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穎吉，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中國文化藝術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真理一直以來就是傳統西方知識論的核心，對這一核心的動搖事實上宣告了西方傳統中支撐客觀知識論的形而上學大廈的動搖。隨著哲學領域展開的對傳統形而上學加以克服的運動，“社會存在決定知識”(曼海姆，1954/2014：313)，這一看待知識與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得以成立，併為知識社會學開闢了新的生長空間。
然而，客觀主義並未衰落，對確定性知識的尋求是西方思想史上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按照思想家對自身學術工作之社會意義的理解，將他們劃分為兩類：一種類型的學者致力於講述他們對於一個社會共同體的貢獻，他們的知識探究目的是為了促進這個共同體的“團結”，在最大程度上擴展“我們”一詞的所指範圍。另一種類型的學者則致力於追求“與一種非人類的實在處於直接的關係中”(羅蒂，2007/2009：94)。實用主義思想家屬於前一種類型，而客觀主義者則屬於後面一種類型。
當我們按照“社會存在決定知識”的原則檢視美國的知識社會學時，發現在這一領域，曾經在不同歷史時期出現過兩個研究知識社會學的學派。一個是以實用主義為基礎的芝加哥學派，另一個則是以結構功能主義和定量實證主義為基礎的哥倫比亞學派。芝加哥學派的學術特點，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文化的“感覺結構”(Carey，1997：30)，他們所關注的核心議題是民主、傳播與社會共同體的形成。對於“團結”的訴求是理解他們社會探究理論的關鍵，正是圍繞著“社會團結如何可能”的問題，芝加哥學派進行了豐富多彩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與此不同，作為芝加哥學派衰落之後興起的哥倫比亞學派，他們的學術興趣是經驗科學的客觀性。儘管兩者在知識論上呈現出斷裂性的轉變，但對於“大眾傳播”這一主題的關注卻保持不變，實際上他們都試圖致力於發展“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從知識社會學的立場看，從芝加哥學派對“團結”的追求，到哥倫比亞學派對“客觀性”的迷戀，以及在這種轉換過程中始終保持對大眾傳播現象的關注，都是由美國的社會歷史環境的特徵及其變遷所造成的。
一
哥倫比亞學派與大眾傳播的
知識社會學構想的提出
諾伯特·K·默頓是20世紀最重要的美國知識社會學家之一，他與拉扎斯菲爾德在哥倫比亞的合作，形成了美國當時除哈佛大學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學研究中心。默頓基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發現，美國大眾傳播研究所積累的經驗，及其所展現的方法論趨勢，完全可以清晰地建構起研究信息傳播的“美國學派”。在出版於1949年，並業已形成社會科學經典之作的《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一書中，默頓(1949/2006：659)在“知識社會學和大眾傳播”的主題下展示了他對“信息傳播社會學”兩個分支的分析和比較。這種分析和比較寄予了默頓作為社會學結構功能主義“中層理論”倡導者的特殊用意： “如果能夠把這兩個領域中的理論概念，研究方法和經驗發現統一起來，那麼對知識社會學和大眾傳播社會學的迅速發展將會大有裨益。”(默頓，1949/2006：669)
然而，默頓沒有言明的意圖在於：這種綜合並不是要按照歐洲知識社會學的框架來改進美國的大眾傳播社會學，相反，所謂將兩門學科統一起來，並“吸取各自的精華，擯棄各自的糟粕”(默頓，1949/2006：661)，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要在美國大眾傳播社會學的主體框架下面，借鑑歐洲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視野和方法，改變美國經驗研究總是顯得瑣碎而支離的缺陷。這一點在《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一書的“論社會學的中層理論”中表述得比較清楚。對於歐洲知識社會學家，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舍勒(Max Scheler)等人著作中所體現出的反實證主義傾向和哲學化風格是需要加以克服的。
按照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看法，默頓在這一時期“試圖對正統科學進行系統化，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他稱之為社會學範式(在庫恩之前)”(吉登斯，1996/2003：64)。在默頓看來，當時如日中天的帕森斯宏大功能主義體系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這一體系缺乏足夠的經驗社會學研究基礎，他“所倡導的方法並不是真正的理論，而是哲學體系，這一哲學體系只是形形色色的建議、華麗的知識結構和內容貧乏的思想”(特納，2002/2006：33)。因此對於當代社會學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廣泛地積累數據，提出理論家們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考慮的各種變量，以及精細的公式化描述和對具體變量間關係的實證性陳述”(特納，2002/2006：33)。然而在另一方面，僅僅從事低層次的，瑣碎的經驗研究，同樣沒有意義。因此，正確路徑應該是採取“中層理論”的路徑，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從事理論的建構工作，或者藉助理論的視野指導經驗研究。正是在這樣的意圖下，默頓不僅比較系統地梳理了歐洲知識社會學的脈絡，而且與拉扎斯菲爾德合作撰寫了“對廣播和電影宣傳的研究”，以展現“中層理論”的實例與未來方向。
