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迷》一書中人物走上收藏之路當然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一樣的，那便是對藏品發自內心的喜歡或是著迷。
崔永元向魯豫解說電影收藏
得了抑鬱症的崔永元，失眠很嚴重，整個人痛不欲生。心理醫生勸他找個喜歡的事情做，崔永元馬上就想到了自己堅持多年的收藏：老電影和連環畫。當他心緒煩躁的時候就在家裡看老電影，看老電影的小人書，看老電影的劇本，“凡是跟老電影有關的，一看心裡就會很平靜”。出於對老電影的熱愛，他籌拍“電影傳奇”，獲得了成功，抑鬱症也給治好了。接下來便是“電影傳奇館”的創辦，他的收藏也分享給更多的人。如果你認為崔永元搞老電影收藏是為了治病，那就錯了，熟悉崔永元的人都知道，他已經矢志不渝地鍾情於有關電影的收藏40 多年，他的朋友曾直言，“小崔的痴迷簡直到了魔怔的程度”。因工作的需要他去過很多地方，每到一處最先做的事情不是欣賞當地的風景名勝，而是去舊貨市場淘他鐘愛的連環畫和老電影海報。
小崔與"收藏曆史"的樊建川說事
樊建川被稱為中國抗戰文物收藏第一人，別人的藏品以件計，他的藏品要按噸來稱。他之所以把抗戰文物作為收藏對象，緣於其軍人情結。他的父親是抗日戰士，他本人也曾有11 年的兵齡，這使他對戰爭有一種天生的關注。
舒乙談到父親老舍時，說他“愛看畫，愛買畫，愛收藏畫，愛掛畫，愛和畫家交往，愛講看畫的心得，總之，是個‘畫兒迷’。”老舍也曾一再說，在各種藝術中，他“很喜歡看畫”，“特別喜愛圖畫”。“在窮苦中，偶爾能看到幾幅好畫，精神為之一振，比吃了一盤白斬雞更有滋味！”他甚至把欣賞到一幅好畫稱作一種“幸福”。是啊，沒有對畫的愛，他又怎能收藏那麼多現代名人的畫作呢！
著名編劇鄒靜之，做了20多年的編劇，但他收藏傢俱比做編劇的時間還長。對於傢俱的收藏完全到了一種痴迷的程度，曾經為了一把椅子，他竟然當場把衣服脫下給人家當定金。他說剛收藏傢俱那會兒“身體不好，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看著那椅子，擦著那椅子，就覺著身體也越來越好了。很多人怕舊傢俱，但是我喜歡。”看看舊傢俱身體就好起來了，這跟崔永元的經歷還有些相似呢。
王世襄
王世襄先生被稱為“京城第一玩兒家”，他曾有個外號，叫“櫃人”。1976 年唐山地震，當天夜裡，王世襄家院子裡的東廂房屋脊掉下一塊。第二天，周圍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裡搭床過夜，由於王世襄不願離開家裡的物件兒，便在自家紫檀大櫃的擱板上鋪上毯子，人鑽進去，躺在上面，勉強能把腿伸直，就這樣，在連續數月的防震抗震期間，他當起了“櫃中人”。沒有對物件兒的愛，王世襄怎能不顧一切與它們作伴呢？
《著迷：那些有態度的收藏家》解宏乾 著 東方出版社
不以物小而棄之，終成大觀
由興趣而收藏，便不會因在他人眼中不起眼而輕視自己的藏品。
樊建川開始收藏那會兒沒有什麼市場，他就去廢品收購站買，找到一件算一件。走過垃圾堆的時候，也會注意一點，一個月能撿到一件東西都會很興奮，把玩半天。樊建川說，“到父親老戰友家拜訪時，會跟他們要。記得一個姓劉的老紅軍有一個繳獲的日本飯盒，已經七扭八歪了，他用來放鹽巴。我把鹽巴倒掉拿走了。在重慶三醫大也收到一些東西，三醫大清理資料時，我拿走了一些。宣傳處有一些回收的像章，可能有半麻袋，二三十斤，也讓我提走了。”人棄我取，在別人眼中沒用的東西，在樊建川眼中卻成了“寶物”，數十年積累，才成就樊建川今日之規模。
馮克力做出了《老照片》，《老照片》也成就了馮克力。與很多收藏者的標準不同，馮克力一旦感覺照片上的信息有些價值，不管是原版還是掃描複製後做舊的冒牌貨，他都會蹲下來與賣主還價。在他看來，原版的老照片也好，翻拍的老照片也好，電子版的老照片也好，只要畫質過得去，印到書上就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對於作為信息載體的那張紙並不太在意，更關心照片所定格的歷史信息是否珍稀。
老舍先生的藏品中有一個專項收藏，那便是大量京劇名伶所畫的扇子，這個專項很難找到第二人。經過十幾年的辛勤收集，老舍收藏了163 把名伶的扇子。其中有梅蘭芳、王瑤卿、陳德霖、奚嘯伯、裘盛戎、葉盛蘭、侯喜瑞等，足夠開一個名伶扇畫展。老舍晚年的一大愛好便是請朋友們來家中觀看這些扇子，大家也把這種參觀當成一種難得的藝術享受。
