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舊中國一窮二白？

最近有一篇叫做“民國給新中國的真的是一窮二白？”（以下簡稱《一窮二白》）的舊文又被微博某什麼作家翻了出來，誇讚不已。該文羅列了一些舊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奮鬥成就，對於所謂舊中國“洋火”，“洋釘”的“傳聞”大加鞭笞。

實際上，筆者從十來年前開始就不斷見到有人從大清開始翻各種邊角料證明舊中國之光輝成就。自然，即使在舊中國，也有不少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者憑藉個人的努力和愛國群眾友商的支持，做出了一些成就，讓舊中國“一窮二白”的純白底色上，書寫了幾行文字，點上了幾抹亮色。

不幸的《一窮二白》沒有清楚：這些工商業者大多碰到了命中的剋星，那就是“正統”的國民政府。正是因為國民政府大員對民族主義一貫採取巧取豪奪，敲骨吸髓的手段，甚至不能落在自己手裡便寧可將其拆光毀光，舊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截至解放前夕幾乎凋零殆盡。那幾行文字和幾抹亮色又變成了慘白。

如果說，在軍閥混戰派系林立，國民政府權威不振的抗戰之前，民族工商業尚可以在亂世之中掙扎出一點生存的空間，那麼在抗戰之後，國民政府的爪子伸到到了全國大部分地區，僅存的民族工商業也就隨之迎來了末日。

舊中國採礦、重工、棉紡等重要產業在大清北洋到民國的不懈努力下，幾度淪落為外國資本控制。按照《一窮二白》的邏輯，難不成黃四郎老爺用涼粉害死小六子，把賣涼粉的孫守義一槍打死，然後連孫守義的家當帶孩子都搶了去，這鵝城涼粉就成了黃老爺留下來的了？

民族資本家之死

當然，筆者說民族工商業在解放前夕凋零殆盡也不完全確切，《一窮二白》的一位主人公的經歷便足夠說明事實並不完整，他就是中國化工業先驅範旭東先生——他本人在1945年10月就被國民政府逼壓而死，此時解放戰爭剛剛爆發，離“解放前夕”還有三年。

範旭東

1929年，範旭東創辦的永利制鹼公司，打算以侯德榜的新式制鹼法挑戰英商卜內門洋鹼公司對中國硫酸銨的壟斷。但是永利在資本上完全不是卜內門的對手，因此打算採用緩兵之計，向卜內門提出合資經營，只要永利還擁有侯德榜，早晚能依靠商業手段變成獨資。

然而這個時候，我們關心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國民政府出手了：

1930年，宋子文一邊否決了合資計劃，一邊親自宣佈向永利公司加入官股。然而承諾了之後，官方的資金遲遲不到。到1933年，範旭東親自去見了宋子文。剛過完39歲生日，春風得意的宋子文提出了要求：宋子文私人擁有的中國建設銀行承擔全部投資，宋子文自己出任永利制鹼公司的董事長。

咽不下這口氣的範旭東以永利全部資產做擔保，發行200萬公司債券，在中國實業界各大私營銀行的協助下背水一戰，在價格戰裡打敗了卜內門，鑄就了永利的輝煌，也結下了跟宋子文的樑子。

1943年，範旭東先生已經開始著手抗戰勝利後的“化工救國”計劃。範先生規劃在抗戰勝利後修復原本的塘沽永利鹼廠，南京卸甲甸銨廠，完成五通橋合成銨廠工程等，統稱十大廠工程。

當時中國產業百廢待興。這一系列宏偉工程需要貸款1600萬美元以上，在民間籌集和政府籌集都是困難。但是範旭東先生有信心，他相信抗戰勝利之後必然是民族的崛起和民族工業的騰飛。

從1944年9月開始，範旭東先生就著手準備籌集貸款，他連續飛美國、巴西等多個地方籌措款項，奔波了一年多。1945年6月，範旭東從美國銀行貸到了這筆款子，民族化工業似乎即將從抗擊侵略的焦土上騰飛了。

當時國內貸款必須要經國民政府行政院點頭，無論是院長蔣介石，副院長孔祥熙，還是具體經辦跨國貸款的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無論哪一位一句話都能解決問題，結果，三個月時間，渺無音訊。

三個月之後，宋子文派人捎話來了：如果讓宋子文出任永利董事長，貸款馬上就到，否則貸款就不可能通過。意思明明白白，一文錢不拿，直接要強行奪走範旭東耗盡一生創建的永利。這副嘴臉跟12年前一模一樣。

