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青島科技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
本文系山東省2017年社科規劃項目“老年傳播視閾下的銀色文化產業研究”（批准號：17CXWJ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信息迴避是人們信息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Sairanen et al.，2010）。根據不確定性管理理論（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UMT），信息接觸可能減少、保持、或者提升不確定性（Hogan et al.，2009：48），因此，健康信息的獲取有時候反而會提升不確定性，健康信息迴避也就成為人們不確定性管理的信息行為之一。在老年人獲取健康信息的過程中，不僅僅存在對信息的主動搜尋與被動獲取，也存在對某些信息的迴避行為。
（一）健康信息迴避研究的路徑分野
傳播學界有關信息迴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的選擇性接觸假說（Case et al.，2005），而對於健康信息迴避的研究則在發展中逐漸出現研究路徑的分野。葉茨（Yates，2013：18）曾經將健康信息迴避在學術界的研究分為“背後動機”和“發生條件”兩個研究路徑。這個劃分並不完整，目前健康信息迴避研究已經呈現“向內擴展”和“向外擴展”兩大研究取向。向內擴展的取向主要關注導致健康信息迴避的個體因素（如個體的情感、信息處理方式等）以及信息本身的因素。葉茨區分的兩個路徑正是屬於向內擴展的研究，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有巴伯等（Barbour et al.，2012）對於類似“希望保持不知情狀態”等健康信息迴避行為原因的探索，以及斯維尼等（Sweeny et al.，2010）從信息本身與受眾信念及情緒衝突等角度對於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研究。此外，向內擴展的研究還包括健康信息迴避策略以及降低健康信息迴避方法，代表性研究有巴伯等所提出的消除或者忽視刺激、控制會話等策略（Barbour et al.，2012），以及哈維爾等（Howell et al.，2012；2013）提出的旨在降低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沉思法和確認法。
雖然對比向內擴展取向，向外擴展取向的研究偏少，但是社會支持等外部因素也逐漸為學者們所關注。社會支持在健康促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社會支持水平與健康信息迴避的意願程度成反比，而個人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豐富程度與個體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呈負相關的影響（Howell et al.，2014； Howell et al.，2016）
（二）老年人健康信息接觸
年齡在健康信息的獲取過程中是一個負向的因素，與年齡相關的認知、情感、動機等變化對於老年人的健康獲取與決策均有影響（Xie，2009）。衰老這個過程所導致的健康信息獲取行為的變化是全方面的，比如，對於信息類型選擇的變化，信息獲取渠道和方式的變化以及決策方式的變化等。
當前對於老年人健康信息接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信息主動獲取方面。老年人健康信息主動獲取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尋與傳播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Miller et al.，2012；El-Attar et al.，2005；Wiltshire et al.，2009；Wong et al.，2014）。另一類致力於構建與老年人相關的健康信息獲取的綜合模型（Longo et al.，2009；Johnson et al.，1993；Dutta-Bergman，2004a，2004b）。
根據田等人的（Tian et al.，2008）劃分，人們獲取健康信息的來源與渠道通常有三類。第一類是專業的醫療服務機構、專業醫療服務人員，如醫生護士等，此類來源往往被歸為正式渠道。第二類則是非正式渠道，如家人、朋友、鄰居等。第三類是商業或者媒體渠道，如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及新興的互聯網等新媒體。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8）發現，老年人最主要的信息來源主要有兩類，第一是家人、朋友，第二是大眾媒體與印刷媒體。這個劃分有時代的侷限性。目前，網絡以及相關的新媒體已經成為另一個重要的信息來源。如果從信任度這個角度來看，在健康信息接觸中，老年人仍然更相信醫生等專業醫療從業人員提供的信息（Donohue et al., 2009；Miller et al.，2012；Zulman et al.，2011）以及源自自己社會網絡的信息 （Williamson et al.，2009）。
