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俏蕾，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程楊，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基於薩德事件中我國報紙媒體和公眾問卷調查的相關數據，通過比較媒體報道與公眾認知中的屬性網絡，本研究分析了作為第三層次議程設置的網絡議程設置(NetworkAgenda Setting，NAS)效果。本研究共計收集和分析了680篇新聞報道和538份調查問卷。媒體與公眾議程網絡之間顯著的正相關支持了網絡議程設置模型。研究結果表明，網絡議程設置模型在隱性和顯性層面都顯示出了顯著的解釋力。
一
引言
本研究以薩德(THAAD)事件為個案，收集了中國大陸媒體的相關報道和問卷調查中公眾的相關認知，旨在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豐富網絡議程設置的相關研究。一方面，通過深入分析中國大陸語境下的網絡議程設置，可以進一步拓展議程設置這一源自西方的經典理論在華文傳播領域中的發展。本研究響應了傳播學研究中應對文化和語境因素給予充分關照的號召(Curtin & Gaither，2005;Miike，2007;Sparks, 郭鎮之 & 周慶安，2015;Whetten，2009)。很多傳播學者探討過議程設置理論中的條件因素(Kosicki，1993;McLeod，Becker & Byrnes，1974; Rogers & Dearing，1988;Walgrave & Aelst，2006)，其中國家特徵被認為是議程設置理論和研究中的重要宏觀層面權變因素(contingent factor)(Jochen，2003)。 薩德事件與中國的語境緊密關聯，因而得到了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另一方面， 儘管議程設置理論已歷經50年的發展和演進，仍鮮有以網絡議程設置的視角在中國大陸語境下開展的深入研究。本研究還可以為理解我國公眾對於薩德事件的認知及 其與媒體報道之間的關聯提供現實的依據，為提升媒體的輿論引導和公眾的接受程 度提供可行路徑。
二
文獻回顧
(一)傳統的議程設置研究
議程設置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國科學史學家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金句——新聞媒體在告訴人們怎麼想這一方面可能並不成功，但在告訴人們想什麼的方面卻異常成功(Cohen，1963)。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Donald Shaw)通過開展實證研究，調查了1968年美國大選前夕教堂山鎮選民認知中不同議題的重要性與他們所接觸的大眾媒體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從而驗證了他們關於議程設置的最初假設——媒介議程中的顯著性程度對公眾議程具有重要的影響 (McCombs & Shaw，1972)。議題顯著性從媒體議程傳遞至公眾議程被視作議程設置的第一層次，也被稱為客體議程設置(McCombs，2005)。
隨著研究的深入，議程設置的理論建構獲得了進一步拓展。媒體不僅能夠設置議題重要性的議程，還能夠影響公眾對議題屬性的判斷，即屬性議程設置，或議程設置理論的第二層次(McCombs，Llamas，Lope-Escobar & Rey，1997)。從議程設置的第一層次到第二層次，對於特定議題顯著性如何從媒體議程向公眾議程轉移 的理解進一步深化，媒體不但能成功地告訴公眾“想什麼”，也可以成功地告訴公眾“怎麼想”。
(二)議程設置的第三層次
隨著媒體環境的深刻變革，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不論是客體議程設置還是屬性議程設置，都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借鑑了網絡分析的理論框架，郭蕾和麥庫姆斯提出了議程設置的第三層次，即網絡議程設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簡稱 NAS)。網絡議程設置指出公眾對於議題、屬性，或者議題與屬性二者結合的認知是類似於不同節點相互連接的網絡結構，並非以線性形態排列的(Guo，2015)。
近幾年，網絡議程設置作為第三層次議程設置成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熱點，除了考察和檢驗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網絡化結構的相關性，學者們還對公眾認知網絡結構中的隱性關聯和顯性關聯進行了區分和分析(郗藝鵬，2018;楊璐，2017)。 根據認知心理學的觀點，隱性關聯與顯性關聯的區別主要在於公眾對特定議題要素或屬性關聯的反饋是無意識還是有意識的(Cheng，2016;Greenwald & Banaji， 1995)。由於媒介信息在公眾頭腦中進行有意識的信息處理後可能出現傳輸效果衰減，有研究發現媒介議程與公眾隱性議程的關聯更緊密(Cheng，2016;郗藝鵬， 2018)。
(三)薩德事件與議程設置
薩德，全稱為“末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是美國的陸基戰區反導系統，美國主張在韓國部署薩德，成為薩德事件的緣起。2016年7月8日，美韓兩國正式宣佈，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引發了我國外交部門的強烈抗議;2017年2月28日，韓國國防部與樂天集團簽署了有關確保薩德部署用地的易地協議，隨後我國發生了遊行示威活動，包括抵制樂天和旅遊降溫等現象;2017年3月6日起，薩德相關裝備陸續運抵韓國;2017年5月10日當選的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曾在大選時多次承諾重新審議薩德入韓的決策，但執政後卻採取“戰略模糊”態度(劉辰辰&郭卓婭，2017;呂春燕&徐萬勝，2017;王子涵，王玉輝，王雷&王鑫，2017)。薩德事件的相關議題/屬性隨著時間發生演化並持續受到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因而考察媒體和公眾對此事件的議程和關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薩德事件成為在特定語境中、針對特定事件、檢驗議程設置理論的具體個案。為了檢驗第三層次議程設置，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研究問題一: 關於薩德事件，我國媒體報道呈現出怎樣的屬性網絡?
