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開彬，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研究領域包括組織傳播、健康傳播、跨文化傳播及修辭批評。
萬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6級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健康傳播。
本文得到武漢大學引進人才項目基金1104-600400001的支持。
“隱喻(metaphor)”的詞源來自古希臘語metapherein，其中meta的意思是“超越”，pherein的意思是“轉移”。隱喻概念的核心，是意義的“轉移”或“投射”。它的功能是將此事物的某些特徵映射到彼事物上，使得人們通過某個領域的經驗來認知另一個領域，從而形成某種態度，並採取相應的行動。總而言之，隱喻是藉助一個相對具體、熟悉的概念域去闡釋或理解另一個相對抽象、陌生的概念域。隱喻批評是修辭批評與批判傳播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隱喻不僅僅是語言的裝飾，更是說服與論點表達的重要手段。隱喻對於我們瞭解修辭者的動機與受眾所處的社會現實能夠提供洞見，核心的隱喻可以成為特定話語語篇的主導性說服要素。
一
研究緣起
從1984年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衛生改革到2009年開始推行的新醫改，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醫療事件急劇增加，其間甚至出現“傷醫殺醫”的極端事件，如2012年“哈爾濱殺醫案”致醫生一死三傷，2013年“溫嶺殺醫案”致醫生一死兩傷，2014年的“齊齊哈爾殺醫案”，2015年的“靖江殺醫案”和2016年的“邵東殺醫案”各導致一名醫生死亡......這些極端事件隨之催生了我國醫療衛生系統各種奇特的應對措施——深圳醫務人員戴頭盔上班，上海醫生組團習武，各地醫院紛紛增加保安數量。
這些醫患矛盾被媒體報道之後，引發了公眾的熱議和思考，同時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筆者在閱讀有關醫患矛盾的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論時，發現新聞評論中蘊含著豐富的隱喻，但是隱喻在健康話語中的廣泛使用並沒有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健康話語中隱喻的使用如何幫助讀者理解和認識醫患矛盾，它們又強調和遮蔽了醫患矛盾的哪些方面。
二
研究背景
（一）隱喻的特性及其在報紙與醫療健康中的應用
1.隱喻的特性
在西方修辭學相當長的歷史中，隱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詩意的想象力和修辭學蓬勃發展的載體。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隱喻被視作語言特有的本質特徵，而非思想或行動方面的問題(Lakoff & Johnson，1980:3)。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古典修辭理論將隱喻歸於修辭五藝(取材、佈局、風格、記憶、發表)中的“風格”。但自二十世紀早期，這一觀點得到了修正和擴展。美國當代修辭學家、新修辭學領軍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通過對修辭格的“最終效果”的探索(超越於古典修辭學的“即場說服效果”)，發現隱喻對社會、政治以及知識體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他認為，隱喻在本質上不是語言的裝飾，而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工具(Burke，1945:503)。
著名語言哲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馬克·約翰遜(MarkJohnson)在其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首次提出概念隱喻理論。他們認為，人類的概念體系是“由隱喻界定和建構的，人類的思維過程主要是隱喻性的。”(Lakoff & Johnson，1980:6)。按照萊考夫和約翰遜的理論框架，隱喻分為始源域和目標域兩個領域，其實質就是實現從一個耳熟能詳、容易理解、具象化的始源域到一個不熟悉、難理解、抽象化的目標域的映射過程。目標域的實體、屬性和認知過程在始源域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依據人類最基本的經驗結構，始源域與目標域有著共同或類似的結構。始源域的某些特徵通過映射，使目標域獲得相應的特徵。始源域和目標域中兩種本不相關的事物，因為特徵的投射而融合成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整體(王曉俊，2013:12)。
