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印度曙光城系列报道的第二篇，第一篇详见：
曙光城约章
“曙光城不属于任何特定之人。曙光城属于全人类。但是要居住在曙光城，她/他必须是神圣意识心甘情愿的服务者。
曙光城将是个永续教育、持续成长、青春不老的地方。
曙光城希望成为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运用内在与外在的探索发现，曙光城将勇敢地跃向未来的体悟。
曙光城将是一个物质与灵性研究的场所，其目的是有生命力地示现人类之大同。”
Johnny穿着和一年前一模一样的南印格子裹裙，扎着头巾，眉毛花白，若不是蓝色的眼睛，模样和当地老农夫别无二致。他在房前忙着修理自行车，见我来便起身拥抱，在社区的公共厨房捣鼓了一会，端着两杯浓浓的奶茶走了出来，装在不规则的手陶杯子里。厨房铺着西班牙风格的马赛克地砖，屋顶则是泰米尔传统的茅草编制技艺制成。因为没有年轻人继承，这门手艺已经快要灭绝了。
我们啜着茶，Johnny洪亮的嗓音偶尔爆发出轰隆的笑声。身后的森林传来一浪一浪的虫鸣，偶尔有一两只鸡到身边啄食。这个将近80岁的老嬉皮住在森林里，讲起无人机时，激动的表情像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在跟人分享他的火车玩具。他给我展示自己发明的可拆卸房屋——在四根一米高的水泥桩上，由金属条和木板搭起来的简单结构。房间不足20平米，陈设简单，窗户格子上的各种工具显示着主人手艺人的身份。
Johnny是曙光城“臭名昭著”的反对分子：他是绿色环保阵营的元老级人物，总是质疑市政厅的城市规划是否符合环保和人文标准。两年前，社区中发生了一次反对某个豪华住宅项目的游行示威，主题歌就由Johnny创作；最近十年，有一群孩子在Johnny身边组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教室、注重实际技能多过知识学习、在自然中彼此陪伴的“学习社区”，Johnny和孩子们自编自演的话剧也无不在讽刺市政厅的官僚主义和城市规划者对环境不管不顾的态度。然而，在社区几十年的服务也让他备受尊重，即使意见不同的人提起他时，声音也会带上一份提起老朋友的温柔。对于他来说，这也是曙光城和主流社会不同之处----意见再不一致，仍然可以彼此爱和尊重。
Johnny作为掌舵人的社区名叫“Fertile（富饶）”，是曙光城最大的森林社区之一。最近一些年，曙光城的社区已经越来越像是Johnny所说的“公寓文化”——社区成员在别处上班，回到社区只是睡觉，并无过多的交集。而“富饶”社区则还保持着初创期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社区文化以及更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二十个人的小社区，成员各有自己的小屋，但大家一起吃饭，耕作，收获果实和木材。社区在能源、建屋、孩子教育和垃圾处理上都极大程度的自治和自足。为了和更大的社区连接，几十年来，富饶社区每周末进行一次对所有人开放的百乐餐（Potluck），大家各自带一道菜，共同呈献出一桌大餐来和彼此分享。这个周末的定期活动是社区成员、志愿者和来访者彼此认识交流的难得契机。
采访中途，Johnny的女儿过来告诉我们，刚刚又有人到树林里来偷木头。我们决定去检查下被偷木材的人破坏的树林围栏。我们在林间小路上走着，时儿并排时儿前后，谈话有一搭没一搭，时不时被录音背景里双脚踩在落叶上的声音盖住。Johnny讲起曙光城引以为傲的森林重建经验：耐旱的澳大利亚金合欢是理想的先行树种，它们成长的过程帮助减少地面径流，防止土地进一步板结，并将水分留在土壤中，为之后更丰富的树种存活提供条件。有了树便会吸引到鸟类，而鸟类会带来其他树木的种子，于是更丰富的本地原有树种就得以在先行树木的荫凉庇佑下成长。五十年里，几近荒漠化的土地已变为一片成熟的热带干旱常绿林。在英文中，先行树种和曙光城的先行者是同一个词——pioneer。这些在曙光城一无所有时，为了人类大同的理想离开故土来到北纬12°的热带荒漠的先行者，和金合欢一样，耐得住匮乏和艰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今，社区的物质愈发丰富，先行者的精神是否还在社区中有所发扬？随着越来越多和主流社会的来往，曙光城是否仍葆有初心？在社区扩张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中，Johnny这样的先行者又有何样的感受和体悟？
虽然年近80岁了，Johnny还是那么精神奕奕，一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斗士的样子。曙光城47年的滋养（磨炼），使他完整地演绎了一个真正的嬉皮士的人生：嬉皮生活的根基是勤劳的工作，而不是飞叶子和听世界音乐。
行李&Johnny
行李：现在有二十多个人住在富饶社区？
Johnny：十年前才五个人，最近几年人突然多了起来。我觉得现在这个数目比较好。人多的好处是总有人干活、总有人做饭。比如现在是菠萝蜜成熟的季节，每天早上我们社区所有的人都一起收割菠萝蜜。要去森林里砍树，你只需要打个响指，就会有两三个人一起去做。社区也很久没有种这么多菜了，现在成员里有好几个人愿意照料菜园。我们每个星期开一次社区会议，这样大家能很快地了解彼此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并且可以一起解决。
行李：社区的钱从哪儿来？