綜合前兩部分的回顧可以發現，在健康回避研究中，老年人這個群體被忽視。同樣，在老年人健康信息獲取研究中，迴避現象也並未得到重視。當然，在這兩種研究也有一些模式和樣本考慮到了年齡因素，但是“衰老”這個過程以及“老年”這個結果對於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的影響並未得到充分探討。
這種研究的欠缺在健康信息迴避向外擴展的取向中尤其明顯。衰老不僅僅是個體生理和心理的變化，也意味著其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構成的轉變甚至是重組。而這種轉變對於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影響並沒有得到回答。由於居家養老仍然是我國養老的主要模式，代際關係是我國老年人的主要社會網絡構成，代際支持也是大多數老年人主要倚重的社會支持類型。因此，對於中國老年人來說，“老化”所帶來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轉變使得代際關係和代際支持在老年人信息接觸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如果要研究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代際關係與代際支持可以作為一個關鍵的切入點。
（三）代際關係與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
代際關係，也稱為親子關係，顧名思義就是指縱向的兩代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不過，在學術研究中，代際關係往往被限定在家庭系統中，也就是在一個家庭內部親代與子代的關係（邊燕傑，2013：41）。代際支持一般來說是指上下代在經濟上的互惠、生活上的互助和情感上的支持情況，以及共同分享生活體驗和生活資源的過程（穆光宗，2002：212）。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傳播活動也與代際關係和代際支持息息相關，代際關係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傳播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健康信息獲取的角度來說，老年人對子代的健康信息支持有較強的需求（公文，2016）。因此，本文所指稱的代際支持是指上下代之間在信息傳播上的互相支持的情況。費孝通先生曾經將中國的親子關係的模式概括為下一代贍養上一代的反饋模式，並指出孝道觀念是這種模式的一種反映，而且孝道觀念同時在意識形態的層面維繫了這種模式（費孝通，1983）。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健康信息反饋也已經成為反饋模式的組成部分，信息贍養也應該成為精神贍養的重要一環。子代在健康問題上的信息支持是對之前養育之恩的一種反哺，可以稱之為信息反哺，這也是孝道的具體體現。
之前從代際關係的視角來探討老年健康信息傳播活動的研究往往聚焦於代際關係在老年人健康信息獲取活動中的正向作用，關注家庭中老年人對子代以及近親屬的信息依賴（Pálsdóttir，2012a，2012b；Fox et al.，2000，2013；公文，2016）。這就出現一個問題，代際關係在老年人健康信息的獲取過程中是否會有負向的作用，從而導致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發生？另外，既然存在代際信息依賴，代際支持是否可以有效的對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進行干預以促進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傳播效果？從當前的文獻來看，對於代際關係與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現象之關係的探索與討論仍然是空白。而正如前文所言，如果要研究中國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代際關係是繞不開的因素。
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是：
1.代際關係對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發生有何影響？
