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欲達成三個相關目標：首先，介紹“加州學派”學者們的中心論點；其次，圍繞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撰寫的加州學派的扛鼎之作，對加州學派作出批判性的評價；最後，就“為何工業資本主義發生於歐洲而非中國”這一大多數加州學派學者所關心的中心議題提供一個不同的解釋。筆者認為，雖然加州學派學者提出了一些“歐洲中心論”學者們沒有給予足夠關注的視角，但是他們無法反駁歐洲中心論學者的一個核心觀點，即若非迫於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幾無可能在19世紀或此前或稍後的任何時候在本土自發地產生工業資本主義。本文把中國作為一個案例，是因為中國在先前的研究中被最頻繁地作為對比案例。
必須強調，筆者並不給予工業資本主義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價值，亦不持中國在18 世紀比西歐落後(或先進)的觀點。本文僅僅試圖闡明，西歐與中國差異巨大，在工業資本主義興起與傳播之前，它們的發展遵循著非常不同的規律。
加州學派
“加州學派”由金世傑(Jack Goldstone)首次提出，用以歸類一群對“大分流”或“西方的興起”(即為何工業資本主義興起於西方而非其他地區)問題擁有特定答案的學者。這些學者被歸併在一起，是由於其中大部分人與加利福尼亞州境內的大學有關聯。傳統上關於大分流問題的答案十分多樣，然而它們全部將大分流的根源追溯至歐洲18 世紀以前長期形成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包括：歐洲擁有一個多國體系和弱國傳統，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擁有由資產階級支配的政治上獨立和半獨立的城市，擁有教義上與資本主義精神契合的開明宗教，經歷了科學革命與農業革命，等等。
上述論點，被加州學派學者批評為“歐洲中心論”。加州學派學者們對於大分流的解釋頗有差異且難以總括，但他們或多或少共享如下理念：第一，在第二個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是中國和中東而非歐洲從經濟和技術上主導了世界；第二，歐亞文明高度相通，且在西方興起之前，歐亞文明發展的步調相近；第三，就西方的興起而言，外部和偶發的因素與(或)經濟/ 人口機制比宏觀結構條件與人的主觀能動因素更為重要；第四，工業資本主義是歷史關鍵時刻降臨於西方的偶發事件。因此，布勞特(Blaut)認為，歐洲和亞洲之間並無主要的制度與文化差異，且資本主義在1492 年之前的世界許多地區都在緩慢發展，歐洲搶佔先機僅僅是因為它在地理上比其他大洲更接近新大陸。古迪(Goody)認為，歐亞文明的發展總是差不多處於同一步調，大分流的發生僅僅因為歷史鐘擺在工業革命這一關鍵時刻擺向了歐洲。阿布- 盧格霍德(Abu-Lughod)和弗蘭克(Frank)不約而同地試圖展示工業革命開啟於西方僅僅因為東方的經濟湊巧在錯誤的時刻出現了暫時的混亂。金世傑指出，17 世紀中葉以前，歐亞主要文明的發展處於同一步調並在此後趨於保守，英格蘭是事實上唯一的例外，因為它碰巧發展出了對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生必不可少的多元政治體系和牛頓力學。
加州學派學者們同時強調，西方的興起和歐洲的支配地位在世界歷史中只是短暫的一瞬，其他國家會很快趕上。事實上，“歐洲中心論”學者也認同這一觀點。例如韋伯認為，雖然儒教文明在中國阻礙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它卻非常有能力接納資本主義。對於“歐洲中心論”學者來說， 西方帝國主義賦予了工業資本主義太多的侵略性，以至於當英格蘭產生了工業資本主義後，世界其他國家要麼面臨滅亡，要麼被迫吸收學習從而生存。只有在西方帝國主義殘酷的同構壓力之下，許多非西方國家才被迫修正甚至破除自己的傳統文化和制度來開展工業化。這其中，少數“幸運”者似乎在這“世界歷史的一瞬”中趕上了西方。
加州學派傳統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當屬彭慕蘭的《大分流》。這本書試圖解釋為何19 世紀的工業革命發生於英格蘭而非江南(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彭慕蘭認為，英格蘭和江南的發展在18 世紀中葉以前處於同一發展水平，從生活水準(卡路里的消費、日用家居和紡織品、儲藏和分發糧食以備饑荒的能力)到商業化的程度，以及農業與手工業勞力的分工和人的壽命等方面都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由於人口增長和資源限制，兩個地區同時面臨著相似的制約性因素，因此，它們都不具有走向工業革命的必然條件。工業革命發生於英格蘭僅僅是因為兩個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蘭的煤礦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業發達地區，以及英格蘭能夠取得來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資源，而中國未曾擁有這些條件。
對彭慕蘭觀點的評價