研究問題二: 關於薩德事件，我國公眾議程呈現出怎樣的屬性網絡?
為了探析媒體和公眾議程網絡之間的關聯，本研究還進一步提出了兩個研究假設來檢驗NAS效果:
假設一:關於薩德事件的媒體議程屬性網絡與隱性公眾議程屬性網絡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假設二:關於薩德事件的媒體議程屬性網絡與顯性公眾議程屬性網絡之間存在著關聯。
三
研究方法
為了探析媒體議程網絡與公眾議程網絡的關聯關係，本文采用了個案分析的方法，以我國報紙對薩德事件的報道和公眾對此事件的關注為焦點進行分析。與以往的議程設置研究傳統一致(Wu & Guo，2017)，本文收集了兩組數據來分析網絡議程設置效果。其中，一組數據為關於薩德事件媒體報道的內容分析，而另一組數據則是公眾對於薩德事件看法的問卷調查。
(一)數據收集
對於媒體報道，本研究通過慧科數據庫(WiseSearch6)進行數據檢索。慧科搜索涵蓋了國內數千份報刊，並提供新聞檢索和全文下載。本研究以“薩德”為關鍵詞，選定“報刊”為媒體來源並以“日報、早報、晚報及都市報、政府機關報、 其他新聞報”為主要媒體類別，以2016年7月8日(美韓正式宣佈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至2017年3月6日(薩德裝備陸續運抵韓國)為時間區間，在慧科數據庫中進行檢索，共計檢索到相關報道10811篇。
對於公眾的態度，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收集數據。為了能夠獲得隱性和顯性的公眾議程，在借鑑了前人研究的基礎上(Cheng & Chan，2015;Guo， 2012;Paxman，2011)，本研究在問卷調查中採用了思維導圖法(mind-mapping approach)的設計。為了輔助問卷調查的設計，本研究首先通過焦點小組訪談法收集了公眾對於薩德事件的看法和表述。考慮到參與者的職業、性別、年齡等方面的差別，焦點小組的前置研究分為五組進行，以職業作為分組的主要考量，每組10人，性別均衡。基於焦點小組訪談中的敘述，研究者整理出一組公眾議程中關於薩德事件的屬性列表。經過將基於焦點小組訪談整理的屬性與媒體報道屬性進行比對，可以發現大量同義或近義的表述，因此經過整合最終與內容分析相同的30個詞屬性列表被用於調查問卷的問題設計中。在問卷的思維導圖法相關題目中，隱性和顯性關聯是分開測量的:參與者首先被要求從30個屬性詞列表中選擇最多10個詞彙用以描述薩德事件，而選出詞彙的共現用以測量屬性間的隱性關聯;然後參與者通過連線的方式在自己選擇的詞彙中將其認為彼此關聯的屬性詞彙用線連起來(Cheng & Chan，2015)，而連線則明確標示出屬性間的顯性關聯。
(二)網絡分析
媒體或公眾議程反映了相關新聞報道或問卷調查參與者如何將關於薩德事件的不同屬性聯繫起來，本研究通過網絡分析的方法來分析和比較媒體與公眾的議程網絡(Guo，2012;Wu & Guo，2017)。軟件UCINET 6被用來進行數據的網絡分析(Borgatti，Everett & Freeman，2002)。在本研究分析的具體操作中，對於媒體議程網絡和隱性公眾議程網絡而言，在同一篇報道中或同一位問卷調查參與者的反饋中任意兩個屬性的共現被認定為這兩個屬性之間存在關聯，而顯性公眾議程則是由參與者主動連線標示出來的。
(三)二次指派程序(QAP)
二次指派程序的方法被用來對媒體和公眾議程網絡之間的對應關係進行統計分析。通過比較兩個網絡中的關係強度和規格，QAP相關分析可以計算出兩個矩陣間的相關程度(Krackhardt，1987;劉軍，2014)。與線性相關分析不同，QAP通過採用序列技術來解決雙值的並元自相關(dyadic autocorrelation)問題，即矩陣中同一行或同一列中的觀測值可能潛在彼此相關的問題(Borgatti，Everett & Freeman，2002)。
(四)網絡可視化
本文采用複雜網絡繪圖軟件NetDraw來進行可視化分析並生成議程網絡的圖示(Borgatti，2002)。本研究採用迭代度量多維標度分析方法(Iterative metricmultidimensional scaling)來測繪每個網絡圖，一個屬性與其他屬性聯繫越緊密，則這一屬性居於網絡越靠近中心的位置;且屬性之間的關聯度越強，則這些屬性在圖示中越靠近彼此。
