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印度曙光城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前面内容详见：
曙光城约章
“曙光城不属于任何特定之人。曙光城属于全人类。但是要居住在曙光城，她/他必须是神圣意识心甘情愿的服务者。
曙光城将是个永续教育、持续成长、青春不老的地方。
曙光城希望成为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运用内在与外在的探索发现，曙光城将勇敢地跃向未来的体悟。
曙光城将是一个物质与灵性研究的场所，其目的是有生命力地示现人类之大同。”
我们坐在游客中心的咖啡馆，桌上是两杯纯净水，身边是操着各种语言的游客。他们应该不知道，羊角包的面粉、咖啡里的牛奶，都由眼前这个穿着简单三孔背心、有点羸瘦的男人负责的农场产出。1986年，在社区第三年的Tomas心中幻灭，想要离开，却又转而去远离主城的地方开荒，从一片荒凉中建起Annapurna——曙光城最大的农场。在梵文中，Annapurna意为“食物与滋养的给予者”，现在，它是整个社区唯一大量生产大田作物的农场，也是印度南部唯一获得有机认证的乳制品生产者。生产的大部分产品进入社区的食物链，供应社区食堂和供销社。
几天前的农场开放日中，Tomas事无巨细地向参观的村民、志愿者、游客说起农场内可持续的循环：大田作物为奶牛提供饲料，奶牛为田地提供肥料，雨季在池塘蓄水，旱季用太阳能水泵抽出灌溉。然而整个访谈中，关于农业却所谈不多，对Tomas而言，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存在（being）”，并非外在的“做（doing）”。内在工作是他在社区的目的，而农业是他参与社区的方式。
他的声音脆脆的，时而被录音背景中的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希伯来语所淹没。斟酌回答的时候，独臂的手指在桌面上来回搓着，指肚上的老茧发出沙沙的声响。一些回答让我感到问题愚蠢，不确定间望向那双绿棕色的眼睛，在粗糙的皮肤上，像树皮上的一块琥珀，那里似乎没有评价，亦无过分的友好。他的表情始终像是在说第三个人的故事一样。即使在谈“人类合一”这样的理想的时候，依然是淡的。
Tomas掌管着曙光城最大的农场，但农业只是他参与社区的方式。“我想过成为下一个梵高，但我没被给予这种能力，而种地这个能力却随着时间慢慢地给予了我。这并不是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而是业力使然。”
行李&Tomas
行李：有很多人要采访你吗？
Tomas: 是啊，我好像成了一个知名农民，倒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农民有多么优秀，而仅仅因为我住在曙光城。现在我也习惯了这种名气。
行李：似乎村民与访客间有那么一段距离。
Tomas: 我在这儿就是在过日子，并没有太多兴趣去展示给别人看什么。有的人只是简单地问几个重复的问题，我会感到比较厌倦。也一些人来这儿寻求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是内在旅程的分享，我会更愿意一些。
行李：我可能要先问一个比较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选择到了这里？
Tomas: 选择和计划是很西方的一种心态，来自东方的你也会这样思考，这很有意思。就像那天在农场上你问我如何选择牛的品种，事实上生活并不是总有选择，在印度做农业，受到交通、通讯等种种条件限制，能有“种牛”已经很不错，并不能挑三拣四，你必须在自己有的基础上去做点什么。在人生道路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一些事情展现出来，我跟随指引往前走，然后另外一些事情发生，我继续摸索尝试。像你邀约采访，我感受了一下，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然后它就发生了。我们无法真正计划人生，想太多就会一直撞南墙。
行李：那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在你身上的呢？
Tomas:大概22岁左右的时候，自己心里有很多波动，就是几乎那个年纪的人都会经历的扣问：“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要如何度过这一生？”有些人并未严肃对待，继续“正常地生活”，我没有放弃，我知道生命不仅关乎生存，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
行李：之前的生活“正常”吗？上学、工作？
Tomas: 我上了农校，然后做科研工作。这样子过了几年，我感觉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后来我尝试继续深造，发现也不是我想要的。现在回头看那些最终进入学术圈的人，很庆幸自己没有走这条路。他们中的很多完全迷失其中，名字前有一大堆头衔，但是全然与自己头脑中的想法不相认同，其实会让人很痛苦。
行李：然后开始旅行？
Tomas: 是，其实就是离开原来的生活背景。在主流社会，人们追求的不是名就是利。背离这样的价值观和期待选择另外的道路，需要极强的自信。亲人朋友都在质疑，你要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怎么赚钱？我刚开始在欧洲旅行，然后想走远一点，就来了印度，在西孟加拉邦一个有机农业项目当了半年义工，后来向南旅行，就到这里了。
行李：就这样留下了？