默頓的主要工作領域是在“科學社會學”這一“知識社會學”的分支領域，但他除了從事與“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相關的研究外，還作為主要合作者參與了拉扎斯菲爾德的某些研究。儘管他們在將理論與經驗數據相結合，發展“中層理論”的方向上意見一致，但作為實證主義定量研究者的拉扎斯菲爾德和作為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家的默頓之間所展現出來的實際差別仍然是相當大的。另一方面，默頓提出“大眾傳播的知識社會學”構想，主要基於他在“科學社會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經驗，然而，“科學”與“大眾傳播”畢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知識形式，它們之間的差異對於研究經驗的借鑑與參考會產生何種影響也是應該仔細考量的。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儘管意識到了兩種研究的不同，但默頓依然忽視帶有精英化色彩的歐洲知識社會學與美國行政化、市場化的定量研究這兩種範式之間在精神氣質、哲學基礎以及研究目的等方面幾乎都沒有相互協調的可能，因此默頓的“中層理論”在拉扎斯菲爾德的大眾傳播研究中基本上沒有產生像樣的實際範例。相反，拉扎斯菲爾德在把大眾傳播研究引領到技術化、瑣碎化和行政化、市場化方面可謂一騎絕塵，完全不受“中層理論”的牽絆；默頓(1949/2006：660)將其視為“美國本土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完全是出於與拉扎斯菲爾德的私人交往和感情所做的判斷，這種判斷既不符合默頓自己對知識社會學的看法，又缺乏實際研究成果的支持。
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1959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對默頓所倡導的“中層理論”進行了批判，這一批判的著力點恰好就是默頓曾經寄望的拉扎斯菲爾德及其研究。這種研究風格的特點在於，為了能夠更好地適應行政和商業市場的需要，他們刻意地將自己標榜為科學家。這一研究模式主要是在建構認識論；在社會科學中，它最具決定性的結果是造成了方法論的抑制。科學方法嚴格限定了人們所選擇的研究的問題和表述問題的方式。由於受到“方法論抑制”的影響，在實際的研究中，抽象經驗主義者更關心所謂的科學方法和操作技巧，而不是所要研究的社會問題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當默頓提出“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構想之前，他對“知識社會學”領域進行細緻的整理。在概括知識社會學的幾個有代表性的傳統和方向時，他發現除了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舍勒、曼海姆、涂爾幹(Emile Durkheim)和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之外，還明顯地存在美國本土實用主義的知識社會學傳統，儘管他們屬於土生土長的學術，但無論如何都已經成為“知識社會學”這一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實用主義者不僅早已將歐洲的學術資源引入社會知識的研究中，而且他們走得比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默頓等功能主義者更遠。當帕森斯和默頓還在系統整理歐洲學術資源，以便以此為基礎構建新時期的社會科學圖景時，實用主義者早已進行了“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大量研究，並且這種研究聚焦於大眾傳播領域，產生了真正的“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實際成果。比較有象徵性的研究成果當屬1940年由帕克(Robert Ezra Park)撰寫發表的專題論文《新聞作為一種知識形式：知識社會學的一章》，但如果循此溯及既往，人們不難發現：由於知識與社會探究屬於實用主義哲學討論的核心議題，因此有關知識及其社會起源、條件、功能、影響和意義等方面的知識社會學問題，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凡勃侖(Thorstein B Veblen)等思想家那裡都或多或少地會涉及到。
然而，默頓將實用主義傳統的知識社會學從其著作中一筆勾銷，為此他解釋道：“在知識社會學領域中，像實用主義這種完全屬於土生土長的美國思想的研究資料，經認真考慮決定刪去不講。因為這些思想的形成並沒有專門參照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而且就可見的程度而言，在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中也沒有具體地體現出這些思想。”(默頓，1949/2006：690)這樣的判斷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帕克、米德等芝加哥學派的學者都曾經遊學歐洲，與歐洲學術傳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承接與創新關係。從帕克的知識社會學專題論文不難看出，他有意識地借鑑舍勒、曼海姆等歐洲知識社會學家考察“知識形式”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同時也明確地將自己的研究納入方興未艾的“知識社會學”領域。另一方面，知識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曼海姆曾經從實用主義中獲得啟發與幫助，實用主義在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默頓將知識社會學的實用主義傳統從自己著作中抹去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真實的原因可能是實用主義與他所主張的科學的經驗主義在哲學基礎和精神氣質上不相協調。
二
從詹姆斯到帕克:知識的
兩種類型與作為知識形式的新聞
