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秀芹，教授，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吳海謐，經理，廈門十點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蔣莉，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
與傳統的電話、書信等人際溝通媒介相比，數字媒介具有空前的互動性、隨身性、多媒體性，這為我們的人際互動創造了新的交流情境，重新構造了當前的家庭及社會關係模式。在這新模式構建進程中，“成人初顯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本研究使用紮根理論的方法，基於來自親子雙方對偶的訪談數據，以溝通隱私管理理論為基礎，探討了在地理位置上處於兩地分隔狀態下的成人初顯期子女及其父母之間利用微信、QQ等數字媒介進行溝通的進程及其影響。
一
引言
家庭成員之間利用數字媒介進行溝通已然成為常態（張煜麟，2015）。與傳統的電話、書信等人際溝通媒介相比，數字媒介具有空前的互動性、隨身性、多媒體性。第一，互動性。數字媒介帶有即時交互、即時反饋的特徵，這一特徵鼓勵了信息的創造與表達。第二，隨身性。數字媒介具有更廣闊的覆蓋面，也更為便攜。第三，多媒體性。數字媒介能夠將文字、圖片、聲音、視頻等多種媒體集成到一個平臺上，人們得以聚合多種媒體達成一個溝通任務。數字媒介的這些新特點為我們的人際互動創造了新的交流情境，重新構造了當前的家庭及社會關係模式。
二
文獻綜述與相關理論介紹
一、數字媒介與家庭溝通
在針對青少年的研究中，互聯網既對青少年的成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又帶來了家庭溝通中內部權力的轉移。朱秀凌（2015）通過對福建漳州352箇中學生家庭的704位親子成員的問卷調查及33對親子的深度訪談，以“數字代溝”為理論框架，呈現了手機媒介在家庭生活中的應用圖景，指出了新媒體時代家庭權力關係從單向權威向雙向權威的轉變。何志武和吳瑤（2015）以約書亞·梅羅維茨的媒介情境論為框架分析了新媒體對家庭互動的影響。在父母方面，研究者發現，父母對於互聯網的運用遠沒有青少年那般廣泛和熟練，但對孩子仍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二、成人初顯期
本研究選定處於“成人初顯期”（18-25歲）的群體為研究對象，出於以下原因。
第一，從定義上來看，“成人初顯期”人群是一個含義清晰，目標明確的群體。處於成人初顯期的人群的社會角色相對青少年而言更為獨立，同時又不像成年人一般需要承擔各種社會責任，因而他們可以自由地探索在愛情、職業以及世界觀方面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第二，從特徵上來看，處於成人初顯期的人群在人生的最佳成長階段，面臨著自我內在的衝突挑戰和與原生家庭的複雜關係。
第三，成人初顯期人群是互聯網的積極使用者和內容生產的生力軍。成人初顯期人群從思維模式、溝通習慣到生活方式都打下了互聯網時代的深深烙印，他們也常常是父母這輩人開始接觸互聯網，並用數字媒介溝通的直接原因。因此，從成人初顯期人群入手研究數字時代的家庭溝通，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三、溝通隱私管理理論
溝通隱私管理理論（communication privacy theory）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論框架。本理論指出，在個人的人際關係及社會交往中，在面對他人自我表露的同時，個人還存在著隱私管理行為。“自我表露只有在與隱私的關聯中才有意義。”本理論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第一，個體相信自己擁有對隱私信息的控制權力。
第二，個人通過設立隱私邊界來管理自己的隱私信息。
第三，隱私規則，協商共有與隱私紊亂。
四、隱私管理理論適用於成年初顯期人群的家庭溝通與隱私管理
隱私溝通管理理論在家庭溝通的研究中具有良好的應用性。Petronio(2002)認為，每個人的隱私規則都極為不同，家庭對於個人構建隱私規則有著極大的影響。國內學者已經嘗試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但是多數研究只基於家庭成員中的父母或是子女的單方面進行，而少有同時研究父母和子女雙方面感受的研究。