對學者來說，歐洲的工業革命是一個歷史事實。他們因此在此基礎上開始追溯歐洲“優勝”和其他文明“失敗”的原因。這種溯因，如果不謹慎的話，往往容易造成一種印象，即一個社會的結構條件和經濟發展模式之間存在線性關係。然而，彭慕蘭的研究卻是從以下這麼一個問題出發，即18 世紀時，“世界上沒有哪個地區註定會迎來工業化的突破”。這一思考上的轉換有利有弊。有利之處是，很大程度上獲益於這一新的提問方法，我們如今完全認識到，19 世紀英格蘭的工業革命並非如傳統學者所論述的那樣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思考的轉換也帶來了中國與英格蘭的發展處於同步的印象，有著相似的步調和束縛條件，但事實完全不是如此。雖然歐洲的突破並不必然發生於19 世紀的英格蘭，中國並無可能在19 世紀或此前自發地發生本土的工業革命。其原因筆者將在下文揭示。
彭慕蘭的書中提供的大量材料顯示，直到18 世紀中葉，中國最發達地區和英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等方面呈現很大的相似性。彭慕蘭對18 世紀中國經濟的評價受到了來自黃宗智的批判。黃宗智接續伊懋可(Mark Elvin)的觀點，認為明(1368-1644)和清(1644-1911)兩個王朝的經濟受制於“馬爾薩斯機制”，即在高人口和低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節省勞動力的技術發展緩慢，以至於每個勞力的邊際收益不斷遞減。黃宗智的批評引發了激烈的辯論，對於一些深陷其中的學者來說，這是不愉快的回憶。出於本文的目的，我們可以說，雖然黃宗智在其批判文章中的一些觀點不無道理，彭慕蘭關於18 世紀江南經濟仍然經歷了一個“斯密式增長”(即，由勞動分工和貿易帶來的增長)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且被一些研究相似議題的歷史學家(如李中清、王豐、李伯重、許滌新和吳承明)的發現證實。
“歐洲中心論”源於19 世紀西方人對於西方和非西方的看法，在時人眼中，西方充滿活力，非西方地區(包括中國)則落後或停滯不前。雖然那些持歐洲文化產生出工業資本主義觀點的學者現在對這一觀點也不認同，彭慕蘭著作出版以前，並沒有多少西方學者如此敏銳地意識到中國江南在18 世紀的繁榮程度。而這一發現有力地反駁了傳統的關於中國在所謂14 世紀轉型之後停滯不前的看法。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貢獻。
然而，彭慕蘭的著作也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18 世紀的英格蘭和中國江南之間的相似性反映了兩國處於同一發展方向，僅僅因為一些幸運的外部因素，方才導致英格蘭能夠率先起飛，引發了所謂的“大分流”。對筆者而言，彭慕蘭所指出的江南和英格蘭之間的相似性，就加州學派學者所關心的問題而言，其實無關緊要。這是因為，雖然18 世紀的江南和英格蘭擁有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產生它們的條件與制度卻十分不同。英格蘭的發展是在以下條件下產生的：國家掌握了一支主導世界的海軍；資產階級擁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態，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權；理論/ 形式理性和個人利益導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義(即工具理性行為旨在追求個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組織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國家、部落或社區等公共組織的利益，)逐漸成為精英人群的共識；科學與技術發明不斷加速發展——這些都沒有在中國發生。中國的經濟繁榮得益於強有力的帝國統治，帝國對於商業活動採取了務實政策，並能控制龐大的人口和廣袤的土地，從而維持了一個長期的王朝中期繁榮(mid-dynasty prosperity)。這些條件使帝國框架下的中國經濟發揮出極大潛能，但卻不能在19 世紀或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段給中國帶來工業資本主義。
雖然中國商人沒有他們歐洲同行所擁有的在政治上、軍事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權力，但中華帝國從來沒有消滅商業活動的企圖；其實即使有這一傾向，帝國也沒有能力將之實施。而且，北宋以降，商業稅收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經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漸置身於商業活動，國家在某些方面對產權給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護。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給市場的發展留下了空間，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穩定則給市場在壓抑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下繁榮發展的一個契機。中國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維繫兩個世紀以上，幷包含一個相對穩定的長達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當是之時，“版宇恢拓，匪盜止息，四民安堵，戶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沒有到達某一極限以致於妨礙了斯密式的經濟增長。此類商業高度繁榮的治世，歷宋、元、明、清一再出現。如果說中國本土工業資本主義有發展機遇，它更可能發生於宋代，而非政治更趨專制、文化更為保守、且技術進步放緩的明清。基於這些原因，筆者認為18 世紀清朝的繁榮和先朝中屢次出現的繁榮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絕不會給中國帶來工業資本主義。
