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為何稱這家企業有“四最”?|改革開放40年特別策劃

文|醉美團隊

1987年6月29日,新華社在一篇報道中這樣描述汾酒的“狀態”——

“杏花村汾酒在全國有四最:一是每年的出口量最大,等於全國其他名酒出口量的總和;二是名酒率最高,達99.97%,全國每斤名酒中就有杏花村汾酒廠的半斤;三是成本最低,因而也就價廉物美;四是得獎最多。”

汾酒能有這“四最”,最根本在於產品品質卓越,堪稱行業標杆,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在1986年,汾酒廠在全國酒業中首家獲得國家質量管理最高獎——國家質量管理獎和“國家級企業技術進步獎”

當時全國僅有32家企業獲獎,酒行業為唯一一家。

新華社為何稱這家企業有“四最”?|改革開放40年特別策劃

▲山西杏花村汾酒廠獲得的國家質量管理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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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汾酒

汾酒其實有兩個“四最”。

第一個“四最”就是1987年,新華社冠以的汾酒“四最”:出口量最大;名酒率最高;成本最低;得獎最多

也是在1987年,汾酒廠成為山西省的第二利稅大戶,全年實現利稅首次突破億元大關,白酒產量突破1萬噸。

還是在這一年,汾酒不僅在國內威名遠播,還揚名海外,汾酒廠的竹葉青酒在法國巴黎國際酒展上榮獲外國出品酒質第一名。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上世紀80年代,汾酒的盛名遠播一方面有其歷史背景和文化積澱的原因,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企業在近代,尤其是在建國後,汾酒在質量層面的“一絲不苟”和“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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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汾酒獲得國家金獎,時任山西省輕工廳廳長白繼承(右二)在太原火車站迎捧金獎歸來

取得這樣的成績並不是一日之功——1949年,汾酒廠產酒131噸,實現利稅4100元,產量和效益均屬全國第一;1979年,汾酒廠年產量在全國白酒廠中第一家突破了3000噸;1985年,汾酒廠成為全國最大名白酒生產基地,全年汾酒產量突破8000噸,佔當時全國13種名白酒產量的一半;1986年,汾酒廠成為全國第一家產量突破1萬噸的酒企;1988年,汾酒成為全國釀酒行業中第一家晉升為國家大型一檔企業的酒企;從1988年起,汾酒廠連續6年的銷售收入和經濟效益位居全國食品飲料企業之首;到1991年底,汾酒年產量達到25000噸,名優酒率達75%-85%,最高達90%;在1994年,汾酒廠的產量又率先突破3萬噸……

也正是有著這樣強大的“質量底子”,新時代的汾酒,在領航人李秋喜的帶領下,又有了新的“四最”名號——

最乾淨、最純正、最健康和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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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背後的質量根基

梳理汾酒廠的發展軌跡,我們會發現一個亙古不變的準則,汾酒的發展一切都是以質量為前提,技術的革新、管理的更迭、品牌的淬鍊無不以產品為底色

無論是百年前汾酒大掌楊得齡先生“振興國酒”的呼聲,還是上世紀60年代,汾酒老廠長秦斌的“質量是企業生命線”的口號,亦或是老董事長常貴明倡導的“高質量立廠、嚴管理治廠、科技進步興廠、艱苦奮鬥建廠”的杏花精神,以及當下李秋喜提出的“中國酒魂”精神和“四最汾酒”理念,所秉承和堅守的都是汾酒的質量最高宗旨。

汾酒的歷史,其實也是一部“質量管理史”。尤其是改革開放的40年間,堪稱一部中國白酒的“標杆質量管理史記”。

汾酒的“質量管控記錄”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自醫學家傅山運用廣博的醫學知識改良了竹葉青配方後,就已經奠定了汾酒在質量管理層面的基礎;

此後,義泉泳大掌櫃楊得齡,不僅總結出汾酒獨特的釀造秘訣,還提出了“振興國酒,品優價廉,信譽至上,優質為本,絕不用劣貨欺世盜名”的中國最早白酒企業經營理念。

到了1960年,汾酒廠廠長秦斌倡議組建汾酒科研所,首次提出“質量是企業生命線”的口號,形成班組五大管理體系;

70年代中期,數學家華羅庚兩次來到汾酒廠,運用統籌學和優選法反覆試驗,並結合傅山先生改良的配方選定了更為準確的浸泡時間,使竹葉青酒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科技成就和產業價值;

80年代中期,汾酒科研事業帶頭人之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趙迎路,建立了“三溫定一溫”的汾酒發酵數學模型,成為汾酒廠應用數學方法研究汾酒工藝第一人,並牽頭引進和推行全面質量管理體系,汾酒因此獲得了白酒業第一個“國家質量管理獎”,成為全行業學習的經典範本……“

產品質量必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容不得一絲僥倖”,在2017年的山西酒類產品質量檢測中心(有限責任公司)揭牌儀式上,李秋喜把檢測定義為從車間到市場的“最後一公里”中的牢固“安全門”:“而把檢測中心建在家門口,就像給每瓶汾酒都裝上了‘放大鏡’和‘安檢儀’,也是汾酒集團公開發布的質量宣言。”

傅山、楊得齡、秦斌、華羅庚、趙迎路……一個個與汾酒相關的工匠大師也如階梯般一步步鑄就了汾酒的“工匠之路”,並最終釀成了汾酒的“質量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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