Tomas: 一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很容易做出这样的选择，反正背后没太多可留恋的。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
行李：没想再多走走，看看不同的世界？
Tomas: 只是到处走走看看的旅行对我来说本来也没太大意思，我更珍惜的是与人建立连接。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个允许我存在、呼吸、感受以及做内在工作的地方。曙光城于我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早期的农场。
行李：从前就对内在探索、意识层面的东西感兴趣吗？
Tomas: 是吧，但在西方，人们会觉得你挺奇怪的。我有这么一种驱动力，但是一直没有空间。我不停地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寻找我的部落，在这里，我觉得找到了。这里的人们可以很怪异，但仍然被尊重。探寻自我的更深层面，观察自己的习性，这些都是茶余饭后很正常的话题。在外面，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几个人聊一聊，而人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行李：有想过离开吗？
Tomas:有过一次，是85年的时候，我得了肺结核，昏迷了好几天，当时情况十分严重，大家都以为我要死了。在医院醒来的那一刻，我的情绪很脆弱，觉得这一切简直太糟糕了，当下就决定离开。结果当时病得太厉害，走不了。
行李：是物质层面的原因吗？
Tomas: 我来自一个生活相对容易的社会：物质丰富，人人有房有车。这儿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连个像样的自行车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兴奋，直到你的身体出了状况，快没命了，这时候头脑就冒了出来。另外一方面，当时社区里有很多人际纠纷。我在一个大农场工作，创始人本来要回荷兰待几个月就回来，结果没多久，他写了一封信说他不回来了，委托我照顾农场。当时我还算个新人，而人们往往认为新人没有任何权利。那些在农场周围生活的人，都觉得自己可以从农场上瓜分点什么，为了几公顷地争来争去，发生了很多愚蠢的事。我心里很幻灭，觉得如果这就是曙光城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在这儿干嘛。其实这些我都能应付，只不过在疾病到来的时候，情绪波动就比较大。
行李：当时怎么改变了主意？
Tomas: 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主意本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随着我们的情绪及其它因素一直在改变，所以不能太信任它。
行李：还好当时病到走不动。那后来去遥远的Annapurna开荒也是跟这有关吗？
Tomas: 这块地被曙光城购下后，一直找不到愿意来开荒的人，因为它距离主城区太过遥远，而且被印度乡村围绕。当时我们有三个人说要一起去开荒，结果另外两个人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但是我已经对这个主意感到热情起来，所以找了几个人帮我把一些物资搬到那边去，简单地搭了一个棚子，就在那慢慢从零开始。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逃避：我喜欢曙光城，喜欢它的精神，但是我不喜欢我所在的那个农场和周围的人。
行李：有人帮忙吗？
Tomas:有的，虽然我是一个人住在那里，但是会有人过来帮忙，社区中的其他农民也给予了很多帮助，三年后我的搭档Andre加入。这一路上得到了很多帮助，不然农场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好像是有魔法一样，所有这一切因缘和合。
行李：住在离主城区那么远的地方，是一种什么感觉？
Tomas: 曙光城有时候太像一个大泡沫了，跟它所在的大环境很脱节，而我很喜欢印度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也喜欢当地的农村文化，所以在一个远离主城区、深入印度农村的地方住着，遥远地观望这个泡沫，很适合我。或许再老一点，行动不便的时候会想住得近一点吧。
行李：曙光城有没有养老系统？
Tomas: 没有，有可能他们会让我饿死，哈哈哈。
行李：你对未来有担忧吗？
Tomas: 不，我对社区有足够的信心，不会让我饿死。我也对生活有足够信心，将给予我所需。我们的教育总在强调去为自己的生活忧虑，不然就是不负责任。但当你把这个放下，会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自由感。当你带着一种意愿去生活，生活自然就会呈现该呈现的，这比每天忧心忡忡地计划养老保险要有趣十倍。
行李：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
Tomas: 我刚刚加入曙光城的时候有一个农民协会，但已经半死不活。在Annapurna农场上干了五年之后，我感到需要和社区的其他农民有更多交流，于是和几个人一起复苏了农民协会，主要是技术讨论，后来我又发起了更有针对性的小组，一个谷物小组，一个奶产品小组。
现在我在一个负责对进入选举程序的候选人进行首轮排查的工作组，主要是对候选人背景的审查。在曙光城有各种各样的团队、工作组，太多事情在同时发生，需要不停取舍参与什么不参与什么，不然很容易就被吸干了。
现在的农场。
行李：对于Annapurna的前景，上次你说到最希望的是有年青一代的人来接管？