鄒靜之收傢俱，剛開始也喜歡收紅木的，覺得光正，包漿也好看，不喜歡柴木（包括榆木、核桃木、楸木、樟木、柏木等）。但收了兩年紅木之後，就開始收味道好的柴木傢俱了。他說：“例如櫸木，不但做工好，而且多數大漆傢俱都比黃花梨的年份早。關於材質、年份、工藝這幾個標準我是這樣排列的，工藝永遠是第一位的，例如明代的大板凳，即使是黃花梨的，也不會有太高的價值，因為它沒有美感，而現在很多特別有名的工匠做的傢俱都貴得不得了。因為工藝永遠是第一位的。”
米景揚先生，是中國書畫市場的見證人，他收藏了眾多名家之作，吳昌碩、任伯年、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潘天壽、李苦禪、傅抱石、李可染、黃胄、王雪濤、吳作人、陸儼少、關山月、程十發……幾乎一個世紀中國書畫的名家代表人物都被囊括其中。有人羨慕他說從50年代就開始搞收藏了，他說：“當時我哪裡會想到什麼收藏呢？那時只有像張伯駒、惠孝同先生那樣，藏有宋元的多少真跡，才能叫收藏。我這種買幾張當代畫家的畫，哪裡敢提收藏？否則，編輯室的人都會笑掉大牙！我當時完全是因為喜歡它。”
王世襄談到自己，也十分坦誠的說：“我不是收藏家，做收藏家必須要有實力，有錢，才能買。我的好些東西都是這撿一點，那撿一點，也許這件東西不值錢，可是我覺得它有其意義，就收下來了。很多東西買來時，已經殘破了，到我手裡把它修復。找人修復的過程中，我看老工匠怎麼修，怎麼做，像一個小徒弟似的。時間長了，他們也很喜歡我，大家熟悉了，有時候買點肉，買點燒酒，一塊吃，就交上朋友了。我便問這問那，記錄下來，是這樣積累起來的，書上根本找不到的。”
田家英常說：搞學問要有專長，收集這類東西也要隨學問而有所專注。現在許多人欣賞繪畫，而不看重書法，更不看重年代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就有散失、泯滅的危險。因此他收集的東西往往並不是別人看重的。他女兒曾自說：“父親收藏的這些東西，當時是不值錢的，幾毛錢幾塊錢一件。例如那些扇面，基本都是五毛或者一塊錢買來的。”
不迷不成家
隨著藏品越來越多，樊建川的收藏“癮”也越來越大。“剛開始覺得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件事情連起來，越來越覺得好玩，覺得幸福、快樂，就跟吃鴉片一樣丟不下了。然後覺得不夠，還要查更多的資料，讀更多的書，收集更多的文物，瞭解更多的事情，就這樣進去了。”對歷史文物進行考證是件艱苦的事情，但樊建川樂在其中，舊檔案、日記，一看就是一天。有一次，他在研究一份檔案，發現裡面有一張報紙，很奇怪，反反覆覆擺弄半天也不明所以。看過檔案中的內容才知道，這個“壞分子”解大便的時候，用印有毛主席像的報紙擦屁股，被揭發了，以至於這張報紙也放入檔案。這些都不能打消樊建川的激情，更不用說生了蟲子的檔案、信件，甚至還有被屍水浸泡過的遺書。
舒乙說：“老舍對美術有極高的見解，平常他跟朋友之間談話，有很多內容涉及美術。很多人碰到有關書畫的問題，也經常來請教他，甚至求他幫助買畫。經常看見他指著那些畫給客人詳細介紹，這張好在什麼地方，那張裡有敗筆在什麼地方，說得極其透徹。他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觀點，他不強調技巧，不強調筆墨，判斷一張畫的好壞，第一個標準是這張畫傳沒傳遞一點‘新’的意思。如果只是純粹的技巧表演，就沒有意思，不是大藝術品。”
中國新文學書刊誕生距今雖不足百年，但在戰火的吞噬和人為的破壞下，遭到的損失卻幾乎是毀滅性的，許多老版本至今難以尋找，大量的資料隨之湮滅。姜先生曾說：“愛書、藏書是一個人精神上的享受，再從這些書裡得到一些知識和感悟，這才是最有價值的。我收藏書，一是喜歡，二是我把從書裡找到的別人不知道的東西，寫出來，印出來，讓更多喜歡書的朋友瞭解這些東西，這才是我在藏書中得到的樂趣。”
王世襄研究美術史、建築營造以至明式傢俱，都以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一鑽到底，總要搞出個名堂來才肯善罷甘休。他做學問不單純靠書本知識，研究漆器時，為了觀察漆器實物，他常去故宮參觀藏品，還經常去古玩鋪、掛貨屋，乃至冷攤僻市，蒐集漆器標本，越是殘件越重視，因為殘件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層次等狀況。研究明式傢俱，限於財力，王世襄只能與收購破舊雜貨傢俱的舊貨攤打交道。他經常冒著嚴寒或酷暑，騎著自行車，奔波於北京的街頭巷尾。他在車後裝了一個能承載一兩百斤的貨架，架上放著棉繩、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傢俱，能買得起的，他便買下，捆在車上帶回來；買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畫圖保存。1985年，《明式傢俱珍賞》出版，王世襄研究了35 年的成果終於得到了世人的認可，也將明清傢俱的鑑賞提升到了藝術的層面，掀起了收藏拍賣研究中國明清傢俱的熱潮。