Johnny：我们每周末会去农夫市集上卖自己的农产品。除此外，还有卖木材和帮别人盖房子的收入，澳大利亚的家人也会给我一些钱。社区成员每月支付3000到5000卢比的贡献，作为集体使用。每个人可以负担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一对伊朗来的夫妻经济上很紧张，那它们给的贡献就少一些，大家都以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方式贡献。
行李：社区里的人一起吃饭吗？
Johnny：我们有个中央厨房，大家会一起吃午饭，一个星期里的五天,一个当地阿姨帮我们做饭，晚饭和早饭有人吃有人不吃，喜好也不同，所以没有统一安排。
行李：食材大多来源于社区的菜地里吗？
Johnny：多数情况下是的，比如今天午饭吃的菠菜、西红柿、南瓜、生菜,都来自菜园，我们没有种大米，但是用自己生产的花生酱从其他的农场交换谷物。
行李：这个社区历史比较长，生活方式也更接近初创期的状态。
Johnny：曙光城是一个践行自给自足生存方式的绝佳之地。最开始的时候，社区就是一系列自治的小社区，富饶社区就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有太阳能板、风车和水泵，使用堆肥厕所，处理自己的垃圾，生产自己的食物，基本上自己建屋，并且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当社区的人口增长，我们有了一个政府，有意思的是，政府总喜欢集权和中心化。突然之间，他们在谈论水和电的集中供应、集中的农业管理、集中的道路规划等等。
曙光城愈发地往“公寓文化”的方向发展，住在公寓楼的话，你可以装作和你的邻居没有任何交集，这也是为什么公寓楼都要求隔音效果好。但是住在森林里，即使再不愿意也要和你的邻居日日相见。曙光城发展的方向是一个5万人的城市，只有发展到一定规模才会有博物馆、剧院、电影院、剧场、图书馆这些设施。现在整个社区住房紧张，应该换一种方式思考住房供应问题，然而，传统的建筑师们都太过保守，德国的建筑师按照德国那一套，意大利的建筑师按照意大利那一套。
早期的“富饶社区”。
行李：前两天在图书馆见到一本小册子，是一些先行者的访谈，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你说你的成名之作是胶囊棚屋的设计。现在已经是在曙光城的第47个年头了，胶囊棚屋仍然是你的经典之作吗？
Johnny：胶囊棚屋是社区初建时的特殊产物，它利用当地易得的材料，四个人花三天就可以建起来，当时一年内可能建了一百多个胶囊棚屋。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卧室，厨房就是屋前的火堆，厕所就是森林。最初十年，曙光城社区的所有成员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每个人都没什么钱，大家挖井种树，生活简朴。后来我设计了刚才给你看的那些在水泥桩上用铁架和木板简单组装的房子。它们更适合第二代社区成员，刚刚成人、离开父母家的时候住。这些房子容易拆装，年轻人可以在不同的社区体验，相处得好可以留下来继续生活，相处不好的话就可以去另外的社区尝试。在曙光城有很多的迁徙发生，人们应该多建一些临时性的建筑，而不是急于建设大规模的固定建筑。
行李：这种建筑模式可以在更加密集的城市中推广吗？
Johnny：是可能的。曙光城深受一个美国发明家BuckminsterFuller影响。他是个很有趣的角色：在3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广可拆卸房屋，利用太阳能板和其他方式自创能源，厕所装有废水回收系统，很环保。我年轻的时候，Buckminster Fuller到我的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改变了我对传统建筑的想法，也促成了我的退学。
行李：你给我看的这些可拆卸房屋可以满足对舒适度要求更高的人吗？
Johnny：可以，我的那一间房子花了2万卢比，也有人的房子花了20万卢比，那就更加舒适。你也可以把它复制成四份，这样中间就有个小院子，但建筑原则是一样的。
Johnny为曙光城设计的胶囊棚屋“设计图”。
行李：自治似乎是你常提的一件事，社区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如何避免你所说的那种中心化呢？
Johnny：在每个整体中都有不同的亚文化。比如在澳大利亚的每个城市都有唐人街，那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治的亚文化代表。我算了算，在曙光城大概有12个亚文化，每个亚文化守护着某种道德品质。我们属于“农民和森林亚文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环境，“健康亚文化”圈的人也会关心环境，因为这会影响健康，但是大家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同。对“灵性亚文化”圈的人来说，学习和实践“母亲”和奥罗宾多的灵性教诲是最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曙光城像一个文化孤岛，虽然地方小，但是每一种类型的人都俱全。在这里观察人类社会的模式比在外面更容易。很有意思，如果一个类型的人离开了，这个空缺很快就会被另外一个人填补上，像一个游戏一样，角色设置会自动完整起来。所以曙光城会吸引到很多你们这些搞社会学的人来做调研。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实验场，它尝试不去重复主流社会的错误。
