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22日電（記者秦婷婷）創立內首家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簽署機構、國內首家氣候債券標準（CBI）認可的綠色債券評估認證機構、率先完成滬深300成分股ESG評級的數據提供商，蔡英萃，從零開始，一步一步，將國際主流責任投資理念，引入國內，拓荒中國責任投資。
從金融機構到NGO
褪去職業的裝扮，穿著舒適的休閒裝和平底鞋，在人群中似乎沒有什麼不同，蔡英萃顯得平和而親切，談到北京的天氣，我們都達成了共識，相比於前些年的天空，這兩年北京確實藍了很多天。她曾先後在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讀完本科、金融學碩士和公共管理碩士，對於北京的空氣深有體會。後來，她當了媽媽，對空氣的焦慮只增不減，“你沒有孩子的時候，你不太在乎什麼藍天。有了小孩之後，你就發現小孩能出去的天數非常少，我就想說能不能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這也是她離開外資類金融機構轉入NGO組織的最大原因。
早年，蔡英萃曾就職於摩根士丹利和GE金融，這期間，參加了各種企業的社會責任活動，例如有的企業會組織員工去養老院或福利院。在正式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前，她做了四年的志願者。而後，當WWF招聘可持續金融的職位時，她在懵懵懂懂的狀態下申請並在上千申請者中競職成功，在這樣的機緣下，蔡英萃開始接觸到綠色金融的概念，能夠用金融工具為環保助力。
2009年，蔡女士離開商業性的金融機構，來到全球最大的環保類的NGO組織之一，也是第一個被中國政府邀請來華做環境保護的國際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開始做綠色信貸，從政策層面進行倡導。
隨著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不斷提升，金融機構也在想如何利用金融的槓桿把錢投資到環境友好的、綠色的企業，讓他們得到發展，讓那些汙染環境的企業受到制約。
同期，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的環境問題也變得越來越棘手，綠色金融的概念也剛剛萌芽。這個時候，中國的金融機構在海外的投資也屢屢因環境和社會問題感受到了聲譽壓力, 體會到了環境和社會風險對業務的切實影響，中國銀監會也加大了對綠色信貸的監督引導，在2012年出臺了《綠色信貸指引》，銀行自身動力加上監管機構的政策引導，越來越多的中國的金融機構希望自身的發展可以是綠色的、可持續的。
政策出臺鼓勵金融機構去做綠色金融、綠色信貸，但是沒有人知道怎麼做。“所以我從夏威夷學習回來，與商道縱橫諮詢公司合作發起了一個專門的綠色金融的第三方服務機構，叫商道融綠。”
中國專注ESG評估的本土機構
2012年，回國創業不新鮮，但是回國做綠色金融，還是頭一個。
“那時候我們做的時候我們挺高興的，因為覺得沒有競爭對手”。這是一個太小眾的領域，從創立開始便佔據了許多個第一。它是本土首家責任投資原則（PRI）簽署機構、國內首家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認可的綠色債券評估認證機構，也是率先完成滬深300成分股ESG評級的數據提供商。
但是，那個時候談綠色金融、社會責任、ESG（責任投資），太前衛了，沒什麼人知道。創業的艱難也在於此。作為中國責任投資論壇（China SIF）的發起機構，剛開始的那年，蔡女士戲稱“參會的人還沒有我們工作人員多”。責任論壇的參加主體涵蓋金融機構、環保類機構、上市公司、服務機構等等。去年，China SIF年會的參會人員已經多達300多個。
那時候，中國公司對責任投資的理解大多數還停留在捐款種樹這個層面，“我還記得某大型銀行的社會責任報告裡寫著踐行綠色金融，積極種樹”她笑道，“銀行自身降低能耗很重要，但綠色金融更深刻的意義是把他的資金流向環境友好的企業，這是一個金融槓桿的作用。”
創業之初，起步艱難，團隊的服務對象主要都是海外的一些養老基金和責任投資的一些基金，會有投資方找到團隊，購買中國一些機構的負面環境信息。現在，隨著中國市場的一步一步發展和時機的發展，上市公司ESG披露的深度和廣度都越來越好，可以明顯看到責任投資和綠色金融的興起。
獨立客觀 嚴把ESG評估
早在09年開始，團隊就開始建立自己的數據庫，建立輿情監測平臺，通過企業自己的信息披露和公開媒體信息，不斷累積上市公司社會問題、環境問題方面的負面信息和非財務類信息。
ESG評估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的工作，要確保投資的企業是綠色的、負責任的，需要綜合考量多方面的信息，進行指標量化和評級。ESG分別代表E（環境）、S（社會）、G（公司治理），指標體系共有3個一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和200+三級指標，通過打分、權重計算，採取百分制方法進行評估。分數越高代表該企業在綠色、社會責任和企業發展方面更有可持續能力。
評分用來給投資做參考。ESG投資簡單來說分成兩塊，主動型和被動型。被動型也叫負面篩選或防踩雷，就是不投有問題的企業。主動型則是主動挑選表現好的企業。
與國外的ESG服務機構的指標相比，商道融綠的ESG指標更加本土化，對指標體系進行了更接地氣的調整，例如在對不同行業企業進行ESG評估時會適當調整更加重要部分的加權比重。此外，商道融綠還需要耗費人力蒐集及處理信息。比如企業能力建設的評估，有些企業非財務類報告是文字描述型，有些是圖片型，有些是表格型，這些都要靠人工來篩查，確保準確。
信息披露 發展關鍵
ESG評估的基礎是ESG信息披露。目前，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還不完整，一定程度上阻礙了ESG的發展。根據商道融綠統計，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在涵蓋指標比例和單個指標披露程度方面都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蔡英萃表示，很多企業的ESG信息披露的廣度不夠。在評估過程中會發現很多指標其實是沒有披露的，那麼那一項指標打分只能空白。作為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綠金委）創始理事單位，商道融綠積極參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關政策研究工作。
香港聯合交易所於2015年12月發佈新版《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環境”及“社會”範疇下設11個層面，每個層面分為“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在新版中，“一般披露”信息從發行人自願披露被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環境”範疇下的關鍵績效指標也被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即所有“環境”範疇下的信息均為半強制披露。
深交所於2016年12月修訂發佈了《主板信息披露業務備忘錄第1號——定期報告披露相關事宜》，明確了重點排汙單位的概念及披露的具體信息。
據瞭解，目前上交所也在徵求意見。這些舉措能夠反映出信息披露在不斷的在提高和加強。“你只有數據信息是透明的，息是披露完全的，才能夠保證評級的質量是不斷的提高的。”
9月30日，證監會發布修訂後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此次修訂的重點包括強化上市公司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方面的引領作用；確立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等。從泛化的道德約束到剛性的制度責任，明確了上市公司在綠色發展、生態環保上的內生使命。
很多人存在一個誤區，認為企業做綠色、生態環保就是做公益、賠錢賺吆喝。其實，在從事這麼多年金融行業後，蔡英萃發現ESG評分高的企業往往企業績效也很好，這兩者是呈正相關的，"我們接觸到的很多投資機構，比如Generation資產管理公司，是美國前總統戈爾和高盛前CEO共同創立的基金，去年來參加我們的責任投資年會（China SIF）也分享了他們的心得，關注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往往能帶來更好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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