事實上，真正的“美國本土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默頓所說的拉扎斯菲爾德，而是芝加哥學派的實用主義社會學家帕克和哲學家杜威。相對於學派中的其他人而言，他們比較集中地涉及知識社會學這一領域的研究。同時，由於他們最早地將新聞與公共輿論等大眾傳播現象作為自己學術的重點關注領域，因此他們也是美國最早的“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研究的代表。另外一個必須涉及的核心人物是處於學派之外，作為對話與辯論對手而存在的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他在美國大眾傳播研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作為客觀主義知識論的代表，李普曼的研究為美國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設置了議題，這些議題直接激發了杜威和帕克的研究。此外，作為芝加哥學派與李普曼的精神導師，威廉·詹姆斯對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從哲學和心理學方面為他們提供了實用主義的啟蒙和指導。
(一)詹姆斯的實用主義知識類型學
杜威(2006:31)很樂於承認詹姆斯在他的思想轉折歷程中起到“給予它一個新方向和一種新品質”的作用，在詹姆斯撰寫12年之久的《心理學原理》出版後，杜威便放棄了他自己撰寫的心理學教材，轉而醉心於研讀詹姆斯的心理學著作。事實上，這本著作對於包括杜威、帕克、米德、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內的芝加哥學派成員，以及李普曼這樣的大眾傳播研究關鍵人物都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它不僅是現代心理學的奠基之作，而且也實際上為美國傳播研究的心理學傳統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部著作中，詹姆斯闡述了一種實用主義的知識理論，這一知識理論無疑是基於心理學研究而進行的解釋，但它也同時連接著有關知識問題的哲學解釋。在討論“心靈與其他事物的關係”的一章中，詹姆斯(1890/2003：301)闡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心靈與大腦以外其他對象的關係，完全是認知的和感情的關係。”這些關係的基礎在於人的身體和感官，知識的形成是在特定情境中的身體與外部事物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不是傳統哲學家所主張的那種單純由於心靈或理性思維產生的。從這個意義上看，知識的產生與交流都是有條件的，正是由於這個知識論的啟發，杜威才會在《經驗與自然》《確定性的尋求》等著作中發展出關於知識與行動之間互為條件的理論，而當這種知識論被運用到社會探究領域時，它便很自然地與曼海姆和舍勒所表達的知識社會學原則達成一致。曼海姆(1940/2013：156)毫不掩飾地讚揚實用主義“不再在思維與行動之間設置屏障。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是邁向相互依賴思維的重要一步”。
對於“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而言，詹姆斯更直接的影響體現在他對知識的兩種類型的劃分理論上，這個理論直接啟發了帕克關於“新聞作為一種知識形式”的研究，這項研究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對應於他將心靈與對象之間關係界定為“感情”和“認知”關係，詹姆斯將人類的知識類型劃分為熟悉的知識(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和關於的知識(knowledge-about)。熟悉的知識是一種直接感知的知識，在比較理想化的類型學意義上說，它是由身體感知而直接得到的知識，是尚未經過對象化反思和分析的那種知識。對於這種知識，我們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非常熟悉和把握，但“關於這些事實的內部性質以及使這些事實是其所是的東西，我卻無法說出任何東西。也不能將對這些事情的熟悉傳遞給任何自己不曾熟悉這些事情的人”(詹姆斯，1890/2003：309)。更確切地說，“熟悉的知識”是一種原初的經驗，在哲學本體論意義上，它更接近於詹姆斯在《徹底的經驗主義》中所說的那種構成世界之基礎的“純粹經驗”。為了更容易被理解，也更能表達它的實際含義，詹姆斯也將它稱為“直接的生活之流”，並且“這種直接的生活之流供給我們後來的反思與其概念性的範疇以物質材料”(詹姆斯，1912/2006：65)。與此相對的是“關於的知識”，它是一種基於反思或概念、判斷的知識類型，是在原初經驗基礎上，通過“注意、分析和思想，而上升到關於那個客體的知識”(詹姆斯， 1890/2003：310)。兩者的差異與聯繫在於：“我們僅僅熟悉的東西，只是呈現給我們的心靈；我們擁有它，或者擁有關於它的觀念。但是當我們知道它的時候，我們所做的事情比單純地擁有它要更多；由於我們思考它的種種關係，我們似乎是對它進行著某種處理，並且用我們的思想對它進行著操作。感覺和思想這兩個詞表達了這種對比。通過感覺我們開始熟悉事物，但只有通過思想，我們才知道它們。”(詹姆斯，1890/2003：310)
事實上，結合詹姆斯在《徹底的經驗主義》中的相關論述來看，關於這兩種知識類型的關係，有兩點是值得強調的：首先，“熟悉的知識”是一種更原初的知識類型，是“關於的知識”得以發展的基礎。其次，詹姆斯將世界萬物的構成解釋為“純粹經驗”的不同組合與呈現形式，因此從本體論上看，不僅兩種知識型之間並不存在截然區分的界限，而且在知識與知識的主體之間也並不存在傳統二元論哲學的那種機械分離的情況。“如果我們首先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種原始素材或質料，一切事物都由這種素材構成，如果我們把這種素材叫做‘純粹經驗’，那麼我們就不難把認知作用解釋為純粹經驗的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之間可以發生的一種特殊關係。這種關係本身就是純粹經驗的一部分；它的一端變成知識的主體或者擔負者，知者，另一端變成所知的客體。”(詹姆斯，1912/2006：3)因此，熟悉的知識不僅具有基礎性的地位，而且具有哲學本體論意義上的重要性，這一點雖然不會直接關涉到大眾傳播的知識社會學研究，但卻是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實用主義在這一領域中展現的那種精神特質的基礎。
(二)帕克與作為知識形式的新聞