五、數字媒介背景下開展現代中國家庭溝通研究的必要性
在西方，家庭代際傳播已經是傳播學中的成熟分支，但在與西方國家有著大相徑庭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中國，已有的家庭“隱私邊界”及代際互動研究卻難以直接套入中國家庭的溝通模式中。全球化發展趨勢、親子地域上分離、數字媒介在家庭溝通中的廣泛運用等現象對親子之間圍繞隱私空間進行的互動與協商帶來了怎樣的衝擊和影響呢？中國現代家庭中的隱私和個人空間問題值得關注。
六、本研究設計
本研究擬採用定性研究方法，從親子雙方視角揭示中國成年初顯期人群在數字媒介環境下的家庭溝通模式及其隱私管理方法，並且揭示家庭溝通對父母子女雙方關係及每位成員心理的影響。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結構化訪談對處於成人初顯期的人群及其父親或母親進行訪談，收集第一手資料，採用質化研究中的紮根理論方法以更有效地探討這一議題的輪廓。
一、深度訪談
研究者共對30個家庭進行了訪談，對每個受訪家庭，訪談一名子女及其父親或母親。30個家庭中，其中13個家庭訪談了母女；6個家庭訪談了母子；6個家庭訪談了父女；3個家庭訪談了父子；其餘2個家庭只訪談了子女。30個家庭中臺灣家庭有7個，大陸家庭23個。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共得到58則訪談錄音，並將其整理成為近20萬字的原始訪談資料。
二、編碼
本研究共獲得2518個初始編碼。將2518個初始編碼劃定為離家認知、溝通內容、溝通方式、溝通變化、社交軟件的使用及家庭互動、禁忌話題及處理、溝通心理七個主範疇。將與主題關係不大或是比較明顯地體現了社會稱許性的編碼刪除，餘下476個軸心代碼。
三、資料分析
經過反覆的聚焦式寫作以及資料分析，將476個代碼依據邏輯關係聚合，得到31個亞類屬。再將這31個亞類屬聚合，得到家庭成員的媒介技術和心理特徵、數字化媒介、家庭成員間的溝通行為、對溝通工具屬性的認知和選擇、家庭成員間社交媒體進入和互動、父母對子女SNS自我表露的干涉及子女隱私管理、溝通方式的變化模式、雙方關係改善和成員心理變化八個核心類屬，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成年初顯期子女與父母數字化溝通類屬一覽表
四
理論抽樣與建構理論
理論框架如下圖所示。
圖1 成年初顯期子女與父母溝通模式的理論框架圖
以上理論框架圖揭示了在成人初顯期子女離開原生家庭獨立生活的階段，家庭成員之間通過集成了多媒體功能的數字化媒介的溝通，與父母和孩子順利度過此階段，獲取同一性之間的關係。
一、成年初顯期家庭成員使用媒介技術和心理特徵
根據溝通時的心理狀態和彼此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本研究將家庭成員的屬性分為二個維度，即媒介技術屬性和心理特徵屬性。
1. 媒介技術屬性
在利用數字媒介的家庭溝通中，子女總是技術領銜的那一方。在父母方面，父母的媒介技術屬性主要表現在父母的電腦技能以及他們能否成功掌握數字化媒介的使用方法。一般而言，學歷水平高的家長會表現出更好的技術獨立性。如23號家庭，擁有碩士學歷的家長表示：“我比女兒還先用微信呢。”而其他幾位擁有小學或中學學歷的家長在論及數字媒介時卻屢屢表示許多功能自己還未掌握。同時，與子女關係密切的父母也能表現出越來越強的數字媒介素養。
2. 心理特徵屬性
在父母一方，父母的心理特徵主要表現為他們是否在訪談中表現出希望子女留在身邊的傾向和期待。在子女一方，則可以分為依賴、獨立、疏離、衝突四個狀態。一般而言，獨生子女家庭以及成人初顯期前就已經有過不長期共同居住經歷的家庭成員間會表現出更高的心理獨立性。此外，對於人生觀價值觀已經固化的非數字時代原住民的父母而言，接受互聯網時代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混同的傳播方式，對他們的心理也是一種挑戰，部分家長表現出了心理上的無所適從感。
家庭成員的使用媒介技術和心理特徵是隨著家庭溝通的長期互動過程改變和成長的，並對整個家庭溝通進程都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包括家庭成員的媒介選擇、溝通內容、溝通頻率、溝通滿意度，以及（對有社交網站溝通的家庭而言）社交網站的溝通情況。同時，以上因素也會反過來影響到家庭成員的使用媒介技術和心理特徵。