行李：自治的可能性在于不同的亚文化之间有重叠的部分？
Johnny：是的，就像吃全素、蛋奶素和吃肉的人，如果他们关于彼此在某些方面不同意这件事可以做到接纳和同意，而不把这件事情太当回事，或者其中一些人觉得高人一等。实现自治需要一定的技术保障，我在曙光城一直倡导所有社区处理自己的垃圾。尤其是废水，如果每个社区将之转化为肥料，其实很简单的，而集中起来处理就成了一件大麻烦事。但是现在大家听到废水就有点谈虎色变，不愿去讨论。我极力反对曙光城正在策划的中央废水处理系统，这是对自治的完全否认。这其中的工程量巨大，而且会直接影响废水处理系统周边居民的生活。我学过建筑，并且对澳大利亚城市的中央废水集中系统做过调研，所以我清楚它们有多麻烦，并且结果往往是处理不当直接排入海中。
我们的规划思路总被传统所限，不仅在建设道路上花了很多资源，还以建路为由把业已存在的社区切割开来。市政厅负责规划的人算出来从a到b的最短路线，完全不管它是否会穿过一个完整的社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在一个更加自治的环境下生活，而不是一个集权的政府过来说：我们要把你的社区劈成两半！这和我们来曙光城的初衷背道而驰。我和那些城市规划的人发生过很多冲突，他们说我们需要一张白纸才可以在那上面做规划，他们不知道设计的首要原则是观察，大多数规划者脑子里有一个定义，只在乎这里应该发生什么，而忽略了这里已经在发生什么。或许曙光城并不需要那么多道路。
行李：并不需要那么多道路？
Johnny：对道路的需求取决于水电运输以及垃圾集中处理的需求量。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道路的交通负荷远远大过了可以服务交通运输量的能力。或许我们可以把思路拓宽，考虑使用无人机和飞行摩托车，比如说，我们从这儿飞去Matrimandir就可以走直线。建材也可以通过无人机运输进来，而不需要建公路。在北非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运用这样的技术，这些国家经济条件有限，需要运输救援物资，与其花钱去改善道路状况，投资无人机更方便。
行李：类似这种绿营和中心规划者之间的矛盾似乎很强烈，你觉得这种矛盾怎么才能得到解决呢？
Johnny：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我想可能是一代一代会解决吧。我有四个孩子，他们中的两个在曙光城生活。我觉得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加警觉，更有觉知，而且更有能力做些改变。比如其实环境问题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从前没有意识到，每一代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存在。
行李：上次你说有两个孩子在澳大利亚生活。
Johnny：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儿子在悉尼有一间宣传公益和环保的广告公司。但我认为他生活在城中付出了很多代价，他的房子上空经常有飞机飞来飞去，空气质量也不好。我的二儿子住在曙光城，他每年有三个月在德国教戏剧，还有一个月在苏格兰做圣诞市场。小儿子住在澳洲乡间的农场上，那里空气清新，他种植自己食物，跟我做的事情比较相像，他更加重视花时间来享受生活，但是大儿子更有野心，是典型的长子，想向父亲证明自己的那种。女儿现在和我生活在一个社区中。观察你的孩子们如何去诠释你的梦想，很有意思。某种程度上，孩子尽其一生在试图完成他们诠释中的父母的梦想。
行李：为什么大儿子和小儿子更想呆在澳大利亚而不是这里？
Johnny：我的小儿子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儿两年前来过，当时他们的女儿才一岁，在这里病倒了，他们很担心印度的卫生状况，就又回去了。当然，孩子反叛父辈的生活方式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行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起学习社区的呢？
Johnny：记不清了，我的孩子处于学龄的时候就是我在这里教育他们。大概十年前，有些孩子跑过来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学东西，而不是按照传统的教育模式。当时有12个孩子，是很理想的一个数目，孩子们有一定的年龄差距，可以彼此教育，家长们也深深地参与其中。这是我觉得曙光城的教育应该发展的方向，而不是现代教育中那种父母与孩子完全断开，九点钟把孩子送到学校，一天不用去想的模式。教育的一大部分来源于父母，如果孩子不讲礼貌，不是在学校不学礼貌，而是他的父母不讲礼貌。“母亲”并不想在曙光城建立学校，所以她将曙光城的第一所学校命名为“最后的学校”。第二所学校叫“最后的学校之后”，第三所学校叫做“没有学校”，但是我们却一直没完没了地建学校。她的想法是整个曙光城都是一所学校。无论你在做什么，如果你所做之事不能与孩子建立连接，那么你做的事情就是不对的。
