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右史與畫中有話——中國近現代畫報研究(1874-1949)》是作者吳果中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最終成果,是一部集納了其對中國近現代畫報領域相關研究的學術專著。該著作不僅對中國近現代畫報變遷進行了系統梳理,還從新文化史的角度考究中國近現代畫報表徵背後深刻的技術、社會、文化互動,構成了一個集納傳者、媒介、受眾的三位一體在場的研究格局,使得關於中國近現代畫報的傳播主體、技術邏輯、論域主題以及敘事特質等專門研究得以串聯,形成獨特的中國近現代圖像與視覺表達的歷史論述與思考。
史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在畫報這一獨立的視覺載體中一旦形成交叉,“圖像”的廣義概念便有了場景與方法的框定,中國近現代畫報史甚至是圖像史整體研究也就有了可供探索的邏輯。當然,除了確定研究視閾,作者在其著作中也做出了區別於傳統歷史研究路徑的選擇。相較於字報,圖文並茂的畫報研究卻是中國近現代新聞傳播事業史領域中的一塊學術“飛地”。文字本身的歷史考證價值、媒介交往價值以及字報在中國近現代報刊中的主流實踐使得學界習慣於對以文字為載體的字報進行集中研究,而畫報這一研究領域則顯得較為冷清。傳統的畫報研究路徑又多以梳理史實、鑑別種類、評估價值等方面的“編年史”體例為主,缺乏對圖像深度的文化意義闡釋。研究若一旦襲用傳統史學思路對中國近現代畫報“按圖索驥”,格局依舊落於“就事論事”,而畫報表徵出的圖像思維、視覺敘事、傳播主體群體面相等深刻議題則依然難以被投射。面對這種“思路困境”,新文化史的探究邏輯無疑為作者的研究指明瞭思維與方法上的啟示,使其成為媒介史學領域這一轉向的較早實踐者。作者認為,圖像研究應當建立在“文化轉向”與“視覺研究”的基礎上,視覺圖像表徵背後的深層社會肌理應當如何被挖掘、圖像作為一種信息模具所指代的技術與文化的互動結構應當被如何解讀、圖像媒介所集納的社會關係以及文化心態應當被如何考察等相關難題更符合此領域的研究旨意。
二
中國近現代畫報的歷史形態、傳播主體與論域主題
正如作者在本書開篇所言,“畫”與“報”兩者的合併使得圖像作為時代思想、社會文化和歷史變遷的重要表徵意義成為畫報史研究的中心主題(吳果中,2017b:2)。“畫”與“報”共同構成“畫報”二字,“畫”強調傳播的形式,即區分於字報中以文字作為中介的層層轉譯,設定了傳播形態中的視覺文化範疇,是圖像技術的寄託載體,“報”則將其還原到媒介範疇,其難以脫離作為一種報刊類型的傳受邏輯以及歷史、空間、文化等大背景的限定。從內容框架上來說,此書既有畫報共性的整體性研究,又呈現單個畫報的典型性探討。得益於當時圖像這種物質文化的技術便利“作為社會的流動性的新指標”(德佈雷,1991/2014:17),加之當時知識分子對於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覺悟以及開啟民智的偉大構想,創辦畫報、閱讀畫報均成為一種近代的社會風尚。根據梳理,中國近現代畫報發軔於外國傳教士在上海的辦報活動。作者將其分為四個典型的歷史階段,分別為:1874年-1884年的十年萌芽初期、1884年-1907年的近代化轉型時期、1907年-1937年成熟與發展時期、1937-1949年挫折與低潮時期。這四個歷史階段的更迭主要體現為以技術的運用、新聞報道的實踐以及特定歷史事件的推動等作為界限。