在詹姆斯的直接啟迪下，1940年帕克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新聞作為一種知識形式：知識社會學的一章》一文。帕克的學術目的在於認識“我們稱之為新聞的這種知識的性質與功能。並且我想要得到一種根本性的思想觀點，從這種根本性的哲學觀點出發，我能以精確而又帶有普遍性的科學語言，描述在新聞的影響之下的社會行為”(Park，1950：5)。可以說，新聞記者出身的帕克，從一開始就將關注的目標聚焦於發展一種“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的努力，他比芝加哥學派的任何成員都更加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事實上，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帕克在經歷長達11年的新聞記者工作之後，毅然地重新回到哈佛大學哲學系攻讀研究生，並在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影響下著手實現自己的研究計劃。這一努力幾乎持續了大約40年的時間，其間帕克雖然發表了大量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但直到1940年才以專題性研究論文的形式展現了他對於新聞知識社會學的長期思考。
帕克在論文中借用了詹姆斯對於知識類型學的論述，並結合自己的需要做了一些闡發。他認為“熟悉的知識”指的是一個人在與世界的接觸過程中自然而然就會知道的知識，這種知識大多是靠感覺、直覺直接獲得的對於世界的熟悉，同時也是我們整個機體對於這個世界的一種反應。這種知識“不需通過任何正式的、系統的調查研究就可以獲得並且運用於實踐......事實上可以被視為個體對世界的一種有機調整或適應的形式，是個人長期的一系列的經驗積累的表現形式”(Park， 1940)。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知識類型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個人的“習慣”“常識”之類的東西。“人們可以將其描述為人的個性特徵之類的東西，但不管怎樣，它們都是難以進行確切表述的；也是很難通過正規的表述方式在個體之間進行交流傳播的。”(Park，1940)顯然，這是一種基於“感覺”的知識類型。
而“關於的知識”是“正式的、理智的和系統的”，是建立在實地觀察和經過驗證核對、整理歸類的實施的基礎上的。他在詹姆斯的基礎上進行了發揮：“關於的知識是正式的知識，換句話說，這種知識在用思想替代現實以及用詞語替代事物方面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恰當性和準確性。思維不僅建構了所有系統的知識的邏輯框架，而且，它還進入了與科學(不同於歷史科學)研究密切相關的對事物本身性質的探究之中。大體上講，似乎存在著三種基本的科學知識：(1)哲學和邏輯，這主要與思維相關；(2)歷史，主要與事件相關；(3)自然和分類科學，主要與自然事物相關。”(Park，1940)
在分別考察了兩種知識類型之後，帕克切入到自己的論述主題上來：新聞作為一種知識形式，它究竟有什麼樣的性質和特點呢?它是兩種基本的知識類型中的哪一種類型呢?帕克認為，儘管“熟悉的知識”和“關於的知識”是具有不同特性和功能的兩種知識類型，分別在人們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其作用。但兩者之間的差別只是精確性方面的差別，並且這種差別也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而言的。對於人類生活來說，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由兩種知識類型共同建構的一個知識的“連續統一體，在其中，所有類別和類型的知識都能找到它的位置。新聞也能在這樣的‘連續統一體’中佔有它自己的位置”(Park，1940)，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為新聞處於“‘熟悉的知識’與‘關於的知識’兩者之間形成的‘連續統一體’的某個地方”(Perry，2001：197)，也就是說，新聞是介於兩種知識類型之間的那種知識形式，它的特殊性在於它兼有兩種知識類型的特性和功能，但又不是典型的“熟悉的知識”或者“關於的知識”。
新聞“不是自然科學那樣的系統知識，就其與事件有密切相關而言，它倒是更像歷史”(Park，1940)，然而，新聞也並非歷史這種“關於的知識”，兩者雖然在與事件密切相關這一點上具有相似性，但它們之間有本質的區別。歷史中的事件是系統的，彼此密切聯繫的，並且其位置安排也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而新聞中的事件總體上講並不具備這樣的特點。“作為一種知識形式，新聞主要關注的焦點既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眼前的事。”(Park，1940)對於商業性報刊來說，新聞是時間上的易碎品，一旦人們已經知道了這條新聞的意義之後，新聞也就成了歷史。轉瞬即逝和生命短暫是新聞的根本特徵，這個特徵與新聞的其它特性有密切的關係；在其最基本的表現形式上看，新聞報道僅僅是一種“閃現”，其作用就在於宣告一件事情已經發生了。如果所報道的事件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件，那麼人們會以此為線索去進一步探究該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其中的各種錯綜複雜的背景和關係。
另一方面，新聞帶有“關於的知識”的特徵，因為新聞是一種理智參與的產物，而不是感覺和直覺的產物。新聞作為一種知識形式具有易於傳播的特性，因此，它也是一種公眾討論的材料，而不是難以表達傳播的、私人性的知識。但是，帕克認為，新聞與其說是在告知某事，還不如說是在確定公眾注意力的方向，使人們都注意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新聞要行使這一功能，只需要記者讓他所寫的新聞容易被公眾理解並饒有趣味即可，除此而外，記者不需要為解釋他所報道的事件做出任何的努力。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沒有對所報道的事件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的情況下，新聞所具有的趣味性、可讀性等更傾向於感官衝擊作用的方面的特點，便可吸引公眾的注意力。
新聞的社會政治功能也就得益於它的這種特性，新聞對於公民的政治參與活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帕克指出，一個人對於新聞所具有的一種典型的反應就是急切地想把它告訴其他的人。這就使得新聞在人群之中傳播開來，從而引起了談話和進一步的評論，並有可能由此引發一場爭論。隨著討論或爭論的深入進行，新聞在引發人們對一個事件的關注之後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公眾的討論話題從新聞那裡轉向了由新聞所引起的那些更加廣泛的問題那裡。新聞的循環流通的程度也就決定了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新聞的流通越自由，越廣泛，那麼，公民通過個人政治行為直接參與政治的程度就越大，這對於民主的建設和實現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形成公共輿論並不意味著新聞政治功能的最終完成，從杜威所闡發的實用主義社會探究的目的看，知識的作用還需要最終落實到它所引發的實際社會行動及效果上。因此，所謂政治“參與”並不是僅僅在“置身群體生活之中”這樣的意義上講的，而是在付諸實際政治行動的意義上來講的。
