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冬磊，副教授，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2018-2019）。
本文系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近代報刊閱讀史及其史料庫建設（1815－1919）”（項目編號15CXW003）的研究成果。
一
從兩場戰爭說起
19世紀的中國有兩場引人矚目的戰爭，一是鴉片戰爭，另一是甲午戰爭。前者一度被認為是中國進入近代的標誌，但這一“神話”已逐漸消解（朱維錚，2010：5-7）。更多的研究指出，鴉片戰爭對當時社會並沒有產生即刻的影響，按蔣廷黻（2006：10）的話說，就是“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以至“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這種情形，在甲午戰爭之映照下更顯突兀：甲午一役，舉國震動，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就此展開，已是眾所周知的共識（張灝，2010：134；葛兆光，2010：530-550）。
為什麼兩場十分重要、均以清朝失敗告終的中外戰爭，產生的影響卻截然不同？以往研究，多從地理區域、交戰對象給予解釋。茅海建（1995：163）的研究有一部分與傳播更為切近，“由於奏摺是機密的，邸抄公佈的消息有限且屬內部發行，民間書信因耗資昂貴而數量不多，大眾傳媒尚未出現”，因而人們對鴉片戰爭知之甚少。本文吸收了他的洞見，但不囿於此，而是將戰爭新聞的擴散放到“傳播網絡”這個更具解釋力的概念中考察，以思考鴉片戰爭為什麼不能像甲午戰爭那樣，引起一種全國性的震動。
具體而言，本文以“林則徐去廣州”為敘述對象，以此片段去理解傳統中國傳播網絡的日常運作。1838年十一月二十三，林則徐從北京出發，“或車或舟或轎，歷直魯皖贛而至廣東省城，一路辛苦”（茅海建，1995：102），於次年一月二十五到達廣州，歷時61天。本文認為，林則徐的旅行、禁菸和翻譯，可以看作帝制時代中央和地方、中國與世界的一種遠距離交往，而傳播網絡正是這種交往得以可能的基礎。
以往對傳播網絡的理解，多采其現代意涵——注重符號和新科技，而忽視物質和歷史的面向，因而限制了思考的框架。
對“傳播”而言，恢復其物質屬性，已引起眾多學者的回應。譬如，德佈雷（Debray，2014：273）的“媒介學”試圖“聯接傳遞革命史和運輸革命史”。帕克和韋利（Parker ＆ Wiley，2012）提出“傳播物質化”(the materiality of communication)，嘗試將傳播定位於物理的和有形的事物。近年來，莫利（Morey，2011）致力於發展一個整合性的分析模式(a model for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認為“傳播不僅包含信息傳遞，也包括交通設施；不僅有信息流動，也有人、貨物和資本的流動”。
對“網絡”而言，卡斯特（Castells，2010：3）的定義影響最大，專指1970年代以來，“信息科技革命、全球化過程和作為主導性社會組織形態之網絡的出現之間的互動，構成了新的社會結構”。這一話語具有範式意義，但造成了網絡研究與歷史的深深斷裂。事實上，卡斯特（2009：4）本人即指出：“網絡對於21世紀的社會或者人來說並不是特有的，網絡構成了各種各樣的基本生活模式”。所以，網絡是歷史的產物，如馬特拉（Mattelart，2015：59）所說，“網絡”這個詞，起初用於“鐵路、道路、水道以及電報。它的意思從1849年才開始固定下來”。