二、溝通媒介
溝通媒介是成人初顯期離開原生家庭的子女和父母之間的主要溝通工具，包括電話、短信等傳統溝通媒介和QQ、微信等數字化溝通媒介。
1. 傳統溝通媒介 電話是本研究受訪者報告數量最多的媒介，只有一個家庭表示短信是目前該家庭溝通的主要方式；沒有家庭表示目前仍在使用書信等傳統文字媒介溝通手段。
2. 數字化溝通媒介
本研究的受訪者報告的數字化溝通媒介按功能可分為兩大類，即時通訊和社交媒體。
總體而言，雖然電話仍是現代家庭中的主要溝通媒介，但數字化溝通媒介在家庭中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數字化溝通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成人初顯期子女和他們父母的溝通隱私管理模式，衝擊了傳統的家庭隱私邊界，甚至重塑了家庭的隱私規則。
三、即時通訊部分的家庭溝通及隱私管理
在即時通訊層面，家庭成員間的溝通包括了溝通行為及溝通策略兩個方面。
1. 溝通行為
溝通行為包含溝通內容、溝通的頻率及時間長度兩個維度。溝通內容又包括一般話題、深度話題以及敏感（禁忌）話題及三個維度。
與一般話題不同，媒介，尤其是數字媒介，在家庭深度話題的交流中開始明確地體現出“製造隔膜”和“消解隔膜”的雙重功能，部分家庭成員表示數字媒介有利於成員間的深度交流，而部分家庭成員則表示數字媒介不利於深度話題的溝通。
2. 溝通策略
溝通策略分為被訪談者對傳統媒介和新媒介的認知，以及他們對溝通媒介的選擇因素兩方面。被訪談者對傳統媒介和新媒介的認知包括媒介渠道、使用心理、溝通時間、溝通內容及功能。相對傳統的電話媒體而言，數字化新媒體擁有更強的經濟性；更豐富的媒介渠道；大大利於隱藏和粉飾雙方交流情緒的可編輯性以及能夠滲入使用者生活方方面面的隨身性。
從家庭成員對溝通媒介的選擇中可以看出，媒介形態的進步並不一定能在短時間內換來使用者的高度擁躉。相當數量的父母仍然會選擇傳統的電話溝通媒介，特別是在情境緊急、需要直接溝通的場景下。一方面，傳統電話媒介的直接性、溝通的儀式感以及不加隱藏和矯飾的溝通特性成為其獨有優勢。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媒介使用習慣也是他們選擇傳統電話媒介的重要因素。這又一次體現了家庭成員的個人因素與媒介選擇的雙方面影響。
四、家庭成員社交媒體的進入和互動
“在青少年互聯網行為的研究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青少年們都聯合起來保護他們的在線隱私，不是防止其洩露於陌生人，而是洩露於父母（Boyd，2007）。”此時溝通隱私管理便成為了一個重要問題。
基於訪談數據，家庭成員在社交網站微妙的互動過程可以被分為“進入社交網站前—進入（調整）—進入後”三個階段，具體表現為父母對子女社交網絡中自我表露的干涉，子女的隱私管理以及家庭溝通中的模式變化和邊界重構，並可以利用溝通隱私管理理論進行解釋。
1. 進入前階段
在父母進入前，孩子們把自己的朋友圈或Facebook主頁等社交網絡當做自己的隱私領域。而父母由於對互聯網的接觸較少，往往沒有意識到社交網絡空間對孩子們意味著什麼，積極地要求進入這個領域。面對有意無意“入侵”的父母，一些子女會覺得不適。但在溝通良好的家庭中，子女還是體諒了父母想要與自己更親近的心情。也有子女直接拒絕父母進入這個他們視為隱私的領域。
2. 進入調整階段 經過種種博弈，父母終於踏入社交媒體這個子女的“隱私領域”。為了在尊重父母權威、維持良好關係與保護自己的隱私領域之間平衡，子女會進行一系列反應。父母的突然進入對子女而言也會引起隱私規則的短暫混亂，他們會開始用屏蔽、分組、秒刪朋友圈之類的行為來調整隱私邊界。而父母往往習慣於用線下溝通的方式對孩子的社交媒體表達進行干預。
3. 進入後階段 隨著雙方溝通的進展，子女接受了父母進入自己的社交網絡空間這個事實，父母也承認了要適應子女的成長以及數字媒介環境中全然不同的家庭溝通形式，家庭成員之間逐漸建立起了適應數字化時代環境的全新家庭溝通模式。子女一方面接受了社交媒體表達中父母的“在場”，並在發佈信息時對內容表達採取相應的策略，另一方面，也通過對父母進行分組等行為來管理自己在社交網絡上的信息。
對於父母而言，一方面，他們對於進入子女的社交軟件平臺有著期待和好奇，同樣也有羞澀和顧慮。另一方面，父母往往對虛擬的自我表露和現實生活中自我表露的界限模糊不清，所以，子女在社交平臺上的稍帶有誇張化的表現尤其地牽動著他們的心。