範旭東憤於其人的無恥，斷然拒絕，但是他此時已經沒有背水一戰的能力了。

行政院的回答很簡單：對借款擔保不予批准。範旭東的宏偉藍圖灰飛煙滅。

1945年10月4日下午2時，中國化學工業先驅範旭東因黃疸病與腦血管病同時發作病逝。

他辦廠30年，用“純鹼”取代了“洋鹼”，打垮了資本雄厚的外商，扛住了日本人的威逼，最後卻被國民政府搞掉了。

範旭東生命中的最後三個月是與國民政府扯皮的三個月，也是不斷在國內尋求支持的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裡，他見到了自己的一位投資人，叫毛澤東。

當時正值毛澤東和蔣介石舉行重慶談判，在百忙之中，毛澤東拜訪了範旭東，這是他們首次見面。但他們的合作關係卻可以追溯到一年前。

1944年範旭東經人介紹認識了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龔飲冰。龔飲冰知道了範先生戰後的十大廠計劃之後，非常為之鼓舞。組織研究後認為，哪怕賠錢也要支持範先生的事業。

1944年6月，龔飲冰以個人名義成立了建業銀行，中共為之投入資本1000萬法幣，以此銀行為途徑投資範先生的事業。

然而有件事情讓龔飲冰也沒想到。範旭東先生的永利久大集團在精鹽業和制鹼業上打敗了外國人，在愛國群眾和實業家之間名聲非常之好。衝著範旭東先生的名聲，建業銀行的業務也非常之好。本來預計會賠錢的業務反而賺了錢。

毛澤東與範旭東寒暄之後，對他說，“等國內實現和平後，歡迎您到解放區辦工廠。”

範旭東先生辦廠30年，遇到過的有軍閥的綁架，鹽商的威脅，北洋官府的強行攤派，國民政府財政部的拖延和巧取豪奪。沒想到這樣一個據說是“殺富濟貧”的“泥腿子黨”願意擠出錢來支持他，願意幫他辦廠。範先生感到了難得的溫暖，他跟身邊的人說：

“中國的未來，看來只有靠中國共產黨才有希望。”

只可惜，這一見是兩人之間的永訣。範旭東與毛澤東會見的時候，毛澤東剛到重慶來，範旭東逝世的時候，毛澤東還沒走。

1945年10月21日下午3點，重慶召開範旭東追悼會，毛澤東親自前往，手書“工業先導，功在中華”的挽幛，懸掛在範先生遺像對面。

毛澤東去了，蔣介石也跟著去了，他也寫了輓聯。

其實他大可不必去：只需要他大筆一勾，放過永利的1600萬美元貸款，範旭東的宏圖大志得以伸張，就算死不是也能含笑九泉了嗎？

範旭東逝世後，他的合作伙伴侯德榜萬念俱灰，“悲慟三日，足不出戶”。追悼會之後，永利首席協理、天津和南京兩處分廠廠長侯德榜懇辭總經理的職位，最後因為眾心所向，不得不履職。

他當時大概沒想到，自己還有當上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和中國科協副主席的一天。

他也沒能料到，自己一直處在構想和作坊生產狀態的“聯合制鹼法”，在1964年投產的大連化工廠終於得以實現。

頗有些人為範旭東在大陸的“籍籍無名”鳴冤叫屈——不肖子孫從來都是在老人生前想方設法謀取財產，老人死後則崽賣爺田心不疼，不過在別人面前提起老人的時候，他們哭嚎的最大聲。

世代豪商怎樣成了紅色資本家

國民政府的關懷不止是範旭東先生承受過。中國最著名的紅色資本家榮氏家族也差點被收拾了。

其實榮家比共產黨資格還老多了，他門在晚清已經是大商家，那時候還沒共產黨。1933年榮宗敬六十大壽時，榮家已經是麵粉業和紡織業的超級巨頭。老爺子不無自豪地說：“如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榮家“麵粉大王”、“棉紡大王”的稱號早已傳遍大江南北，而當時的共產黨還在鑽山溝，當“山大王”。

不過，這兩夥“大王”倒有一個共同點，都在遭受國民政府的圍追堵截。

1934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陷入困境，榮家的申新紡織公司也遭遇資金危機。

榮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許申新發行500萬元的公司特別債券，由政府保息。 時任實業部長陳公博提出了條件，政府給300萬銀元債券獲得申新所有權，鯨吞申新9000萬資產。榮家自然不能接受這個條件。

然而情況已經十分危急：榮家無力償還英國匯豐銀行的200萬元到期借款，匯豐也不含糊，直接將抵押物——擁有5.6萬紗錠、3000多工人的申新七廠公開拍賣。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廠被日本豐田紗廠以225萬元競得，當時抵制日企風潮此起彼伏，此事一經披露後群情激奮。申新工人跑到南京政府請願，還用高壓水龍衝跑了前來接收的匯豐和日企代表。加上全國實業界集體支持榮家，最後拍賣被解除，匯豐將這筆貸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還清。

