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中德關係為何從“蜜月期”到最後“鬧分手”

熟悉歷史的讀者都知道,20世紀30年代是中德關係的“蜜月期”,希特勒和蔣介石眉來眼去,互相仰慕,中國與德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進行得如火如荼。

特別是經濟和軍事上的合作,力度是十分大的。中德之間這種默契的合作,可能也是兩國之間“報團取暖”的行為。一戰德國戰敗後,由美英法等國主導建立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這個體系的束縛下,限制了德國的軍事力量,規定德國陸軍人數限制在50萬人之內,不得擁有空軍,萊茵河西岸由協約國佔領、萊茵河東岸50公里德國不準設防。

而希特勒上臺後,力圖要突破束縛德國發展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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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

而在中國方面,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炸死後,日本就逐漸加強了對中國東北和華北的侵略。1931年,日本關東軍制造了“九一八”事變,正式進攻東北三省。30年代中期,中日矛盾逐漸激發,中日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國民政府高層已逐漸對日本無休止的侵略失去了耐心,不得不認真考慮中國的抗戰問題。而此時中國積貧積弱,武器裝備和軍事訓練顧問都十分缺乏,不得不求助於西方國家。而此時的美英在奉行“綏靖政策”,名義上是在中日爭端中保持中立,實際上是在縱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中國和德國在本國的困境下,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合作。

在軍事和經濟方面,德國以“志願”的名義,派遣了大量的退役軍人到中國國民政府軍隊中充當軍事顧問和軍事訓練教官,例如著名的軍事顧問法肯豪森。因為受到《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德國不得向海外派出軍事人員,所以德國政府向外解釋這是民間的行為。受訓士兵接受德式訓練,裝備從德國進口的德式武器,打造成為國軍中的精銳。蔣介石曾計劃利用10年時間,建立30個師的德式軍隊,但時間的主動權在日本,只有第87師和第88師和中央軍校教導總隊裝備了德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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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德械的教導總隊

除此之外,蔣介石還以江西的鎢礦、鉬礦等軍需原料為交換,從德國大量進口坦克和重炮,如江陰炮臺威力巨大的克虜伯大炮,而希特勒也正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軍需原料以發展本國的軍工。

可以說,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是中德關係的“蜜月期”。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初,德國逐漸改變了在遠東的政策,1936年,正式與日本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標註著德日政治上已正式結盟,中德的10年合作危機凸顯。在中日戰爭爆發1年後,1938年,德國外交部正式通知中國,要求全面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強制電令法肯豪森等全體顧問回國,中德合作的十年黃金期正式結束。1941年,德國承認汪精衛的南京傀儡政權,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加入同盟國並對德國宣戰。

其實,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經歷了黃金合作期到最後斷交宣戰,巨大的反差,歸根到底都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

中德在“蜜月期”合作期間,本質上都是在各取所需。蔣介石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需要大量的武器和軍事顧問。例如蔣介石這個建立30個德械師的設想,一旦成功,則需要1.4萬支駁殼槍,648支手槍,9620挺輕機槍,552挺重機槍,1686門小炮,72門山炮,1716門野炮,240門榴彈炮和大批新步槍。如中日一旦開戰,這些彈藥裝備是中國的軍工廠不能供應的,這就需要從德國大量進口。而德國的軍事顧問,不僅在訓練軍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中國的抗戰規劃提出了許多有前瞻性的意見,如“封鎖長江,拱衛南京”、“以四川為後方以期長久抗戰”。這些戰略思想對當時的抗戰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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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

而德國,在中德合作中只是為了拉攏蔣介石以突破“凡爾賽”體系,也為了從礦產資源豐富的中國得到能發展軍事工業的原料。日本全面侵華後,面對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希特勒不可能選擇中立,要麼繼續與中國保持合作而致使德日同盟破裂,要麼終止與中國的合作而承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相比之下,後者似乎更符合德國的利益,利用日本在遠東的侵略,既可以挑戰美英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存在,也可以牽制住蘇聯的遠東軍事力量,在日後侵略蘇聯時使斯大林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

中德關係從最初的“緊密”到最後的“崩盤”,國家利益決定一切。所以說,國與國的交往,永遠是將本國利益放在首位。以前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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