我从教育探索中学到的经验是理想很容易因为人口的压力而妥协，比如你以一个很理想化的状态开始做教育，当人数多了起来，除非你愿意花几倍的精力去继续保持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否则就会回到传统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开始把孩子们放在教室里，把他们放成一排，给他们一个黑板。如果想改变现状，就需要双倍的努力。像DJ换碟一样，先同时放两张碟，直到它们达到一种和谐时再跳到另外一张碟。而这可能会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改变需要前瞻的能力。
行李：这种前瞻的能力从何而来呢？
Johnny：我觉得需要从自身的社会团体中跳出来看问题。我以前在澳大利亚做社区服务，在孩子们放学之后、家长下班之前陪伴孩子，因为我不需要对政府机构负责，所以能跳出盒子来思考。我发现这些青年人没有去处，在街上晃荡，可能成为潜在的问题。于是我向市政厅提出建立一个滑板场的建议。政府的设置是为了应对危机，但是要前瞻的话，需要艺术家、诗人和思想家。
Johnny和孩子们在他的学习社区，他和孩子们一起耕地、排话剧、建房子……在他身上，看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种性情。
行李：听说你最初来的时候，抱着对“一片耳闻原住民音乐、俯瞰海面的土地”的憧憬？
Johnny：现在我们种了这么多树，已经看不到海面了，在夜间仍然可以听到船只来去的声音。
行李：最开始的那些年，曙光城的挑战是什么？
Johnny：除了水源稀少、土地贫瘠这些自然因素外，就是如何和当地人共存。很多土地是曙光城在开始建设十到十五年之前购置的，一直空在那里，当地人就用来放牧。当曙光城的村民十年后出现的时候，当地村民感觉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被侵犯了。当时的情况相当暴力，有很多误解，而且没有一个曙光城成员会说泰米尔语。现在我们仍然在面对当地村民，最常发生的就是当地人到我们的林子里砍伐木材。有些行为在当地人看来是分享，在我们看来就是偷盗。这种偷盗的概念也是很西方、很个人主义的想法，“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拿。这是我的森林，你连柴火都不能捡。”在当地，如果我已经有一把锯子，又买了第二把锯子，那么其中一把肯定会消失，不幸的是，总是那把好一点的会消失。现在我们和村民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比胳膊细的木材可以随便砍来当柴火，而比胳膊粗的木枝砍掉就算偷盗了。我们作为新殖民主义者，至少能给当地人带来这么一些益处。
行李：周围的村落在过去这四五十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
Johnny：印度整个国家皆是。以前每个女孩都穿纱丽，现在她们更喜欢穿长衫和紧身裤，和西方人穿得差不多，对泰米尔新年和点灯节这些传统节日的热情也越来越少。我们刚来的时候用粮食付当地工人的工资。后来开始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有一个工人过来跟我说，“这是不对的，这会创造矛盾，现在我的妻子和我要因为谁分多少钱而打起来了。”上一代人在十几岁的时候，每天都赶着牛羊在田野中游荡，找野果子吃。他们穿着破烂，一天只吃一顿饭，经常偷东西，有时候甚至有些暴虐。而现在90%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教育，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奢侈，因为教育意味着金钱。当然，我们这些西方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可以奢侈地批判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说“这样的现代教育对你们不好，你们将会对着一个键盘，坐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痛苦地度过一生。”然而他们并不担忧这些，至少再也不被困在羊群和牛群中了。或许他们的下一代会厌倦这样的日子，更愿意回到村里种树种田，但是他们这一代是愿意去城市中生活的。
行李：这种经历城市再回到田间的过程，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吗？
Johnny：我最近遇到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他在金奈上完大学后成了一家养鸡公司的主管。印度的养鸡产业补助很高，产量极大，但是大量使用荷尔蒙和抗生素。这个年轻人无法面对整个产业背后的那种贪婪，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作为农民和市场中间的媒介，帮助农民把产品卖到更好的价格。但我觉得这种为了保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不被破坏而返乡的行为不太普遍。但是对城市生活产生的幻灭感会越来越大，毕竟，一个城市能吸收多少技术人员呢？
行李：你喜欢曙光城哪里？