榮宗敬沒辦法，想起了故交宋子文。

1935年4月榮家向宋子文求助。五個月之後，宋子文答覆：要求中國銀行將申新九家紗廠全部併購，並自派總經理，然後發行公司債券，以新債還舊債，榮家欠銀行及錢莊利息全部可由1分減半至5釐。

這手比陳公博狠多了，陳公博最多是想要申新紗廠，宋子文這一手乾脆要讓榮家傾家蕩產。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圖窮匕見，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債權人開會，就吞併申新最後攤牌。

債權人之一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老闆陳光甫看不下去了，他派代表否決宋子文的各項提議，榮家死裡逃生，獲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1936年秋天棉花豐收，價格終於回落。市場日漸興旺起來，申新各廠陸續復工。榮家在時年10月1日與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訂立“委託經營簽約書”，總算保住所有權。到底還是家大業大，沒被逼死。

度過了抗戰之後，榮家的心思又活動了，打算藉著抗戰勝利的東風讓老朋友幫忙擴大產業。1945年10月，榮德生次子榮爾仁向行政院遞交一份接收日商紗廠名單，建議將其分配給戰時受損失並在後方作出貢獻的工廠。

此時宋子文正忙於籌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對此置若罔聞。一個月之後，宋子文就宣佈敵偽紗廠全部收歸國營，榮家在戰時被日本人強佔的申新一廠、四廠、八廠被併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福新三廠、六廠倒是還給榮家，可糧食部特派員卻提前將倉庫賣掉，只留下兩座空廠房。

被老朋友捅了一刀還不算完事，1946年4月24日上午，榮德生居然遭人綁架，此案轟動一時，各大媒體紛紛報道。在被關押的34天裡，綁匪並未虐待榮德生，只圖財而不害命，最初開價勒索百萬美元，他寧死不從，後來減半至50萬美元仍不動搖，他甚至立下遺囑：“如果拿出贖金將影響企業生產，寧可犧牲個人來保全事業”。

後來才知道這起綁架案根本就是上海警備司令部策劃的。榮德生被釋放後，榮家先後給上海警備司令部送過60多萬美元，由申新各廠分攤支出。經此一難，榮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靜養。

1948年，蔣經國上海打老虎，9月4日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拘捕榮宗敬長子榮鴻元，榮家前後花費約50萬美元才將榮鴻元“撈出來”，但還是被羈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個月，緩期2年”。

牢獄之災令榮鴻元灰心喪氣，不久便遠走香港，榮家長房的資產幾乎隨之全數轉移。

就在榮鴻元被判刑的半個月之前，蔣經國的“打老虎”行動查到表弟、孔祥熙長子孔令侃頭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門”失敗，建豐同志於11月2日狼狽離滬。

噩運至此並未完結。1949年4月，榮德生的四子榮毅仁因“侵佔公有財物、不計調換折扣的耗損侵蝕利己”等罪名被監察院起訴。

榮家自1946年11月開始為國民政府政府儲軍糧並運往北方戰場，運輸途中各路官員輪番調包摻假，以次充好，優質米麵到士兵手中已發黴變質。國民政府便指責榮家輸送黴爛麵粉，造成東北戰場失敗。

5月25日，“軍粉黴爛案”正式開庭，可是東北戰場的責任還沒釐清，滬寧杭戰場的形勢也糜爛了——恰好在這一天，解放軍攻入上海，“軍粉黴爛案”不了了之，榮家幸運脫困。

感謝百萬雄師摧枯拉朽，不然榮毅仁怕是要把命賠上。

世代豪富的大商家為什麼會跟世交的宋氏家族決裂，反而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知道了這些，還不明白嗎？

“一窮二白”的中國真相

被國民政府這麼對待的民族資本家可不是一個兩個，盧作孚的民生公司，上海永安紡織印染公司都遭遇過。在近代主權殘破的中國，民族資本不但要應對外來的虎狼之師，還要應對背後的刀子。

為了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有不少實業家，科學家，工程師和工人都付出了艱辛，也取得了些成就。然而他們大多和範旭東，榮德生一樣，錯判了形勢，把抗戰的勝利當成了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契機。