四
研究結果
(一)媒體與公眾議程中薩德事件的屬性網絡
本文通過生成網絡圖來考察薩德事件中媒體和公眾議程如何將不同的屬性關聯起來。圖中顯示的每一個節點都代表一個屬性，連接任意兩個節點之間的線段表示兩個節點之間的關聯程度，線段越短則兩個節點的關聯越密切。至於特定屬性的影響力，該屬性越是居於網絡圖的中心位置，則其與其他屬性的關聯越多。
通過NetDraw對媒介矩陣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了關於薩德事件的媒體議程 (見圖1)。UCINET中進行點度中心性分析(Network > Centrality > Degree)的結果顯示出一些屬性佔據了薩德事件媒體議程網絡的中心，包括“朝鮮”(點度中心度為1151)、 “政治”(點度中心度為950)、 “朴槿惠”(點度中心度為692)、 “抗議”(點度中心度為554)、 “危機”(點度中心度為537)、“東亞”(點度中心度為448)、“國家安全”(點度中心度為380)、 “中韓關係” (點度中心度為372)、 “挑釁”(點度中心度為371)、 “核武器”(點度中心度為331)、 “國際關係”(點度中心度為313)、 “憤怒”(點度中心度為274)、 “抵制”(點度中心度為248)、 “遏制”(點度中心度為248)和 “理性”(點度中心度為217)。這說明在我國報紙關於薩德事件的報道中，頻繁地將這些屬性與其他內容聯繫起來進行報道。
隱性公眾議程矩陣的可視化分析結果顯示了薩德事件的隱性公眾議程網絡(見圖2)。根據UCINET中點度中心性分析的結果顯示，關於薩德事件，居於隱性公眾議程網絡中心的屬性包括“朴槿惠”(點度中心度為3278)、 “威脅中國”(點度中心度為3227)、“樂天集團”(點度中心度為3188)、“國家安全”(點度中心度為2923)、“中韓關係”(點度中心度為2795)、“限韓令”(點度中心度為2776)、“美國監視”(點度中心度為2569)、“國際關係”(點度中心度為2063)、“陰謀”(點度中心度為2040)、“停止部署/擱置”(點度中心度為1926)、“危機”(點度中心度為1879)、“抵制”(點度中心度為1694)、“愛國”(點度中心度為1413)、“朝鮮”(點度中心度為1395)和“反導彈”(點度中心度為1275)。
對顯性公眾議程矩陣的NetDraw可視化分析顯示了薩德事件的顯性公眾議程網絡(見圖3)。可見，UCINET中的點度中心性分析結果顯示，公眾明確地將屬性 “威脅中國”(點度中心度為444)、“樂天集團”(點度中心度為393)、“中韓關係”(點度中心度為392)、“朴槿惠”(點度中心度為389)、“限韓令” (點度中心度為339)、“國家安全”(點度中心度為335)、“美國監視”(點度中心度為323)、“陰謀”(點度中心度為313)、“國際關係”(點度中心度為263)、“危機”(點度中心度為242)、“抵制”(點度中心度為201)、“停止部署/擱置”(點度中心度為194)、“愛國”(點度中心度為165)、“軍事爭 端”(點度中心度為158)和“挑釁”(點度中心度為156)置於薩德事件議程網絡的中心位置。
因此，通過比較媒體議程與隱性和顯性公眾議程的網絡圖可以發現相似的屬性居於議程網絡的中心位置，包括“朴槿惠”“危機”“國家安全”“中韓關係”“國際關係”和“抵制”。三個圖示直觀地展示出薩德事件的議程網絡，通過比較分析三個圖示也顯示了網絡議程設置的效果。
(二)薩德事件中的網絡議程設置效果分析
QAP相關分析被用來檢測媒體與隱性和顯性公眾議程網絡的關聯。根據表1結果顯示，媒體與公眾議程彼此顯著相關。具體而言，媒體報道屬性的議程網絡與隱性 公眾議程網絡(r = .24, p < .01)和顯性公眾議程網絡(r = .18, p < .01)都呈現出正向的顯著相關。結果顯示出了NAS效果，即媒體議程對公眾理解薩德事件的隱性和 顯性議程都表現出很強的議程設置效果。因此，本文的兩個假設都得到了支持。
五
結果和討論