與上述認識論相似，本文認為傳播網絡不但是歷史的產物，也是一個具有物質性的基礎設施，其狀況與交通、城市以及物品的流動息息相關。而一個“活的”（living）網絡包含著“通道”“節點”和“流動物”三個要素：其中，通道由道路、河流和海洋等構成，是網絡的基礎設施；節點，是常常處於通道的交匯之處，作為交通樞紐的城市或市鎮往往是網絡的主要節點；流動的物，則是網絡上連接不同地方的媒介，譬如權力、商品、信息、物種甚至疾病等，人們藉此與遠方發生聯繫。
在此視野中，林則徐在1838年到1840年之間，從北京到廣州的流動、在廣州查處的鴉片、以及組織翻譯《澳門新聞紙》，均是發生於傳播網絡中的行動。本文藉助《林則徐日記》事無鉅細的記錄，得以窺見19世紀中國傳播網絡運作的一個日常片段，並嘗試歷史性地去理解這個網絡在19世紀後半葉發生的變化。
二
在網絡中行走：
從華北到嶺南的旅行
施堅雅（Skinner，2000：247）指出，中華帝國遼闊的地理版圖可以劃分為九個大區。林則徐從北京到廣州的行走，穿越華北、長江中游和嶺南三個大區。
（一）華北
華北由直隸、山東和河南幾個省組成。由於靠近政治中心，又作為農業經濟或中華傳統文化的典型，是最受近代中國史研究關注的區域之一。“平坦的土地，以糧為主的農業，稠密的人口和貧窮的村莊”（周錫瑞，2005：2），是華北平原最重要的特點。
1838年十一月二十三，林則徐以“欽差”身份從京城出發。欽差是受皇帝委託的臨時性官職，對皇權負責。因此，林則徐的廣州之行，實質是中央權力的位移。按慣例，林則徐先發“傳牌”，通告沿路官府州縣。據傳牌內容，林則徐帶隨從10人，坐12人抬的大轎，還有2輛行李大車，1只轎子，其行程節奏可以想象。第一日如下：
由正陽門出彰儀門，……至長新店，已上燈矣。又行三十里至良鄉縣，東關外卓秀書院宿。署縣事順天府糧捕通判李（森，貴州貴築人）來迎，恩守（齡）亦送至此，俱晤談。行李車輛三鼓始到（沈雲龍，1966：316）。
這大半日的行程，定下華北平原漫長旅途的基調，道路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驛站，織成綿密的權力網絡。各驛站所在的“縣”，“在地方交通網中居於樞紐地位，一般既是土產的自然集散中心，又是遠道貿易流通的聯絡點”（施堅雅，2000：23）。林則徐一般白天趕路，天黑時在驛站所在縣城停留，並接見府州縣官。根據瞿同祖（2011：244）的研究，清代州縣官的驛站服務十分繁重，此為傳播網絡中權力流動時的常態。
貫穿北京到廣州的是著名的“官馬南路”，此路縱貫南北，是元明清三朝的主要幹道（陳鴻彝，1992：250）。對國家而言，道路暢通是權力實施的前提。清政府對官馬南路“特別重視”（陳鴻彝，1992：250）。但華北地區的路況並不算好，尤其是冬季。但晚清官員調動頻繁，必須適應這前現代的交通。林則徐克服困難，經涿州、新城、雄縣、任丘、阜城等縣後，於十一月二十九進入相對發達的德州。
（二）長江中游
1838年十二月十三，林則徐到達江南、江西分途處的“紅心驛”，準備從江西進入嶺南。十二月十五到達合肥，地理、風景和人文開始變化，“市鎮頗大”“市肆甚大”之類的景象目不暇接，說明長江中游是商品貿易和人員往來的密集之地。
道路並不只具有政治溝通的單一功能，更常作為商品貿易的基礎設施。穆素潔（Mazumdar，2009：401）指出：“清朝貿易線路的空間分佈與漕運和驛道路線有相當程度的重疊。”因此，林則徐行走的這一路也是商品流通之路。“到清代中葉，長江、沿海、運河三條水道在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格局已經確立”（許檀，2000）。國內的長途貿易集中於這三條水路經過的地區，全國性市場也以此為流通渠道，呈現出一種“三叉形的枝狀空間結構”（李伯重，2010）。