五、溝通模式及雙方心理的變化和改善
利用數字媒介的家庭溝通帶來了溝通模式和雙方心理的變化和改善。雙方關係的調整和彼此人格上的成熟用Erickson的人格發展及同一性理論解釋，便是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的獲得。在不同的人格發展階段，個體通過解決該時期面臨的特殊矛盾與衝突，獲取同一性，完成個人一生的追求。
對處於再生力停滯時期的父母而言，數字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密切了他們與子女的溝通聯繫，他們獲得了生命的延續感。他們或許變得更依賴子女，或許是給予子女更大的獨立與自由。或者，最良性的結局，就是在藉由數字媒介而密切了的溝通中，與子女建立親密而獨立的關係。對處於親密對疏離時期的子女而言，他們體現了發展親密感的不同方式。或許是在理解父母之後更安心被他們依賴；或許是在父母處獲得更大的自由，從而與他人建立親密感；再或許，也是與父母建立親密而獨立的關係。
從相互依賴到相對獨立，或是依賴的天平從父母這方轉移到子女這方，這個進程是個人在畢生發展中必須面臨的危機與衝突，也是個人成功延續其同一性的契機。在這個進程中，依靠媒介的家庭溝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五
討論與結論
一、本研究的結論
第一，全球化發展趨勢、親子地域上分離、數字媒介在家庭溝通中的廣泛運用等現象對親子之間圍繞隱私空間進行的互動與協商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影響。扮演著越來越重要溝通媒介角色的數字化新媒體擁有更強的經濟性，更為豐富的媒介渠道，更加利於隱藏和粉飾雙方交流時情緒的可編輯性，以及能夠滲入使用者生活中的隨身性。這些特性，使父母在子女允許的界限範圍內對異地子女的周遭狀況有了更為立體化的瞭解，而子女也在爭取個人空間的努力中，被賦予了更大的話語權，在求學、工作、情感等方方面面具備更強的選擇權。
對於父母而言，在“進入社交網站前—進入（調整）—進入後”三階段的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成員之間逐漸建立起了適應數字化時代環境的全新家庭溝通模式。對於子女而言，他們一方面接受了社交媒體表達中父母的“在場”，並在發佈信息時對內容表達採取相應的策略，另一方面，也通過對父母進行分組等行為來管理自己在社交網絡上的信息。總體而言，在“製造隔膜”和“消解隔膜”的進程中，家庭圍繞隱私空間進行的互動與協商被重塑。
第二，數字媒介影響下的隱私邊界的重塑與改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當代中國家庭情感連接的模式。
首先，雙方的數字鴻溝被縮小。其次，家庭親密感得以維繫。數字媒介的低侵入性和多媒體特性為親子雙方營造了更為真實的“虛擬陪伴”氛圍，甚至，它的可編輯性在一定程度上還降低了代際溝通中的情緒化和不安感。最後，弱化了的傳統家庭權威。
第三，家庭情感連接提高了當代中國家庭中的同一性，強化了自我認知。對於處於再生力停滯時期的父母而言，數字媒介不止密切了子女與他們的溝通聯繫，還有利於父母維持自己的社會關係，瞭解當代社會文化，保持自我更新的能力，從而免於停滯感帶來的挫敗感及對子女的過分依賴，獲得了生命的延續感。對於處於親密VS疏離時期的子女而言，親子之間逐步建立起了更為平等的關係。在較少言及“自我”的中國家庭中，數字媒介促進了家庭成員關於“自我”的理解與思考。
二、本研究的貢獻、不足和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製作出數字媒介在家庭溝通中起到作用以及家庭溝通流程的模型圖。這對於中國文化經濟及媒體生態而言，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都作出一定貢獻。然而，本研究只是建構了一個基本的過程，對於家庭溝通中的特殊情況還未涉及。其次，本研究的的樣本中，女兒和母親樣本多，兒子和父親樣本少，本研究未探討性別在數字媒體家庭溝通和隱私管理中的角色。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9期。
本期執編/王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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