布斯總結了從亞里士多德到理查德·懷特利(Richard Whately)的隱喻評價標準，並提出評價隱喻的五個標準，即活躍(active)，簡潔(concise)，適當(appropriate)，適合觀眾(accommodated to the audience)，建立修辭者的人格(building ethos for the speaker)。活躍的隱喻賦予抽象的事物以活力和生機;簡潔的隱喻在於運用盡可能少的語詞傳遞儘可能豐富的內容;適當的隱喻則要求隱喻的使用與其語境及勸服任務匹配;適合觀眾則是指隱喻要適應觀眾的喜好;建立修辭者的人格是指隱喻要建立起修辭者的可信度(Booth，1978)。
2.隱喻在報紙及醫療健康方面的應用
國外學者也對報紙新聞文本中的隱喻進行了研究和分析。梵·迪克(Teun AVan Dijk)曾提出，在世界大部分地區，由於報紙普及，新聞文本已成為研究隱喻用途的重要載體，報刊上所使用的隱喻在影響輿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VanDijk，2002:108-120)。蒂娜·凱倫梅爾(Tina Krennmayr)認為，隱喻是新聞語言的一部分，它在新聞報道中出現的頻率比在小說、日常會話中更高。人們研究報紙上的隱喻，是因為它們擁有修辭或意識形態領域的力量。凱倫梅爾強調了報刊中隱喻的情境化特徵，通過研究新聞文本嵌入的情境，深入的話語分析有助於凸顯隱喻的功能(Krennmayr，2015)。
隱喻的使用不僅可以促進人們對健康問題的理解，還有助於醫務人員討論各種複雜和不確定的疾病問題。安納托爾·布羅亞德(Anatole Broyard)指出，運用隱喻來解釋疾病是必要的，它們至少能降低對醫療術語理解的難度(Broyard，1993)。艾洛利嘉(A. Arroliga)等學者的研究發現，醫生通過使用隱喻來增加患者對複雜醫療程序的理解(Arroliga，Newman & Longworth，2002)。塔利(J.Talley)發現，科學類、文化類和公民類的隱喻被廣泛應用於健康素養的推廣上(Talley，2016)。
部分國外學者也研究了隱喻在醫患關係中的應用。貝爾賽克等人(A. E.Beisecker)研究了家長式和消費主義的隱喻在描繪醫患關係中的用途(Beisecker &Beisecker，1993)。他們指出家長式的隱喻將醫患關係視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認為醫患關係具有以下特點:醫生占主導地位，控制決策過程，對患者有救治的義務;患者處於服從地位，接受醫生診斷和治療。消費主義的隱喻則將醫患關係概念化為買賣關係，受過良好教育和掌握更多信息的患者要求更多地參與醫療決策，醫生被認為是服務提供者，醫患間的關係不是靠信任而是靠各自的責任維繫。瑞薩(C. E. Reesa)和耐特(L. V. Knightb)的研究發現，戰爭、機器、市場等隱喻在醫患關係話語中使用普遍。例如，戰爭隱喻投射出醫患之間對於醫學專業知識的認知障礙問題，從而導致醫患的立場不同(Reesa，Knightb & Wilkinson，2007)。
（二）現實情境：我國的醫療改革和醫患衝突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內有關醫患糾紛的研究穩步增長。研究發現，醫院和病人的衝突源於以下原因:(1)由於醫療改革市場化和國家投入資金不足，醫院從非營利性轉為營利性，導致醫療費用迅速上漲，從而引起患者不滿和憤怒;(2)醫務人員的“家長式”態度和醫生的繁忙程度，使得醫患溝通不充分;(3)高昂的醫療費用也增加了患者對治療效果的期望值;(4)一些醫生訓練不足或疏忽導致誤診誤療;(5)醫院和調解機構沒有妥善處理患者的投訴;(6)患者自身的問題和不適當的行為(常健，殷向傑，2014;段桂敏，餘偉萍，李家偉，2016;高金慶，馬旭之，楊威，2011;朱力，袁迎春，2014)。
三
研究方法和語料選擇
筆者選擇《人民日報》《南方都市報》《華西都市報》《新京報》《東方早報》等五份報紙進行文本分析。筆者將搜索的時間節點設定在2001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將“醫患矛盾”和“醫患衝突”作為搜索詞，利用CNKI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選擇《人民日報》作為來源報紙，搜到相關評論共33篇;利用《南方都市報》官網搜索引擎搜到25篇相關評論;筆者設定相同時間節點，用“醫患矛盾”或“醫患糾紛”和“華西都市報”在百度新聞中進行搜索，搜到26篇相關評論;利用《新京報》官方網站搜索引擎搜到10篇相關評論;用“醫患矛盾”或“醫患糾紛”和“東方早報”在百度新聞中進行搜索搜到15篇相關評論。此後，筆者用隱喻出現的頻率和比喻的強度作為標準，對搜索到的文本進行篩選，分別得到有效文章《人民日報》23篇，《南方都市報》19篇，《華西都市報》16篇，《新京報》9篇，《東方早報》15篇，共計82篇，主要原型隱喻146個。
四
研究結果
筆者通讀全文，剔除非隱喻文本，保留所有隱喻及其載體，並對切割出的隱喻載體進行隱喻歸類，其中使用最頻繁的包括疾病隱喻30個，戰爭隱喻28個，人體隱喻25個，金錢/買賣隱喻22個，方位隱喻18個，家庭隱喻12個，火的隱喻11個，這些隱喻共計146個。首先，筆者選擇出現頻率最高的比喻類型——概念隱喻，來揭示隱喻文本中呈現出的最重要的客觀事實。其次，筆者明確醫患矛盾是本文的隱喻主體，因此本文側重於分析醫患矛盾如何由不同的喻體來映射。同時，喻體的選擇也反映了修辭者從不同的視野出發，為讀者構建了怎樣的世界。最後，筆者根據隱喻使用頻率由高到低的順序歸類分析如下。
（一）疾病隱喻及其分析
疾病作為一種普遍的自然現象和生理現象，是人生“生、老、病、死”過程中的重要一環，作為一種基本思維方式的疾病隱喻很自然地在醫療衛生領域得以使用。筆者在切割隱喻文本的過程中，發現醫患矛盾、醫患糾紛中有關疾病隱喻的應用比較普遍，通過語料分析，筆者將始源域(疾病認知域)與目標域(醫患矛盾)之間的對應關係梳理如下:
在“疾病——醫患矛盾”的隱喻中，疾病在治療過程中的邏輯投射到“醫患矛盾”後，治療疾病需要在醫院這個場域中依靠醫護人員來進行。因此，“醫患關係”有了“病”，就必須在現實語境中找出“病因”，並“對症下藥”，即準確把握醫患關係的現狀，重塑兩個群體之間的信任關係等“藥方”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醫患矛盾。“醫患關係之病”與“裂痕”是醫患矛盾在當前語境中衝突和鬥爭的投射，意指醫患雙方或者相關機構在調解的過程中，可能遭遇各種障礙，但只要相關政策出臺並“對症下藥”，當前相對激烈的醫患矛盾雖難以做到“藥到病除”，但應該會逐步緩解，新醫改政策也會穩步向前推進。通過分析，疾病概念隱喻構建的始源域，其構成要素及內部關係都映射到醫患關係的目標域中，人們能夠運用“可治療治癒”的疾病隱喻來改善醫患關係。
（二）戰爭隱喻及其分析
筆者在切割隱喻文本的過程中，發現醫患矛盾、醫患糾紛中有關戰爭隱喻的運用也比較普遍，通過語料分析，筆者將始源域(戰爭)與目標域(醫患矛盾)之間的投射關係列表如下:
戰爭與醫患矛盾在概念和結構上較多的相似之處，因此戰爭隱喻也被廣泛運用於醫患關係領域中，比如都有尖銳的利益或矛盾衝突，敵我雙方的強烈對抗在一定的場域內都有發生、發展和結束的過程，並且整個過程中包含激烈的情感衝突，都具有一定的時間節點，如國內媒體關於醫患矛盾的新聞報道源起於二十一世紀初，集中於2009年新醫改之後。
（三）人體隱喻及其分析
通過語料分析，筆者將始源域(人體)與目標域(醫患矛盾)之間的投射關係列表如下:
（四）金錢/買賣隱喻及其分析
筆者在分析隱喻文本的過程中，通過語料分析，將金錢/買賣隱喻中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映射關係列表如下:
（五）方位隱喻及其分析
通過語料分析，筆者將方位隱喻中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對應關係列表如下:
（六）家庭隱喻及其分析
筆者在分析隱喻文本的過程中，將家庭隱喻中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語義對應關係列表如下:
（七）火的隱喻及其分析
在漢語中，火的廣泛利用是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火”的內涵十分豐富，與日常生活的聯繫比較緊密，對人們認識世界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筆者在分析隱喻文本的過程中，將火的隱喻中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語義對應關係列表如下：
五
總結
本文嘗試將隱喻修辭批評引入到分析具有中國特色的醫患矛盾的新聞實踐中，並深入修辭者所處的社會語境中去分析和理解相關隱喻的作用。研究發現，在有關醫患矛盾的新聞實踐活動中，修辭者巧妙地運用隱喻的“過濾器”功能來引發、影響和引導公眾輿論，對我國醫療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醫德醫風的建設等問題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力。另一方面，面對醫患矛盾這樣較為複雜的社會現象，新聞可以通過隱喻系統來建構受眾的認知框架和新聞感知。隱喻的替代和強調作用，使得相關隱喻凸顯的內容更易被受眾理解和接受，認識到醫患矛盾的複雜性，同時也可以相對淡化醫患矛盾——“醫患本是一家，疾病才是他們需要共同戰勝的敵人”，進而影響公眾對待醫患矛盾的態度，並影響到他們在就醫時的行為。本研究發現的戰爭、疾病、家庭、火等七個隱喻都具有跨越不同文化、不同歷史時代的原型隱喻的特徵，但是，由於它們所描述的醫患矛盾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醫療改革的產物，所以形成了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特點及當今時代烙印的隱喻語言。本文一方面驗證了Lakoff & Johnson認知概念隱喻理論的可行性，同時，也揭示出對隱喻的研究必須納入情境性文化分析的路徑。總而言之，本研究重點分析了中國主流報紙在評論醫患矛盾的新聞實踐時所使用的戰爭、疾病、人體、金錢/買賣、家庭、方位和火的隱喻，發現這些隱喻彼此滲透、相互勾連，共同建構出新聞實踐與客觀世界間的橋樑，併合力描述了我國當前醫患矛盾的新聞景觀。它們一方面強調了醫患間的合作是緩解醫患矛盾的關鍵，同時也遮蔽瞭解決醫患衝突的更重要的醫療體制方面的原因，例如政府對醫保資金投入不足，醫療機構和醫生過度追逐金錢利益，以及保護患者權利的有效機制缺失等。這些隱喻的使用，包括部分複合隱喻的使用，體現了“家和萬事興”與“和為貴，鬥則兩敗俱傷”這兩個核心的原型隱喻和中國的社會價值觀，符合隱喻的簡潔性與活躍性原則，也符合隱喻必須與語境相適當的原則以及適合觀眾的原則，並建立起了修辭者如同家長一樣在真正關心這一問題的修辭者人格。由此可見，隱喻的使用確實有助於修辭者將複雜的問題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給受眾，另一方面，隱喻分析也有助於受眾更充分地認識修辭者所試圖強調和遮蔽的方面。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1期。
本期執編/李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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