到了十二月十七，林則徐已可以乘船而行，中國的地理條件劃分出明顯的南北水陸分界線。路況的變化十分明顯，“是日所過山河甚多，皆淺水，架獨木槓或竹筏，上鋪木板以行”。十二月二十一，林則徐到達九江北岸：
十里十里鋪，又十里曰坐江，市肆頗盛。又十里中路灣，或雲自此赴京二千七百里，赴粵亦如之，故謂之中路。又十里白湖鎮，又十里孔隴驛，市肆甚盛，有西鎮、東鎮，以橋為界。在此飯罷復行，十五里嚴家閘，過此則東南入德化界矣。九江守鄭瑩圃來迎，在路旁蕭寺一談。德化吳令亦來，二十五里小馳口，有候館，未住，即渡江登南岸，九江鎮武、九江道德俱來迎（沈雲龍，1966：324）。
上述引文所涉及的地點，從名稱看無不與水有關，並且市鎮密集，反映了中國人依水群居的狀態。林則徐在九江停留三天，此地連接華北、長江上游、長江下游、嶺南等區域，是長江中下游重要的流通樞紐，也是當時長江上最著名的關口，“糧食、木材、竹料、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在此週轉”（許檀，2000）。
過九江後，因氣候、風向、淺灘等因素，行程稍緩。直到1839年正月初七到達南昌，才重現“居民頗多”的景象。江西南部的水路條件不錯，數條河流在此交匯，帶來了富饒的土地和稠密的人口。元宵時節，林則徐寫到：“自吉安至贛州一帶，米價甚賤，每石千數百文，民情恬樂，賽龍燈甚多。”（沈雲龍，1966：329）
從華北到長江中游的行程看，貿易是影響近代中國城市佈局和人口聚落的重要因素。在貿易路線的交匯處，往往容易聚集人群，形成城市或市鎮，成為傳播網絡中交往、交易和交流的中心。
（三）嶺南
1839年一月十八，林則徐到達江西和廣東交界的大庾嶺。這條山脈曾將廣東和中華帝國的核心區域隔離開來。及至唐代修建了梅嶺通道，廣東和內陸的交通才變得順暢。1757年以後，廣州被指定為唯一口岸，成為商品進入內陸的主要通道。包筠雅（2015：209）考察了清代書籍貿易後指出：“從贛州過梅嶺可達粵北的南雄州，從而到達廣東，這是一條日益流行的線路。”
一月十九早晨，林則徐過梅嶺：
早晨就陸行，十里黃泥港，即望羅亭。又十里亂石鋪，又五里梅嶺塘。上山行，十里至梅關塘，入粵東南雄州界。過嶺以後，皆平路矣。……又十里南雄州城，入東門，出小南門，又出太平門，過橋，至水馬頭行館飯，已向晚矣。是日行百二十里，實止八十餘里。由此赴省，皆下水（沈雲龍，1966：330-331）。
引文中提到的“亂石鋪”，與“驛”略有不同。“鋪”是各省內府州與府州、府州與縣、縣與縣之間的聯繫機構。清代官路即由驛路和鋪路組成；此外，眾多連接驛路、鋪路的地方小路、山路和許多能通舟行船的河流，伸向帝國的腹地，由此形成覆蓋全國的交通網絡。
過了南雄州，陸路再變為水路；又過韶關府城和太平關，自此以下，水路良好，日行約二百里。再幾日，過清遠、三水和佛山等縣，一路暢行無阻。一月二十五，林則徐接近廣州，沿途官員紛紛來見；再行十里至天字碼頭，鄧廷楨、怡良和關天培等人已等候多時。至此，這段縱貫帝國南北三個大區的旅程劃上了句號。
回顧這趟行程，北京與廣東之間隔著不少江河山川，“明代以前，中央王朝在南嶺地區設立的州縣治所，大多是在交通要道上的河谷盆地，稀疏地呈點狀形態分佈”（劉志偉，2016年1月31日）。不過“一口通商”以及地方經濟的發展，使嶺南在1843年成為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三個地區之一。在清代，廣東通過四條貿易線路接入了全國性市場：“（1）西江，向廣西、雲南和貴州的西南貿易；（2）海岸路線，與福建海岸貿易和北方的上海、天津連接；（3）梅嶺隘口，通過南雄府通向江西和長江中游；（4）拓林隘口，通過山脈聯繫湖南和長江中游。”（穆素潔，2009：402）
