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卻死於倖存者的疾病其它頭條網

2018-12-04 01:43:05 三輝圖書

編者按：在寫作第一部作品《這是不是個人》時，萊維就曾談及過洛倫佐——在奧斯維辛暴力又墮落的環境裡，一位出於純粹的利他主義而幫助別人的義人。在新書《緩刑時刻》裡，萊維也為其保留了一章篇幅，以求更為詳盡地展現他們的交往歷程，重塑洛倫佐本人更加真實的形象。

萊維與洛倫佐分屬於納粹世界的兩個不同等級，一位是納粹德國招募的“志願”勞工，一位是集中營的“囚犯”，他們的交集產生於一次修復在轟炸中受損的機器的工作。之後的6個月時間裡，洛倫佐自願冒著受罰的危險，每天給萊維帶湯，偶爾還加上一片面包——這額外的湯為萊維和他的朋友阿爾貝託補充了每日所需的基本熱量。從某種程度而言，洛倫佐的善意之舉幫助他們撐到了集中營撤離的那一天。

然而，曾靠一己之力幫助包括萊維在內的受害者們，並通過此保存下文明和人類精神的洛倫佐卻在離開集中營後“死於倖存者的疾病”。萊維這樣描述道：“他已經見識過這個世界了，他不喜歡，他覺得它要完蛋了。他對活著不感興趣”。

今天的推送就關於洛倫佐。

他不是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卻死於倖存者的疾病

我已經在別的地方談過洛倫佐了，但以故意含混不清的方式。當我寫作《這是不是個人》時，洛倫佐還活著，而把一個活生生的人轉變成一個文學角色這一任務會束縛住作者的手腳。這樣的情況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這樣一個任務即便是帶著最善意的意圖，即便處理的是一個值得尊敬和愛戴的人物，也會瀕於冒犯他人隱私的邊緣，而這對主人公來說絕不會是無害的。我們每個人，不論是否有意為之，都在創造他自己的一種形象，這一形象不可避免地與接觸我們的人創造的那個或那些形象（它們彼此也各不相同）有所不同。發現書中描繪的那些特徵與我們所認為的並不一致，這會造成心理上的創痕，就像我們照鏡子的時候鏡中突然映出別人的模樣：也許會是一個比我們自己更高貴的形象，卻不是我們自己。出於這個理由，並且出於其他更顯而易見的原因，最好不要去寫活著的人的傳記，除非作者公然選擇了兩條相反道路中的一條：聖徒傳記或挑起論戰的冊子，它們偏離現實，也不會秉持公正。如此一來，我們每個人的“真實”形象是什麼成了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

洛倫佐如今已經過世多年，我感到自己已從先前阻礙我的限制中解脫。我甚至覺得有責任嘗試重塑他的形象，對保存在我前兩本“編年體著作”中的形象進行增補。我在1944年6月遇到洛倫佐，那時炸彈剛炸燬了我倆在其中工作的大院子。洛倫佐並不是像我們一樣的囚犯，事實上他根本不是一名囚犯。根據官方說法，他是納粹德國招募的一名“志願”勞工，但他除了“志願”加入別無選擇。1939年，他在一家開在法國的意大利公司做泥瓦匠。戰爭爆發後，所有在法國的意大利人都被拘留了，但是隨後德國人來了，對公司進行重組，並把它的重要部門轉移到上西里西亞。

這些工人儘管沒有武裝，卻過著軍人般的生活。他們被安置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座軍營裡，睡在行軍床上，享有周日休息和休一到兩週年假的權利，按照積分收取酬勞，可以往意大利寫信和寄錢，也可以接收從意大利寄來的衣服和食品包裹。

最先在轟炸中受損的建築可以被修復，但炸彈碎片和瓦礫會擊中在布納工廠的巨型合成物投產時使用的脆弱機器，這一損壞更加嚴重。工廠的管理人員下令將最值錢的設備用厚厚的磚牆保護起來，委託洛倫佐的公司進行建築。那時我的工隊正在意大利泥瓦匠工作的地方做搬運工，我的卡波派我去幫助兩個素未謀面的泥瓦匠，這純屬巧合。