其實這卻是災難的開始。

日本投降後，天津沙船鞋廠的經理劉景榮很想大幹一番，他特地從北京邀來做男女皮鞋的師傅三十多人，擴大業務。這時，每天已可生產皮鞋六，七十雙，基本產銷平衡，營業尚好。可是半年過後，進入一九四六年，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業務顯著下降。一九四七年，情況更壞，多數正當的工廠、商店明盈(鈔票多了)暗虧(貨物少了)，搖搖欲墜，沙船鞋廠也不例外，皮鞋日產量由八十雙減到四十雙。

一九四八年八月，國民黨發行金元券，同時限制物價。有一天，國民黨經濟警察在沙船鞋廠門市部查獲一雙漲價五角(金元券)的皮鞋，立即把沙船查封，傳訊經理，指控破壞限價政策，並下令強迫沙船把當時庫存的四千多雙皮鞋，按限價的價格，在三天之內拍賣一光。賣鞋所得貨款，沙船不敢存放，擬買皮革卻無貨源，只好買了煤炭，大米、麵粉，小米等囤積起來。這些東西合計不過值一千袋麵粉錢，可是四千雙皮鞋應值一萬二千袋麵粉，由於物價飛漲，轉手之間，一萬一千袋麵粉不翼而飛，把廠子的積累賠進百分之九十。從此，沙船鞋廠一蹶不振。

不久，天津警備司令部又把沙船鞋廠經理劉景榮叫去，命令他給軍官們定做進口皮的皮鞋。劉景榮說鞋廠一張皮子也沒有了，他們不信，查帳查倉庫，證明經理的話是真實的，這才作罷。

從抗戰勝利開始，國府治下的工廠就開始紛紛倒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天津市共有工人58.5萬餘人，至當年底就有22.9萬人失業，佔工人總數的39％。

抗戰結束時時上海原有工廠4050家，到1946年底，已經倒閉了3160家，青島 700餘家民營工廠全部歇業，廣東400家工廠剩下不足100家，瀋陽3000餘商號倒閉2000多家。

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業人員和無業人員260萬。到1947年，僅上海一地失業和半失業人口就超過了200萬，連公教人員和學生都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在1946年，僅上海一地有記載的罷工和勞資糾紛爭議就達1716起；到1947年，該一數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最為神奇的是，原本應該在日本投降後長江航道打通中收益的西南工業，他們挺住了日寇的肆虐還是沒頂住國府的禍害。國營重慶鋼鐵廠在日本人投降之前還能生產，在日本人投降後不到一個半月，9月底停爐中斷生產。

在湖北棉花豐收的同時，10萬擔棉花被作為敵產扣押在倉庫裡面。四川棉紡織業在日本人佔據湖北的時候還能搞到原料，在“光復”後卻因為國內棉花不得調運而停產崩潰……

1946年2月，昆明工業企業停產關閉90%。

把皮鞋工廠搞的沒有皮子，把螺絲釘工廠搞的不能產螺絲，火柴工廠搞的沒法生產火柴也是不在話下的。

如果說舊中國1840年以來中國還不到一窮二白的地步，不過在1946-1949經過國府三年時間的努力，確實不剩什麼了。

抗戰前，1914年前後，上海大隆機器廠開始仿製美國的單級離心泵。

1934年上海華通電業機器廠（現上海華通開關廠）生產出國內第一臺電冰箱。

抗戰後，1949年解放軍進上海前夕，上海通用機械製造產業基本只餘修理能力。

抗戰前，至1924年，上海有11家機器廠製造機床。1936年，明精機器廠（現上海第二機床廠）開始仿製天軸傳動皮帶車床和牛頭刨床，因做工講究，質量好，銷路很暢。“明精機床”成為當時的名牌產品。。

抗戰後，1949年，上海全市1000多家機器工廠中能夠修機床的只有42家

抗戰時，1940年前後內遷的慶茂昌五金螺絲廠（現上海遠東標準件廠）生產的螺釘還遠銷印度、緬甸、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及南洋群島。

抗戰後1949年能夠生產螺絲釘和緊固件的生產廠家基本破產，連工人都沒有了。

抗戰前，1936年，天津捲菸產量154092箱。

抗戰後，1949年，天津菸草公司基本停工，工人基本解僱。在職的也發不出工資，改由積存的紙菸代替，市面搶購美國與上海煙。臨近解放時，因為交通受阻美國紙菸絕跡，上海紙菸也無法運來，這就給天津各菸廠一個復活的機會，可是沒有菸葉原料，各菸廠還是無法恢復生產，只有等死。

國民政府的神奇操作

那麼國府究竟幹了什麼能做到這等效果呢？其實也不復雜：

首先是複數批次的接收大員來回掃蕩。在上海至少有十多個機構在貼條查封敵產，分屬海軍司令部，駐防第三集團軍，戰區總司令部，國防部辦事處，經濟部辦事處，糧食部辦事處等等等等……