道路的暢通，“不僅有利於商業的交流，也有利於物種、技術和文化的交流”（本特利，2010：53）。雖然林則徐在行程中，沒有時間閱讀邸報，也沒有記錄新聞，但乾隆時期孫嘉淦的“偽稿案”（詹佳如，2017）與江南地區的“叫魂”現象，均說明清代中國存在一個全國性的信息網絡。當林則徐到達廣州，就開始頻繁閱讀邸報：“三月十六，接京信，並閱邸抄，知此次大考一等四人“（沈雲龍，1966：338）；“四月十三，閱邸抄，知吳退旃告病，何仙槎調司農”（P338）；“五月十七，閱邸抄，知魏麗泉奉旨來京陛見，吳甄甫授閩撫，周敬修調豫撫，朱蔭堂調漕督”（P341）。所記大抵是科舉考試、官員任免等消息，這些加上信函及流言等，就構成了當時社會信息網絡的主要內容。
三
接入全球信息網絡：
在廣州翻譯新聞紙
林則徐組織翻譯《澳門新聞紙》的經歷，需要擴大到全球史的視野予以理解，因為19世紀的廣州已是全球貿易網絡在東方的重要節點。因此，“經由南嶺山地的南北交通，並非簡單地只是把同一經濟體系中的兩個地區聯繫起來，更是連接環南海地區和中國大陸兩個世界性區域的紐帶”（劉志偉，2016年1月31日）。
廣州地處中國南端，秦漢即設郡縣，“自漢唐以來便是中外海上重要貿易口岸，但真正帶動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卻是明代以後中國和西方國家貿易的興起與大規模的沙田開發”（程美寶，2016：32）。明朝是進行全球交往的重要時期，根據麥克尼爾（John McNeill & William McNeill）的描述，1450年到1800年間，地球上的諸民族逐漸成為一個同一的共同體，編織了一個“世界性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海洋上的一條連接東西半球的主幹線路與廣東關係密切：
它從朝鮮、日本和（尤其是）中國南部的眾多港口啟程，經由東南亞的海島，繞過馬來群島，伸入印度洋地區，最後抵達波斯灣和紅海各個港口……印度洋海路通常來說是一個由眾多較小的連接點和作為傳輸和轉折點的港口城市組合而成的聯合體。但它發揮出了一條獨立的商品、思想、技術和疾病傳輸的主幹線的功用（麥克尼爾，麥克尼爾，2011：151）。
林則徐處理的鴉片，主要通過上述海路從印度來到廣州，接入國內的貿易網，再擴散到廣闊的內陸地區。不過，與鴉片共用一條線路、一起到達中國的，還有西方的新聞紙。林則徐之所以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並不是因為禁菸，而是源自他的翻譯活動。對中國新聞史而言，林則徐翻譯的對象不僅有書籍，還有新聞紙，因此別具意義——“翻譯西書風氣，在明季就初見端倪，但通過翻譯報紙瞭解夷情，在此前中國歷史上從無所見”（黃旦，2012）。
本文認為，林則徐禁菸，處理的是世界貿易網中的商品流動，是一舊問題；但譯報，卻接入了一個新的信息網絡，是一新開端。儘管，外國傳教士曾在廣州辦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不過此刊新聞很少，間隔又長；而在華外國人辦的新聞紙，只面向本國人士。林則徐通過翻譯打通隔閡，從而接入一個正在形成的全球信息網，儘管這個接入只停在林則徐這個有限的節點、只擁有一點象徵的意義。
《澳門新聞紙》的新聞來源，跨越了巨大的時空，主要採自《廣州紀事報》和《廣州新聞報》，還有幾則來自《新加坡自由報》。這些新聞的流轉，較為細緻地反映了19世紀初期全球信息網的運作情況。譬如，《澳門新聞紙》第102條是一則關於倫敦的消息，這條消息先由加爾各答的Bengal Hurkaru報道，後被《新加坡自由報》轉載，接著《廣州新聞報》又轉載《新加坡自由報》，最後才被翻譯為中文。新聞的流動隨船隻的運動而行，呈現出早期網絡的那種鏈狀延伸的形態。