他倆正在腳手架上工作，加高一面已經砌得很高的牆。我待在地上，等著有人告訴我該做些什麼。這倆人有條不紊地砌著牆，一聲不吭，以至於一開始我並不知道他們是意大利人。然後，其中那個高個子、有點駝背、一頭灰髮的人，用糟糕的德語對我說，灰漿快用完了，去拿一桶過來。一整桶灰漿又沉又難拿，用手提著的話，會在腿上碰得砰砰響。你必須把它掛在肩上，但這並不容易辦到。專業的助手們是這樣做的：張開雙腿，兩手抓住把手提起桶，先從兩腿之間向後甩，然後利用這樣的擺盪，把桶向前送，一下子搭在肩膀上。我試了一下，但結局很悲慘：由於動能不足，桶掉在地上，一半灰漿灑了出來。這個高個子哼了一聲，轉身對他的同伴說：“看吧，從這樣的人身上你能期望些什麼……”然後準備從腳手架上爬下來。我不是在做夢：他說的是意大利語，帶著皮埃蒙特地區的口音。

奧斯維辛集中營。

我們分屬納粹世界的兩個不同等級，因此我們彼此交談就是在犯罪，但我們終究還是說了。結果發現，洛倫佐來自福薩諾，而我來自都靈，但他聽說過我在福薩諾的遠親的名字。不管在當時還是後來，我覺得我們沒有進行過太多交談，但並非因為禁令，而是因為洛倫佐幾乎不說話，他似乎不需要說話。我對他的一丁點了解，只有少部分來自他貧乏的提示，當時大部分是聽他同伴說的，後來則來自他在意大利的親戚。他沒有結婚，一直單身，工作已經融進他的血液，甚至到了阻礙他的人際關係的程度。一開始，他在他的村子和鄰村做泥瓦匠，因為難以相處的個性經常換僱主。當工頭評價他的工作時，即便是在讚揚他，他也一聲不吭，戴上帽子就走。冬天他經常去法國的蔚藍海岸工作，那裡總有很多工作等著。他既沒有護照也沒有證件，獨自一人步行前往，走到哪裡就在哪裡過夜，根據走私犯的線路穿越邊境。到了春天，他原路返回。

他不說話，但心知肚明。我覺得自己從未向他尋求過幫助，因為我那時還不清楚這些意大利人靠什麼為生，以及他們能提供什麼。洛倫佐獨自完成了所有事。我們見面兩三天後，他給我帶來了一個盛滿湯的山地兵軍用飯盒（這個鋁盒可以裝超過兩夸脫的東西），讓我晚上之前把空盒還給他。從那時起，我就總有湯喝，偶爾還加上一片面包。他每天帶湯來，帶了6個月：只要我還當他的助手，交接就不會遇到困難，但幾周之後，他（或者是我，記不太清了）被換到了工地的另一邊，危險隨之增加了。我們所面對的風險是，在一起時被看到：蓋世太保監視著每個地方，只要我們中任何一個人被看到出於工作以外的原因同一個“平民”講話，就面臨被當成間諜來審訊的危險。事實上，蓋世太保有別的憂慮：他們害怕關於比爾克瑙毒氣室的秘密會通過這些民工洩露出去。這些民工也要承受風險：他們中哪個人要是被證實與我們有非法接觸，也會被關進集中營。但他們跟我們不太一樣，他們會被暫時關上幾個月，為的是接受再教育（Umschulung）。我自己向洛倫佐指出了這種風險，但他聳聳肩，一句話也沒說。

我與我的朋友阿爾貝託分享洛倫佐的湯。沒有這湯，我們可能活不到集中營撤離那一天。實際上，這額外的湯補充了我們每日所需的熱量。集中營供應給我們的食物只有大約600千卡的熱量，這在需要幹活時是不足以為生的。洛倫佐的湯提供了另外400到500千卡的熱量，這對一箇中等體格的人來說仍然不夠，但阿爾貝託和我本就又小又瘦，我們所需的卡路里更低一些。這是種奇怪的湯。我們在裡面發現了李子核、香腸皮，有一次甚至是一根帶毛的麻雀翅膀，還有一次，發現了意大利報紙的碎片。當我後來在意大利再一次見到洛倫佐時，我開始瞭解這些原料的來源：他告訴他的同伴，在奧斯維辛的猶太人中有兩個意大利人，每天晚上，他都會繞著宿舍四處收集他們吃剩的東西。他們太餓了，即便不像我們這般飢餓，許多人都嘗試用從工地偷來的或從周圍蒐羅來的東西開小灶。洛倫佐後來找到辦法，直接將營房廚房的大鍋裡剩下的東西打包帶走。但是為了這麼做，他必須在凌晨3點趁所有人都在熟睡時，偷偷溜進廚房。他這樣做了4個月。

