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十一年，大漢的朝堂上發生了一場劃時代的辯論，辯論的一方是【大漢第一經濟學家兼農業部部長】桑弘羊及農業部官員，另一方是全國頂尖的賢能多學之士。辯題是國企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第一，與民爭利，國家辦壟斷了鹽鐵，實際上沒有對gdp做很大貢獻，只是變相的爭奪了人民的利益；
第二，國企生產的東西，質量差，成本高，而且存在強買強賣的現象；
第三，最致命的問題，權貴經濟。國家搞企業，用的還是人啊，廣大官員們既是裁判又是運動員。必然會用一些自己的親戚碰喲，做很多有利於自己的決定，生產一些或者巨大的灰色收入。長此以往，貧富差距必然拉大，國家階級分化必然嚴重，貧富差距必然拉大。
桑弘羊先生說：你們說的這些，都是存在的。可是，如果不搞國營經濟，那麼一旦外族入侵，我們那什麼錢去保衛國家？一旦地震水災旱災，我們拿什麼錢去賑濟災民？？？
廣大賢士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上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來也沒有人能回答上來。
工業化之前，各文明均農業為主，國家財政收入也是建立在農業稅的基礎上的，在帝國建立初期的休養生息之後，人口逐漸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後，便會開始土地兼併，小農抗擊風險的能力太差，貴族/豪強/富農會逐漸吸收小農的土地，成為新的地主階級，在實力逐漸強大之後，他們會謀求政治影響力，通過培養晚輩考科舉和賄賂官員的形式，在朝堂上扶持自己的代理人，當他們的政治影響力足夠強大之後，就會抗繳農業稅，如果政府強徵，地主會將重稅攤到佃農頭上，佃農的生存壓力一大，各類邪教和反政府力量就有了生存土壤，國家根基就會受到威脅，很容易激起民變和地方割據，而為了鎮壓民變和割據勢力，往往會導致更大的割據力量的形成，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代安史之亂，唐末藩鎮割據，清代的太平天國，莫不如是，宋代因為工商業和貿易發達，農民負擔相對小了，民變壓力相對較小，而明代後期由於地主和貴族做大，中央政府無法動員到足量的錢糧，崇禎皇帝廢了東廠導致礦稅被斷，後期只能加田稅，遇上小冰河期，民不聊生，烽火遍地，最終亡於農民軍之手。鹽鐵專營制度，就饒過了這個循環，直接從農業文明下僅有的通用的工業產品鹽鐵入手，相當於國家直接攫取了鹽鐵的收益，如果國家不插手，而由市場定價，那麼各地鹽鐵商人經過兼併，會形成和地主一樣的利益團體，而國家直接接管這部分的收益，等於直接向全體國民徵收鹽鐵稅，而不僅僅是佃農，如果回去翻看歷史記錄，可以看見中央政府財政吃緊時，往往提高鹽鐵價格以充實國庫，這個方法見效快，民間的承受能力強，鹽貴就少吃點，鐵貴就用木器，帶來的危害遠不如加農業稅；鹽鐵收入對於中央財政的意義非同小可，這也是歷朝政府對於私鹽的打擊如此不留情面的原因。
漢朝主要的財政收入來自於百姓的賦稅，可是經歷秦末的戰亂， 百姓流離失所， 所以漢高祖實施無為而治， 自然賦稅也就較少。 到後來雖然百姓安居樂業， 但皇帝為了體現關心百姓疾苦， 或者說為了社會安定， 也儘量不去增加賦稅。 當然這對於漢初的國家， 收入是足夠了， 但對於窮兵黷武的漢武帝， 這點錢就不夠了。 那麼錢不夠怎麼辦？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人物張湯。 他創造性的提出提出將煮鹽與冶鐵收歸國家經營, 以壟斷財源, 並得到了武帝的詔準"大農令鄭當時分別推薦東郭咸陽孔僅兩人分別來負責煮鹽與冶鐵"漢代由國家經營鹽鐵從此開始"東郭咸陽孔僅本身就是大鹽鐵商人, 他們能得到重用, 可能是因為: 第一,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鹽鐵私自生產, 起到以商抑商的作用: 第二, 可以藉助鹽鐵商人的經驗, 對國營鹽鐵直接經營管理; 第三, 用政治地位換取鹽鐵商人的合作, 打擊那些擁有政治特權的浮食奇民"統治者的願望是美好的, 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卻出現了問題。 國家經營鹽鐵政策觸犯了大鹽鐵商人的利益, 所以東郭咸陽和孔僅在全國各地推行新政策時, 不得不安插大鹽鐵商人的弟負責當地的鹽鐵事務"當這些人變為國家官吏之後, 攘公法, 申私利, 跨山澤, 擅官市, 導致了縣官作鐵器, 多苦惡, 用費不省的惡果"看似國家己掌握了鹽鐵的生產與銷售, 但浮食奇民依然存在, 民間私營鹽鐵可能會再度興起， 於是元封元年(前 110 年) , 武帝把東郭咸陽和孔僅一併罷免， 由桑弘羊全權負責鹽鐵事務, 鹽鐵官營這才卓有成效地實施。 為了加強對全國鹽鐵官營工作的統一領導, 桑弘羊對原來的鹽鐵官進行整頓與擴充"在全國範圍內, 凡是生產鹽鐵的重要產地都設官管理"桑弘羊還置大農部垂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 檢查整頓各地基層的鹽鐵官營機構, 對地方的鹽鐵生產和流通進行指導和監督", 因為現在的鹽鐵官員由國家任命, 受國家監督, 他們為國家負責,所以這樣做完全阻塞了民間私產、 私售之路。 桑弘羊成功地將鹽鐵生產與銷售掌控於政府手中, 使鹽鐵官營得到了迅速發展, 大大加速了西漢中央政府向經濟領域的全面滲透。也就是說張湯提出了建議，而桑弘羊將它發展和完善。
桑弘羊通過實行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和統一鑄幣權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漢政府年年征戰所需的大量經濟支出。為漢武帝北擊匈奴提供了強有力的後盾。翻開歷史的書本，耐心的發掘，我們會發現這一系列的措施對於漢政府的利處還不止於此。漢武帝應該不會忘記他的父親所經歷的七王之亂。那是一次差點就亡國的禍亂。而這禍亂的起源來源於漢高祖劉邦所實施的分封制。漢初劉邦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大力分封自己的子女及近親為王。劉邦這一舉措是為了漢王朝的千秋萬代，卻萬萬沒想到在百年之後卻差點毀了自己一手打造的王朝。漢朝的藩王是享有很大的權力的。由於漢初沒有實行國營話，沒有統一的貨幣。鹽鐵也都是放手市場。所以藩王可以自鑄貨幣，開挖礦山。更可以收取賦稅，儼然小國國君。有了這樣大的權力。一旦反叛，後果不堪設想。景帝經歷的七王之亂就是最好的證明。漢武帝雖未親臨，卻憂心忡忡，桑弘羊之法極好的解決了這一系列的問題。鹽鐵權力上歸國家。從而遏制了地方藩王的權力過大，防止他們擁兵自重。同時還很好的解決了國庫不足的情況。可以說桑弘羊的一系列措施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最優的辦法。符合漢朝國情。國家要發展，有支出壓力，就有增加收入（加稅、 發債、 超發貨幣）的衝動。當錢袋子緊張的時候，權勢者只想著怎麼去弄錢，只要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國企的地位就逐漸清晰了。
兩千多年了，桑弘羊之問至今仍然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而放眼過去，無論哪朝哪代，亦是始終逃不過這個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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