正是依靠船隻的運輸和彼此接力，在廣州出版的新聞紙才能轉載到新加坡、印度甚至英國的報紙消息，林則徐依此獲悉英國人對鴉片的態度和有關動態新聞。不過，這個信息網絡的運轉節奏也就是船的速度。依靠船隻和大海航線這一基礎設施，廣州的新聞紙擁有了消息來源，在網絡末端生產出一系列關於現實的知識。林則徐從中譯出部分——主要是中西交涉的內容，指導自己在廣州的行動。從傳播的現代視角看，這種新聞的時效性極差，意義已黯然失色，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卻參與塑造了林則徐對鴉片的處理方式和對世界的新認知。
四
從傳播網絡看鴉片戰爭
林則徐的行程、禁菸和翻譯，可以看作傳播網絡中的一種遠距離交往。林則徐的典型之處在於從北京到廣州的流動，集中展示了當時傳播網絡運作的日常狀態，尤其是權力和商品的流轉，但卻很少有關於英國和鴉片的新聞；林則徐的特殊性在於通過翻譯新聞紙，首次接入了全球信息網，從而獲得“夷情動態”並最終“開眼看世界”。這種內外的反差不禁促使我們思考，為何19世紀前中期的全國性傳播網絡無法回應鴉片戰爭這個重大的現實？
首先是權力網絡和信息網絡的封閉，導致中國人對西方的瞭解“朦朧一團”。與商品可以衝破民族國家的界限不同，道光時期的清朝，無論是官方或民間，都沒有與西方交流的意識。儘管“歷史上的中國並非閉塞的孤島，它一直在注視著中國以外的其它國家”（陳旭麓，2005：27），但是到乾隆後期，中國的這種開放性卻消失殆盡。鴉片戰爭前，英國人曾兩次派使節來華，試圖建立政治上的外交關係，但都未被接納；在廣州貿易的外國人出版了好幾種英文報紙，“組成了一個相互聯繫的英文傳播媒介網絡，形成了在東方的英語輿論空間”（吳義雄，2012：56-57），但清代的信息網絡從未接納過這些報紙。所以，按何偉亞(Hevia，2015：41)的說法，在鴉片戰爭之前，“清與西洋諸國（這是清的記載裡對歐洲的稱謂）的關係是模糊不清的，因為清對歐洲各個不同的國家並無清晰的概念”。
第二，鴉片戰爭暴露了清代幅員遼闊的土地和通訊速度之間的矛盾。馬特拉（2015：6）曾說：“在沃邦時代，交通流動系統的缺乏對法國民族空間的建構仍然是一個主要障礙。”相較法國而言，疆域更為廣闊的中國，依靠建立於前現代交通基礎上的信息傳輸，在非常時期就顯得捉襟見肘。鴉片戰爭時期，雖然清政府的驛站系統運轉良好，但最快的速度也就是“八百里加急”，大臣和皇帝之間的奏摺往來仍要二十多天，許多消息從發出到接收時，戰況已然大變，其結果是“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時間與英軍行動的順序，恰恰相反，其對策也有不得要領之感”（茅海建，1995：167）。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信息網絡的要素限制導致社會傳播的缺乏，從而難以形成輿論。鴉片戰爭除了軍事上的失敗，在政治和文化層面上也是失敗的，因為這場戰爭並沒有促進任何的政治變革，對全國士人的思想意識也毫無影響。彼時，由於缺乏大眾傳媒，信息網絡對時事的傳播，主要依賴口頭交流，“儘管傳播速度驚人，口頭傳播的廣度卻十分有限。隨著距離的增加，需要更多的人傳遞新聞，進一步歪曲的危險隨之而來。……對更分散的人、更不緊急的事或更復雜的環境而言，廣袤的叢林和沙漠都是新聞難以逾越的障礙”（斯蒂芬斯，2014：23）。所以，發生在中國南部的事件，如果只有口耳相傳，那麼“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下的力絀經層層轉述附會，對於京師社會和內陸社會而言，則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傳聞之詞。傳聞之詞不能入人之心”（楊國強，2008：121）。