要之，彭慕蘭認為中國18世紀的繁榮與英國的發展模式類似，但我認為，這一繁榮( 也就是歷史學家所稱的康乾盛世)，不過是循環王朝中期的繁榮而已。以下事實很說明問題，當18世紀末乾隆時代告終之際，距離鴉片戰爭爆發已不足半個世紀。透過白蓮教大叛亂和其他跡象，我們可以看出，清帝國在西方勢力到來之前已經開始走向衰退。雖然19 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教義的意識形態的啟發，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個重要跡象。總之，即使沒有西方的到來，中國18 世紀的繁榮也不可避免地要歸於終結。取而代之的將是中國歷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火厄兵隳、瘟疫肆虐。可以預見，清王朝將在18 世紀的財富積累被消耗殆盡後，歸於滅亡，而一個新的王朝將在屍體遍野的廢墟上崛起。儘管18 世紀的江南和英格蘭在經濟和生活質量上處於相近水平，彭慕蘭的中心論點卻完全不能成立。其實，用江南和英格蘭在經濟發展上處於同一水平這一現象來論證中英兩國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上也處於相同的步調，就像用兩個函數在某一條件下有著同樣的函數值這一條件來論證這兩個函數是同一個函數一樣可笑( 比如2x 和x2 在x=2時都等於4，但是它們不是同一函數)。
僅僅通過經濟和生活質量指標來衡量中國和英格蘭向工業資本主義突破的可能性會陷入經濟決定論。因為他所選的例子，彭慕蘭的論證使這一問題變得更為嚴重：他並未比較當時的中國和歐洲或者中國和英格蘭，而是比較江南(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和英格蘭(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將中國之一區和歐洲之一國進行比較來探討大分流問題，彭慕蘭忽視了國家和宗教對於政權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這幾乎有違於當下所有的經濟發展理論，如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和國家中心主義理論。彭慕蘭的論證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比如，彭慕蘭書中有一個關鍵的假設，即，如果江南地區的生態壓力可以由向新世界進行殖民來緩解，那麼江南地區發生工業革命的機會將大大增加。問題是，江南是中國的一個地區，由數個行政單位控制。這些行政單位的官員權力有限。他們無法制訂國家級政策，也並無軍隊能供他們驅策來對外殖民。他們甚至對管轄範圍內的政策都沒什麼決定權。事實上，中華帝國晚期的江南地區，由於其對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是全國受控制最嚴格的地區之一。江南的地方政府，怎麼可能像英國政府一樣，去開拓新大陸呢？
儘管看起來英國的經濟表現和中國江南地區有很大相似性，但其間的差距是不容忽視的。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快，其主要推動力是農業和消費品的生產。而16 至18 世紀的英格蘭，則經歷了科技和生產力方面的巨大發展，包括鋼鐵、建築材料和機械生產。而在這些方面，江南地區卻只發生了微小的變化。英格蘭的工業革命由蒸汽機和其他機械技術所帶動，而這正是中國落後的地方。這一落後，並不能僅歸咎於生態環境，如彭慕蘭所指出的江南煤炭儲量匱乏，因為中國的技術發展距離發明蒸汽機和其他相關技術所需的條件都還差得很遠。況且，清代的許多煤礦都有便捷的水路通達江南，如淄博和棗莊煤礦都毗鄰大運河，而萍鄉煤礦則可通過湘江連接長江。也就是說，如果江南地區的經濟真的有對煤炭的需求，交通並非難題。
人口視角也許能提供更好的解釋。中國機械技術的滯後可歸咎於人口數量巨大和勞動力的廉價。可是，明清時代江南和中國的人口變動很大。伊懋可在論述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時不忘提到，明清交替之際，江南地區失去了35%-40% 的人口。以涵蓋大半個江南的浙江為例，它在1393 年時有1100 萬人，至1630 年時已增至2360 萬。數年之後，滿洲人入侵江南並遭到頑強的抵抗。作為報復，滿洲軍隊對包括揚州、嘉定、江陰、蘇州、崑山、嘉興與金華在內的許多城市進行了屠殺。根據一項估計，受此屠殺和隨後疫病的影響， 1661 年浙江人口減損至700 萬。一個多世紀以後的1776 年，浙江人口才恢復至2240 萬。儘管經歷瞭如此人口劇減，浙江和中國其他地區並未像14 世紀黑死病之後的西歐一樣引發生產方式的任何重大改變，或推動了節省勞動力技術的發明。總的來說，人口在經濟中的作用十分複雜。即使我們排除如性別關係或勞動力質量等問題，人口增長本身可以引發對經濟發展作用截然相反的斯密機制和馬爾薩斯機制。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人口對經濟的影響總是通過其他社會條件的中介發生的。