作者在參閱了大量的近現代畫報後發現,正是基於深層次的社會、技術、文化的內在調度,傳統的畫報編創與傳播共同體、畫報技術、畫報讀者三位一體的研究格局完全可被搭建。中國近現代畫報變遷除了基本適應中國近現代新聞事業的歷史邏輯外,也頻頻遭遇特定的歷史階段導致的時代主題、經營訴求、技術規約等實際難題,在某些歷史時期的具體實踐中,畫報比字報甚至更加能貼合和回應社會意旨。而這也構成了作者對畫報研究的“元思考”,並由此派生出其畫報研究的獨立學術框架。無論是辦報宗旨還是論域主題,“啟蒙”“開智”是中國近代畫報最直接的符號代碼(吳果中,2017b:53)。作者逐一考證,發現《啟蒙畫報》以“教人愛國”“開啟蒙稚”為宗旨(吳果中,2017b:56),《點石齋畫報》重視傳播“新知”(吳果中,2017b:56),《醒俗畫報》則承載了啟蒙思潮的意見表達。有趣的是,通過作者的考據,以圖畫的形式傳達新聞信息或者啟蒙智識的辦報思路契合了當時80%以上的農民都不識字的現實情況,近代畫報本身“開愚”“啟蒙”的編創定位與視覺符號代碼的現代性相統一,其作為一種特定環境下由精英階層嘗試實踐的“文化藥方”本應直接對接民間群體的知識層次以及需求,但從受眾的接受層面考究,畫報形式在最初卻以中等以上知識者作為實際接收主體,於此,假想讀者與實際受眾產生出入,畫報創辦主體不得不不斷調整自己的讀者定位。救亡圖存、維新變法的政治思潮使得知識分子嘗試將報刊作為陣地試圖“啟迪蒙稚”,而通俗化和可讀性強的畫報是否承攬了這個重要“教義”功用則絕非基於“理所當然”的構想,這也正是歷史研究的嚴謹之處。
傳播主體的社會身份、文化心理、職業特徵和知識結構,在媒介精神和文化建構上影響著報刊宗旨、經營手段和營銷策略,並進而規約報刊對受眾及社會文化的意義生產及其社會影響”(吳果中,2017b:195),故探究傳者是新聞傳播事業史研究的重要環節。報人作為社會單元個體,“往往與‘文化的意義之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蔣建國,2017:83),作者在其著作中也著重聚焦畫報傳播群體。作為畫報的傳播主體,近現代知識分子、文人報人群體的精神氣質自然折射於近代畫報之中,彰顯出其對特殊環境下的政治參與、社會變革鼓動、文化藝術風尚倡導等方面的決心。作者指出,“學緣”與“地緣”應當被認為是形成中國近現代報刊傳播共同體的重要因素。畫報報人新式“合群”“結社”組建的社會網絡是對中國傳統社會倚重的血緣、宗族觀念的摒棄,這也體現了時代語境下有識之士的文化姿態與訴求。除了這些“共相”,作者在“中國近現代畫報的論域與主題”這一獨立章節中著重追溯中國近現代畫報的議題設置,即在公共層面探討畫報的媒介話語建構與形塑。以《啟蒙畫報》為例,作者從排編特色、內容側重以及傳播對象等角度入手,發現西學東漸的啟蒙視野是其主要論域,而《圖畫日報》的圖畫文本敘事犀利,呈現出厚重的批判取向,《真相畫報》則以政治文化塑造與民眾動員作為基本指針,規範了畫報內在諸多要素的總和設置及其相互制衡(吳果中,2017b:123),而更契合市民社會的街頭生活與娛樂則是近現代畫報最為活躍的主題,無論是《點石齋畫報》還是《良友畫報》,市民文化的營建體現了畫報媒介文化視野的下移,進而建構出市民喜聞樂見的輿論想象。
三
中國近現代畫報的
技術規約、視覺表述與理念轉型
技術作為一種物質操控,其蘊含的精神取向難以和物質載體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分開。比起字報,作者認為,畫報是一門更注重印刷質量的藝術媒介,通過中國畫報的演變,可以窺探印刷技術的日益改進及工具性關係對媒介內容的具體規定。“印刷、攝影技術明顯影響了中國近現代畫報的歷史分期,即鏤版、石印、銅梓版、影寫版四個畫報時代。《小孩月報》《點石齋畫報》《真相》和《良友》各自對應著不同的技術,為中國近現代畫報的歷史考察提供了可行的線索。”(吳果中,2017b:50)