Johnny：一般我不参加会议，但是前段时间我的儿子极力邀请我参加一个会议，主题是：曙光城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一个“沉默的观察者”的身份去参加，奇怪的是，所有人开口都在抱怨社区的种种，然后我就站起来说，“等一等，我好像来错地方了，我以为是来讨论曙光城哪些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来曙光城的时候什么期望也没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无以言喻的礼物。社区给了我80公顷地，在这里我可以种植自己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孩子，女人可以在家生孩子，我可以做一切想做的尝试，不会像在澳大利亚一样，有一个政府机构跟我说建筑的标准和规定，也没有人跑过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在家生产是违法的。我喜欢曙光城之处，在于这美妙的自由，我可以完全地做我自己。”这时突然有人站起来说，“谢谢你，这正是我想说的。”然后大家开始表达他们喜爱曙光城的地方。抱怨是一个怪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就陷入其中。
行李：你刚才说在曙光城的经济压力不大，我却感觉这里很多人都在为金钱担忧。
Johnny：如果在这里会为金钱担心，那么他在外面的世界肯定会更加担心。当然，我说这话很奢侈，因为我资格老，不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现在如果有人想要加入曙光城，前期面试就会问你有没有足够的财力，不然就建议你回国工作几年攒够了钱再回来。这对于想要加入社区的年轻人是件很挑战的事情。理想的状态下，我认为所有的房子应该属于一个中央的基金，而不被任何人独有。谁可以住在一个房子里应该由一个社区决定，取决于谁适合住在这个社区，而非取决于一个人的财力。
Johnny在不同时期设计的便携式房屋。如果不做“房奴”，还可以自建房屋，就可以离“自治”更近一步。
行李：你看到的曙光城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Johnny：这不能由我决定，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自治，有越来越多的有实际技能的年轻人，而不是像世界上到处盛产的那种书呆子一样。有很多第二代的社区成员让我看到很多希望，他们会砍树、会种菜、会盖房子。有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树屋社区，他们不仅在曙光城到处帮人盖树屋，也在全球各地教人盖树屋。曙光城让人着迷的一点是，在这里，你的技能越全面，越能自己修摩托车、自己盖房子、自己种菜、自己参与孩子的教育，就越可能在这个环境中存活下来，而不会感觉自己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笼子里。往前推100年，社会上最受尊重的都是手艺人。慢慢地，智力变得比手艺更重要，而现在的教育更加注重智力的发展。即使在我的年代，在14岁的时候就要选择是要成为一个手艺人，还是去上大学。一般情况下，选择成为手艺人的都是那些被认为不太聪明的人。我当时也想去学手艺，但是他们说你应该去上大学。不过我没完成学业就退学了。
行李：当时的澳大利亚环境算是保守还是开放？
Johnny：父辈是很保守的，他们从二战中走出来，从一个很大的混乱状态中走出来，心理上有强大的恐惧和抗拒。我在二战结束那一年出生，“大爆炸理论”在我16岁的时候开始流行，当时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大爆炸。我们的父辈一直认为他们知道教育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不想有任何改变。然而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再也无法控制他们的子女。我每天都在和父母争吵，和警察争吵，行为不端，当时整个的文化就是这样。
行李：算是澳大利亚第一批嬉皮运动？
Johnny：是的。
行李：你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嬉皮吗？
Johnny：是的，我仍然依据嬉皮的道德准则来生活，那就是自愿的简单以及自治。我尽量少地从印度这个国家索取，并且尽可能的回报。嬉皮的道德准则很理想化，去实现它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行李：先行者多数都是这样的吗？
Johnny：是的，全是嬉皮。
行李：现在曙光城似乎对嬉皮有一种不好的印象。
Johnny：我认为对于嬉皮的道德准则还是有很多的尊重，尤其在年轻一代中。嬉皮生活的根基是勤劳的工作，而不是飞叶子和听世界音乐。
行李：或许这是坏名声的来源？
Johnny：是的，尤其是在西方。这好像是退出世俗的一种表现。
行李：只有退出世俗drop out，而没有审视内心check in。
Johnny：是。
愿曾经的嬉皮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未完待续……
采访：刘安琪
照片提供：Johnny 刘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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