在某種意義上，黃宗智和彭慕蘭的觀點看似截然相反，實際上卻非常相似。因為他們都把經濟/人口機制看作大分流背後最重要的因素，他們只是在爭論到底是什麼經濟/人口機制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刻發生了作用。彭慕蘭和黃宗智之間的爭論幫助我們釐清了一些問題，但對於我們理解大分流產生的原因卻價值有限。要弄懂中國經濟的長時段動態，只盯住經濟和生活質量的指標是看得太近了。斯密機制和馬爾薩斯機制之外的因素更可能是導致大分流的深層次原因。
對大分流的解釋
筆者對於大分流的解釋分兩步：首先，總結西方工業資本主義崛起的關鍵歷史過程；其次，以歐洲的經驗對比中國的案例，來解釋為何自宋代以來即擁有發達的市場經濟的中國沒能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
（一）西方崛起背後的關鍵
筆者將從兩個關鍵性概念開始論述：市場經濟和工業資本主義。筆者將市場經濟定義為一種生產體系，在其下，相當的貨物是為了通過交易賺取利潤而生產的。渴求更美好生活與獲取利益是人之共性。只要社會有盈餘可用於交換，且國家並不積極或者沒能力限制商品活動，市場就會出現。當社會生產力提高，貿易和利潤導向的生產越來越重要，市場經濟就會興起。以中國為例，自北宋開始，經濟始終保持高度的商業化，僅僅在朝代更替之際的戰爭破壞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壞下有過短暫中斷。
工業資本主義不同於市場經濟。在工業資本主義下，以盈利為目的、使用節約勞動力的機器的私人企業成為生產的主要模式。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先決條件是：經濟行動者需要從社會中的次要存在轉變成主要的精英集團，手握政治權力、軍事手段，並且同時掌握可為他們的私人利益導向行為辯護的意識形態；國家行動者必須為了金錢及殖民地的擴張而有與經濟行動者結盟的興趣；社會上必須存在以盈利為導向的發明的需求，以使諸如蒸汽機、焦炭熔鑄法、珍妮紡紗機及其他對工業資本主義興起至關重要的發明得以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工業資本主義產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大斷裂。
行文至此，筆者總結一下自己對於西方崛起的解釋。筆者的解釋並不全新，因為從韋伯(Weber)到布羅代爾(Braudel)、費納(Finer)、瓊斯(Jones)、霍爾(Hal)、曼恩(Mann)、拉赫曼(Lachmann)等等秉持“歐洲中心論”的學者，他們的觀點都或多或少從不同方面印證了我的看法。然而，筆者強調的是經濟行動者的特性，以及與軍事和經濟競爭相關聯的機制的重要性；筆者同時強調以私利為導向的工具理性成為可被正面價值觀是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中的一個關鍵。從這兩個意義上來說，筆者的觀點具有新意。
筆者所理解的“西方崛起”包含五個交叉重疊的歷史進程。1. 軍事競爭(連綿不斷的戰爭)和經濟競爭推動下的強烈的理性化取向，以及積累性發展。(軍事和經濟這兩種競爭形式有明顯的勝敗標準，此標準促成了工具理性的發展。而且，為了爭取勝利，每一方都需要生產更多更好的武器與產品，結果無意中帶來了社會在科技、生產和組織能力方面的積累性發展。) 2. 歐洲國家力量強大之後天主教世界的崩塌以及其他宗教、世俗意識形態的興起。3. 資產階級權力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方面的縱深發展。4. 新的政治權力分享框架的興起，在此之下，國家權力日增，但同時也受到非政治性精英(尤其是日益興起的中產階級)權力的約束。5. 政府與商人聯盟的存在：政府依賴商人斂財創收，以及維持殖民地的運作；而商人則仰賴政府的保護，以此進行市場擴張。
我解釋的中心是歐洲存在競爭關係的精英行動者的性質及其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在其他文明中，精英們為了爭奪支配權而競爭，但衝突很少會破壞社會中制度化了的精英關係。然而，在歐洲，包括國家、貴族、教會和(在中世紀中期以後變得越來越重要的)資產階級在內的精英行動者們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從來沒能在他們之間建立穩固的關係。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也一樣)的意外誕生並非是什麼“歷史性進步”，而是歐洲不能制度化的精英競爭所產生的意外後果。競爭一次又一次地改變精英行動者的力量對比與結盟關係，催生了有益於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新基礎的出現。然而，為了行文簡潔及配合我對於中國案例的分析，下文將集中討論兩個歷史過程及其後果：資產階級的興起及天主教世界的崩潰。