為了避免在一起時被看到，我們決定，洛倫佐早晨去工地之前，把飯盒放在事先約好的一堆木板下面的隱蔽位置。這個安排實行了幾個星期，隨後顯然有人看到並跟蹤了我，因為有一天，我在那裡既沒有發現飯盒，也沒有找到湯。阿爾貝託和我對這樣的冒犯感到又屈辱又害怕，因為這個飯盒是洛倫佐的，他的名字就刻在上面。這個賊可以告發我們，甚至更可能會敲詐我們。我馬上把失竊的事告訴了洛倫佐，然而他說這個飯盒無關緊要，他可以再弄一個。但我知道這不是真的：這是他的軍用飯盒，所有旅途中他都帶著它，顯然很依賴它。阿爾貝託一直在集中營裡到處走動，直到找出竊賊是誰。那是一個比我們強壯很多的人，他厚顏無恥地拿著那個既漂亮又稀罕的意大利飯盒走來走去。我的朋友突然想到一個主意：分期付給埃利亞斯三份麵包，只要他同意不惜代價地將飯盒從那竊賊手裡奪回來，那人同埃利亞斯一樣，也是個波蘭人。埃利亞斯是我在《這是不是個人》裡寫到過的力大無窮的小矮子，在本書中的《我們的海豹》這個故事裡也提起過他。我們奉承他，稱讚他的強壯，他欣然應允了。他喜歡耀武揚威。一天早上，在點名之前，他碰到了這個波蘭人，命令他把偷來的飯盒還給我們。這個傢伙當然什麼都不承認：這是他買的，不是偷的。埃利亞斯對他發動了出其不意的攻擊。他們扭打了10分鐘，這個波蘭人跌進泥裡，而埃利亞斯贏得了這場精彩表演引來的觀眾的掌聲，成功將飯盒還給我們：從那時起，他成了我們的朋友。

萊維

阿爾貝託和我被洛倫佐震驚了。在奧斯維辛暴力又墮落的環境裡，一個出於純粹的利他主義而幫助別人的人是不可理解的、陌生的，彷彿是一個來自天國的救世主。但他是一個孤僻的救世主，同他交流是困難的。我提出匯一些錢給他住在意大利的姐姐，以報答他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但他拒絕給我們她的地址。然而，為了不使我們因為這次拒絕感到難堪，他接受了另一種更合時宜的補償。他的工裝皮靴破了，他的營房裡沒有鞋匠，奧斯維辛市區修鞋的費用又很昂貴。但在我們的集中營裡，有皮鞋的人可以免費修鞋，因為（就官方規定而言）所有人都不允許擁有金錢。於是有一天，他和我交換了鞋子。他穿著我的木鞋走路並幹了4天活，其間鞋匠莫諾維茨負責把他的鞋修好，同時給了我一雙臨時替換的鞋子。

12月底，在我患上救我一命的猩紅熱之前不久，洛倫佐重新在我們附近工作，我又可以直接從他手裡拿到飯盒了。一天早上，我看到他來了，裹著一件灰綠色軍用短披風，渾身是雪，站在被昨晚的炮火炸燬的工地上。他邁著堅定而緩慢的步子大步走來。他把彎折凹損了的飯盒給我，說湯有點髒了。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但他搖搖頭走開了，直到一年以後在意大利我才再一次見到他。事實上，那碗湯裡有卵石和沙礫，而在一年以後，他幾乎是為了表達歉意才告訴我，那天早上當他在四處搜尋食物時，他的營房遇到了空襲。一顆炸彈落在他的身旁，在泥地上爆炸，把飯盒埋了起來，還震破了他一隻耳朵的鼓膜。但無論如何他還是送來了湯，然後又回去工作。