顯然，對於熟悉20世紀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美國大眾傳播研究歷史語境的人們來說，帕克所關注的問題及其所表述的觀點，都難免讓人想起發生在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著名論爭。帕克在其知識社會學研究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是對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等著作中所表達的觀點的延續和發展，文中所回應的問題也具有明顯的針對性，主要是針對李普曼對公眾和大眾傳媒在獲取民主所需的知識方面的能力的懷疑態度。帕克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上，比較充分地闡述了大眾傳媒對於民主政治共同體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並不是因為新聞屬於系統、嚴格、科學意義上的“關於的知識”，而是因為這種介於“熟悉的知識”與“關於的知識”之間的知識形式，能夠讓公眾保持與現實政治問題的聯繫，並實現公眾的自我組織調節，展開討論與調查研究，並最終為共同體的利益和目標行動。
三
知識、探究與民主共同體的形成
如前所述，帕克對新聞知識形式的論述，不僅直接受惠於詹姆斯心理學思想，也受惠於杜威的知識論和社會哲學思想。和詹姆斯在學術上表現出的強烈個體主義不同，杜威是一個對公共生活和社會問題充滿了探究興趣的實用主義者，他的社會探究哲學對於芝加哥學派乃至整個美國的社會科學的興起產生了更加直接的影響(希克曼，1998/2010：55)。同時，由於杜威早年曾經醉心於黑格爾(G. W. F.Hegel)的哲學，因此他對於歐洲理性主義的知識論傳統有深切的瞭解。當他接受詹姆斯的影響而轉向實用主義之後，從認識論層面清除歐洲客觀主義知識論傳統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闡發以社會探究為特點的實用主義知識論，便成了他哲學著作中的一個重要議題。
杜威的自然主義的知識論對於理解其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思想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這種知識論更加徹底體現了“存在決定知識”的知識社會學原則。杜威拒絕以孤立、靜止和對抗式的方式思考問題，傳統形而上學造成了知識與意見、經驗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行動與思想、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值之間的一系列對立，杜威力圖通過發展一種以實踐為導向，以行動為動力，以“存在”為基礎的哲學，以消除這些對立。通過對傳統哲學進行實用主義框架下的改造，不僅使哲學結束那種二元對立的思維，而且也使它能在現代社會中成為擔負起應對現實危機，實現“重建社會”的任務。
對於杜威來說，那種脫離“存在”而純粹靜觀的知識論是一種過時了的誤導，而對於客觀知識和確定性的尋求則對於民主生活和社會共同體的團結來說是極其有害的。這種哲學和知識論上的差異，構成了他與李普曼發生爭議的基礎，這一爭論以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公共輿論》和1925年出版的《幻影公眾》為開端，實際上建構了美國大眾傳播研究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問題域。這一問題域的核心正如杜威所言，是“尋找偉大的共同體”，在這一目標下，爭議雙方就公眾、輿論、意見、新聞等與大眾傳播密切相關的問題展開廣泛論爭。正是在這一論爭的刺激下，美國大眾傳播研究迎來了他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不過就我們所討論的主題而言，這場爭論也完全可以被理解為客觀主義和實用主義兩種知識論之間的論爭，它們也確實構成了這場爭論的基礎。
(一)區分與連續：爭議中的知識與輿論
李普曼在其《公眾輿論》中認為，隨著人類歷史進入“偉大社會”，人們所面臨的環境變得異常龐雜而複雜，已經超出了能夠對其加以理性思考和把握程度。傳統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是建立在小型社會的基礎之上的，它假設處於自由民主狀態下的公民對於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環境和公共事務具有自然而然的認知能力，然而這種假設的虛幻性質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被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識別。對於柏拉圖來說，即便是一個規模有限的希臘城邦，也需要掌握了客觀知識的“哲學王”來作為“善治”的保證，因為普通民眾並不具備政治治理所需的那種客觀知識的，而亞里斯多德則建議通過限制城邦規模來保證治理的有效性。在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公共輿論實際成為政治決策和國家治理的依據。然而，作為一種意見而不是客觀知識，輿論並不能承擔起作為理性決策依據的重任，沒有人會僅僅依靠隨意生成的意見來行事，更別說將它作為社會決策和行動的依據了。
因此，為了挽救“公眾輿論”，李普曼對它作了創新性的解釋，在《公眾輿論》中，輿論不再被定義為意見，而是被定義為人們腦海中的認知圖像。即“關於自身、關於別人、關於他們的需求、意圖和人際關係的圖像，就是他們的輿論。這些對人類群體或以群體名義行事(公共事務或活動)的個人產生著影響的圖像，就是大寫的輿論”(李普曼，1922/2002：23)。由於這種認知圖像直接關涉社會決策與行動，因此它必須具備反映事實真相(客觀知識)的品質，也即是說大腦中的圖像應該與外部世界的情況相符合，否則社會公眾就會因為認知上的錯誤而付出慘痛代價。由此，公共輿論問題的實質便在李普曼這裡轉化為一種康德式的認識論問題：作為事實真相(客觀知識)的公共輿論如何可能?
