬件支撐,“達量限速不限量套餐”提供了有力的軟件支撐。現在“全網通”用戶概念即將褪去,接下來的後4G時代移動電話用戶增長走勢有待進一步觀察,通信行業的存量經營或將不可避免地到來。

七、中國移動成為通信市場雙料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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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資金規模優勢、強勢市場地位和市場推廣力度,中國移動的有線寬帶近幾年飛速增長,早在2016年10月就甩開了中國聯通,然後一路追趕中國電信。經過兩年時間的發展,不但遠遠拉開了與中國聯通的距離,而且在2018年9月,中國移動成功超越中國電信成為國內第一大寬帶運營商。中國移動的手機電話用戶規模一直穩居第一,而國內有線寬帶市場一直都是中國電信在領跑。自獲得固網牌照後,中國移動不斷加大寬帶建設和業務推廣力度,經過將近五年時間的發展,終於拿下了國內寬帶市場的頭把交椅。中國移動寬帶備受用戶追捧的原因,當然得益於其在資費價格上的超強競爭優勢,尤其是以“38元流量套餐免費贈送寬帶”等名頭為代表的各種免費策略直接瓦解了友商構築的競爭防線,當然這也帶動了“寬帶中國”戰略、寬帶領域“提速降費”政策的實施。用戶在“少花錢多辦事”、“花一份錢辦多件事”的驅使下,自然會作出理性經濟人的選擇,無論中國移動的寬帶服務是否也向移動電話服務那樣行業領先。

中國移動克服各種困難並通過上下各個層級全方位的努力,成為國內通信市場上的雙料冠軍當然可喜。作為超級玩家,中國移動的強勢入場,既推動了國家“寬帶中國”戰略和“提速降費”決策的快速實施,又切實提升了用戶獲得感,然而其也面臨寬帶收入提升的難題。在各種優惠,甚至免費贈送等營銷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移動寬帶用戶規模快速提升,然而除了收穫的固網寬帶市場老大的地位外,還有寬帶客戶價值提升和寬帶收入增長的困惑。可以說,低價既是中國移動瘋狂獲取用戶得以高歌猛進從而擴大用戶規模的猛藥,同時也是致使其寬帶收入增長乏力的毒藥。在與寬帶直接相關的家庭市場業務和產品創新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移動為保持寬帶行業第一而努力獲取增量用戶的付出將會持續,為維持現有規模龐大的用戶群的舉措更將著實不易。當然這個過程中,友商也將會非常難受。曾經的固網寬帶雙雄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都已經回過身來與中國移動近身肉搏。經濟學的規律早已證明,只有新技術和新產品,才能夠為用戶創造價值,否則用戶得不到新的價值,企業也就只能在同質化的性價比上競爭。未來固網寬帶業務可以何去何從,創新或是唯一出路。

八、部分試點省市攜號轉網開放在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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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原信息產業部正式出臺攜號轉網政策。經過四年漫長的從政策推出到具備轉網技術條件,一直到2010年11月22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後的工業和信息化部才正式將天津、海南作為首批攜號轉網的兩個試點城市。2014年9月20日,工業和信息化部把江西、湖北和雲南等三地列為第二批攜號轉網試點省份。以上兩個批次共計五個省市也就是至今的攜號轉網政策試點地。之後2016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的《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提到,要推動移動電話用戶號碼攜帶服務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這是官方首次明確攜號轉網政策實施時間節點,這也就意味著在2020年全國範圍移動電話用戶將有可能迎來期望已久的攜號轉網。2017年年中,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告稱,自啟動號碼攜帶試驗以來,試驗總體進展順利。但通過試驗也反映出一些困難和問題。2018年11月22日,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宣佈,本省將於2018年12月1日正式啟用攜號轉網新流程。在新流程下,湖北省內將支持攜號轉網線上辦理申請。