2.代際支持是否可以有效的干預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是如何進行干預的？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質化的研究方法在針對老年群體的健康研究方面尤其具有優勢，利用質化方法，可以發現量化研究忽視或者無法識別的某些現象或特點（Xie，2009）。由於生理的原因（如花眼等視力問題）以及認知原因（如閱讀速度慢，難以理解問卷內容等），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人，對事先確定好問題與答案選項的問卷調查等量化方法常常無法完成，或者拒絕合作（孟倫，2013：19）。
研究對象的抽樣主要依據目標式抽樣的原則，採用滾雪球的抽樣方法獲得樣本。目標式抽樣選擇觀察對象的基礎是基於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代表性以及有效性的個人判斷（巴比，2007/2009：185）。而滾雪球抽樣是一種要求被訪問的人介紹其他人來參與訪談的抽樣方式（巴比，2007/2009：185）。本研究中，通過熟識的老年朋友和已經訪談過的研究對象介紹新的訪談對象，然後再結合目標式抽樣方法，選擇有效樣本。在前述抽樣原則的指導下，研究者在2014年6月到2015年3月期間先後對40人次（包括31名老年人、3名在職醫生以及6名訪談對象的子女）進行深度訪談。在研究倫理方面，訪談前會告知訪談對象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目的，並詢問訪談對象是否自願參與本研究。徵得訪談對象同意後再開始訪談。每次訪談在40-120分鐘之間，平均不少於60分鐘。訪談地點主要在家中、小區茶館、咖啡廳、老年活動中心等。接受訪談的老年人年齡從65歲到91歲不等，平均年齡70.45歲（訪談對象的情況簡介參見附錄A）。
三
研究發現
（一）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的主要類型
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迴避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六種類型。
1.由於信任危機所導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
巴伯等（Barbour et al., 2012）認為，健康信息的內容和來源是健康信息迴避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可疑信源或者信息內容本身模糊等都可以導致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出現。這其實是一個對健康信息的信任問題。如果對健康信息來源的信任度較低或者覺得憑自己的能力無法判斷健康信息內容的真偽，老年人可能會選擇迴避這些健康信息。例如，JLF就直言自己不信任電視養生節目，並表示自己從來不看該類型的節目。
我從來不看那些養生的節目，我平時就看點新說法啊，老婆孩子閒拉呱之類的……（健康節目）都是些騙子，我跟你說，千萬別信，小嫚（老人的女兒）都跟我說了，都是騙人的，你看那個……，原來是賣綠豆的，還有那個……，現在也沒動靜了吧，聽說也是騙子。反正我現在是一點也不看了。（JLF）
與JLF不同，ZGH喜歡看養生節目，並表示能從中獲得一些健康信息，但是如果節目中出現了賣藥等內容，她就會選擇迴避。
我最煩就是吧，那些健康養生的節目……後面接著推薦他的藥了，我就說，關關關關，關掉，不看了。你專門講養生就講養生，你不要後面再綴上你的藥，吃上我這個藥，疏通血管，有的，你不知道，吃了他的藥還治百病，俺娘來（感嘆）……（ZGH）
2.由於行為慣性所導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
健康信息有時候會和老年人長久以來形成的某些健康習慣相左。如果從費斯廷格的理論來看，當健康信息與自己的健康行為習慣發生衝突時，可能會引起老年人的認知不協調。由於主觀上不願意改變或者客觀上無力改變自己的行為習慣，老年人可能會選擇迴避相關健康信息，“眼不見為淨”，來恢復認知的協調狀態。LNL患有比較嚴重的糖尿病，曾經因為血糖高導致肺部感染久治不愈，保守治療無效後，赴北京某知名醫院進行了肺部感染部分的切除手術，醫囑最好不要喝酒。但是由於他多年嗜酒，身體恢復後仍然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喝近半斤白酒。每次子女說起過度飲酒危害的時候，LNL總是採取迴避的態度，轉移話題，對媒體上的相關信息也視而不見，其配偶及子女均十分無奈。
3.由於不確定性以及對未知風險的恐懼所導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
由於害怕健康信息的獲得會帶來比目前的狀態更為負面的對健康狀況的認知，一些老年人試圖通過對相關健康信息的迴避保持現有的狀態。布萊舍爾斯（Brashers，2001）認為，不確定性主要是一種自我認知，當情況的細節模糊、複雜、難以預測或者信息不可得、不連續，又或者個體覺得自己目前的知識狀態不能給自己安全感的時候，不確定性就產生了。健康信息的獲取可以降低不確定性，也可以增強或者保持目前的不確定性狀態。而當健康信息的獲取可能會帶來對未來健康狀況的某種強大負面認知時，個體往往會寧願保持目前的不確定狀態，從而採取健康信息迴避的策略。凱斯等人（Case et al., 2005）指出，健康信息的避免與恐懼緊密相連。可以說，老年人這種健康信息避免行為是對未來的健康風險的一種恐懼。