雖說人類有天生的“資本主義”傾向，但是由於典型意義上的經濟活動有以下三個弱點，人類的資本主義傾向在傳統社會中不能夠發揮出其潛力。第一，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是分散性權力。它製造出多重權力中心，並鼓勵人們在空間上的移動，這些都對國家的控制力有破壞作用(尤其是對向社會滲透能力有限的前現代國家而言)，並且經濟活動分權化的性質使國家行動者更難統御社會。第二，典型的經濟行動者的目標是牟利，在這樣的活動中，以私人利益為導向的工具性計算能力是無比重要的。然而，以私人利益為導向的工具性計算能力(或理性)被所有傳統宗教和意識形態視為利己主義，這使經濟行動者很難抵制來自道德價值主張的挑戰。第三，經濟權力也是一種延伸擴展型的權力。所有類型的社會權力都有擴張的趨勢，但是沒有一種權力，甚至軍事權力，能像經濟權力那樣像病毒般地擴張。經濟權力的擴張屬性會促發一種線性的社會變化，它會破壞以維持原態為目標的傳統國家的基礎。由於經濟權力的這些“弱點”，傳統的統治者大多不喜歡商人，即便他們也必須或多或少參與某種盈利活動。
理論上，假如經濟精英能夠通過染指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精英的權力基礎使自己變成一個功能多樣的社會行動者，那麼以上三個弱點是可以克服的。然而，由於經濟權力的三個固有弱點，這一轉變在傳統社會幾乎無法實現，但在歐洲卻通過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這包括一個競爭性的多國體系的形成，獲得特許狀的城鎮和獨立/半獨立的城市的出現，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以及為私人利益導向的工具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辯護和張目的哲學及新興宗教的興起。
多國並存體系，連同天主教會的強力存在，導致歐洲的弱國家傳統並誘發連綿不斷的戰爭。與經濟競爭不同，軍事競爭所宣稱的目標總是某些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因此，戰爭不僅促進了積累式的發展，而且刺激了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工具理性主義的興起，這促進了國家及其官僚機構的發展。正是在歐洲弱國家傳統下，我們見到了獲得特許狀的城鎮和獨立/半獨立商業城市的興起。這一興起不但刺激了經濟競爭，而且使得市民(中產階級)有了管理和保衛自己的城市的力量，或者說獲取了政治和軍事權力。經濟競爭還促進了私人利益導向的工具理性主義興起和積累性發展，而獨立/半獨立城市則賦予了經濟行動者以相當的政治和軍事手段，並且保護了新興的民族國家中強大的資產階級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現代性有兩個相輔相成的基本要素——民族國家和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它們是激烈的政治和經濟競爭的產物。但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也有著多方面的合作關係(西方議會民主制便源於兩者之間的權力分享架構)。
宗教改革崩裂了天主教的一統地位，這削弱了宗教精英的權力，使歐洲政治精英在其勢力範圍內獲得了更多的對宗教事務的支配權。伴隨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也掀起了歐洲理性思維的巨浪。作為希臘—基督教傳統的一部分的理論理性和形式理性得到了復興。理論/形式理性復興之所以重要，其背後有兩個原因。第一，它允許一部分為資產階級張目的知識分子發展各種理論以證明以盈利為目的的工具理性是合理的和正面的價值觀，於是就出現了諸如自然法、社會契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新教倫理甚至“看不見的手”等等“理論”。漸漸地，工具性的商業活動不再被視為自私和備受歧視——它已經變成了一種正面價值，可以與任何一種價值觀抗衡。 漸漸地，以自我為中心的市場行為被視為至高無上的道德力量，是促成自由和繁榮的關鍵。這一過程被我稱之為私人利益為導向的工具理性主義的價值化。它給予了盈利活動以全面的合法性，提供了工業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併成為現代化的構成要件。隨著這個價值化過程熱火朝天地進行，工業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不可避免。第二，理論/ 形式理性主義的興起伴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導向的工具理性主義的崛起，共同刺激了科學的發展。儘管科學的“進步”在其早期階段並未對技術發明產生直接影響，但它孕育了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並且提供了有利於科技發展的知識元素。隨著科學發展和以商業盈利為動機的發明激增，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係也被拉近。