就像柏拉圖一樣，李普曼並不信任公眾的認知能力，“深信公眾能夠駕馭這些規則解決公共事務是愚蠢的偏見，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李普曼，1925/2013：100)因為他們獲取社會真相的能力是極為有限的，這種侷限性是由他們進行認知活動的內外部條件決定的。外部的限制性條件諸如：信息審查與保密、交際網絡與獲取信息的機會、用於獲取信息的時間與注意力以及信息本身的清晰度、新聞報道本身的特點和媒體的商業性質等等。比這些外部限制因素更根本、更糟糕的是人們內在心理和認知能力上的侷限性，如刻板印象(成見)等自然缺陷更是難以被克服。由此，李普曼建議不要對公眾抱有任何幻想，而是把希望的目光轉移到這個社會的知識精英們身上。將探究和認知社會真相的能力交付給知識精英所組成的專家機構，並由這些掌握了科學認知方法的專家們從事經常性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然後再將科學結論通過媒體告知與公眾。李普曼以此破除傳統民主理論有關“全能公民”的假想，而代之以“全能專家”的觀念，然而，對杜威來說這一方案無疑是對民主最嚴厲的控訴(杜威，1927/2015：212)，如果因為公民存在認知和心理能力上的缺陷，而將探究社會真相的工作全部託付給專家組織的話，公眾將淪為民主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同時，此舉也無法確保專家機構對公眾利益的絕對忠誠。
事實上，李普曼在其著作中作為立論基礎的那種哲學和知識論，正是杜威所批判的柏拉圖-笛卡爾主義哲學及其客觀知識論。這種知識論將“知識”與“意見”明確地區分開來，並賦予知識脫離時間空間和具體生存情境的特權。相對於隨時間空間和具體環境而不斷變化的“意見”來說，永恆絕對的知識才是思想家所要追求的目標，因為只有這樣的知識才是真理的承載者。
在知識和意見之間劃分涇渭分明的界限並將兩者對立起來，雖然有助於人們認識到兩者的區別，但也導致了一些不太為人覺察的內在深刻矛盾。如前所述，通常人們並不把輿論視為是知識，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意見，但作為純粹意見的公共輿論是無法承擔起認知社會真相的任務的。通過將公共輿論視為反映外部世界的認知“圖像”，從而賦予其客觀知識品質的方法，從現實層面來說似乎是一種具有可行性的救贖方案。然而，按照柏拉圖、笛卡爾等觀念論哲學家對知識和意見所做的性質上的區分，意見和知識之間的差別是不能混淆的。如果說這種轉換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那麼傳統二元論哲學對它們所做的那種截然劃分就被證明是虛假和錯誤的。
也許是意識到了這樣的轉換在理論融貫性上具有難以克服的矛盾，李普曼在三年後出版的《幻影公眾》中不再試圖拯救公眾及其公共輿論，而是斷然地否認他們的價值，“深信公眾能夠駕馭這些規則解決公共事務是愚蠢的偏見，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李普曼，1925/2013：100)對於現實生活中各自懷抱自己的利益行事，而又缺乏認知事情真相能力的公眾來說，他們“應該放棄名不副實的社會功能，當企圖插手具體問題的時候，公眾只能成為愚蠢而不明智的聯合體”(李普曼， 1925/2013：74)，“最明智的選擇就是，什麼都不做”(李普曼，1925/2013：101)。至於公共輿論，李普曼(1925/2013：145)宣稱：“公眾輿論不是上帝的聲音，也不是社會的聲音，只不過是旁觀者的聲音。”與《公眾輿論》不同的是，李普曼在三年後出版的《幻影公眾》中不再提及社會科學和專家機構的拯救方案，而是更加明確地指出，公眾作為公共事務的旁觀者，“一定要與行動者區別開來，二者所能採取的行動有本質的差別......這一社會概念對我而言，比賦予公眾輿論神聖權力更加真實、有效。”(李普曼，1925/2013：145)。
然而，李普曼所面臨的那種理論上的內在矛盾在實用主義者那裡是不存在的，意見與知識之間的相互轉化屬於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它們之間不僅存在經驗上的連續性，而且確切地說，意見乃是知識的起源。在《經驗與自然》中，杜威對長期被人輕視的意見做了出人意料的評價，“當列奧納多說真正的知識起源於意見時，他實際上已經宣佈了現代科學方法的誕生...... 按照這樣的理解，意見乃是新歷史的源泉，獲得新結論的操作活動的開端。它的價值既不在它本身，也不在它能為我們所運用的一個特殊的對象領域，而是在於它所推動的這個探究的方向。”(杜威， 1925/2005：101)在知識與意見的連續性問題上，杜威之所以能夠得出與客觀知識論者完全不同的結論，還得益於他的經驗自然主義主張。杜威追隨詹姆斯的“純粹經驗”概念而提出“原始經驗”的觀念，原始經驗是認知活動中的素材，而人們的認知活動則是利用這些的素材進行的思維，其產生的結果就是意見或者知識。可見無論是知識還是意見，都是根源於對原始經驗的認知操作結果，雖然它們因各自的狀態與後果不同而有所區別，但彼此之間並不存在根本上的性質差異。因此，從社會探究實踐的視角上看，儘管知識起源於意見，意見有待發展為知識，但它們各自都具有作為探究工具的功能與價值。
(二)社會探究、新聞傳播與共同體的形成
這些有關知識和意見存在連續性的經驗自然主義觀點在杜威在1927年發表的《公眾及其問題》一書中也得到了體現，不過這一問題轉化為社會探究知識與新聞之間的關係問題。這本著作是對李普曼觀點所做的強有力回應，杜威在這種回應中闡發了他關於知識、新聞、公共輿論等多種知識形式的見解。當然，這些見解是與對民主生活、社會探究和偉大共同體的建構密切關聯的。這種在動態過程中展現多種社會條件廣泛交織牽涉的知識社會學研究，是杜威實用主義知識社會學不同於歐洲知識社會學傳統的一大特色。
杜威認為李普曼對於民主的控訴顯然是由於他觀念中所預先存在的那些“客觀知識”在作祟，根據這種先於實踐與行動的客觀知識，民主、公眾以及公共輿論所表現出的現狀是讓人失望的。李普曼似乎忽視了一點，即任何知識的產生都具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它們是在應對這些情境的過程中產生的結果。事實上，就其現實性而言，民主就是人們的民主實踐與民主生活，也即古諺所說的：“拯救民主弊病的良藥就是變得更加民主。”(杜威，1927/2015：147)當然這首先仍然意味著一種智識上的努力，要想創新民主的生活，就需要明確人們的信念、目標和訴求，然後在此基礎上探究那些實現目標和訴求的條件，對於這些條件的實現便是對民主生活的實踐。
