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臺灣同胞書》發表的四十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篳路藍縷，從戰爭到和平，從“小三通”到“大三通”，總體朝向一個良性的方向前進。
毋庸置疑的是，《告臺灣同胞書》具有歷史的意義，那麼應該將其置於一個歷史的脈絡當中解析。其實《告臺灣同胞書》並不是唯一的，它是“告臺灣同胞書”這個系列當中的其中一個，大陸曾有過五個版本的《告臺灣同胞書》。第一份“告臺灣同胞書”出現在1950年，由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發佈，其中首次提出瞭解放臺灣的任務。1958年，因為“八二三炮戰”爆發，國防部連發三份“告臺灣同胞書”。第一份由毛澤東撰寫，以彭德懷名義發佈，其內容是號召臺灣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指出炮戰的懲罰性質，並提出停止炮擊七日。隨後國防部發布《再告臺灣同胞書》，內容和第二份相差無幾，是對炮戰立場的再度強調。最後的《三告臺灣同胞書》則規定了解放軍對金門炮擊“單打雙不打”的原則，但在當時並沒有被公開發表。最後一份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1979年元旦版，是由葉劍英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後來所說的《告臺灣同胞書》，基本上都是指1979年的版本。
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由此開始的大陸對臺政策大轉變。如果說前四份是內戰的副產品，那麼1979年版本則宣告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時代到來。在之後的四十年裡，兩岸基本告別了戰爭，逐步開始了經濟、文化和社會全方位的交流，一些具體做法都沒有超脫《告臺灣同胞書》的框架。因此《告臺灣同胞書》不僅宣告了大陸對臺政策轉向，也為未來的兩岸交往提供了一個方針式的指引，具有綱領性的意義。
當然，大陸關於和平統一的思考也有歷史的基礎。上世紀60年代初，在兩岸非正式溝通管道中不斷完善的“一綱四目”被中央正式提出，其內涵概括起來就是在統一的前提下，臺灣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這裡面已經有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影子，代表了第一代領導人的超前思考，當時的蔣介石也曾對北京的建議認真考慮，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進一步闡述和實踐“一綱四目”的機會被擱置。
不過這些積累最終都被繼承。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陸對臺政策著力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在言辭上比之前的幾版溫馨了許多，更強調民族、血緣與文化這些最基本的紐帶。當前，兩岸交往正在進入深水區，在新一輩眼中的兩岸不可避免會有別於以往，兩岸命運共同體也將有全新的演繹。在這個時間節點中，更需要在歷史的積澱裡尋找智慧，啟發未來的的方向，這也是我們紀念《告臺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的重要意義。（作者：王曉笛，上海交通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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