Tomas: 年轻人不太愿意到那么偏远的地方，Annapurna的架构比曙光城其他农场更加专业一些，农场规模总面积有135英亩，每一天的开销都很大，所以确保收入就变得很重要。这意味着接管的人要有一定的专业背景，而且真的愿意投入这件事。另一方面，社区给予年轻人的支持不够，除非有额外的经济来源，只靠补助不够生活，经营农场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又难以对个人有经济上的回报。曙光城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掌舵人退休之后事情就瘫痪了，等到再有人接手时又要重新开始。农业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需要几代人去建设，我们是第一代，下一代可以让它更加蓬勃起来。如果Annapurna没有人接管，我会比较遗憾。但我是谁呢？我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花在这个农场上，但又完全臣服于现实，如果没人来接手，我也只能接纳，不执着于结果。
行李：农场收支可以平衡吗？
Tomas: 日常开支，包括二三十人的佣金，是农场自负。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挖池塘、购置机械等等则依靠社区的资金。全球各处都有人想要支持曙光城的不同项目，我们有需求的时候就去交流。寻求捐资这件事情蛮让人谦卑的。
行李：那你自己呢？靠补助足够生活吗？
Tomas: 我的生活简单，就是吃饭穿衣。我父母过世也留了些钱给我，让我可以负担得起一些额外的开支，比如买电脑。从前没有手机电脑很正常，但现在如果要在一个社会中正常运行或者保持联系，必须要有这些设备。只靠补助的话，可以生存，但会有点困难。
行李：过去35年来，曙光城在这方面变化很大？
Tomas:我们的生活方式大不一样了，但我认为这不是本质上的东西。1983年我来的时候，整个村只有400人，现在有2700人，当时人们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现在社区在一起的状态不一样了，但这是任何社区在成长的时候都会面临的问题。当时的基础设施也没有这么完善，每人有一个篮子，收到一些诸如蔬菜、面包的基本供给，如果幸运的话，可以买到一些牛奶。和西方世界的联系也十分困难，外面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整个社区是一种在当下、在一起的感觉。现在物质更丰富，消费主义更加盛行。很多老村民，尤其是很多住在绿色环带森林里的人认为，曙光城应该变成一个小小的绿色天堂，但我不是很喜欢往过去看，感慨当年多么好，我喜欢接纳当下，向前看。对我来说，社区没有任何变化，我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意图，现在仍然保持这样的意图。
当年人人住在茅草棚里，房前屋后都种点东西。而社区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改良土壤，植树种地。但是很快，城市化发生了，随着人们涌入曙光城，更多的人过着一种与土地没有连接的生活。他们每天面对着电脑，做些好像很重要的工作，而并不关心自己的食物从何而来。比如大家愿意花几倍的价格买果酱，但营养多得多的新鲜水果却不那么受欢迎，作为一个生产者，我也被消费需求所左右，被迫往更多的加工食品方向走。这也是整个世界在发生的一个趋势：切断，躲在自己的泡泡里。对于我来说，曙光城应该能够生产自己的食物，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目前整个社区对于农业并没有太大的推动力，不止一个访客对我说：他们对曙光城如此“不接地气”感到失望。
行李：“母亲”不是期望大家过一种与土地有连接的生活吗？
Tomas: 你可以看到奥罗宾多修道院在“母亲”的指导下建有很完善的农场，并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对农业的重视是很清晰的信息。可话说回来，曙光城不是一个母亲说了什么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的地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向内看，找到我们自己的智慧，然后从这样的状态再向外行动，找到一个建设社区的办法。不是说把一切都设想好，然后按照计划一步步走，那就是重走旧路了。
行李：在一个社区，我们仍然需要做一些集体的决定，比如给农业多大的支持，如何达到共识呢？
Tomas: 说起来很有趣，事实上，真正发生的是现实会凌驾于开会做出的决定之上。比如我们开会讨论农业，然后我回到农场上推动事情发生，但是结果却又与决定的方向不同了。只要每个个体在做事的时候保持对整个社区的觉知和连接，然后做自己的那一方事情就好了，不用大家总是坐在一起用头脑思考和讨论。
行李：保持对整个社区的觉知和连接是什么意思？
Tomas:我在农场的时候不只是想我这个农场要怎样，而是意识到农场与整个社区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种地不是因为种地好玩，而是为了服务社区。如果个体与整体保持这种连接感，很多事情的推动不必开会，这样可以减少一点会议的数量。现在整个社区的会议无穷无尽，成果却很少。我们想要的，正是一个超越体制、规定、规则的地方，纪律来源于内在，如果忠诚于自己的深层，就会做出正确的行为。当然，社区中的人各有不同，有人不需要框架，而另外一些人没了它会不知所措。
行李：不同个体之间的深层回答也是彼此和谐的吗？