在杜威看來，這些基本的條件包括：聯結或聯結行動、社會交流與傳播、個人與社會知識的積累、社會探究自由及探究結果的流通、知識界與新聞界的互動等。居於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條件的核心之處的，仍然是民主知識的生產及其傳播問題，而杜威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則完全採取了與知識社會學一致的策略與態度，即如何在諸多限制性社會存在條件的基礎上，實現民主所需的知識的生產，並讓這些知識通過傳播的方式在“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發揮作用。
首先，儘管杜威反對人們對客觀知識和既定知識的膜拜，也不認為這些知識就有永恆的正確性。但他仍然強調這些知識在訓練人們的思維，幫助人們獲得智能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尤其是在社會探究過程中，它們將提供給我們必要的研究工具，為我們處理新的經驗材料提供借鑑和指導。
其次，唯有通過自由的社會探究及對其結果的自由流通，人們才有可能真正具備民主生活所需要的知識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社會探究知識的指導和幫助，力量強大的公共輿論就只能讓位於謠言、閒話和隨意、偶然的粗淺意見，無法承擔作為社會政策與行動依據的責任，也沒法正確預測和評價它自身的社會影響。因此，在杜威看來，社會探究知識是確保公共輿論能夠有效發揮其作用的前提，但這種保障的方式並不像李普曼所提出的那樣，由脫離於公眾之外的專家機構負責。相反，社會探究應當在公民的民主生活實踐中進行，並且這些知識必須通過傳播與交流而融入公眾的日常生活中，從而與公眾輿論結合在一起。
最後，新聞這種大眾傳播的知識形式，由於其所具有的獨特性，在社會“共同體”的建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杜威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主要是圍繞著如何使社會探究通過利用新聞素材保持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及時的、不間斷的連續性追蹤而進行的。同時，報刊新聞如何通過藝術的傳播方式使得社會探究結果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也是一個他關注的重要議題。新聞與社會探究之間的相互關係，直接關涉社會“共同體”的實現，在杜威(1927/2015：191)看來：“當自由的社會探究與豐富動人的溝通(傳播)藝術不可分解地融為一體時，民主就達到了其自身的理想狀態。”
社會探究需要隨現實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推進。因此，社會探究是一種實驗性的活動，它的結果是一種調節意義上的知識，或者更確切地說，“‘意見’而非知識是使用時的正確術語。嚴格意義上，知識僅僅指已經發生或已經完成的事情。將要做的事情涉及對可能的將來的預測，無法逃避對所有預期的可能性判斷錯誤的責任”(杜威，1927/2015：185)。社會探究的這種特點決定了新聞作為一種知識形式與社會探究之間的密切關係。作為日常性的對新發生事實進行報道的機制，新聞保持著與日常生活最密切的聯繫，同時由於它是以記錄報道的形式來呈現的，因此為社會探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和素材。
對於新聞所存在的缺陷，杜威並不反對李普曼的批評性意見：新聞並不能承擔起探究事實真相的職責，如果報紙將這一使命作為自己的任務，那麼它必然會遭到失敗(Price，1992/2009：22)。杜威承認，新聞並不是對社會事件進行的連續而系統的記錄，而只是對事件進行孤立的，甚至是脫離其情境的記錄。因此“新聞的意義取決於其導入的關係及其社會結果的關係。這種導入是不能確定的，除非新信息和老的已經發生的信息材料聯繫在一起，並融合到事件的發展中。如果沒有協調性和連續性，事件就不能稱其為事件，而只能是偶然、突然入侵”(杜威，1927/2015：186)。然而，由於新聞機構的商業利益以及人們的興趣等原因，新聞展現的是“瑣碎性”和“轟動性”特徵，災難、犯罪、事故、家庭糾紛、個人衝突和矛盾等題材都是新聞所熱衷的，而這些聳人聽聞的新聞無疑“都是打破連續性最明顯的形式，它們提供了震驚的元素——最嚴格意義上的感覺。它們是新近吸引眼球的，儘管報紙的出版日期告訴我們這些事情是發生在去年還是今年，但這些是完全脫離了它們所聯結的環境”(杜威，1927/2015：187)。與李普曼不同，杜威對於新聞的缺陷毫不留情地批評，目的並不是要將它排除在民主和共同體構建的範圍之外。相反，杜威在新聞這種知識形式上所看到的，並不僅僅是它的缺陷，還有它在社會功能上的積極意義。事實上，新聞不僅不應該被民主和共同體拋棄，而且它還在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中發揮著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從他的經驗自然主義哲學出發，杜威看到，作為原初知識形式的新聞與作為系統、規範、正式的探究知識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割裂，相反，它們之間還存在著經驗意義上的連續性。因此，“儘管社會科學作為一個專門的探究機制比新聞更先進，但只要社會科學日常不再運用，而且不對新聞進行不懈的組裝、解釋，那麼社會科學在辦公室裡指導關於公眾關注事項的意見就相對無能些。另一方面，只要社會探究工具遠離當前事態，它們就變得笨拙無用了”(杜威， 1927/2015：187)。顯然，杜威在這裡所闡發的關於新聞這一知識形式的基本觀點被帕克所繼承，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另一方面，新聞報刊的感性傾向對於探究事實真相來說固然是一個缺點，但對於社會探究結果的傳播來說，卻是一個積極的因素。因為作為比較正式的知識形式，社會探究結果很難被公眾所理解，因此也很難在普通民眾中廣泛傳播開來，更別說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提高傳播的藝術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藝術家才是真正的新聞供應商，因為真正新鮮的並不是那些發生於外部的事件，而是通過情感、知覺與鑑賞引發的意義”(杜威，1927/2015：191)。事實上，對杜威來說，新聞和大眾傳播的藝術乃是調節共同體諸條件的樞紐，公眾的自覺、知識的積累、社會探究的進行、公共輿論的形成都需要以傳播藝術為轉圜。當所有這些共同體的條件通過傳播及其藝術表達而被有機地整合在一起的時候，一個偉大的“共同體”便得以形成，而真正的民主也就自然而然地到來了。