從多國體系的延續到獨立和半獨立城市的出現，到天主教世界的分崩離析以及私人利益為導向的工具理性的價值化，都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的最為關鍵的因素，因為它們屬於更高層次的因素：如果沒有這些因素，加州學派學者所強調的經濟/ 人口機制和技術因素都是無關緊要的。然而，儘管這些高級因素對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是絕對必要，但僅有它們還遠遠不夠，因為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工業革命也不會自動到來。這時，加州學派學者提出的一些觀點就有了意義。眾所周知，對於資本主義發展至關重要的技術均來自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和資源剝削，以及煤炭儲備的地理位置，在關鍵的歷史時刻也可能成為英國和西方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最後，如果當時沒有能夠節省勞力的機械製造業的重大技術突破，英國和歐洲可能已經被人口爆炸而摧毀，還可能會導致戰爭、流行病的出現，並造成歷史發展的逆轉。因此，金世傑所認定的對工業革命至關重要的牛頓物理學的出現和蒸汽機的發明確實對英格蘭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我們必須清楚，前現代西方的技術發展趨勢以及有利於英國和西方興起的經濟/人口條件也是歐洲長期跌宕不安的歷史所帶來的後果。這起伏動盪的歷史則源自歐洲始終無法穩定下來的精英競爭格局。因此，雖然加州學派的學者所認定的對“大分流”至為關鍵的經濟、人口和技術因素對於解釋在英國和西方的興起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但它們卻完全不能解釋傳統中國的經濟發展。如果我們更加仔細地審視中國的科技發展，我們將立即看到一個非常不同的模式。至少兩類推動中國科技發展的要素與那些促進歐洲技術發展的要素是不同的。中國有較高程度的歷史延續性和許多時間綿長的朝代，強大的中華帝國政府也頻頻發起大型工程。這些都有利於創新和知識的積累。此外，在19 世紀之前，歷史上的大多數發明屬於培根所說的經驗型發明。中國人的務實心態非常有利於這種發明。最後，在中華帝國晚期，無論發明人的背景如何，新儒家的國家性質決定了發明和對科學的興趣不會帶來財富、聲望和權力，以自我為中心的商業動機也不能成為發明家的動力。因此，雖然中國能持續保持技術優勢達二千年之久，但在宋代以後，中國的科技發展大大放緩。
（二）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性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集中探討了兩個對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突破性發展至關重要且相互交織的歷史進程，即天主教統一世界的崩潰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崛起。與此相對應，本節的重點是晚明非正統的新儒家思想運動和中國商人在明清之際的地位。我的目的是要說明為什麼晚明的非正統儒家思想運動不能像宗教改革撕裂天主教世界一樣摧毀新儒家在中國的統一地位，為什麼晚期中華帝國的商業化沒有產生坐擁強大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力量並能夠捍衛、擴大自己的利益的資產階級
我下面的分析忽略了晚期中華帝國的幾段歷史，也就是15 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大量湧入中國的美洲白銀以及滿清征服後短暫存在的多國並存狀態。不少學者用這些歷史進程來論證中國有向不同方向發展的充分機會， 他們進而強調如果這些歷史進程以不同的方式結束，中國甚至有可能自發進入工業資本主義。我之所以略過對這些歷史進程的分析，因為我相信，雖然它們可能對某些類型的問題研究非常重要，但對於我所關心的問題卻無足輕重。鄭和下西洋不是為了征服，也不是為了貿易。它是一個政府行為，商人在其中沒有起到主導作用。鄭和船隊的規模是哥倫布船隊的近百倍，這在財政上並無可續性。我不能想象鄭和下西洋如何會導致新儒家世界區的削弱和強大的資產階級勢力的崛起。美洲白銀的湧入改變了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結構，改變了中國的貨幣和稅收制度。我們甚至可以說美洲白銀在17 世紀初停止大量流入中國與明朝的滅亡也不無關係。然而美洲白銀的流入並沒有對新儒家世界造成任何根本性的破壞，並沒有改變中國商人的從屬地位。因此，它對本文所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此外，一些學者懷疑，如果滿清征服以後的多國並存體系能一直持續下去的話，中國也許會和歐洲走向同樣的發展方向。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同樣是否定的。簡單地講，多國體系存在於中國的分裂時期(220-581)以及唐宋變革之際(907-979)。然而，這些國家都逐漸採用儒家的政治框架來統治其控制下的地域。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一次的結果會有所不同。此外，歐洲多國系統更為複雜，該系統涉及許多性質非常不同的國家和政治行動者，而且不同的國家在宗教改革上支持不同的宗派信仰，並向憲政或專制的方向發展。更何況，多國系統只是我所確定的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五個重要歷史因素中的一個而已。要解釋本文關注的問題，孤立地審視它並無多大幫助。總之，反事實思維在歷史分析中按說是破壞目的論思想的利器，但實際上，它更多地被用來製造另一種奇思幻想的目的論，在其中，某一因素被無限地從歷史情境中抽離、拔高，成為歷史進程的主要推動力。
1.失敗的“中國式宗教改革”