當收藏成為一種精神
崔永元收藏“老電影”，建電影傳奇館，是想要人們記住有這樣一段歷史。他覺得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對歷史不在意，不感興趣。他尤其受不了的是故意的不在意，有意的不在意，實際上就是一種逃避，或者躲避，不想說什麼，也不想正視什麼，然後把同樣的錯誤再犯一遍。他試圖讓大家對歷史感興趣，電影是瞭解歷史特別形象化的一個途徑，如果能夠把電影史搞清楚，中國現代歷史你就知道個大概了，但是沒有人對它感興趣。他覺得《電影傳奇》是在收集中國的影像歷史，是一件偉大的事兒。
對於收了多年的這些傢俱，每一件都經過了鄒靜之反覆的擦拭，體驗、欣賞其中的妙處。“嚴格來說，我們只是它的過客。它已經300 多年了，多少代人從它面前過去，你根本無法擁有它。你只是它流過的河流中的一段，它還將繼續流下去，而你可能就……所以說一個人想把這些都擁有是一件特別可笑的事情。你沒法兒擁有一個三四百年的東西，也許這三四百年所有的人加起來才能說共同擁有它，它只在這個階段屬於你”，鄒靜之隨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對椅子，“像這椅子，是一個時間的通道，它過去肯定是宅門兒裡的東西，三少爺、二奶奶就在這兒坐著，它就演繹過他們的戲劇人生。比如我有一套宋代民窯的小酒盅，我拿它喝酒和拿塑料杯子喝酒感覺就是不一樣。我拿它一喝那就是時間通道，我可以和蘇東坡有關係了，這感覺完全不一樣。也許有人感覺不到，但是我特別能感覺得到。”
在王世襄看來，人與文物，聚散有時，“‘文革’期間，街道上都是娃娃，都是紅衛兵，他們什麼也不懂，看見文物就砸。我想不如找自己本單位，由單位的人抄去，他們會上交，不會毀掉。至於是不是我的，我不在乎，抄家的時候，我臉不紅，心不跳。所以，我對收藏有另外一種看法，不是說我擁有多少財富，我是要理解這東西，對這件東西有一個說法，有一個評價，從它身上可以得到什麼知識，或者解釋出什麼”。耄耋之年，王世襄開始考慮如何處理自己的藏品。“我歲數大了，我願意把我的收藏自己處理掉。如果送給博物館，博物館的管理員不一定懂，保存得不一定好。因為他們對這些東西沒有感情，也不愛好。不在於多少錢，要緊的是對這些東西的理解，知道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它是怎麼製作的，用它來解釋中國的工藝，解釋中國的文化，解釋中國的歷史，這樣更有意義，而不是要佔有”。
《著迷》的作者解宏乾，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後一直在媒體工作，主要負責影視、文學、戲劇等領域的報道採訪。曾在《北京青年週刊》及《國家人文歷史》撰寫收藏欄目。在《著迷》的後記中，他說自己是水瓶座，打小就喜歡收藏東西，也很愛聽老先生們講自己多年來的收藏故事，他覺得那些收藏家在談到自己的收藏時，都有種返老還童的感覺，甚至平時話不多的，此時也滔滔不絕。他覺得現在的人們總是習慣性地把“收藏”和“投資”聯繫起來，聽說什麼升值了，就一窩蜂地去搶購，幻想著過個一年半載，價錢能夠翻上幾倍。就連電視臺的收藏欄目都是在財經頻道播出的，無論玉器，還是傢俱，只看材料，缺乏審美。
他說：藏家們為那些藝術品優美的造型而著迷，為那段不平凡的歷史而感慨，為重拾曾被遺棄的文化而尋覓，這才是收藏的魅力所在，也正是因為這些藝術價值、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的發現，這些原本被人們丟棄的“廢物”才被重新認識，並受人追捧，賦予其“投資”價值。他想用這本書傳達一種收藏的態度，讓收藏多一點文化，少一些銅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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