從2006年攜號轉網政策出臺開始,到現在已經經過了12年。但囿於技術儲備、辦理過程繁雜、相關企業積極性等多種因素限制,攜號轉網一直以來沒能得到廣泛推廣,而且成效有限。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6月底,開展攜號轉網試點的五省(市)共有超過45萬用戶辦理了號碼攜帶業務。其中,中國電信攜入16.8萬,攜出6.6萬;中國移動攜入16.2萬,攜出25萬;中國聯通攜入14.7萬,攜出16.1萬。鐵塔共享後,運營商在網絡品質上差距越來越小。網絡同質化後的業務產品和服務的同質趨勢也在不斷加劇。對用戶而言,可以滿足需求的同類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在增大,可供選擇的機會越來越多。現在湖北省率先開放了攜號轉網線上辦理,不但給其他剩餘四個省市開了先例,而且也為便利並加快攜號轉網進程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鑑。但是這能否進一步刺激並提升用戶攜號轉網積極性,最終能否實現既滿足用戶需求,又成為平衡行業發展的目標,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九、發放5G中低頻段試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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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際電信標準組織對5G標準和應用場景的定義,5G或許將像曾經的蒸汽革命和電氣革命一樣改變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帶來的不僅僅是生活方式的改變,更多的是生產模式和效率的改變,最終也將體現到國際地位的變化。英國曾經依靠蒸汽革命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過去靠電氣革命快速成為世界一流國家。未來5G給社會帶來的改變,除了體現在生產方式上,或許還將體現到國際地位的變化上。為了取得在5G領域的優勢,韓國和美國已經先行一步,是全球最早開展5G商用和試商用的國家。即便缺少5G手機終端,韓國還是一馬當先成為全球首個宣佈5G正式商用的國家,隨後芬蘭正式宣佈推出了5G資費套餐,現在部分國外運營商已經開始了5G相關設備的招標採購。另外,美國為了獲取其在5G上的全球領先優勢,正在通過各種手段打壓包括中興和華為在內強有力的潛在競爭對手。美國不但制裁了中興並向其派駐了“監察員”,而且還將華為拉進設備採購“黑名單”。如果考慮到美國的無線通信設備商幾乎全軍覆滅的事實,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美國如此瘋狂到不擇手段的原因。現在5G開賽競爭的鑼鼓已經喧天,無論是否統一開賽,也無論是否提前搶跑,更不論有無違規,因為這些都沒有權威、公平和公正的界定。所以,才能實現我國在全球的5G領先地位,成為監管層和通信行業從業者需要公司思考的現實問題。步步領先,或許更容易先人一步實現5G全球領先,而且國際競爭壓力越大,步步領先的收益才越明顯。

2018年12月6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向三大運營商發佈了全國範圍5G中低頻段試驗頻率使用許可。中國電信獲得3400MHz-3500MHz共100MHz帶寬的5G試驗頻率資源;中國移動獲得2515MHz-2675MHz、4800MHz-4900MHz頻段的5G試驗頻率資源,其中2515-2575MHz、2635-2675MHz和4800-4900MHz頻段為新增頻段,2575-2635MHz頻段為重耕中國移動現有的TD-LTE(4G)頻段;中國聯通獲得3500MHz-3600MHz共100MHz帶寬的5G試驗頻率資源。頻譜資源是移動通信發展的核心資源,頻譜規劃是產業的起點,決定產業發展格局。此次5G試驗頻譜的劃分結果,業界早有預期。對於這樣的分配結果,業界多數認為這也是綜合考慮內部平衡,並結合了三大運營商的現實優勢,而且是有助於發揮各自的現實優勢。然而全球範圍的競爭中,如何確保我國能取得5G領先地位應該是最為緊要的議題。因此,支持部分企業優先發展,優先保障國家在全球範圍的5G領先優勢之後再考慮平衡,或許將成為我國最現實的選擇之一。

十、開放手機號碼異地銷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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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和信息化部已經要求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最遲於2018年11月1日試行手機號碼異地銷戶服務,2019年1月1日在全國正式提供手機號碼異地銷戶服務。手機號碼異地銷戶涉及跨區域、跨系統客戶資料核實問題。“漫遊”費時代開始樹立並形成的藩籬讓省市之間各自為戰,各省市域內公司的業務支撐系統互不統屬、獨立運行,造成異地核驗用戶姓名、產品套餐、合約計劃、話單賬單、預存款、欠費等用戶信息的現實困難。而且在法律和財務層面上,異地銷戶既涉及用戶、歸屬省公司、業務辦理省公司等三方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轉移,包括違約金核算、費用退還、異地交費、資料寄存、省際結算、異地發票退回和開具、工單流轉等內容和問題。除此之外的信息安全也是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問題。另外,因手機號異地銷戶而涉及的業務支撐系統調整、中間環節辦理等費用會不會體現到用戶業務辦理的費用中,也將成為探索和嘗試的事項。

即便存在業務、法務、財務和信息安全等等諸多客觀困難,但是手機號異地銷戶開放辦理後,一方面提升了確實運營商的服務水平,便利了用戶就近辦理相關業務;另外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動了運營商打破傳統地域限制嘗試全國一盤棋運營的步伐。“漫遊”費的徹底取消,就已經成為運營商進行類似互聯網行業全國一盤棋“一點服務全國”式改革的催化劑,現在手機號異地銷戶又有意無意中成了推進此項改革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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