四
餘論
由上述可知，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經歷了從追求“團結”到追求“客觀性”的兩個階段，即由實用主義主導的芝加哥學派階段，以及由結構功能主義和實證主義共同主導的哥倫比亞學派階段。芝加哥學派的學術訴求是：在一個急劇變化和空前擴張的大社會中，如何能夠再造共享生活的民主“共同體”，以實現社會最大程度的“團結”。在這樣的研究訴求基礎上，實用主義者致力於在與客觀主義者(主要是李普曼)的爭論中“將客觀性還原為團結”(羅蒂，2007/2009：97)，他們的真理理論“本質上是這樣的一種理論，即真理有一個道德標準——共同體的團結，而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標準——客觀性”(所羅門， 2008/2012：231)，圍繞著社會“團結”問題，芝加哥學派不僅通過米德、庫利的研究打破了萊布尼茨“單子”式的個體觀念，充分展示了個體在與他人或初級群體的互動中形成“開放自我”的過程，而且通過對公共輿論與新聞所做的的知識社會學研究，闡述了社會“團結”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所需要具備的那些條件。
哥倫比亞學派在科學理論上假設了一種可以用來評判知識的客觀實在，所謂真理就是認知對這一客觀實在的符合，因此結構功能主義者專注於通過對經驗性材料的分析，以便發現那些“‘潛在的結構’，或者‘在文化方面無變化的種種因素’，或者‘在生物學上已然被規定好了的種種類型’”(羅蒂，2007/2009：96)。與芝加哥學派濃重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和道德價值取向色彩不同，哥倫比亞學派遵循現實主義原則。他們的學術訴求是儘可能發展獲取客觀知識的理論與方法，這使得他們能夠從數學和統計上顯得更加科學，也更加適合行政與市場的需要。事實上，美國社會學研究中心從芝加哥學派到哥倫比亞學派的轉移，與學術生產的資助機制變化相伴隨。不僅如此，在喬治·霍阿克(George Huaco)這樣的學者看來，“結構功能主義的的興衰與美國社會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聯繫在一起......結構功能主義關於‘每一種模式都對更大規模系統的保護和存續產生影響’的觀點，‘正是對美國及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慶祝’。其次，結構功能主義對均衡的強調(最好的社會變革是沒有變革)，與作為‘最富有和最強大帝國’的美國利益相一致”(瑞澤爾，2008/2014：59)。顯然，結構功能主義的“客觀性”訴求與霸權時期的美國社會利益訴求密切相關，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在二戰以來形成的世界霸主地位被削弱後，結構功能主義的地位也隨即衰落。
兩個學派在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實際成果也頗不相同。哥倫比亞學派提出的構想是整合歐洲知識社會學和大眾傳播社會學，但由於這兩種學術範式無論是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還是學術生產的制度或組織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別，因此這一構想從一開始就意味著失敗。事實上，這種失敗在拉扎斯菲爾德與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合作失敗中早已顯露無疑，拉扎斯菲爾德曾經懷抱“使歐洲理論和美國經驗主義結合”的理想與阿多諾展開合作，但最終以阿多諾難以容忍美國經驗主義“與社會經濟權利結盟並維持意識形態的立場”(哈特，1992/2008：92)而告終。事實上，在默頓和拉扎斯菲爾德合作撰寫的作為這種構想範例的《廣播和電影宣傳的研究》一文中，也透露出對這種研究深切的懷疑和不自信。
相比之下，實用主義的大眾傳播知識社會學研究就不存在這樣的困惑，他們並不是兩種性質上不相融和的範式的綜合，而是建立在完全成熟的實用主義哲學基礎上而展開的研究。因此，正如我們在杜威、帕克甚至是庫利和米德那裡看到的，他們對於大眾傳播的知識社會學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實用主義知識社會學的存在及其成就的重要性，可以通過它對曼海姆等知識社會學的奠基人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而體現出來。曼海姆高度讚賞實用主義從生存實踐和社會情境的視角理解知識與真理的傾向，“他對許多關鍵性問題的結論是和美國實用主義者的那些看法是一致的”(曼海姆，1954/2014：11)。後期的曼海姆更是一度“轉向杜威、米德和庫利，想從他們那裡獲得關於社會重建和人類工程的具體科學的啟示”(斯科塞，2003/2007：403)。可見，對於歐洲知識社會學代表性人物來說，實用主義知識社會學是一個重要的對話交流夥伴。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7期。
本期執編 / 庫蘿
訂閱信息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也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
此外，編輯部還存有少量過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們或發郵件至 [email protected] 與我們聯繫哦！
閱讀更多 國際新聞界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