本研究響應了傳播學研究應加強對語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e)的關注 (Miike，2007;Sparks, 郭鎮之 & 周慶安，2015)，進一步將現有的第三層次議程設置的理論化延伸至對於非西方語境中特定國際事件的考察。自從1968年以來，儘管議程設置理論已經被廣泛運用於分析西方社會背景下的不同事件，但相比之下我國的相 關研究數量仍較有限，且仍集中在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傳統議程設置研究(Luo， 2014)。通過採用個案分析的路徑，本研究考察了中國語境中針對薩德這一特定國際事件的議程網絡，來檢驗第三層次的議程設置，對於拓展第三層次議程設置理論的現有研究疆域具有一定的貢獻。儘管與西方語境下的媒體政策和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存在差異，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網絡議程設置在中國語境下同樣存在併發揮著作用。由於結合了中國語境下的具體個案進行考察，本文的研究發現可以與現有的西方社會背景下的研究進行比較，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析議程設置過程中政治、文化、國際關係、媒體景觀等元素的作用(Blumler，1983)。本研究的結果還表明，儘管網絡媒體和社交媒體影響的日益增長，對於薩德這樣的重要國際政治事件的理解報紙作為傳統媒體在我國仍發揮著很強的影響力——我國報紙議程網絡與公眾議程網絡之間 存在顯著且正向的相關性。後續的研究還可以進一步探討傳統媒體、社交網絡平臺等數字媒體，以及公眾之間複雜的議題/屬性互動與影響(楊璐，2017)。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進一步拓展了前人關於網絡議程設置的研究，對第三層次議程設置中公眾的隱性和顯性議程進行了區分和考察。儘管認知心理學的觀點為公眾議程的隱性和顯性做了理論區分和假設(Greenwald & Banaji，1995; Guo，2012)，但目前關於公眾隱性和顯性議程的測量與分析的實證研究非常有限 (Cheng，2016)。本文的一大貢獻在於具體測量了中國大陸語境中公眾的隱性和顯性議程，而隱性與顯性公眾議程都與媒體議程高度一致的結果則有力地證實了第三層次議程設置效果的存在，即在隱性和顯性兩種思維層面上，媒體議程網絡都與公眾議程網絡呈現出正向的顯著相關，進一步充實了網絡議程設置理論(楊璐，2017;Cheng，2016;Guo，2012)。與前人的研究發現一致(Cheng，2016)，媒體議程網絡與隱性公眾議程網絡的關聯要高於顯性公眾議程網絡，這表明媒介信息在公眾頭腦中進行有意識的信息處理後可能出現效果衰減，因此與有意的、直接控制的顯性公眾議程相比，媒介議程與無意識的、自動的隱性公眾議程的相關程度更高。可見，輿論引導過程中，通過細分公眾腦海中的隱性和顯性思維模式及元素關聯，可以理解公眾對信息的認知處理及其效果衰減，從而更加細緻地考察媒體在哪個層面、如何影響公眾的思維，以及如何更加有效地進行輿論引導(Cheng， 2016;Vargo et al.，2014;Vu，Guo & McCombs，2014)。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9期。
本期執編/李婧文
訂閱信息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也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
此外，編輯部還存有少量過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們或發郵件至 [email protected] 與我們聯繫哦！
閱讀更多 國際新聞界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