ZGH描述了自己不舒服的時候想去看醫生，又怕真得了大病而不敢去看的矛盾心態。
我現在有個問題，就是有不舒服了就靠（挨），我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病不是一天兩天就出現的。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有時候吧，很矛盾，去看吧，又怕真有什麼大病，不看吧，還不舒服，最後乾脆不管了，有的時候吧，還就好了。（ZGH）
而JYM更是用“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這樣的話語來表達自己寧願不知道像癌症之類健康信息的想法。
我要是得了癌症啊，誰也別告訴我，也別治，快快樂樂的活它幾年就行……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都是嚇死的。（JYM）
巴伯等人（Barbour et al., 2012）的研究指出，對未知風險的恐懼所引起的健康信息迴避不僅體現在個體自身，他人的健康風險也會引發迴避行為的發生。這個研究中的一位年輕的訪談對象聲稱不願意聽到與親屬所患疾病有關的信息的原因在於“不願聽到那些會引發死亡聯想的疾病信息”。而這種“死亡聯想”對於老年人來說更為強烈。退休教授LQ向研究者講述了一年之內三位好友罹患癌症去世的經歷，這使他不願意提及癌症的信息。
你們年輕人可能都不理解，到了我這個年紀，身邊的同學啊，朋友啊，親戚啊是越來越少，走的越來越多。去年，我有三個老朋友，都是從上學的時候就要好的朋友，前後腳走了，都是癌症。我跟你說，我現在是一聽到癌症就渾身不自在。（LQ）
4.由技術鴻溝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
技術鴻溝所導致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主要針對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平臺的健康信息。由於認知能力的減退，許多老年人在使用新媒體獲取健康信息方面遇到了技術的瓶頸，“學不會”“弄不來”等詞彙成為老年人面對新媒體時常用的關鍵詞。無法習得的無力感導致了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認為自己無法學會或者無法熟練掌握這些“高級的”技術，也就無法順利利用新媒體獲得健康信息。因此，一些老年人乾脆採取不接觸的迴避策略，屏蔽互聯網以及社交媒體的平臺。
5.由信息焦慮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
信息焦慮引起的健康信息迴避包括兩種情況。第一種也與新媒體的使用有關。面對新媒體平臺上海量的健康信息，就像吃多了食物影響消化一樣，一些老年人也出現了信息消化不良等信息焦慮問題。在信息數量大到自己無法處理的時候，老年人往往選擇迴避來自新媒體平臺的健康信息，以此消除焦慮感。
我在老年大學學過一段時間的微機，老師教了怎麼用搜索，我確實也用過一陣。你打上心臟病，忽的一下出來那麼多，有時候點開一個吧，花裡胡哨的，這裡也閃，那裡又跳的……就是啊，亂起八糟的，手又慢，眼看一會就受不了，後來我就乾脆不用了，不看網上的那些東西了（CFS）
第二種情況是由於信息的互相矛盾所造成的無所適從感，這種情況既有可能是針對新媒體，也有可能與其它信息來源相關。比如，來自傳統媒體或者自己的社會網絡中互相矛盾的信息也可以引起老年人無所適從的焦慮感，從而引發健康信息迴避行為。在訪談中，有的老人陳述，打開電視每個臺都有健康節目，有時候每個臺說的還不一樣，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於是選擇只看一個臺，而回避其它渠道的健康節目。
我現在就看北京臺和中央臺的，其它的一概不看，很多是亂七八糟的，有的說的還不一樣，你讓人信哪個？乾脆就只看好的就對了……正規的電視臺的，你像中央的和北京的就好，還有就是不賣藥的。（KSZ）
6.由於代際考量而引發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
一些老年人為了減輕子女的壓力，對某些健康信息採取迴避的態度，希望通過這種行為，儘量延緩子女面對老年人疾病問題的時間，不給或者少給子女添麻煩。
老人的健康是自己的福氣，也是孩子的福氣啊，老人要是得了大病，其實孩子也是遭罪，又得陪床，花錢也跟流水似的，無底洞。關鍵問題是真要得了那種要命的病，治不好，乾花錢，最後不都是人財兩空。你說是不是？我要是得了那種病，啥都別告訴我，讓我傻呵呵的過算了，別連累子女，當父母的不都這樣嗎，自己受點罪，兒女過的好就行。（LQ）
（二）代際關係對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影響
代際關係既有可能觸發某些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也有可能導致或者促進這種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改變，同時也可能對某些迴避行為進行不同程度的補償。
1.代際關係的觸發作用