只有“到了印刷報紙的階段，印刷機才能使囿於一隅的東西變成國家的、歐洲的甚至是世界的東西”（塔爾德，2005：235）。但當時的信息網絡，邸報很少報道此事，也沒有發行像後來《申報》那樣的新聞紙，許多時事難以訴諸文字。因此，從傳播的視角看，鴉片戰爭就是一個局部的、依靠人際交流的事件，其結果是“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員也置身事外”。譬如，新晉的翰林院進士曾國藩就是其中一員，本是留心時事的年紀和職位，但那時的日記卻顯示，每天的主要活動是習字、讀史和作文——“看不到戰爭引起的變化”（茅海建，1995：163）。再如，當時有幾位生活在北京的俄國人，試圖瞭解戰爭情況，卻也沒有渠道，“他們關於對英戰爭的情況，一無所知。中國官員避談此事，而蒙古百姓中只流傳一些關於戰事的模糊傳聞，他們甚至跟誰開戰都不知道”（伊帕託娃，1990）。由上面兩個細節可知，儘管鴉片戰爭意義巨大，但卻未能引起多少關注，信息網絡中缺乏民間創辦的新聞紙，事件就難以廣泛傳播，自然談不上什麼舉國震動或全國性輿論的生成。
五
從1840到1895：
地理、時間與新網絡
從鴉片戰爭看，19世紀前期的中國傳播網絡，缺乏擴散時事、凝聚輿論的力量；而半個世紀後，甲午戰爭引起的震動卻不可同日而語。這其中，有思想意識的重要變化——1840年的中國，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西方到來的真正含義；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情況有所變化，讀書人開始瞭解世界局勢；而1895年敗於日本，又引起一種新的震驚。在另一個層面上，則是傳播網絡的變化。厄裡（Urry，2009：65）指出，網絡的大小或尺寸決定了網絡的力量，其因素有“節點的數量、各節點之間聯繫的密集程度以及該網絡與其他網絡的相互聯繫狀況等”；此外，網絡中的流動物引起的關注亦有不同，“具有不同黏度的這些流體的流動，把複雜性過程中的各種散亂的力量給組織起來”(P76)。就此而言，在1840年到1895年之間，新聞紙的興起，促成信息網絡的顯著變化：地理的擴張、同時性的增強，以及新聞作為新要素所具有的“黏度”——聯結讀者的能力，這三者讓1895年的社會傳播空前活躍。
（一）地理的擴張
近代中國的報刊地理與貿易和城市的變遷同步，而這兩者又和水路息息相關。在19世紀，水路引導了西方國家入侵中國的足跡，也孕育了新聞紙，即如寧樹藩（2003：113）的總結：“在1894年之前，報刊總的流向，是沿海岸、沿長江，由南及北向東西伸展；並以上海為樞紐，將沿海和沿江兩大線點連接起來。”
城市是傳播網絡的節點，“節點通過更多地吸收並更加有效地處理相關信息，增強其在網絡中的重要性”（卡斯特，2009：1）。鴉片戰爭以後，一口通商變成五口通商，增加了傳播網絡中重要節點的數量，後來更多的城市成為口岸，依城市而走的報刊地理也發生了變化，“《南京條約》為新的出版地點作好了安排，它們由廣州向福州、寧波、上海等新開放的通商城市伸展”（寧樹藩，2003：112）。具體而言，廣州是新聞紙登陸中國的地點；鴉片戰爭後，香港在很長時間內扮演了信息集結和發散的中心。1850年代以後，殖民主義逐漸滲入內地，起初是另一個影響很大的節點——上海的興起，1850年代出版的《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等使上海迅速成為“新聞集散地”（馬光仁，2014：23）；爾後，福州、廈門、寧波、煙臺、漢口等，與上海和香港一起，成為1870年代之前，較早擁有新聞紙的城市；到了1895年，新聞紙的分佈已“由點成線”，“上海、香港、廣州、漢口、天津5大城市結合起來，在中國的華東、華南、華中、華北建立起五大報業基地，以此為基幹，再將散佈各地的報業線點聯成一氣”（寧樹藩，2003：115）。由此，中國經濟最富饒、文化最發達的廣大地區獲得了連接。