明朝末年，非正統思潮和非官方的新儒家思想就像路德教和加爾文主義在歐洲的興起一樣應運而生。如果成功的話，它們將像宗教改革分裂天主教世界一樣讓新儒家世界也分崩離析。然而，不同於宗教改革，非正統儒學並沒有在任何方面明顯地動搖新儒家世界。這一結果非常值得我們探討，因為它顯示了新儒家政治制度的韌性，表明在西方到來之前中國本土是不可能產生工業資本主義的。
儒家學者們對僵化的理學道統和競爭日益激烈的科舉考試的不滿，以及日益重要的南方市場經濟，這些都推動了晚明非正統儒學的興起。王陽明(1472-1529)是該運動早期的一個重要人物。朱熹(1130-1200)認為理具有客觀性，可以通過格物致知而獲得。王陽明則認為“心即理”，認為實現美德的關鍵不在於朱熹所主張的要通過學習和提升自我修養，而是“致良知”，只有這樣才能“知行合一”。王陽明自己無法預見到他理想主義理論的後果。雖然他也強調學習和修身養性在達到“致良知”中的重要性，他的“心即理”為進一步闡發道德修養只需向己心求的各種理論打開了大門。在南方高度商業化和明末黑暗政治的背景下，王陽明的理論促進了代表著非正統儒家思想的兩大群體的興起。
李贄(1527-1602)可以說是較早出現的群體中激進的一員。他強烈抨擊當時佔主流地位的禮教，弘揚佛教和其他思想流派。他稱讚孩童的率真，並認為修身的目標是追求童真。他肯定人類追求天然慾望和功利行為，甚至稱讚反叛英雄，提倡平等對待女性。晚年李贄的生活更是離經叛道。在他54 歲那年，李贄辭官離家落髮，悠遊在僧儒之間。他被指控經常出入酒肆，且與妓女往來，甚至還和尼姑、寡婦以及其他女人有親密關係。令人震驚的是，他甚至連否認這些指控的興趣都沒有。
作為早期非正統儒學學者群體的代表，李贄將王陽明哲學自然主義傾向推向了極致。與李贄不同，以黃宗羲(1610-1695)、方以智(1611-1671)、 顧炎武( 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等為代表的這一部分學者都經歷過明清之際的喪亂。滿族的征服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痛苦的經歷，但是他們將明朝的滅亡歸咎於它的政治。他們也批評李贄的自然主義思想和離經叛道行為，乃至和李贄有關的整個泰州學派。他們相信是泰州學派的思想導致了道德的渙散，乃至明朝的崩潰。但是，這些學者也深受王陽明的影響，且在思想上和泰州學派有不少相似之處。與李贄相比，這些非正統儒學學者在道德上恪守傳統，但是在政治上卻主張變革。經這部分學者發展的政治理論有以下幾個要點，其中大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對明代專制主義的抨擊。首先，國家是公器是“主”，而君王不過是“客”。其次，皇帝和官員應該是同事或朋友，而不是主僕關係。第三，通過設立掌握實權的宰相和擴大地方的自治權來對皇帝的權力加以限制，皇帝也要接受士大夫的監督。宦官和外戚的權力也應該受到限制。第四，追求財富是合法的，士農工商均應享有平等的地位。
這些非正統的儒學理念對正統程朱理學在思想上的衝擊應該說不亞於路德貼在維登堡教堂大門上的《九十五條論綱》對天主教的衝擊。如果其中的一些想法能付諸實施，它們肯定會引起一場“中國式宗教改革”，摧毀儒家意識形態的基礎，併為新的可能性鋪平道路。然而, 儘管新的非傳統觀點在儒生群體中取得了一定的影響, 兩個相關的原因使它不可能產生同歐洲宗教改革一樣的影響。首先, 前現代的天主教教廷不僅堅持《聖經》是唯一的真理, 更將《聖經》的解釋權緊緊抓在自己手中。路德的維登堡宣言一經公開，立即引起一場你死我活的“真理問題大討論”，最終導致天主教世界的分裂。而儒家學者則更多地將儒家思想視為道德體系而非超驗真理。當李贄表達他的非正統的觀點時，它引起的是李贄和與他交好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之間帶有私人性質的爭論。主流儒生更感興趣的是掌握理學經義以通過科舉考試，而不是這種辯論。明朝中央政府甚至沒有插手其間。因此，非正統的儒家思想運動無法對新儒學一統地位產生任何長期性的衝擊。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存在歐洲一樣的多國並立局面。當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門口貼出他的論綱後，他得到了薩克森選侯腓特烈的“保護”，拒不出席羅馬教廷的傳喚，以防遭致可能的迫害。如曼恩指出，這“立即阻止了單純意義上的宗教妥協”，導致歐洲在思想和政治上同時的分裂。在中國, 儘管國家對各種思想學說可以說更為寬容，但一旦國家決定壓制，統一的國家體系使鎮壓遠為有效。以李贄為代表的早期非正統儒家的發展終止於1602 年——在學者批判和當地官員迫害的雙重攻擊下，李贄最終選擇自殺。在明清之際出現的第二批非正統的儒學家也隨著領袖人物的凋零而失去影響。儘管滿清保留了相當多的遊牧部族的特性，他們同時也重建了儒教的正統。當新一代的儒生參加科舉成為清朝官員時，他們父輩的改革理念隨之煙消雲散。
儘管明清之際的改革聲音已然泯滅，明清之際學者的道德保守主義卻得到了滿清統治者的支持。清朝早期學者的著作和活動促成了社會轉向保守：宗族組織和儒家禮教對鄉村的影響增強；忠貞觀念被強化和更廣為傳播，對女性的控制更為苛嚴；隨著國家加強了對思想文化的控制，流行的文學形式和城市娛樂業也有萎縮。
在清朝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實行比明朝中後期更為專制的思想控制。許多寫於明末和明清之際的著作被禁止發行，文字獄使文人深為畏懼。一方面由於思想壓制，一方面順延明清之際學術的自身發展，清代文人的興趣轉移到考據上。他們“強調精確的研究、嚴密的分析和對收集梳理對歷史文獻和文本的梳理”，他們的學術活動也頗有可稱道之處。