代際關係可能觸發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現象，導致迴避行為的出現。由代際因素直接導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主要包括前文所總結的由於代際考量而引發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
在中國目前的養老模式下，居家養老仍然是主要的方式，家庭、特別是代際支持仍然是養老的主要依靠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老年人的健康出現問題，往往牽涉到整個家庭。不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子代都是最主要的支持來源。一旦老年人出現重大健康問題，子代無論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會面臨較大的壓力。特別是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而言，因病返貧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老年人的這種健康信息的迴避行為是直接受到了代際因素的影響，對於子女承受能力，對於家庭整體和諧穩定的考量直接觸發了健康信息的迴避行為。當然，這種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發生與社會經濟地位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醫療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密切相關。
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也是由代際關係及代際支持所觸發，那就是健康信息的被動迴避。
之前的研究發現，艾滋病人的社會網絡（如家庭成員）會充當健康信息的評價者和緩衝者（Brashers et al.，2002）。在老年健康信息的傳播過程中，也存在這種評價和緩衝機制。子代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傳播中不僅僅是提供、搜尋、記錄與提醒者，在某些情況下，子代還通過自己對健康信息的價值判斷，對健康信息進行把關、篩選、比較或者屏蔽，從而在健康信息與老年人之間建立緩衝地帶。這種機制發生的情況有以下兩種。第一種是健康信息不便告之老年人的情況。如老年人患有嚴重疾病或者老年人自身心理比較脆弱。第二種是所獲得的健康信息過多或者質量參差不齊，無法全部提供給老年人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經過篩選和過濾之後，子代將自己認為正確的信息提供給老年人。
通過這種方式，子代在健康信息和老年人之間建立起信息屏障，將他們認為老年人不應該知道的某些健康信息與老年人隔離，建立起一個信息的緩衝地帶。對於子女等信息屏蔽者來說，這是一種主動的行為，而對於老年人來說，這是一種被動的健康信息迴避。
2.代際支持的信息補償作用
與此同時，老年人健康信息的迴避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健康信息的迴避既有可能得到補償，也有可能轉化為積極的獲取。在這個過程中，代際支持的介入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進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改變，以及健康信息的補償。
首先，代際支持在改變由代際因素直接觸發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中發揮主要作用。通常情況下，這種迴避行為一旦被子女獲知，在子女的積極介入下，會出現由迴避到主動獲取的轉變，從而得到信息的補償。
其次，代際支持在緩解和改變由技術鴻溝以及信息焦慮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中發揮主要的作用。信息焦慮和技術鴻溝所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大多都與媒體的使用相關。迴避的對象主要是新媒體本身及以新媒體為平臺的健康信息。代際支持的介入，擴展了老年人獲取健康信息的渠道來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技術因素所帶來的信息鴻溝，改變或者減輕了由技術因素導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現象，從而實現了對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補償。這種代際健康信息支持是老年人“集體式”信息獲取方式的一種表現。邱林川（2013：195）用“集體式”的概念來指稱老年人的信息獲取方式，並認為這種信息的獲取和分享是以老年人的家庭等社會關係為基礎的。實際上，以代際支持為主，其它支持（如同儕）為輔的方式是老年人利用新媒體獲取健康信息的主要方式。