作者指出,無論是《點石齋畫報》的“以圖像為中心”還是《良友》的影像新聞敘事,抑或是《真相畫報》的連環畫系列漫畫意識,圖像技術本身的視覺交互功用以及客觀複製性在一定程度上與敘事的簡易、客觀、具象等現代敘事理念在內涵上達成一致。畫報的技術特徵與邏輯是作者理解畫報變遷的象徵系統的主要線索。“西方思維導致的文化斷裂顛覆人們的傳統認知,機械複製術導致的書寫轉向變革了圖像的敘事邏輯和媒介的傳播觀念”(吳果中,2017:84),原本被設定在精英文化圈中的媒介論域在畫報傳播主體的操作下被“延伸”至普羅大眾,技術革新下的圖像敘事與故事敘事使得精英與市井、摩登與傳統、西方與東方的文化斷裂與對立獲得某種程度的彌合與同構,於此,視覺報道、圖像敘事等現代敘事手法不僅勾連了大眾的閱讀興趣,也被作為一種媒介技術力量在近現代新聞傳播中作為一種“機制”被踐行,甚至使得中國畫報實現了從圖像認知時代到圖像娛樂時代的視覺變革。
學界認為,“始於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現代性經常被認為是以視覺為中心的”(Jay, 1988:3)。那麼,圖像何以塑造中國近現代畫報?抑或是,中國近現代畫報的圖像系統如何結構社會與文化進而為視覺現代化作出貢獻?作者回答,無論是《良友》畫報的現代性建構還是《北洋畫報》形塑出的城市藝術造型與城市文化生產以及對女性報刊形象的改寫與厚描,抑或是《晉察冀畫報》對中國紅色戰地的攝影紀實,中國近現代畫報圖像表徵背後的政治話語、文化風尚以及最基本的媒介表達都在刺激著受眾的視覺經驗,進而與或明或暗的社會變革相互呼應,形成強烈的群眾啟蒙或者動員力量。從媒介權力的角度來言,畫報的視覺表述打破了傳統文字報刊依賴於知識權力的捆綁,圖像的媒介建構不僅使得資訊、智力成果等知識內容流通得更快,更推動了普通大眾被編織進文化系統內部形成獨特的中國近現代圖景的視覺進化過程。畫報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嘗試聚攏出一個嶄新的文化空間,其多樣的視覺表達自成範式,大眾在簡易的讀圖實踐中被開啟思維,培養出個體與圖像、媒介的相處習慣,進而產生長足的文化效果與社會影響。
四
結語
總而言之,該書作者系統地梳理出了中國近現代畫報的歷史沿革,並從其歷史形態演變的邏輯中發散出具體的關於畫報的媒介論域與主題特徵、傳播主體的精神文化訴求及畫報對中國傳統與現代雙重變奏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等方面的思考,創新性地完成了史學考察與媒介學探索的接軌。於此,中國近現代畫報的沿革與面貌有了整體性的框架。更為可貴的是,作者借用新史學方法的媒介厚描以及其文化取向的研究路徑將畫報這一媒介景觀鑲嵌於更為廣闊的天地之間,關於媒介、技術與文化的互動論證更新了狹窄的、單向的傳統媒介研究思維,而有關中國近現代圖像技術、視覺呈現與現代啟蒙的研究場域更是有了歷史基點。在此基礎上,畫報作為研究內容,以“畫”的視覺呈現與“報”的新聞時效性牽動出的關於畫報與社會變遷的互動、畫報的現代繼承、畫報與圖像的技術隱喻等問題,為後來者留下來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7期。
本期執編 / Sav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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