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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就是康熙、乾隆之類的紀年標誌。漢代以前沒有這種紀年方式，這種方式是漢代建立起來的。
年號的根據是改元，改元的理論基礎是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依五德終始說，王朝的代換，就像是四季交替。君主換了，正朔、服色也要換，就像是春綠秋黃一樣。秦始皇首先實踐這個理論，比如“色尚黑，數用六”之類。
鄒衍創立的五行學說
漢朝建立，首先是魯人公孫臣建議改正朔，未及實行。此後賈誼等人也主張過，也未能實行。漢武帝時，才召集方士唐都、落下閎等，改進曆法，確定正朔。這次改歷費時數年，認真測量，認真計算，是科學史上一個重要事件。在今天，這是個純粹的科學工作，但在中國古代，這件工作卻是順從天意的表現。
參加此次改歷的司馬遷說：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史記·曆書》）
《史記索引》對此注道，天元就是“天之元氣運行所在”，所謂“順承厥意”，就是順承天意。
把改歷當做一件順承天意的工作，是當時儒者的普遍認識。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東漢的《白虎通義》，何休的《春秋公羊傳注》，都明確把改正朔作為表示新的王者“受命於天”的行動。
改定正朔，把某個起始的年份定為元年，設立年號，就是改元。因此，改元是改正朔的派生物。而改元，也就不僅是換一種紀年標誌，而也是事奉上天的行為：
元以名年，年以紀事……王者改元，即事天地。（《白虎通義·爵》）
在今天看來是非常普通的行為，當時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改元的事首先由漢文帝來實行。漢文帝十六年十月，深得信任的方士新垣平說他測得某日有兩次正午，君臣都認為這是天降的祥瑞，於是就將第二年即十七年改稱元年，即漢文帝“後元”元年。不過“後”字是後人加的，當時只是改稱了元年。這是皇帝改元紀事的開始。
漢景帝時，有中元、後元紀年。中、後二字也是後人加的。至於改元的原因，則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改元的思想已經被漢朝君臣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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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即位，元年被稱為“建元”元年。“建”字當時沒有什麼深義，不過說明這是元年罷了。但這個建字表明，漢朝君臣要更加認真地以改元來事奉天地，來對待年號問題了。這是改元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而“建元”也就被作為中國歷史上皇帝設置年號的開始。
漢武帝即位第七年，稱“元光元年”。“元光”的意思是，“以辰星見，故為元光。”辰星見被認為是一種祥瑞。因此設置新的年號，就是表示自己又一次接受了天命。
如果說“建元”還沒有什麼深刻的意義，這個“元光”可就完全不同了。大約正是由於“元光”的出現，才使“建元”這個並非著意設置的年號成為正式的年號。
元光元年的次年，是元朔元年。元朔的意義。應劭認為是取《孟子》的“後來其蘇”。朔，就是蘇。民眾盼望蘇息，重新過美好生活。顏師古認為朔就是始，元朔就是“更為初始”。（顏師古《漢書注·武帝紀》）若是初始，就沒有更多的意義。年號初興時代的漢朝君臣，要認真對待年號，還有一個過程。
元朔六年的次年歲首，即十月，漢武帝行幸雍地，捕獲白麟，於是將年號定為“元狩”。從此以後，年號就以重大天命事件命名。比如“元鼎”是因得了寶鼎，“元封”是因為封禪泰山。“太初”是因為這一年改定了曆法，取“改正朔，建始初，順承天意”的意思。此外，“太初”還有一個重大意義，就是從它開始，年號設置擺脫了改元必帶“元”字的狀態。改元而不帶“元”字，可以使人們更為靈活、更為準確地指稱自己所獲得的天命事件。
改元本來是改正朔的派生物，也只有改了正朔才能改元。然而改元易而改正朔難，所以中國歷史上曆法改革的次數雖然比任何民族都多，但年號的改換，則更加頻繁。
改元本來是指易姓受命，然而繼位之君也要改元。而且不僅換了王者要改元，一個王者在位期間也多次改元。他們像小學生盼望多得老師獎勵一樣，盼望上天多給自己表彰，並且以年號改換的方式表示自己又一次地接受了上天的表彰，即接受了新的天命。
漢武帝以後的皇帝們，一個年號用十幾、二三十年的也有，比如南朝宋文帝，“元嘉”這個年號就用了三十年。但類似的情況很少，通常是頻繁改換，以表示自己不斷地得到天命。其中武則天自從不用大唐名義以後統治天下22年，年號換了17個，幾乎是一年一換。事情非常清楚，這位女皇帝雖然可以從佛教《大雲經》中找到自己統治合理的根據，但她畢竟是獨尊儒術的國家的皇帝，她比男人們更需要不斷得到儒教上帝的表彰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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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朝開始，改元的熱情冷落下來，原因是曆法的進步。
曆法在現在不過是用於紀年而已，但在古代，它卻是關係著天命、上帝這類重大問題。司馬遷說，自從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民能“有信”，神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以致“災禍不生，所求不匱”。
但是到了少昊氏時代，“九黎亂德”，民神雜糅，無可憑信，於是災禍頻繁。顓頊氏絕地天通，才恢復了舊的秩序。但是此後“三苗”又繼承“九黎”，使“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到堯，才重修重黎的事業，設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史記·曆書》）
這就是說，曆法關係著天氣的好壞，莊稼的收成，人民的健康，最後就是王朝的壽命。
司馬遷以後，曆法不斷改進。自從東漢劉洪在曆法中引進新的數學方法，曆法的準確度就不斷提高。魏晉南北朝時代，日食推算就基本準確了。到北朝，人們就已經認識到，日食的出現是天體運行的常規，不是上天對政治好壞的反應。以致北魏孝文帝也認為：“日月薄蝕，陰陽之恆度耳”。不過，他還是要遵守“日蝕修德，月蝕修刑”的古訓，因為這是聖人之教。（見《魏書·律曆志》）
北朝以後，曆法進一步改進，一行的大衍曆，特別是元代的授時歷，把曆法的精度又提高到新的水平。人們進一步看到，曆法的好壞與否，與政治並無關係。加上當時的觀測技術和數學水平也再無法給曆法的改進提供新的支持，中國古人改歷的熱情降溫了。終其明代，也只有一部曆法。
《授時歷》，為公元1281年實施的歷法名，因元世祖忽必烈封賜而得名，原著及史書均稱其為《授時歷經》。其法以365.2425日為一歲，距近代觀測值365.2422僅差25.92秒，精度與公曆（指1582年《格里高利曆》）相當，但比西方早採用了300多年。
改歷、正朔既然已經不關天意，改元也就沒有失去了重受天命的意義。到了明代，改元的熱情終於也降溫了。每個皇帝都只有一個年號，以致我們可以用“洪武” “永樂” “萬曆” “崇禎”之類的年號來稱呼當時的皇帝。而對於明代以前，我們還只能用皇帝的諡號，如“文帝” “武帝”，或者用廟號“高祖” “太宗” “玄宗” “神宗”之類來稱呼當時的皇帝。科學，終於使宗教發生了某種改變。
清兵入關，在這一點上還是沿襲明制。我們記住的有什麼康熙、乾隆、道光、光緒，至於他們的諡號、廟號，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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