（二）同時性體驗
同時性是一種現代性經驗。互聯網之所以擁有巨大的影響，其力量之一就蘊藏於網絡的同時性之中。一個事件，可以瞬時流散到每一個節點，這是現代網絡社會的時間特徵，卡斯特（2003：530）稱其為“無時間之時間”（timeless time）。
回到林則徐所在的時代，新聞的節奏和交通還保持著一致，僅有的一份傳教士中文報刊還是月刊，並很少刊載新聞；到了1872年，情況有所變化，《申報》的持續出版，使新聞的週期壓縮到每天；到1884年，《申報》開始使用電報報道中法戰爭，進一步縮短了事件和閱讀的時差；此後，隨著代派系統、發行網絡和交通技術的改善，再加上電報的普及性運用，以《申報》《新聞報》為代表的上海新聞紙擴散消息的能力大大增強。儘管這種同步性與當下傳播網絡的瞬時性還有差距，但已經可以在分散的讀者中引起同時性的議論。
（三）新網絡
信息網絡的結構具有歷史性，隨時間而變動。厄裡（2009：63-64）曾描述：
第一種網絡空間是線性網絡或者鏈式網絡。這種網絡中的許多節點主要以線性方式向外蔓延。第二種網絡空間是星狀網絡或者中心網絡，這種網絡中心的許多重要關係通過一箇中心或多箇中心向外擴展。第三種網絡空間是全信道網絡，在這種網絡中通訊的成功實現主要依靠信息在網絡中同時向所有方向擴散。
對照來看，新聞紙參與塑造的近代中國傳播網絡，主要是前兩種網絡的實踐。起初是連點成線，沿江河延伸發展；1896年以後，報刊又聚集在維新運動周圍，“全國許多報業據點結成片，造成若干具有全國影響的報業地區”（寧樹藩，2003：120）；到了辛亥時期，更是出現了“一省多報”的情況，“報刊地區網點的密集度提高了”（P134），信息網絡也因而具有了星狀的外觀。
同時，新聞紙在網絡中所締結的關係，不再是權力的那種縱向的流動，而是像商品一樣的橫向連接。無論是《申報》《循環日報》還是後來的《時務報》，所追求的均是在社會中建立橫向擴散的人際交往。在19世紀，朝廷對此放任自流，文化與技術的雙重因素，使新聞紙獲得了在網絡中發展的機會。
由此我們可說，新聞紙在時間上是生產同時性、在空間上是擴張水平關係的技術，其織成的網絡對遠距離交往有重要影響，即如厄裡（2009：76）所說：
人們的行動是以當地的信息為基礎的，但是通過無數次的重複作用，這些當地的行動……常常對非常遙遠的地方和人群產生影響。這些由人員、信息、物品、貨幣、影像、風險以及網絡所構成的‘粒子’，在各個地方往來穿梭，由此形成各種各樣的、不穩定的、不可預見的以及常常出乎人們意料的波。
以上是厄裡對當下的“全信道網絡”的描述，不過並不全然是新鮮事。與鴉片戰爭不同，甲午戰爭這則“粒子”，因上海新聞紙在傳播網絡中的流動而產生巨大的“波”：分散於各地的讀書人通過閱讀，幾乎同時知道了戰爭與議和的進程（卞冬磊，2014），這便使他們擁有了時間上的同時性體驗，形成舉國上下的討論交談和情緒共振，為“憂鬱激憤的心情和恥辱無奈的感覺所籠罩”（葛兆光，2010：53）。所謂傳播網絡造成了19世紀兩次戰爭截然不同的社會影響，即在如是的層面上。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1期。
本期執編/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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