洛倫佐知道俄國人快來了，但他害怕他們。或許他是對的：如果等他們來，他或許要晚很久才能回到意大利，這點從我們的親身經歷可以驗證。1945年1月1日，當前線的戰事結束後，德國人遣散了意大利人的營房，所有人都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洛倫佐和他的同伴對奧斯維辛的地理位置，甚至對它的名字只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他不僅不知道怎麼寫，還把它叫作“Suíss”，或許以為它位於瑞士邊上。但他還是同佩魯什（Peruch），這個與他一起在腳手架上工作的夥伴一起啟程了。佩魯什來自弗留利，他之於洛倫佐如同桑丘·潘沙之於堂吉訶德。洛倫佐的行動帶有屬於無畏者的天生的高貴，而矮小精壯的佩魯什則焦躁而緊張，不停地左顧右盼，伴有輕微的顫動。佩魯什斜視，眼睛分得很開，彷彿永遠處於焦慮狀態，就像一條變色龍，試圖同時向前看又向兩邊看。他也會給意大利囚犯帶麵包，但是偷偷地帶，也沒有規律，因為他太害怕自己被拋入的這個難以理解的、兇險的世界。他帶來食物，又立馬匆忙離開，甚至不等一聲道謝。

奧斯維辛撤離。

這倆人步行離開。他們在奧斯維辛站得到了一張概要式的比例失調的鐵路路線圖，上面只標出了用直線連接起來的火車站。他們晚上也繼續趕路，以地圖和星星為嚮導，向布倫納進發。他們在乾草棚裡過夜，以從地裡偷來的土豆為食，當他們走累了，就在村莊裡停留，那兒總有兩個泥瓦匠能幹的活兒。他們邊工作邊休息，要求金錢或貨物作為回報。他們走了4個月。4月25日，他們剛抵達布倫納，就碰到了幾支從意大利北部逃出來的德國部隊。一輛坦克用它的機槍向他們掃射，但沒有打中。過了布倫納以後，佩魯什就快到家了，他繼續往東走。洛倫佐則繼續徒步，大約20天后到達都靈。他有我家的地址，找到了我的母親，並帶去了我的消息。

他是一個不知道如何撒謊的人；或者在目睹了可憎的奧斯維辛和分崩離析的歐洲之後，他或許認為撒謊無用且可笑。他告訴我的母親，我可能回不來了，奧斯維辛的猶太人都死了，要麼死在毒氣室裡，要麼死在工作當中，或者最後被逃跑的德國人殺死了（這些幾乎句句屬實）。而且他從我的夥伴那裡聽說，我在集中營撤離時生病了。我母親最好聽天由命。

我母親想給他一些錢，這樣他至少可以在旅途的最後一站，從都靈坐火車回到福薩諾，但洛倫佐並不樂意。他已經走了4個月，沒人知道他到底走了幾千公里，搭乘火車實在毫無意義。剛到達距離福薩諾6公里的傑諾拉，洛倫佐就遇到了趕著運貨馬車的堂兄，堂兄讓他上車，但這個時候上車殊為可惜，他徒步回到家。他一生都以這樣的方式旅行。對他來說，時間並不重要。

5個月後，當我通過繞道俄羅斯的漫長旅途回到家後，我到福薩諾去見洛倫佐，帶給他一件過冬用的羊毛衣。我看到了一個疲憊的人，不是因為走累了，而是致命的疲憊，一種無從補救的厭倦。我們一起去小酒館喝酒時，我才好不容易從他牙縫裡擠出的幾句話中得知，他對生命的愛已經所剩無幾，幾乎消失殆盡了。他不再當泥瓦匠。他趕著一輛小型運貨馬車在各個農場之間買賣廢鐵。他不想要規矩、老闆和計劃。他賺的一點小錢都用在酒館裡，喝酒不是出於惡習，而是為逃避這個世界。

他已經見識過這個世界了，他不喜歡，他覺得它要完蛋了。他對活著不再感興趣。

我覺得他需要換換環境，就為他在都靈找了一份泥瓦匠的活兒，但洛倫佐拒絕了。他仍像個流浪漢一樣生活，走到哪兒就在哪兒過夜，甚至在1945—1946年的嚴冬也睡在野外。他喝酒，卻清醒著；他不是一個信徒，對福音書所知不多，但他告訴我許多我在奧斯維辛未曾料想到的事。在那兒他不止幫助過我。他還保護過其他人，意大利人和非意大利人，但他覺得不跟我說是正確的：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行好事，而不是誇耀它。在“Suíss”的時候，他是一個富有的人，至少跟我們相比，他有能力幫助我們，但現在結束了，他不再有機會了。

他生病了，多虧我的許多醫生朋友，我才能把他送進醫院，但他們不讓他酒喝，他就逃走了。在拒斥生命這一點上，他是篤定且一以貫之的。幾天之後，他被發現時已經奄奄一息，然後獨自一人死在醫院裡。他不是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卻死於倖存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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