然而, 參與這一學術運動的主要學者多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懷有盲目的文化沙文主義，對越來越被精英們所熟知的西方科學和技術持排斥態度，其研究興趣和方法與早期現代的歐洲科學極不相同。
此外，理學繼續保持正統地位，讀書人依舊需要掌握朱子學說以求功名。19 世紀，當歐洲帝國主義抵臨之際，清朝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理學在政治統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仍然穩如磐石。只有在反覆的軍事失利之後，新儒學世界才開始出現裂縫，中國才被迫踏上現代化的道路。只有在20 世紀初，晚明非正統的儒家思想才被那些試圖在中國本土傳統中尋找改革思想的學者譽為“中國式宗教改革”或者“啟蒙”。
2.中國經濟行動者的弱勢
我已經確定了資產階級力量的崛起是工業資本主義的關鍵條件。在前現代歐洲，商人控制著城市國家的政治，並且在歐洲大國中也擁有著一定的發言權；大的跨國經濟組織擁有一定規模的半官方或私人武裝；具有城市背景的知識分子著書立作為盈利行為提供合法性。這些商人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他們所享有的自主權在歐亞歷史上可謂是前所未有。讓我們以此為參照來探討西方勢力到來之前中國商人的地位。
在中國城市的研究中，施堅雅的六角型模式堪稱典範，因為它令人信服地說明了中國鄉鎮的經濟功能。然而，施堅雅模型最適合集市和鎮，其次是縣府。這是因為政治因素對於決定縣城和更高級別的城市的位置、功能和命運變得越來越重要。總的來說，中國的城市自宋朝的“城市革命”之後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功能，並且帝國晚期的發展與歐洲的城市發展擁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中國的城市仍有不同於歐洲城市的幾個關鍵方面。最明顯的是，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擁有過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並且它們也沒有像中世紀一些獲得特許狀的城鎮或自由城鎮那樣擁有屬於自己的軍隊。因此，研究中國城市的學者都承認政治和行政命令對中國城市的命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行動者缺乏自主性並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對商人做任何事情，或是國家有意消除經營性行為。除了明代早期的反商業政府行為這一例外，晚期中華帝國是相當務實的。大多數時候，政府為不同的目的保護、支持、參與和壟斷不同的商業活動，同時根據資產與商品的不同特性而默認或者是承認不同程度的“產權”。
然而，缺乏自主性意味著中國的商人完全沒有像他們的歐洲同行那樣使用政治權利、軍事手段以及思想武器來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所謂的“產權”也是完全任由國家支配。這就對中國商人的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面對國家的政治主宰和理學思想的統治地位，明清商人非常熱衷於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儒家教育，取得科舉功名並致仕。他們與地方官員建立密切的關係，並且與仕宦家族聯姻。他們為政府徵收稅款，並且介入鄉鎮治理活動。他參與地方慈善活動，仿效士人的生活方式，旨在獲取尊重與信任，並使得商業活動能更順利開展。然而，這些經濟行動者無法構建諸如自由主義或“看不見的手”這樣的非正統的價值觀來為他們的經營性行為正名，而且他們必須嚴格隸從官府。這些都顯示了中國經濟行動者的弱勢，更進一步表明在西方到來之前工業資本主義很難在中國自發地崛起。
並非自覺的現代化
本文提出與加州學派的學者相左的觀點。我認為，儘管工業資本主義在19 世紀英國的興起不是歷史必然，但中國在19 世紀或此前或稍後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可能出現工業資本主義方面的根本性的突破。由於商業發展和繁榮，中國的富庶地區有著較高的生活水準，然而，明清時候的中國，技術創新並沒有鼓勵性的回報，理論/形式理性極不發達；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識形態沒有面臨重大的挑戰，而商人無法利用他們的財富來獲取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從而抗衡國家的權力。與歐洲情況不同的是，晚期中華帝國維持燦爛的商業的原因不是新儒家世界的衰弱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崛起，而是帝國龐大的領土和人口所帶來的巨大市場和王朝中期特有的長期政治穩定。當歐洲人在19 世紀持著現代武器抵達中國時，中國並沒有走向工業革命而是走向王朝的衰落。中國並非自發地邁入現代化，而是被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拖入到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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