家裡沒電腦，都是兒子查了（醫生的坐診時間）告訴我，有時候直接就預約好
了。（GMX）
我都是讓閨女先查查哪個大夫好，年輕人會查，網上一弄什麼都出來了。（TLM）
我有問題就問閨女……，你像我有糖尿病，吃什麼保健品什麼的，都是他們給我查的。（LNL）
由於這個過程中所傳播的健康信息的質量參差不齊，因此，代際支持的介入過程既是健康信息的獲取與傳播過程，也是把關與確認的過程。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獲取過程中， 子女、同儕、親友等通過新媒體技術充當了信息傳播的中介人群。這個中介不僅僅是新媒體與老年人之間的橋樑，更是健康信息的把關人與過濾器。老年人通過這種方式接觸到的信息，是經過了中介人群篩選與過濾的信息。這種把關與篩選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補償了由信息焦慮以及信任危機而導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
其實老人自己去上網查我也不放心，你像我爸吧，對健康有點過度關心，一點小問題就要去做檢查，預防是對的，但是要是胃有點不舒服就做胃鏡那就有點過度了。網上啥信息沒有啊，要是他自己查的話，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他又不會判斷真假。我幫他查查的話，起碼有些亂七八糟的信息就不給他說了，撿些乾貨告訴他就行。（GWB）
不過，由於中介人群專業性與健康素養水平的限制，這種篩選並不能保證健康信息的真實性。而對於健康信息真偽的甄別不僅僅是個體的事情，也需要政府、民間團體等組織介入（邱林川，2013：195）。
再次，代際支持也可以不同程度促進由行為慣性、未知風險等原因所造成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積極轉變。
相對而言，行為慣性以及未知風險所導致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轉變更為困難，特別是對於性格較為固執的老年人來說。因此，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更需要家庭以及子代積極配合健康傳播的正式渠道，通過持續的努力、有針對性的、靈活的傳播方式，促進迴避行為的轉變。還是以前文提到的LNL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為例。其子女通過與醫生、親屬的合作，不斷的轉換傳播方式，特別是將孫輩納入到傳播過程當中，最終使LNL接受了相關信息，並開始行為的轉變。
因此，子代如果能夠通過適合的傳播方式與方法，幫助老年人掌握正確的健康信息，正確對待健康信息，有可能會促進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改變，使老年人能夠積極的面對健康風險，最終促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四
討論：家庭、代際支持與
老年人健康信息傳播
（一）利他主義家庭觀與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
父母與子女的代際支持可以分為向上和向下兩種（謝宇等，2013：330）。父母由於擔心子代在經濟和精神上的壓力而選擇迴避某些健康信息的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屬於向下代際支持的一種。徐安琪等人（2013：200）的研究發現，當前中國家庭的價值觀念中並存著觀念上“重老輕小”而行為上“重小輕老”的兩種傾向。一方面，在相關調查中，對於孝親觀念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對於“父母為成年子女無限操心”等父母的責任的支持率，也就是說，公眾對於代際間的向上支持的贊同率遠高於向下支持的贊同率。另一方面，在實際的行為中，對於子女的各種向下的代際支持又大於對父母的向上代際支持。以代際的經濟支持為例，經常給予父母支持的城市被訪者有25.7%，經常給予子女支持的則有36.9%，農村被訪者的比例則分別是9.5%和34%。可見，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在實際的代際經濟支持行為中，向下的支持要高於向上的支持。
老年人通過迴避某些健康信息而實現的向下支持行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於家庭整體利益的維護。歷史的考察和經驗的證據都發現，最適合解釋中國人代際支持的模式是利他主義的模式（Altruistic Model），這個模式使家庭像合作社（Corporate Unit）一樣運行（Zimmer et al.，2003）。按照合作社方式運行的中國家庭是以家庭的整體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作為導向的，而家庭的結構變化或者形式的改變也都源於這種模式（閻雲翔，2006：6）。