Tomas: 我想是的，这就是人类合一的梦想，它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变成一模一样，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存在都会彼此和谐，事实上，只需向内走一步，就会发现我们远不止表面这些关于补助的争夺、观点的分歧。但这一步很难，我们坐在这里的此刻，头脑里就有各种想法、目标、需求、评价和不信任。“不信任”是曙光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并不相信社区的良善和潜力。但这是自然的，人们仍被不良的意图所驱使，就不能信任，就要去搞政治、搞外交。
行李：这么几十年对于你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挑战？
Tomas: 压力的挑战、健康的挑战、社交的挑战……还有自己的业力。你的灵魂选择了一切境遇，为的是完成此生应做的功课，所谓好坏是我们自己为之着的色。比如我失去一只胳膊，那是我需要这么一件事的发生去教会我一些东西。我不相信偶然。当事情发生，你可以将之定义为偶然，然后把它推开；或者直面它，吸取后果，臣服，然后向前走。无论你的功课是什么，它都是一个恼人的闹钟，以各种形式一再出现。你越想把它推走，就越难从中获取到应有的收益。一旦你尝试去找原因，就是头脑在强装聪明了。头脑只是一个擅长处理后勤的工具，而这些问题无法用头脑去分析。这也是哲学家们没搞懂的地方，如果你读赫尔曼·黑塞、萨特，会发现他们根本没弄明白。他们试图“想”出生命是怎么回事，但这像是尝试用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拽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头脑安静下来，才会有更深的东西冒出来，它不一定以语言的形式呈现，许多伟大的艺术就是这种状态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行李：你的方式是什么？
Tomas: 种地。开创一块空间，与之共存。我想过成为下一个梵高，但我没被给予这种能力，而种地这个能力却随着时间慢慢地给予了我。这并不是我的“小我”说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而是业力使然。我就这么过生活，不知不觉找到了自己的角落，也算幸运。
行李：种地时是在这种更深层的存在状态中吗？
Tomas: 让我们也别把这事弄得太戏剧化吧，运营农场是一个日日夜夜、平白无奇的活动，就是喂牛、挖坑、打算盘。同时，我的灵感和动力确是来源于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尤其是与土地、花朵、动物那种很深的连接。
行李：你怎么理解“整体瑜伽”呢？
Tomas: “整体瑜伽”意味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瑜伽，和你一起坐在这里是瑜伽，工作是瑜伽。“业瑜伽”在曙光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不是为了“我”想怎样，而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我不是那种每天有固定“修行”时间的“灵性修持者”，所发生的的一切，每一呼、每一吸，触摸、感受、思考，都是我的瑜伽，就是尽可能的觉知。
行李：可不可以说社区生活对于你来说是更重要的“存在（being）”，并非外在的“做（doing）”，农业这些也是次要的？
Tomas: 最主要的是内在的工作，而“做”是支持它的外在必需条件。我们住在一个社区中，社区需要食物，我会种地，于是就这么发生了。在社区中，每个人要找到能帮助到自己和整个社区的一个职责，让社区得以运作下去。
行李：你会读奥罗宾多和“母亲”的书吗？
Tomas: 现在读得不多，以前读过，尤其是奥罗宾多的书，其实并没有别人想的那么神秘。读书可以帮你更清楚地看到以及认出自己所处的这个过程。这是头脑有用的时候。但是这种学习和学术的学习是不一样的：学术的学习是关于外界的一些事实，而这种学习和阅读是为了观察内在所发生的过程，为了真的去意识到你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情绪。越往深走就发现这是很骇人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要去除所习得的一切，这时候一定的指引可能会有帮助。
这条路有时候并不容易，去年我们农场上来了一个女孩儿，她与这里有很深的连接感。结束之后她又回去主流大学里学习，但她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于是感到很迷茫很痛苦。我有点为她感到抱歉，但又觉得可能此刻她需要这样的发生去晃动她之前所习得的那些东西。人在20多岁的时候经常会经历这样的反复。从出生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告诉你，事情就是这样。在生命的某一刻，你接触到另外一些可能性。这时候就要做出选择，很多人内心的渴望没有那么强烈，因而并未迈出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的那一步。就像我弟弟，他在灵性道路上走了几年之后觉得这些都是胡扯，然后回去找了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看起来也很开心。重要的不是进入另外一个空间，或停留在这个空间，而是找到自己的生命所在，无论这个所在是在一个动物园、一个工厂、一个农场、还是在曙光城。有问题的是，很多人拼命否认自己的生命所在，在自己的周围建筑高墙，只是为了不去面对实相。我活了那么几十年，就学会一点事情。可能比你长几岁，但也并不意味着什么。
采访：刘安琪
照片提供：Tomas 刘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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