基本上是有槍的直接衝過去搶倉庫甚至互相大打出手，沒槍的就爭車倒運。上海閘北警察局長親自帶著一群警察，從一座倉庫裡面搶走50袋白糖倒賣了，基本上能賣出錢來的什麼都沒放過。

在搶奪完成之後自然就是銷贓，由於各種工業原料和生產原料都搶完了，基本上搶來的機器都無法開工，最後這些機器就化整為零甚至重新回爐回收，最終出現在各地的修理鋪或者五金店裡面。湖南公路局報告稱從戰時運輸管理局接收1000輛日偽汽車“拆的失去了汽車的本來模樣”。最後只有六七十輛汽車能開。

而東北地區作為當時中國重工業最發達地區，雖然經歷了日本人戰爭末期破壞，又被蘇聯人拆走了部分設施。

然後這些設施和工業區在國府統治下不到一年就全部成了廢鐵。這個能力絕對是歎為觀止。

光國府自己的官員的破壞力就如此之強大，加上美國貨物對中國市場的衝擊，和貨幣光速等級的貶值速度。工業蕭條商業破敗的結果也就不出意外了。

“一窮二白”下的起死回生

國府為了把中國搞成“一窮二白”的貢獻簡直罄竹難書。遺憾的是解放軍當年打的不夠快，讓這群禍害帶著搜刮來的227萬兩黃金還有其他珍寶拍屁股去了臺灣。

而新中國這裡，據《廣州地方誌》，廣州市1950年合計收兌到的，純金不足萬兩（9580.774兩）、純銀不足7萬兩（65034.13兩）、甲、乙類銀元共487658枚。整個廣州省統計加在一起收兌的黃金不超過14噸。整個中國1950年的外匯儲備不過1.57億美元，不夠國府帶走的黃金價值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一窮二白。

唯一的好處也就是國府滾蛋了，共產黨雖然沒有某些謠言裡面變出200多噸大金礦的能耐，至少是正常人。

國府用不到三年時間禍害個遍的工商業，在3年經濟恢復狀態普遍產值增長3倍以上，產能增加5倍以上。單機床產量從理論上的年產690臺提升到3789臺。

一旦政府發揮正常的調配職能，提供所需的社會服務。而不是像舊中國專注於吃拿卡要和搶劫，民族實業也就能飛速的發展起來。

正如榮毅仁的回憶中提到：

“誰來建設獨立強盛的國家呢，當時我們並沒有想到是共產黨。解放前夕，我們一家對於共產黨的到來是感到惶恐的。我們幾個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國去辦工廠，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親因為恨透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堅決不願意離開祖國，我也不願做白華，和他一道留了下來。我們企業的流動資金當時已經枯竭，解放以後又受到美國和國民黨的封鎖和轟炸。這個時期申新能夠維持生產，全部依靠愛護民族工商業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貸款，加工和收購，依靠職工群眾的團結和積極生產。政府幫助我們建立了總管理處，統一領導過去分散 經營的各個工廠，並且指導我們逐步改進經營管理。生產因此得到發展，紗錠的生產率提高了 40% 以上，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達到了資本總額的 1/4 以上。初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就使我們的企業完全擺脫瞭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們的弟弟在泰國辦的工廠卻破產了。”

上海工商業界代表榮毅仁等向國家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

不管榮毅仁到底有什麼想法，他對比一下解放前和解放後的情況也會做出一樣的選擇。

從晚清開始，民族資產階級就被封建行商幫會，北洋軍閥官僚，國府買辦銀行，洋行外商漢奸這麼轉圈折騰。拿著草紙一樣飛速跌價的金圓券還時不時被搶劫。

到建國後，見識了共產黨才知道，政府除了收稅是不能隨便要錢的，警察除了保護是不能進來放火的，工人積極生產是不會被莫名其妙的外來人打死的。中央銀行給貸款是用不著送股份的。金融市場不是用來破家打劫的。

將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解釋為是“搶劫資本家”的人，恐怕沒法理解民族實業家們對改造的支持：因為這些人是見識過國民政府真正的搶劫。

老電視劇大宅門裡面，白七爺看見共產黨的幹部來給自己送驢的表情，很能體現所有民族實業家的想法

中華民族從來不缺少仁人志士，他們為了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付出了無數的艱苦的努力，這其中就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然而他們的理想在慘白的底色上一再地遭到挫敗和踐踏。

最後證明：只有底色改變了，一窮二白的面貌才能改變，在紅色的底色上，民族資產階級也化成了一顆金黃色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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