由代際關係因素直接導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正是中國家庭價值觀念中利他主義模式的一種體現。老年人希望通過迴避某類信息來保證子代在物質上以及精神上的穩定和和諧，從而保持家庭目前的平穩狀態並使這種家庭和諧儘可能的延續，也就是說，老年人試圖通過這種迴避來保證家庭的整體利益。
（二）代際支持與老年人健康信息傳播
隨著年齡的增長，特別是退休之後，老年人的社會網絡逐漸縮小，社會交往互動逐漸減少，社會圈子逐漸縮小至以家庭為中心，家庭就成為老年人最為主要的活動場域，也是老年人最為倚重的社會支持主體。其中，除了配偶之外，代際之間的關係支持性最高，是老年人獲得情感支持和物質支持的主要社會關係。因此，老年人的社會支持系統是以家庭支持為基礎的。另外，家庭支持是我國傳統孝道觀念的體現，也是易得性較強的一種社會資本形式（魏禮群，2012：540-541）。所以，代際支持是否有效、家庭關係是否和諧是影響老年人心理和生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家庭關係情況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情況成正相關的關係，老年群體中存在的種種心理症狀幾乎都與家庭關係的狀況有關。其中，家庭中有效的代際支持是老年人安全感的主要來源（周理雲等，2013；陳傳鋒等，2008）。
衰老的過程總是伴隨著健康問題，在生命後期，相當一部分老人是與疾病為伴的（埃什爾曼等，2012：435）。健康問題是老化過程中不可避免需要應對和關注的問題，老年人的健康問題也是代際支持的重點。
隨著社會的變遷與不斷轉型，傳統家庭關係中老年人的絕對權威逐漸削弱，子代的話語權不斷上升。從生理上來講，老年人的認知能力衰退，在信息的學習和處理方面都面臨著挑戰。從信息地位的角度來看，退休之後，老年人在家中的信息地位逐漸由核心轉變為邊緣，由之前家庭中的主要信息獲取者和提供者逐漸蛻變為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而子代的信息地位獲得了提升。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健康信息和醫療服務信息的網絡化和信息化傾向更使老年人不得不依賴於年輕人。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所導致的信息鴻溝和技術鴻溝以及由此所帶來的老年人的無力感、被剝奪感和焦慮感都使得代際間的健康信息支持變得更加重要。
健康信息的代際支持不僅僅體現在緩解與補償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之中，實際上，代際傳播貫穿於老年人健康信息傳播的全過程，在各個環節都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並且在新媒體健康信息傳播以及健康決策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以老年人為對象的健康傳播促進政策與實踐當中，應該重視子代的中介作用，將以家庭為對象的整體傳播納入其中。
當然，老年人與子代之間的健康信息傳播並不是單向的，老年人也常常與子代分享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電視等傳統媒體）獲得的健康信息。不過，這種代際之間的健康信息互動不屬於本文的研究範疇，將另外撰文討論。
五
結論與研究的不足
總之，代際關係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中並不總是發揮正向的作用，由於受到利他主義家庭觀念的影響，代際關係也有可能導致健康信息傳播的中斷，觸發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迴避行為。同時，代際支持是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有效干預方式，在迴避行為的動態變化中具有重要的信息補償作用，在多個層面促進了迴避行為的改變。因此，代際關係與代際支持在老年人健康傳播理論與實踐中應當受到重視。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是非概率抽樣，不能保證樣本是否代表了總體（巴比，2007/2009：188），研究結論的可擴展性和可重複性有待繼續驗證，某些關係的具體分佈情況也有待繼續探索。其次，本研究總體上是基於城市社區的調查。雖然有部分樣本是由農村移居城市的老年移民群體以及經歷城鎮化改造的農村老年人群體，但是總體上仍然是對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迴避行為的考察，與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狀況可能有所不同。這些也是本研究後續的擴展的方向所在。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9期。
本期執編/孟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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